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2001年9月12日，我置于地狱的行动与反行动之间，尽管知道这些行动和随之而来的反行动此刻已被人们抢先印了出来、成为了某家大报上的头号新闻，但我仍然记下了这一天，作为来自这一短暂的、情绪地狱的一些符号。
       我现在写作的位置并不是从电视中所能看到的充满瓦砾、残垣的战区，而是离世贸中心以北两三公里以外的隔离带区。我住在康耐尔街以南，这里的建筑都已疏散一空，电话、电线都已切断，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腐臭和烟尘的气味。在康耐尔与十四大街之间，包括我附近的格林威治村，只允许当地居民出入，出入时还要经过一个由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队控制的检查站。警卫队员们身着迷彩服、扛着来复枪，慢慢地仔细检查人们的证件。在这个地狱里，没有汽车、没有邮件、报纸，商店关闭，电话时停时开，但至少空气是流通的。当风吹向南边，当风向所至的布鲁克林区的朋友们称他们的附近刮起“庞培式的烟尘”时，大家才注意到昨天和今天是这一年中天气最好的日子。
       当然，人们不可能知道昨天的恐怖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个民族的精神（如果有一种精神的话）是否会因此而带来永久的改变，或者只是另一次媒体曝光或另一堆影像的退去。显然，这是比一般媒体更强大得多的无所不在的包围着我们的传媒化世界有史以来所遇到的头等事件，一般媒体不那么容易消化和平息它。如果我们长期精心制造的这种世界传媒化成功的话，不用说个人悲剧，整个国民的生活都将在这不断制造的幻觉中继续保持其半梦幻的状态，如果这种世界传媒化失败，那将会对这个国家产生某些真正深刻的变化。
       这是自1860年美国国内战争以来发生在美国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暴力行动。（人们从后果上夸张地把它比作珍珠港，而不是从悲剧惨烈的非正义上进行比较，因为珍珠港只是一次对美殖民地军事基地的袭击）是的，我们现在正经历着世界其他地区人们所习以为常的事，但这是美国人自1840年墨西哥战争以来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被“外国”人杀害（对墨西哥人来说，战争当然发生在墨西哥），是自1968年以来美国第一次全国性的震惊：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遇刺，接着是马丁·路得·金以及芝加哥民主大会上的骚动。尽管我们的电视在不断地虚构着各种惊吓，这个国家四十岁以下的人却从未经历过今天这种灾难，他们平安的生活从未遭受过如此严重的威胁。
       每一个人所经历的差异是无限的，世贸大楼里从事社会各行各业工作的人达五万之多，而每天到世贸大楼参观的人也近十五万，也就是说，全国以至全世界将有千千万万的人知道（或通过某人知道）某人在此灾难中死去或奇迹般地劫后幸存，有多少人会记起自己在大楼望台上向纽约港及自由女神像的遥遥眺望。
       与世贸大楼相比，第二次袭击的地点五角大楼与俄克拉荷马市政府大楼一样，是一个地处偏僻的禁区。如果此次的袭击目标只有五角大楼，整个事件就会像上次俄克拉荷马的遭到袭击一样，在数日大书特书“我们民族的光荣”之后，给人们所留下的，仅仅只是一个个渐渐逝去的电视影像。然而世贸大楼对众多人们来说却是那样真实，它的消失将成为这个国家自1929年股市崩溃以来最能直接影响如此多人情绪的突然危机。
       更可怕的是，这一震惊伴随着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望。一个国家，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向市民们做出任何承担，或对那越来越没有定数的未来做出某种引导。乔治·布什的当选（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选择）深深地摧毁了人们对政府、对高等法院这些极为神圣的机构应有的信心，布什对昨天袭击的回应现在已经、或许永远打破了人们对他仅存的一线希望，他还有可能随同这一届政府而成熟起来，还有可能发挥出某种潜能？
       当他听到袭击的消息后便立即离开了佛罗里达（他原计划参观那里的一所小学），飞往设在路易斯安娜的军事基地，并从那儿到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战略空军指挥部的地下掩体中躲了起来（从我儿童时代所经历的冷战时期至今从未听说过这个地方，过去倒是听说过总统和政府领导人在原子弹爆炸时将撤退到一个地方以保卫自由世界的自由）。支吾、推诿了一天之后的总统终于在华盛顿露面了，他就是在那里非常悲痛地读了五分钟早已准备好的讲演稿，没有回答媒体的任何问题、也没有对事件作任何评价，像往常一样，一脸的困惑。
       继布什演说之后露面的是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然而他那必然唤起核战争狂人的奇特的新闻发布会，只可能给人们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在这一民族的紧要关头，光自己的部门都损兵数百，拉姆斯菲尔德却还有时间来抱怨克林顿执政时期对机密文件管理不善的问题。他严厉地警告说，向那些无权看这些机密文件的人泄密，就是对美国军队勇敢的男、女战士们的加害。他威胁道：任何泄密者必然绳之以法、严惩不贷，并强烈要求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知情必报。当有人问他，他所指的文件泄密事件是否与恐怖分子相关时，他回答“不是”便走开了。
       人们至今不能解释拉姆斯菲尔德当时究竟在想什么，但布什为什么表现出怯懦的原因已得到某种独特的解释：当局今天宣称，这次恐怖袭击事实上是一次暗杀行动，飞机撞击的真正目标是白宫（五角大楼是误击），而那架在宾夕法尼亚坠落的飞机原来的计划是炸毁总统专机——空军一号。我正好与一群十三岁的孩子从电视上看到这一些声明，对此，连孩子们都哄堂大笑了。
       战后的美国总统中有几位被左翼或右翼群体看成邪恶的化身（其中最恶名昭著的是尼克松和克林顿），但他们是被看成为邪恶的天才，而布什则普遍评价不高（即使他的支持者，也只把他看成一个还行的家伙，但他周围有不少卓越的人帮他）。在这一民族危机的时刻，在这一政府要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刻，各地政府的影响力却越来越衰退，国家被一个连孩子都嘲笑的人领导着，这一切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创伤也许会和袭击本身带给人们的伤害同样严重。毫不奇怪，这一超越袭击本身的、在美国所引起的深刻反应已变成为一种个人主义的求生本能：买枪支的人大量增加，超市里的罐装食品和瓶装水脱销，加油站里排起了长队。当政府不存在的时候，只可能有“人人为己”的民众。
       纽约市长鲁道夫·朱利安尼的非凡表演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布什的认识。我这样写自己都感到不情愿和吃惊，因为他当市长八年的每一分钟，我从未对他有过好感，认为他是一个主张种族分裂的独裁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理念是“自由即权威……对于个人来讲自动放弃对法律的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放弃你要做什么和你将如何做的判断力”。然而，在这一危机时刻，他却成为了保证秩序的墨索里尼。他一反平常的作风，对媒体完全公开，每几个小时就要见一次记者，也不像那些专给电视台的节目补空的政客，他没有国家主义的夸夸其谈，只把自己局限于对具体问题的谨慎描述和他正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上。与布什不一样的是，他不回避任何问题，他了解大多数问题的细节，对他所不知道的某些东西也能解释为什么。危机管理是朱利安尼的专门技术，作为市长，他的问题是他把政府的日常工作也当作没完没了的危机来处理。现在，当真正的危机来临之际，他那类似危机管理法的东西却正好派上了用场。
       纽约市在控制各种灾难或危机时所通常使用的法则就是：“我们大家都团结在一起”，朱利安尼此次再一次意识到、并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法宝。因此纽约人没有像美国其他地区的人那样用民族主义和好战情绪来缓解自己的悲伤，在这一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犹太人都多的城市里，人们没有去买枪，也没有去袭击他们附近经营着小杂货铺的阿拉伯人（想一想如果这一切发生在伦敦或巴黎会怎么样！）相反，他们用自己支持安全工作人员、救火队员、医务工作者、建筑工作和警察时所流露出来的情感作出了对恐怖袭击的回应：当护卫疏散的队伍经过时，他们在道路两旁鼓掌，还自动捐献出许多食物，多得使官员们不得不制止他们的热情。
       纽约人与以上形象不相同的另一种回应，则是一种令人惊奇的世俗，这一点，对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来说却并不会感到惊讶。那就是这些突然遍布全城的为亡人守夜的烛光、临时的祭台、蜡烛、鲜花及失踪者的照片。人人都来到大街上，大家在震惊与默哀中抑制与沉默，显然，他们需要有人和他们在一起。今天我所遇到的朋友或熟人，他们明明知道我没有住在世贸大厦的危险区、也完全不可能去那儿，却还是一次又一次地拥抱我说：“真高兴你还活着。”我想，这不是直接对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个人的情绪，而是对某一生物群落中可以辨认出来的某一张熟悉面孔所表示的爱。
       我担心这种公共的爱将难以在美国更广泛的地区重现，因为美国现在流行的情绪是复仇。（一篇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报纸社论就提出了这样的警告：“当他们袭击我们的珍珠港时，我们则回敬他们的广岛。”）布什只会以战争的名义行使他领导者的权力，因为他的周围全是那些顽固的冷战勇士们。正是这些人在几天前把美国从和平条约与南、北韩的谈判中撤出，鼓励印度的核建设，用星际大战防御体系的科学虚幻来迷惑自己，更糟的也许是，他们使克林顿消除苏联解体所留下来的核武器储备的计划成为了一纸空文。
       事实上，自从里根侵入格林纳达（这是美国人自二战以来唯一打赢了的“战争”），只要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好，人们几乎可以预言，总统发动的军事打击就在所难免（如巴拿马、伊拉克、利比亚），这不但可以转移国内危机，还可以扭转总统个人日益衰落的声望。为了增加军费开支，布什政府对富人减税、并送每人三百美元支票的计划把本来应用于美国人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巨大政府开支变成了赤字，把美国经济搞成一团糟。这次恐怖袭击发生在自老布什当总统以来的第一个经济衰退期，而且前景凶险，小布什连选的机会与美国政治的刺激能力一样暗淡无光，没有希望，他需要一场战争。
       更糟糕的是，布什受到一群同僚们的煽动。赖斯是布什政府中权力最大、也最可怕的人物，她不太像，或难以使人想象为普鲁士好战等级的精神化身：一个健美者、一个把镜子放在桌子上以便随时注意自己说话神态的形态美追求者，却反对任何形式的武器管制，正是她，在反对减少对科索沃增派武力时说：美国的舰队是训练来发动战争的，不是用来运送奶粉的。在赖斯等一大帮人中，曾经在海湾战争和南越美莱村大开杀戒的柯林·鲍威尔将军竟可怕地成为了这一届政府中理智之声的最后希望，他也许是他们中唯一的一个了解阿富汗的人，他知道这个最有可能成为我们的第一个攻击目标的国家，一直是强权的葬身之地，从强大的亚历山大、到英国人和俄国人，无一例外。
       无论昨天的袭击导致的是某种地面战争或从政治上考虑更安全一些的空中打击，也无论这些打击是否会引起更多恐怖分子对这里的袭击，这一切的确引起了某种更深刻的变化，与失去的清白和安全不一样，这是一种非现实的失去。自从1980年里根当选以来，许多人把美国比作一个公共娱乐事业。的确如此，在美国参加选举的公民不到一半，但不论这部国家巨片如何被人们疯狂地鼓吹、炒作，几乎所有的公民都老老实实地在排队、买票（正如去年夏天那些没有人真正愿意看的电影，第一周总是有着巨大的票房收入，接下来就一周比一周不再卖座）。正如人人都知道的，里根利用自己出镜的机会与精心策划的演说稿，成为把华盛顿改变成为好莱坞的大师。从这一点上来讲，布什就走得更远了。如果说里根的剧本是以其广告效应来推动他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业，而布什的剧本中那些温暖人心的电视剧照却与他真实的意图背道而驰。我们常常一会儿看到置身于森林中的布什在赞叹国家森林公园的美丽，但同时又看到他为了伐木和开采而开放这些森林公园；一会儿看到他给小学生念书（像他昨天所为），但同时又看到他把图书馆的预算砍掉。我最喜欢的一次布什演讲是他对一个称为“少男少女俱乐部”的美国社区服务团体的讲话，在那一刻他称这些孩子是给美国带来强盛和自由的典范，可是第二天，他的政府班子就完全停止了对他们的资助。
       近二十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追求更强烈的感官刺激，美国人一直生活在媒体不断制造的各种影像的冲击之中。暴力已成为风格奇异的作品；喜剧靠的是对犯罪的误解和越来越令人恶心的愚蠢；冒险电影已没有了叙事，只剩下专门向人们提供一阵阵毛骨悚然的主题；娱乐公司制造出来的不是革命者就是摇滚乐队里愤怒的白人男孩；电视使人们为那些连名字都记不清的名人之死全国举哀；他们把例行的天气预报变成了潜在天灾的可怕警告，他们还出于对不幸的普通的“真正的人民”的考虑，制造出一连串无情的瓦格雷里安的悲剧。
       在世贸大楼被撞击的那许多难以忘却的影像中，有一个，或者我希望有一个能永存的影像，那就是飞机冲进大楼自行毁灭的那一瞬间。任何看到这一瞬间的人立即意识到完了，然而直到第二天，即使这一瞬间已被人们从不同角度得以拍摄下来之后，人们还在想它有可能只是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正如人们经常说的，美国已经成了一个这样的地方，在那里媒体的不现实已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流现实，而人们每天的真实生活却是他们从各种屏幕上所见所闻的一种自我意识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拙劣模仿。然而，当现实被人们了解的时候，当这一最终的影像带来的是人们自己所认识的真正的人的死亡、是人们曾经驻足过的地方实在的毁灭时，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昨天的袭击将会成为一种集体遗忘，我们将重新回到那些灾难片中去。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从统计学上来看，大多数美国人主要的新闻来源正是这些午夜电视里的喜剧演员。然而此刻，要人们再回到那作为精神鸦片的媒体所制造的幻觉中去，实在难以想象。看来，一惯善用夸张手法的电视新闻还没有找到如何处理这一故事的法子。是的，他们已制成了电视：戏剧化的灯光、与受难家属极为亲切的会见、MTV风格的音乐、还有那些手提式摄像机所追寻的、样子和“现实”中的警察差不多的警察与消防队员。但是与这么多年来人们从电视中所看的东西不相同的是，这一个故事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说，具有一种个人的意义，无论电视本身作出如何最好的努力，这种个人意义是迄今为止不可能成为另一部电视剧的东西。人类只能承受如此多的非现实了。
       此外，这些带有个人意义的故事经历着我所认识或不甚认识的人们的过滤，其中有一位在坠毁于五角大楼的那架飞机中死去的人；一位要去世贸大楼开会却迟到了二十分钟的人；一位正在两幢楼之一的八十二层上工作的妇女，她目睹另一幢楼的坠落而开始从楼梯间逃命，由于八十二层低于第二架飞机袭击的部位而终于获救的人；一位曾经历过巴尔干半岛和中东战争的摄影记者，当他听到消息、冲向现场拍照时却突然消失了的人；一位在家生病的女人，还有两个读中学的姊妹，十分钟前在地铁下换过车，并且已继续搭上了另一趟车……
       今天早晨，CNN上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曼哈顿实际上完了”，我儿子看着我说：“嘿！我们不是还在这儿吗！”
       艾略特·温伯格，美国作家兼翻译家，曾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墨西哥诗人帕斯（Pas）的作品。
       韩刚，学者，现居海口。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译著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