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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2002年初统计：在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的情况下，俄罗斯2001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5.5％，工业产值增长了5％，农业产值增长了6.8％，生产领域投资增长了9％,工资、养老金水平也有所提高，人民生活获得了一定改善……这一现象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
       有些学者认为俄罗斯的形势好转，说明经济走出衰退低谷“雨过天晴”，“改革阵痛”虽然有些长但总算熬到尽头，“休克疗法”和私有化虽然代价不小，但最终还是能产生积极的效果。但是，真正熟悉本国情况的俄罗斯经济学家，却有着更为冷静、客观的看法。最近《俄罗斯企业家》杂志，刊登一篇评论经济形势的文章，其中有寓意深远的形象比喻，“今天的俄罗斯确实与1999年大不相同，这个国家可恰当地比喻为一个病人，刚刚从危重病人的急救室出来，回到了普通病房之中，病人刚刚摆脱了剧烈疼痛，危及生命的昏厥抽搐，但还远远没有真正康复……”。
       深入考察一下俄罗斯的改革历程，就会发现近年来俄罗斯出现难得的好转，与其说是“休克疗法”终于见效，不如说是一个人曾误信了庸医，吞服“毒药”期盼着神奇疗效，却没想到大病了十年之久，“短期阵痛”变成挥之不去的“长痛”，终于怀疑大夫稍微改变了药方，病情却出人意料地显著好转，但是，病情显著好转并不意味着康复，俄罗斯大病十年之后仍非常虚弱，仍需要长期对症的调养治疗。俄罗斯经济长期萧条后趋于好转，绝非“私有化”带来十年痛苦之后，又从“失灵”重新变成了“灵丹妙药”，与此相反，这恰恰同普京敢于纠正叶利钦时期的错误，搁置了丘拜斯制定的一系列私有化计划，特别是能源、通信等战略行业的私有化，采取措施打击私有化中崛起的金融寡头，阻止他们勾结腐败官员掠夺社会财富，然后将巨额掠夺资金转移海外有关。这一进程，曾被西方媒体誉为“普京新政”。
       普京向新贵发出警告
       2001年3月，外电报道了美国国防部的一份战略报告，认为世界实力格局正发生着深刻变化，随着俄罗斯力量的削弱和中国力量的崛起，美国对全球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把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以中国为主要目标。布什总统还公开声称，俄罗斯经济衰落难以维护现有核武库，无法作为北极熊重新苏醒过来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美国诱导俄罗斯搞激进改革时，曾再三承诺“短期阵痛”很快会过去，如今却不屑对改革失败原因做解释，干脆逼迫俄罗斯承认失败俯首称臣。俄罗斯的例子给人们的警示是，改革成败不仅关系到经济效益，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俄罗斯饱尝屈辱，痛感上了美国的当。普京上台后决心重振大国雄风，努力纠正叶利钦时代的错误政策。
       世界上有些潮流来势汹汹之时，人们很难想到会有退潮的一天。前些年俄罗斯东欧涌起私有化浪潮，也搅动得许多中国人希望效仿。近来，俄罗斯改革风向似乎骤然生变，那些私有化潮流中涌现的金融寡头，不久前还呼风唤雨左右着俄政局，突然成了遭到全球通缉的要犯。
       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打击金融寡头的声势日益高涨，昔日在俄政坛叱咤风云的寡头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有些人躲进议会，借议员享有的人身不受侵犯的保护伞，消灾避难；有些人跑到了国外，寻求政治避难；而在国内的一些商业巨贾则经常被检察机关传讯，度日如年。
       2000年11月13日，俄罗斯联邦总检察院批准逮捕俄著名金融寡头古辛斯基。由于古辛斯基早就感到风声不对，在检察院作出此项决定时旅居国外，俄总检察院宣布联邦通缉令，要求全国司法机关和国际刑警一旦发现古的下落，便可立即对他进行拘捕。著名寡头别列佐夫斯基的日子也不好过，他汲取了古辛斯基的前车之鉴，拒绝俄总检察院的传讯出走国外，还委托律师发布了一项公开声明，称俄司法机关对他的调查是一起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因此，在“政治犯”和“政治难民”两者之间，他只能选择后者。
       据悉，普京向俄罗斯的新兴贵族发出了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普京总统这一振聋发聩的棒喝声，已由俄罗斯国家税务警察局付诸行动。该局调查部长沙连科夫称，中央税警已奉命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他还奉劝那些用假名字或假文件在海外购置不动产的人，不要和国家开玩笑，不要自以为聪明，俄国家资产委员会将会拿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因为他们意识到，属于他们的“幸福新生活”已经屈指可数了。由于俄罗斯私有化运动的爆发户，普遍涉嫌隐瞒资产逃避税收，转移资产海外并购买豪华别墅，他们随时面临着经济犯罪的指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俄罗斯政局变迁绝非是偶然发生的，从多年来俄罗斯私有化造成的恶果，人们可以预感到风向变化的预兆，意外的反而是变化姗姗来迟，直到恶果长期积累成为巨大灾难，但是，变化虽迟却最终来了，令人感到善恶终有报。
       2000年8月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失事后，普京总统对金融寡头做了强烈的抨击，指责他们凭着在叶利钦掌权时期同克里姆林宫的密切关系，掠夺国家财富造成了经济和军队衰败。据报道，普京会见潜艇罹难者家属时，将潜艇失事和无法有效救援潜艇人员，归咎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团糟的改革计划。他说：“谈到海军拯救设备，它已经垮掉了，它已一无所有。国家已一无所有。”普京称金融寡头是导致俄罗斯经济和军事衰微的罪犯。他们大肆盗取财富，收购媒体，操纵舆论对这起惨祸“撒谎”，以便向政府勒索。
       继举国震惊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事故后，紧接着发生了莫斯科电视塔大火灾，这是一周内连续发生的重大灾难事件。普京对这些灾难事件发表评论说，“新的紧急形势显示，我们最重要的设施及整个国家已经处于何等危急的状况。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些意外事件背后更广泛存在的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俄罗斯经济的现状”。他还强调说，再也不能隐瞒国家已举步维艰的实情，俄罗斯必须重振经济才能避免这类灾难发生。俄罗斯推行私有化改革过程中，腐败官僚和经理勾结掠夺资产，结果投资急剧降低甚至低于折旧，造成各行业设备和基础设施严重老化，被普遍认为是导致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
       据长期在俄罗斯经商的宋晓路说，俄罗斯的艰难状况，国内人难以想象。库尔斯克号沉没，莫斯科电视塔大火，这些戏剧性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各个行业的设备都在急剧老化衰败，这是十年没有投资的必然结果。俄罗斯的前景究竟如何可想而知。她还说，有人认为俄罗斯开始走出谷底，开始复苏，其实没有那么回事。俄罗斯就像一个发烧四十度的病人，烧了十年，现在回落到三十九度，还是高烧，而且还可能回升。石油价格上涨带动了俄工业回升，但即使是秋明油田仍然非常困难，原因是工业金融寡头为了自身利益，出口的钱都留在国外回不来。俄罗斯公众舆论早已达成共识，俄金融寡头趁私有化之机大肆掠夺，乃是造成社会灾难的重要原因。《环球时报》曾报道，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欲，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例如遭到通缉的俄寡头古辛斯基，他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在西班牙和伦敦的奢华场所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古辛斯基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周末打网球时，在网球场巡逻的武装警卫多达十五人。古辛斯基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员达几千人之多。
       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在俄大城市的地下通道里，总能见到骨瘦如柴的老妪，伸着颤抖的手，眼泪汪汪地向行人乞讨。每当傍晚，街头就会出现一些老妪，手中举着几条干鱼、几根香肠或几包油炸马铃薯片，她们从不叫卖，只是默默地呆立着，眼巴巴地望着过往行人，静候问津者。更凄惨的景象是有的老年寡妇，手中居然举着年轻时获得的劳动勋章，或是卫国战争中牺牲的亡夫的衣服，期待着能换回点食品。
       这种鲜明的对照，令有良心的俄罗斯人都感到痛心疾首。普京总统发誓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普京强调说：“我们的优先方向是保护市场，使其免受达官显贵和犯罪分子的非法侵入”，“所有经营主体应该一律平等”，同寡头的关系应“像同小面包房房主和修鞋店店主一样”，“诚实的工作应该比偷窃得到更大的收益”。普京还坚定地表示，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今后再也不会回头！”
       值得关注的是，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曾夸口说：“几乎所有的政治家都有自己的身价，他们差不多都被我收买了。”别氏还曾嘲笑那些主张结束寡头政治的人，他认为：“普京之所以说要摆脱寡头，是因为他必须这样对选民说……但要摆脱寡头是不可能的。”的确，前俄总理普里马科夫也曾努力打击金融寡头，结果却被叶利钦和金融寡头搞下了台。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金融寡头还大撒金钱支持他竞选。俄罗斯舆论曾认为，普京的优势在于他是未知数，很少发表言论阐明自己的立场，因而遇到社会各方面阻力较少。现在看来，俄金融寡头的赌注还是押错了，难怪他们惊呼“原来普京不是叶利钦的接班人”。
       其实，寡头的失算恰恰正是历史必然，就算普京原来曾经忠于过叶利钦，看到改革失败给俄罗斯造成的灾难，他也未必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继续推行叶利钦已经失败的政策。据报道，叶利钦也曾向报刊发表评论，公开为金融寡头进行辩护，指责普京打击惩治他们的行动，但是，据一项社会舆论调查，大多数民众认为叶利钦过大于功。普京显然不愿意继续追随叶利钦，为了维护少数金融寡头的利益，重蹈其身败名裂的覆辙。据报道，普京采取打击金融寡头的行动，深深赢得了俄罗斯民众的支持，调查显示他的支持率上升到70％。西方媒体甚至哀叹道，俄罗斯民众对普京的广泛拥护，仿佛就像对前苏联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只不过这一次是自发形成的。俄罗斯民众饱尝了改革失败的苦果，才会如此拥护敢于打击金融寡头，努力纠正私有化灾难的新领导人。
       俄罗斯私有化与七大寡头
       俄罗斯形成控制经济的七大金融寡头，以及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改革道路的失败，特别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值得注意的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初期，曾经探索过多种改革道路，强化激励、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由于受西方宣扬的规范经济理论影响，戈尔巴乔夫认为产权改革才是关键，决定大力推行股份制，并将其称之为“社会化”。1990年，苏共中央向二十八大提出的纲领草案，明确肯定了股份制的作用，决定以此来加快经济改革。1991年戈尔巴乔夫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曾发表宏论称“我们愿意实现经济自由，但这主要由社会来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推动人们进入股份企业”。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衷，或许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一旦人们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就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曾经拥护社会主义的前苏联民众，纷纷转向拥护主张激进改革的叶利钦。
       叶利钦曾以反腐败赢得民众支持，他主张推行私有化实现“人民资本主义”，但是，俄罗斯民众没有料到私有化的结局，竟然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迅速形成了七大金融寡头家族的垄断，昔日号称“反腐败英雄”的叶利钦，如今也涉嫌通过洗钱将巨额资产转移海外。1991年叶利钦上台后，开始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其措施包括出售、拍卖中小型国有企业，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改造，第一阶段称之为“凭证私有化”，发放可出售、转让的私有化证券，第二阶段则称之为“货币私有化”，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法人购股、持股基金和产权重组等等。早在1994年底，俄罗斯已有70％的工业企业进行了私有化。但是，俄罗斯私有化政策的实践效果究竟如何呢？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统计资料，1998年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有50％陷入了亏损，有25％的私有化企业实际上已经破产。据我国访问俄罗斯的学者考察，俄罗斯民众普遍认为，他们名义上虽然成了股东，却根本没有参与的权力和机会，感到自己非但没有成为“主人”，倒是沦为了“雇工”，经常受到拖欠工资和失业的威胁，众多俄罗斯人因生活艰难而将私有化证券或股票低价出卖。
       俄罗斯社会早已广泛熟知，私有化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新兴腐败经理阶层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而将其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无法监督制衡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种变态的私有产权结构一旦形成很难纠正，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是长期性的。俄罗斯居民普遍认为，私有化已成为合法化的盗窃行动。渐渐地，俄罗斯形成了掌握经济命脉的七大垄断财团，通过其拥有的大新闻媒介影响社会舆论，提供政治资金和安插内线关系操纵政府决策。
       一般认为，这七大垄断财团包括：
       别列佐夫斯基由于他跟叶利饮周围的人关系密切，通常被说成是寡头政治家的领头羊。他的企业资产包括以销售汽车为主的洛戈瓦兹公司，并持有俄罗斯最大的电视台、国有的俄罗斯公共电视台的股份。
       弗拉基米尔·吉辛斯基在所有寡头政治家当中，古辛斯基在2000年的危机中情况似乎最好。尽管广告收入下降给媒体带来损失，但他依然控制着独立电视台、《今日报》和莫斯科回声电台。他的桥银行遭到危机的打击，但他已提出与实力雄厚的莫斯科银行合并，后者的主要股东是莫斯科市政府。
       亚历山大·斯摩棱斯基他是SBS一农业银行的负责人，该银行一度是为零散客户服务的主要私有银行，在向农业提供信贷方面实力雄厚。但该银行在金融危机中遭到严重削弱，斯摩棱斯基自身前途未卜。该银行前不久已更名为“联盟”。
       弗拉基米尔·波塔宁他的帝国核心俄罗斯联合进出口银行在2000年危机中成为第一家拿不出钱来兑付欧元债券的俄罗斯债户。阿纳托利·丘拜斯被解除职务后，波塔宁的政治势力日渐衰落。
       弗拉基米尔·维诺格拉多夫这位大亨的财富也是仰仗一家银行，即国际商业银行。中央银行已经没收了国际商业银行的营业执照，因此他的前景似乎比较渺茫。他的其它资产包括巧克力厂和一个金属厂。
       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在危机中受到打击的另一家银行梅纳捷普银行是霍多尔科夫斯基的资产。他的另一家主要企业南方石油公司是俄罗斯第二大石油生产商。
       米哈伊尔·弗里德曼他是包括阿尔法银行在内的阿尔法集团的负责人，是知名度最低的寡头政治家。阿尔法集团的另一项重要资产是秋明石油公司，但该公司只是第六大石油生产商。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产权理论，私有化是惟一能够彻底明确公有企业产权界定的办法，应该能够减轻国有企业的“预算软化”现象，大大提高企业效率，为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实践效果却同西方的产权理论的推论完全相反呢？根据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演化规律，企业的产权结构总是在企业成长的漫长过程中适应生产规模、经营管理、代理成本等生产力因素的需要，逐渐地有机形成的。一般来说，私人企业是由业主、合伙、有限责任企业逐渐成长为股权较分散的大型股份公司的，这样控股股东才有充分的时间，逐步积累控制企业和选择、监督代理人的经验，将由于股权分散化和两权分离造成的代理成本限制在一定范围。如果私人企业的股权分散化过程过快，可能造成企业权力体系失去控制，因内部矛盾和纠纷干扰经营权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导致企业的亏损甚至解体。但是，俄罗斯私有化运动，不顾国有企业的不同动态成长经历，试图模仿西方股份公司几百年演化的静态结果，完全违反了上述经济规律。由政府官员和某些经济学家，仅仅凭着主观的空想，在短期内以任意方式决定成千百万企业的所有权结构，这样一方面给原有经营秩序带来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却无法保证经营才能同财产分配重新结合的自然过程。例如，产权的平均分配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如果企业财产落入善于权术而无能经营的人手中，低效率将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固定化。调查表明，私有化进程中，俄罗斯的原国有财产的控制权正迅速集中在官僚、黑社会和投机集团的手中，这种所有权结构是否能提高原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是不难想象的。
       前苏联的旧经济体制有僵化的弊病，但依然存在着比较严格的责任制度和监督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预算软化”和贪污浪费现象，如国营企业对设备工具、行政费用和现金出纳等有比较严格的管理制度。根据现代组织理论，实行分权化和引入市场化改革时，企业应特别重视用新的责任制来取代旧的责任制，否则经营部门易于滥用新获得的权力，导致代理成本的扩大。但是，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却违反了上述规律，对所有权结构进行任意而且过快的分散化，破坏了经营权的权威性和统一性，导致众多股东之间信息交流和协调成本的大幅度增加，这样做虽然瓦解了旧的责任制，但是新的有效责任制却难以建立起来。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许多企业的实例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前苏联的民航体系很发达，责任制度也非常严格，甚至飞行员用哪一只脚先登上飞机都有规定，违反了要受处罚，因此，前苏联民航以其安全性而闻名。但是苏联解体后，民航实行了私有化，经营责任制却非常涣散，恶性航空事故大幅度上升，而且大多是缺乏责任心所致，1994年失事的一架飞机，竟然从黑匣子的录音带上发现了驾驶员孩子的声音，专家推断这种明显违反驾驶安全规定的做法同事故有直接关系。又如，前苏联的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很发达，我国电力系统经常购买其设备，虽然其体制僵化，同部委的交涉时间较长，但批准后执行却很快；前苏联解体并私有化后，同各个厂家的经理交易都要有现金贿赂，因此尽管其设备价格便宜，国内正规企业也难以再购买。上述实例比理论分析更加生动地说明了俄罗斯实行私有化后“预算软化”问题恶化的事实。显然，俄罗斯的私有化非但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所谓“产权虚置”问题，反而却真的造成了“责任虚置”的问题，而现代企业在实行两权分离的条件下，经营责任制是决定企业效益的更为直接的因素。
       由于俄罗斯私有化造成了经济秩序混乱，80％的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征收高额增值税加剧了企业负担和逃税现象，国家丧失了关键性领域的国有企业，结果导致了生产萎缩和税源枯竭。1997年俄罗斯的财政税收不足预算的一半，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拖欠了巨额的工资、养老金和福利费用。政府为了弥补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兑现叶利钦1996年总统选举许下的承诺，避免因拖欠工资出现社会爆炸的局面，被迫依靠大量举借高利息外债勉强度日。但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等原因，俄罗斯举借外债日趋困难，利息成本大幅度增长，偿还债务支出已占全部财政预算的30％，甚至俄政府将国债实际利息提高到150％，国际货币基金提供了二百多亿美元贷款之后，外国投资者也不愿购买反而纷纷抛售，最终成为一场新的国际金融风暴的发源地。俄罗斯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之后，几乎没有投资建立一家新的工厂企业，资金不是外流就是进入金融泡沫投机领域，实质生产不断萎缩而股市却出现虚假繁荣，1998年泡沫经济崩溃触发了股票市场暴跌，私有化企业的亏损面急剧上升到80％，沉溺于投机的私有化银行也纷纷破产。正是上述社会经济困境，促使普京发动了打击金融寡头的运动。
       美式改革药方的误导
       俄罗斯改革走上私有化的道路，进而形成控制经济的七大金融寡头，美国推荐的害人改革药方难脱干系。1980年代后期，美国一方面积极鼓励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一方面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最近涉嫌上百亿美元洗钱案的主角之一，俄罗斯驻国际货币基金代表卡加洛夫斯基，前苏联时期曾接受哈耶克基金会精心培训，同西方上层政界人物有直接的联系，后来同盖达尔等人一样被安插担任了要职。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基金会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躁地很快误入了改革歧途。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不愿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仿佛同里根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施瓦茨还毫不掩饰地写到，“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的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奉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
       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倒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此后，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一度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
       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以及其他一些原因，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
       正如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账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俄罗斯经济命脉渐次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在俄政要洗钱丑闻的背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一方面推荐错误药方造成腐败泛滥，一方面利用腐败丑闻制造俄政局动荡，还将其作为要挟控制俄官员的手段。近年来，西方媒体大肆宣扬的俄罗斯洗钱丑闻，实际上正是美国控制俄罗斯的厉害杀手锏。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位的专家弗利兹，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撰文透露，早在1992年他曾向当时的布什政府汇报，他获得证据表明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一些政府官员和私有化暴发户相互勾结，将二百多亿美元掠夺资产转移到了海外，而他的上级官员却如此答复说，“资本外逃是正常的，不管是否是盗窃来的，只要属于私人所有就是好事”。
       由此可见，美国对俄罗斯私有化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不仅早就知情而且一直暗中鼓励。
       叶利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掠夺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媒体大肆宣扬的把柄，曝光其家族在瑞士银行洗钱的证据，真是“狡兔死、走狗烹”。前不久，美国还利用邀请访问设置陷阱，以涉嫌瑞士腐败洗钱案的罪名，逮捕了叶利钦前政府的官员，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暴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利钦等众多政府官员，以此来羞辱和要挟俄罗斯政府，作为谋求美国国际战略利益的手段。
       俄罗斯的失败教训说明，产权改革是非常复杂的改革形式，腐败官僚、经理拥有强烈的谋私动力，借推动产权改革之机掠夺国有资产，稍有不慎可能导致无法逆转的恶果。俄罗斯的新兴私有化暴发户中，很大部分来自前苏联的官僚阶层。著名金融寡头波塔宁和霍多尔科夫斯基，都曾经是前苏联的共青团领导干部，他们利用同政府的特殊关系大发横财。波塔宁私人财团拥有了四百亿美元资产，遍布金融、工业、商业和传媒领域，相当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的10％。霍多尔科夫斯基曾任共青团的第二书记，他通过“抵押贷款换国有股权”的形式，廉价获取了石油、化工、冶金领域的国有企业，其中“尤科斯”石油公司产量居俄罗斯第二。这些前党政干部精英为维护自己利益，将俄罗斯共产党崛起视为大敌，1996年曾动员下属媒体阻止其选举获胜。
       俄罗斯改革初期，鼓吹私有化的官员和经济学家，声称出售国有资产有利于经济稳定，所获资金能弥补财政和社会保障支出，但是，实践证明事与愿违，腐败的权钱相互勾结掠夺国有资产，反而导致了财政危机和社会保障瓦解。叶利钦政府的总检察长进行的调查，表明除了培养一个新兴的私有阶层，提高效率、稳定财政等目标均未达到，还建议修改私有化的政策，但是，由于这份报告触动到新兴权贵的利益，叶利钦反而罢免了总检察长的职务。1996年大选初期，叶利钦的民众支持率不到10％，古辛斯基、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等寡头，大撒金钱宣传帮助叶利钦赢得了选举。此后，叶利钦没有向民众兑现纠正错误的承诺，反而为报答金融寡头们的竞选支持，变本加厉地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包括石油、天然气、电力、通讯等领域，相当于无偿奉送效益丰厚的“肥肉”。由于分赃不均闹矛盾，这些寡头们操纵的媒体互相揭短，才暴露出他们同丘拜斯等掌管私有化的腐败官员相互勾结大肆廉价掠夺国有资产的惊人内幕。
       考察俄罗斯的曲折改革历程，人们不难看出腐败官僚的既得利益，对制止私有化掠夺形成了巨大阻力，因此只有当灾难长期积累到严重程度，才出现了纠正私有化错误的政策调整。普京曾被认为是“忠于叶利钦的人”，却敢于挑战寡头集团的巨大阻力，正是因为国家生存遇到了严重威胁。普京上台后对国家政策进行了调整，恢复前苏联国歌倡导爱国主义，推行强国路线努力振兴民族经济，改变金融寡头干预政治的局面，防止寡头操纵经济政策谋取私利，促使俄罗斯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但是，寡头也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顽强抵抗。俄罗斯遭到通缉的两大头号寡头，现在均流亡美国积极开展活动，通过各种途径向普京反攻施加压力，甚至有可能涉嫌多起暗杀活动。美国一面积极宣扬俄罗斯腐败丑闻，一面为谋求国际战略利益庇护俄寡头，作为干涉和威胁俄罗斯的筹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指责俄罗斯的改革陷入停顿，要挟恢复被普京搁置的战略行业私有化。俄罗斯新兴资产阶级和右翼政党，利用经济改善和社会矛盾缓和的时机，又积极筹划推行谋求自身利益的一系列新改革，诸如推动议会通过新的土地私有化法案，允许大企业兼并个体农户的土地，还向议会中阻碍它们的共产党左翼力量，发动了新一轮的政治攻势以扫清障碍，普京虽对此表示不赞成担心影响稳定，但却没有或无力阻止右翼政党的攻势。由于普京的做法模糊了左、右翼界限，客观上对左翼势力起到分化作用，但据法新社2002年4月25日的报道，最新民意调查显示俄共的支持率大幅度上升到了35％，并未像右翼政治攻势宣传的那样丧失影响，“倘若今天举行议会选举，俄罗斯共产党将大获全胜，而亲克里姆林宫的最大右翼政党将被远远抛在后面。”俄罗斯经济状况略有改善的条件下，俄罗斯民众的政治倾向变化耐人寻味，反映了人们长期经历改革后的冷静思考，将会深远影响俄罗斯未来政治局势。倘若俄罗斯经济形势由晴转阴，社会矛盾随时都可能再次尖锐化，俄罗斯未来政治走向仍然充满变数。
       杨斌，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美国隐蔽经济战与改革陷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