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一、 听他们叙述：初衷与方法
       “棚户区”，在近代以来的上海历史中，一直是规模庞大、形态独特的城市贫民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这里居住的主要是五十年代中期以前自全国各地迁徙来沪的下层移民，也有小部分是原来即居住于此的“本地人”和五十年代中期以后零星搬入的居民。
       这几年来，因为教学和社会调研活动的需要，我曾一次次到棚户区，听居民讲他们的生活，隐隐然就有了想把他们的叙述内容记录下来的冲动。但我深知此事的不易：采集这样一个群体的生活记忆，为何又何为？让他们讲什么、怎么让他们讲、能听到什么……在在都可能成为问题，都需要认真的考虑和准备。
       可是形势不等人。“城市更新”的势头迅猛异常，有关上海内城的棚户区将在2005年前全部消失的传闻迫使我们尽快行动——在这类社区消逝之前，我们必须有所作为。首先只为了记录下我们还能看到、听到的，有关这些社区普通居民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过去和现在。2003年秋，我和我的几位研究生一起，动员、培训了社会学系近百名本科生和研究生，组织他们来到董家湾和元和弄（均为假名），展开了为期近一个月的棚户区居民生活史调查。
       在调查对象的选择上，我们着重考虑了社区形态及其对象群体的典型特征。这两个社区被我们选择为调查点，一是因为它们地处上海市棚户区最集中的苏州河北的闸北区和普陀区。同时还因为在我们调查当时，这两个社区还保留有较完整的整体规模。在所在社区居委会干部的热忱配合和帮助下，调查组在两个调查点以随机抽样的方式选取了近百户访问对象。随后，同学们进入到居民家中，对受访居民作了访问式调查。
       怎么问？如何记录？这些曾是我思索再三的问题。想做的与能做的，需有一个大致的平衡。作为访员，我们的学生与棚户区居民有着太多的隔阂，包括社会文化的、时代历史的，还有个人生命周期体验的等等。而面对受访者，我们还必须恪守基本的调查伦理，居高临下的访贫问苦或刨根究底的隐私窥探都有违这项调查的本意，也与社会学教学实践的宗旨不符。最后，我们确定了结构式访谈的基本方案，要求访问员参照访谈提纲，结合具体情景，以聊天对谈的方式提问并倾听。为了尽可能减少访问员对受访者叙述内容的主观选择，我们给每位访问员配备了录音器材，要求他们在征得受访者同意的情况下留下录音记录，随后依据声音资料整理出原始的对话内容，并记述下在访问现场的所见所感。
       现在大家看到的，即是我们整理后的叙述记录稿，除了按叙述内容稍作调整外，为了尽可能避免对受访者个人隐私的暴露，我们隐去了调查点、受访者住址以及受访者及其家属的真实姓名，并酌情遮蔽了一些个人相关信息。这儿的“棚户区居民”，主要是目前居住在棚户区、具有本市户籍的老居民，没有包括1980年代以后入住其中的外来人员及其家属。
       二、“第四种文本”的建构
       有关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样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描述。除了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者的一些经验实证研究的成果外，我们还可以从既往的各种文字和图像中搜寻出有关棚户区的记录来，这些记录在各个时期、以各种方式向我们描述了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情景。
       第一种文本：棚户区改造与穷人翻身
       首先要提到1949年以来由党政传媒机构及其各种宣传渠道传递给社会的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故事。这类故事的内容大致涉及旧上海棚户区悲惨万状的环境及生活，以及五十年代开始的新政府的棚户区改造、工人新村建设，一直到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大改造、棚户区居民“喜迁新居”。
       棚户区的改造和棚户区居民的生活改善，自1949年至今，一直是城市新闻传媒中主题报道的重要内容之一。这类报道无疑是为政权合法性和政策正当性提供明证的有效方式。在这一种文本被建构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主动抑或被动地，生活者自身也参与了故事的叙述。像上海市五十年代的东新村改造、肇家浜水上棚户区改造、“两万户工程”、曹阳新村规划，六十年代的蕃瓜弄改造，八十年代的药水弄改造，直到九十年代的“365工程”、 “两湾一村”动迁工程等等，几乎在所有的相关报道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棚户区居民怀着激动、感恩的心情讲述的今昔对比的生活故事。我们不清楚这样一些被传递到公众社会的叙述具体是如何被安排、被编辑的，却可以看到，让缺乏公共话语权力与能力的人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这对于政治是多么重要。在这样一种文本的话语框架中，他们的叙述是被规定了的意义的注脚。
       第二种文本：作为城市之耻的“下只角”
       与前一种文本同时存在的，是一般社会的棚户区相——作为城市之耻、上海之羞的特殊的城市贫民区。这类文本在非棚户区的市民中口口相传，在各种类型的上海故事中也若隐若现。
       可以说，旧上海其实是由三部分组成的：华界、外国租界（法租界和英美共同租界，广义的还包括越界筑路地段和虹口地区日本人居留地等），还有城市周边的棚户区。而在许多人的上海记忆中，棚户区是不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的。棚户区的居民自己，也会把进城叫作“到上海去”。1949年后，虽然随着行政区划的重组和城市工业区、住宅区的外扩，上海的城市地图和城市概念不断变化，但一般社会的棚户区相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棚户区被侮称为上海的“下只角”（以此相对照的是旧租界高档住宅区和繁华地段的“上只角”）。作为设施落后、拥挤肮脏的贫民住宅区，它是城市羞于示人的角落。
       在这同时，棚户区的居民，被社会地、历史地建构为一个特殊的族群。对这个族群的社会性歧视曾长久蔓延于这座城市。棚户区居民几乎成为贫穷、粗鲁、“档次低”等等的同义词。这种歧视甚至超出了一般的阶级/阶层歧视：住宅地段、祖籍地以及家乡口音，成了族群身份的识别标志，这种族群身份多少构成了社会交往及通婚的障碍。
       这样一种棚户区相，在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中有直白或隐晦的描述。它既可能是描写旧上海贫困与罪恶的空间元素，也可能是反映现实生活中社会不公或平民艰难的典型题材。当然，在大多数有关“大上海”的文字描述或视觉表象中，棚户区会被当作非城市、非上海的区域而被忽略、被屏蔽。
       第三种文本：“我的底层”
       九十年代开始，有关“底层”的叙述在中国文化知识界重新复活，近年来更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在相关的议论中，笔者注意到，区别于一般社会学者所使用的“社会下层”概念，“底层”话题的叙述者们正致力于通过“底层”概念寻回在“阶层”概念中可能纷失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含义。这显示了知识分子试图从“底层”的意义世界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努力、甚或也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社会深处革命力量的想象和向往。
       与此同时，“底层的表述”作为一个问题被提了出来（《天涯》杂志2004年第2期和其后的几期专门推出了题为“底层与关于底层的表述”的专题）。如何接近、了解真实的底层世界？人们开始探讨其途径的可能。但是，一方面，人们意识到了“在现代社会甚至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底层’始终是一个被言说的他者”，底层难于摆脱被表述的命运。因为在知识分子看来，底层既没有表达的能力和权力，也缺乏自主性的话语和清晰的思想。可另一方面，不少讨论者依然坚持“底层的表述”或“表述底层”的必需和可能。
       带着价值的关怀和实际困惑，一些学者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叙述，以底层社会一员的身份、或以底层生活曾经的亲历者的身份。在这样一些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别于上述第一种文本的棚户区：那里没有空泛的政治激情，虽然工人们有对生活的知足和对党的感恩，但叙述者们道破了那所谓的平等其实只是一种幻觉。棚户区居民所以能安于物质艰苦的非城市的生活状况，多少是阶层隔离（城市生活区隔）以及他们习惯于以另一种“底层”——乡村农民为参照的结果。
       在这些文本中我们还能读到另一种全然不同于上述第二种文本的棚户区：在叙述者们对“我的底层”的记忆中，棚户区的居民不仅对国家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忠诚，那里的人们还恪守着传统的道德信条，淳朴善良而又疾恶如仇，邻里间洋溢着浓浓的亲情，社区有“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安全……
       在这样一种叙述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者对底层的天然情感，以及试图改变底层被表述、被扭曲的命运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叙述者与实际的底层之间存在的或多或少的距离。这种距离既存在于他们主观上的“底层认同”与他们实际生活中“非底层的社会地位”之间，也存在于历史想象与现实之间。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叙述者对今天现实中的棚户区和底层人表现出了深深的隔膜和失望。
       第四种文本： 共同建构“他们的叙述”
       底层的表达如何可能？有的学者倡导将教育送入民间，培植下层民众的叙述能力。也有的学者身体力行，致力于民间叙述的记录。还有不少史学工作者致力于以口述史的形式将民间的记忆传递到公共话语空间和知识领域，就像汤普逊所认为的那样，“口述史正是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它在展现过去的同时，也帮助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当然，对于执着于“纯粹的”底层话语的人来说，问题依然存在：到底哪些才是底层自己的话语，“底层的真正的思想”是否存在？
       “让他们自己叙述”，出于对记录社会的意义理解和自身的研究需要，几年来，我自己曾尝试过让研究对象自述，也曾多次组织学生深入社会，对话、倾听并记录。在着手计划这项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调查时，“共同建构”已经成为我对这类调查的方法上的一种自觉。在我看来，“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应该被视为一种目标追求，但不是这项工作的性质要求。仅从形式上讲，至少有三部分人会共同参与这一个文本的建构：①作为调查策划者、组织者和成果编辑者的本人（以及协助我工作的研究生），②作为访问员、记录者的学生，③作为叙述人的受访者。这样的共同参与，是这一类调查、叙述得以实施的前提条件。在这种前提下，对“他们的叙述”的“纯粹性”的追求，不应表现为对共同参与这一事实的淡化，或对其意义的否定，而恰恰需要对这种共同建构性质的明了，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对叙述者话语空间和叙述内容的尽可能的尊重和保留。
       毋庸讳言，从调查计划和访谈提纲的确立、到这本实录的最后定稿，“我们的”的意图和视角贯穿始终。此外，学生们会以他们的方式展开调查，有的是我担心的（他们对调查宗旨的可能的理解偏差，对棚户区居民生活史的挖掘、理解的能力，以及实际的对话可能），也有的是我希冀的（很多情况下，访问员的话语权与受访者的话语空间是成反比的，学生访问员可能听到大学研究者无法听到的叙述）。但无论如何，我们希望能给予受访者尽可能多的、自由的叙述空间，并在记录、编辑的过程中自觉地减少“他们的叙述”被扭曲的可能。
       三、他们的记忆和生活
       历史与现实的经纬之中
       棚户区居民的生活，应该不缺少丰富的内容，他们中很多人是早年从农村逃难来到上海谋生的老一代移民，有过扛码头、拉黄包车、当童工、在日资纱厂做包身工、在荒地里搭棚栖身、为地下党送情报等等的经历，1949年后又多成为正式的工厂职工，是响当当的“上海工人”，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出过大力，有的曾当过劳模，有的还经历了六十年代的支援新疆、支援内地“三线”建设……他们原是上海滩苦难历史的亲历者，也是这个大都市风云沧桑的见证人。但是如今，在他们这里，在不少受访者的记忆中，这些似乎只剩下了轮廓模糊的线条，缺少我们期待的细节，也缺少我们想象的激情。
       当然有访问员与受访者之间互动的问题，也有叙述者记忆力或表述能力的问题。但是，细听他们的讲述，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面有着讲述者的某种选择。作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史的共同建构者，他们的参与并不是完全被动的。面对我们的访问员，他们会有疑问：“为什么要讲？”“讲什么？”“跟你们讲又有什么用？！”
       是的，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叙述行为和叙述内容赋予意义。而这些，恰恰是我们难能设计和达到的。
       人们的记忆和叙述，不可避免地会被镶嵌在由历史和现实交织成的意义世界里。我们曾经听到过老工人老贫农们声泪俱下、细节详尽的“诉苦”、“忆苦思甜”，也曾经听过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报告”，还有“文革”受迫害者的血泪控诉，今天我们更可以看到各种虚虚实实的个人传记和家族史。我们都不难为每一种倾诉行为找到其个人动机与时代的/社会的因素之间的联系，也很容易为他们的叙述内容找到相应的历史的/现实的意义。而在我们所作的这一类对社会下层居民生活史的调查（深度采访）中，叙述者同样需要为自己的叙述寻找意义。即使我们可以成功地取得他们的理解，即他们愿意配合我们，为社会、也会他们自己的所属群体留下一份文化资料，可是，他们还需要面对他们自己的生活。
       在叙述中，他们常常会说：“不说了，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你们不懂的，说了你们也不理解……”难道不是吗？他们当初逃难来沪的果敢、艰辛，在上海立住脚的不易，在旧上海受的苦，后来被视作“国家主人”的骄傲，为国家、集体作的贡献，在政治运动中付出的热情，为哺养子女吃的千辛万苦（他们一般都是多子女），他们节衣缩食存款借债在棚户区搭的棚、造的屋……所有这些，在工人重又跌入下层、贫穷被视作为耻的今天，还能有多少意义？他们凭什么、又如何能够去细细地回味、热情地叙述？
       人们的记忆和记忆叙述，是主观过滤的结果，也是个人与时代、与社会对话的产物。在这里，“他们的叙述”作为这个社区中这个群体的生活史记忆和生活现状描述，较之于他们对生活事实的复原程度，其客观性、真实性更存在于他们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时代的关系之中。
       他们身处的现实情景
       在叙述中，棚户区的老人们常常提到他们今天享受到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他们有知足的一面，对政府和共产党怀有一定的感恩之心。但是，听他们回忆过去的生活，我们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那一个“苦”字——在农村没法活下去的苦，来上海做苦工的苦，工厂里三班倒的苦，车间里潮湿闷热的苦，家里住破阁楼的苦，孩子下乡插队的苦……“那时候苦啊”， “苦透苦透！”
       与记忆中的辛酸同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他们目前的困厄现状。
       （1）中年一代的下岗，是棚户区绝大部分家庭遭遇的生活困境。这里的老一代居民基本上都是原国营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人。而他们的子女，无论是直接分配工作的还是下乡后回城的，职业的继承率极高（不少人是通过顶替父母进入工厂的）。在九十年代以来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他们首当其冲，很多人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如今，下岗的中年人或者自寻出路找活干，或者就干脆吃低保、吃父母的退休金。这种状况是许多棚户区居民感到生活无望的最直接的原因。
       （2）外来人员的大量进入构成了棚户区居民现实烦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棚户区中一些有能力在外面购房的居民走了。他们的搬迁给留在那里的居民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在分化中感到的失落（“我们买不起房，走不掉啊”），还有新的外来者的进入（搬走的居民往往将房子出租给外地来沪人员）。如今，上海的棚户区里，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员的比率普遍在一比一左右。新的外来者给老住户们造成了很大的不适，他们觉得自己的生活秩序、自己的社区环境被打乱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这里有许多城市人并不了解的苦恼：虽然许多城市居民也在对“外地人”表示排斥或同情，但大部分城市人其实生活在与外来者相对隔离的“安全”区域，可棚户区居民无法回避。
       （3）对房屋动迁的担忧，是棚户区居民对生活感到不安的另一个主要原因。九十年代以来的城市更新运动，早已经触及到了棚户区，这两个调查点的居民们也经历了由盼动迁到担心动迁的过程。他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接受经济补偿，他们能得到的钱买不起他们需要的住房。而如果接受现房安置，他们就必须离开城区到郊外去生活，那样的话，对中年人来说，最大的问题可能是无法找到工作。对老年人来说，则意味着会遇到看病难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是他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的最起码的条件。
       面对这一切，受访者们普遍流露出了他们的苦楚与困惑：他们依然有着较明显的与国家一体化的倾向，但是他们感到了不信和不安：我们一直是相信国家的啊，国家不会不管我们的吧，可是现在这个样子，叫我们怎么办？！
       四、需要讨论的问题
       近几年来，关于社会贫困层的问题，社会学界和其他文化知识界都曾展开了相应的研究和讨论。可以看到，在社会学界的“社会分层状况”研究和“贫困问题”研究中，问题的指向主要在于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机制，学者们关注的是社会分层制度中的公平原则、社会流动渠道的开放程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等。而在文化知识界的“底层”问题讨论中，问题的触角更多地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层面以及知识分子与社会底层的关系。笔者注意到，除了源于价值维度和学科背景的种种不同外，导致大家关注点不同、话题分叉的，还有对概念的理解及使用的差异。
       关于“下层”和“底层”，虽然，不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框架和理论脉络里自有不同的意义，在不同的问题中也有不同的所指，似乎不必细细甄别。事实上，笔者注意到，学者们在介绍国外相关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时，各种翻译文本中也并没有形成较严格的概念对应和区分，如英文的subclass在不同的文本中被译为“底层”和“下层”的都有。但是，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概念所指（研究对象）及其含义作必要的推敲和说明。如果说，这两个概念都是指的具体社会中的某个阶级或阶层，那么，我们需要对这个社会的社会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有相应的了解，据此我们才可能确认这个社会的“下层”或“底层”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它们的背后蕴含着什么样的问题。
       所谓社会分层制度，在社会学中通常被区分为奴隶制度、种姓制度、身份制度、阶级制度等几类。这其中，阶级制度与其他各种制度的最大区别，是社会成员自由改变个人社会地位的制度上的可能，即人们不会因为种族、民族、种姓、宗教、父母身份等各种先天的因素而在制度上受到社会流动（水平的横向流动和纵向的社会地位流动）的限制。在非阶级制度的社会（如各种身份制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之间、尤其是底层与非底层之间，个体的自由流动会受到种种制度的限制，而且不同阶层在社会领域（包括职业、交往、婚姻等）和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会有各种制度屏障来实施隔离。而在阶级制度的社会中，人们具有在阶级/阶层之间自由流动的可能，上层的人可能降入下层，下层的人也可能步入上层。而且不同的阶级/阶层会有文化（包括宗教）的共享，在各种社会流动渠道中（如职业、教育、军队、婚姻、政治团体等各种途径），也不存在身份歧视的制度。当然，即使在阶级制度的社会，社会分层的实际情形也会因不同的阶级文化传统，以及社会流动渠道的实际开放程度等而不同。
       这就是说，在不同的社会分层制度下，“下层”、“底层”概念会有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我们不能拿一般的“社会下层”概念去说明印度的底层社会（尽管印度已经在法律上取消了种姓制），我们也不宜拿“底层”概念去涵盖日本社会中普通的低收入群体（在日本另外存在一些特殊的底层群体，如被视作为贱民的“部落民”群体，还有被称为“在日”的、受到种种制度性歧视的韩国/朝鲜人群体等）。同样，今天中国社会中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层状况、庞大的贫困群体的存在，既不同于美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差异，也不同于印度的贫困问题。不仅如此，即使在中国，我们今天的情况也与1949年前的情况、以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情况有着性质上的种种不同。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将不同社会/时代的、不同分层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中的“下层”或“底层”，视作为普遍的意义相同的存在与问题来看待和分析，那在某些层面上，很可能会遗漏或模糊了真正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较之一般的、相对中性的“下层”概念，我们对“底层”概念的使用应该有更明确的意义界定和问题指向，譬如，由社会分层制度而被隔离的、被规定的“无望的下层”、 “被贱民化的下层”。据此，当我们今天关注中国的“下层”、“底层”问题时，我们的讨论或许需要从中国的“社会下层如何被底层化”的问题开始。这个问题首先涉及到制度性身份歧视、社会关闭（上升流动渠道被堵）的问题。当然，我们还需要追究制度及其理念被空置的问题，这涉及到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社会公平原则和社会保障制度空洞化的问题，以及贫困层陷于无业、无望，生活秩序遭破坏，城市贫民区被边缘化、再度贫民窟化，社会支持/社会管理系统弱化等一系列的具体问题。
       值得讨论的问题还有许多，例如如何看待“社会主义记忆”的问题。在国家主义尚没有得到清理的今天，笔者不希望这本书的意义被过度阐释、甚至被曲解。我们可以说中国曾经有过底层的政治翻身和阶层间的相对平等，但那是以另一些阶层沦为政治贱民为前提的，同时社会也没能避免另一种特权等级系统的形成。我们也可以认为我们的城市里（包括贫民区）曾有过安宁和谐的生活秩序，但我们应该知道，那是政府强制推行身份制的结果，那代价是数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公民的社会流动权利（包括迁徙的自由和改变社会身份、社会地位的自由）的被剥夺、被限制。
       本书中的叙述者——棚户区的老居民群体，很快就将消逝于城市的历史中了，连同他们的社区一起。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将搬到城市的各种老工房或外城区的新建安置房中。他们终于要告别棚户区，告别过去的生活了。但他们的生活还将继续，他们的困厄依然是城市的问题、我们社会的问题。
       与此同时，另一批下层新移民正从全国各地的农村进入城市，他们不能自搭棚户——今天的城市不会有无主地或荒地供外来人栖身了。无钱购房的外来务工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们，除了在工地、工厂宿舍或菜市场里搭铺寄宿外，大多租住在棚户区或城乡结合部的廉价住房里。那些地方正在成为新的城市贫民区。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已经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的一部分。虽然我们的这项调查并没有将他们纳入其中，但我希望，我们的这一个“他们的叙述”的文本，能有助于大家对另一个“他们”的群体及其生活的了解和理解。
       （本文为《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一书序言，本书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陈映芳，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