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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又琨第一次去逛鼓楼古董市场就被深深地迷住了
       方又琨第一次随毕汉光去逛鼓楼一层的古董市场，便被深深地迷住了。
       在幽暗高旷的古建筑里，那一间紧挨一间的小小店面，仿佛也熏染上一些古老的气息，令人肃然。店里货柜上、红木八仙桌上、花梨条案上陈列的那些陶罐、瓷瓶、铜佛、玉坠儿、木雕以及竖立在支架上的彩色大瓷盘，他都觉得美轮美奂，意趣横生。而且他还感到有一股幽幽的神秘气息缓缓地召唤着他，浸润着他。
       那些被制成陶罐瓷瓶的陶土真是幸运!它们没有被铺垫在乡野的大道上，没有被铺垫在橘树林里，也没有被铺垫在操练场上，而是经过高手匠人的雕琢，烈火的冶炼，历史烟尘的熏炙，竟然幻化成精美的艺术品，在人世间一代又一代地流传，多么奇妙!
       他想触摸它们。他想占有它们。即便那些店铺的名字——什么奇珍阁呀、万宝阁呀、通古轩呀——俗气得很，也没能败坏他的兴致。后来他想，是一种念旧情怀吧?毕竟，自己五十岁了。
       那时，毕汉光也刚刚涉足收藏，一知半解的，也许连一知半解也谈不上，但性格上的果决豪爽，使得他出手迅捷，不像方又琨后来结识的几个搞收藏的朋友，面对自己喜欢的东西犹犹豫豫，婆婆妈妈，一个乾隆朝的哥窑洗子，可以看上半年，最终被别人买走了。
       那次，毕汉光花二百元买了一块八寸的龙泉窑盘子，又兴奋，又紧张，还神神秘秘的，像是捡了个“漏儿”。
       他说，你看，这火石红!不够元，也够明了。
       那是方又琨第一次听说“火石红”这个词儿。他想，真好听——火石红!
       回到家里，毕汉光用消毒液清洗盘子时，盘足上橘红色的火石红无影无踪了，那盆清水像稀释了的橘子汁儿。毕汉光给他打电话，有点儿难堪，却笑嘻嘻的，妈妈的，我上当了。
       这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
       以后，方又琨就像着了迷似的，每逢节假日就跟毕汉光去鼓楼，去什刹海的荷花市场，连德胜门里后海边上一个很小的旧物市场也不放过。
       搞收藏，他们都刚刚开始，都有很强烈的占有的冲动，看见一个青花笔筒，可爱；看见一个青瓷梅瓶，可爱；看见一个大将军罐，更可爱。每次出击，两人都有斩获。他们很快乐，戏称这叫“贼不走空”。
       毕汉光开始读有关鉴定文物的书籍了，还找来一些印有古瓷精美图像的大画册。
       方又琨也跟着买了一些，《中国古代陶瓷鉴赏词典》《民间收藏指南》《青花瓷器鉴定》《古陶瓷收藏与鉴赏》《中国造型艺术词典》，都买了。
       买回的当天，他随手翻翻，然后就摆在书柜里，并不认真阅读。
       一则，没有时间。他在社科院里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平日里业务需要的阅读量就很大。更主要的，他认为读书跟提高鉴别文物的眼力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差不多是两回事。
       前几年，他的一位在杂志社当副主编的老同学请他临时帮忙去采访一位在琉璃厂干了一辈子的老先生，他却不过情面，去了。
       那位老人八十多岁，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博闻强记——书画陶瓷、古钱碑帖、玉器印章无一不通，尤善鉴定青铜器。据他的徒弟们说，无需上手，只需过目，师傅便能确定一件青铜器物的真伪，年代；倘若是清末或民国年间的仿品，师傅甚至能指出铸造那些真假难辨的器物的大师的名字。香港那边要是对哪件稀世之珍有所疑虑，也得来北京向师傅请教，或者把师傅接到香港去。在当今的古玩界，师傅是一言九鼎的人物!
       他知道，老人这些四五十岁的徒弟都是店员出身，初中毕业已算不错的，有的只上过小学。
       他问老人，领导怎么不安排几个大学生给您当徒弟?
       老人说，“文化大革命”前安排过，都是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后来都走了。
       他问，为什么?
       老人说，古玩行讲究的是见多识广。新中国以后，在市场上流通的古董比解放前少多了，他们见不着真东西，眼力就高不了。这行业，只读书不行。北京刚解放那会儿，大宅门都败落了，家里的好东西都被打小鼓儿的收了，好多东西流散到德胜门鬼市上、东晓市地摊儿上。康生、邓拓、吴晗、郭沫若常去地摊儿上搜罗，晚上就派车接我去他们家里帮助掌掌眼。别看郭沫若写过《青铜时代》，他买的假货最多!《青铜时代》里就有错儿。他的知识都是从前人书本里得来的，有的实物前人没见过，就写错了，他照着写，怎能不错!
       一想起那次采访，他就懊悔不已。如果当时能向老人请教，哪怕记住十句八句，也会受益匪浅。可惜，当时他对古董毫无兴趣——要不是为了老同学，他根本不会去拜会那位在古玩界举足轻重的老人。
       那期间，北京有项市政大工程——贯通从东到西的平安大道，掘土机把十多米深的生土翻了个个儿。
       毕汉光说，平安大道上挖出了好多瓷片，有明朝的，有清朝的。那是实物，是教科书。咱们去捡点儿。
       方又琨想起琉璃厂那位老人的话，欣然同意。
       他们约好见面地点，晚饭后，骑自行车去了。
       用不着他们自己去捡，挖土的外地民工已经知道北京有人喜欢从地下挖出的碎瓷片子，干活儿的时候已经捡出来，准备待价而沽了。
       他们在一个又一个简陋肮脏的工棚里钻进钻出，从民工的塑料袋里挑选大片的有纹饰的或者是有款识的瓷片。民工们虽然没有鉴别瓷片的知识，却摸准了急于寻找瓷片的人们的心理，他们常常狮子大开口，或者干脆概不零售，要买——就这一袋子!
       他们驮着一袋袋哗哗作响的瓷片回家，在洗手间里冲洗，消毒，然后按书本上提供的知识一一辨识。
       他们买到的瓷片多是青花，在方又琨眼中，那一块块瓷片当然是不同的，但它们的区别仅是大小、形状、花纹以及发色的深浅。如果要问它们的年代有何不同，他便一无所知。
       听毕汉光说，这批瓷片中有万历的、天启的、崇祯的，还有顺治和康熙的，但他瞪大眼睛也分辨不出。虽然如此，他抚摸着光润的瓷片，欣赏着瓷片上古雅的色彩和精致的花纹，依然像置身于一个幽深的美丽的艺术世界中，心里有说不出的欢悦。
       方又琨幸运地捡了个“漏儿”。从而确定了自己的收藏专题——古香炉
       毕汉光对他说，你这么收东西不行——瓷器也买，陶器也买，铜器也买，杂七杂八的。你应该有个专题一专收青花，专收彩瓷，或专收单色釉的。断代的也行，专收康熙的，或专收雍正的。有个专题，才可能有气象。你说是不是?
       他说，是。有道理。
       他知道，近来毕汉光只收青花——这大概就是他的收藏专题吧。
       毕汉光是《华声日报》的记者，现已年近五十，很少到一线采访了，但在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不仅认识一些京城很有名气的收藏家，还认识一些古玩行业的专业人士。自喜欢上古董之后，他密切了跟他们的交往，看他们的藏品，听他们说古道今，还时时向他们请教，把自己刚买的东西请他们鉴定，在三四年的勤奋学习中，眼光已精锐许多。他和方又琨一起去古董
       店时，他已经能就某一件器物和店主进行很专业的探讨了，有时甚至不客气地戳穿店主的谎言。
       他会说，你别跟我说什么“成化年制”，就这“波浪釉”，一看就是嘉道的，跟大明朝没关系!
       店主常常是让步的。
       方又琨很羡慕毕汉光的突飞猛进一毕汉光再也不是当初在鼓楼买龙泉盘子赝品时的吴下阿蒙了。
       他接受毕汉光的建议，想搞个专题收藏。
       搞什么专题呢?他喜欢瓷器——优雅的造型，寥寥数笔却神态毕现的人物画片，特别是那古香古色的味道，真令人着迷。
       他收了一些瓷器，大大小小，大至两尺多高的清晚期的粉彩天球瓶，小至直径两三寸的雍正时的青花小碟子。当然赝品也有。那多是他独自逛古玩市场时经不住诱惑买下的——也怪，他独自买下的东西八九都是赝品。
       毕汉光调侃他，你真行!把假货都给人家挑出来了。
       瓷器可爱，可要鉴别它太难了!瞧那一本本专门论述瓷器鉴定的书，有多少!仅论述纹饰的专著就有关于人物的、龙凤的、花鸟的、景物的、图案的、荷叶牡丹的、松竹蔬果的、博古文字的，然而，它们论述的仅是鉴定中的一个环节——纹饰。此外尚有讲述瓷器名类、器型、瓷釉、瓷彩、款识、名窑、烧造工艺的专著，都是厚厚的一本子，简直让人无从下手，在他看来，比研究一位现代文学史中的作家难上不知多少倍!
       在荷花市场他买过一盏明代的小油灯，造型别致，黄绿色，他很喜欢。
       他说，我搜集油灯吧!历代的油灯千姿百态，陶的，瓷的，铜的，锡的，都有。收多了，也很可观。
       他心想，即便是瓷灯盏，赝品也少，几乎没有——利润小，不值当做假。
       毕汉光有些不屑，油灯算什么!摆一屋子那个，有品位呀?
       是不够品位。
       毕汉光说，还是收瓷器。你要是胸无大志，专收笔筒也比收油灯好!
       虽然他很尊重毕汉光的建议，但对收瓷器他仍是毫无信心。他只是喜爱古董，当个玩艺儿，玩儿玩儿而已，要他下多大工夫，他还不肯。
       后来，由于鼓楼的文物市场撤消了，后海的小市场也因为生意惨淡而改变了经营项目，他们便去离家很远的潘家园旧货市场了。
       一次，在大棚里他和毕汉光走散了，他独自向南面小广场上走去。广场上的货摊儿都是露天的，陈列的东西也更杂，不仅有黑釉的虎子，连尖尖的不足三寸的绣花鞋也赫然摆在一个硬木匣子上。在墙根儿底下一个摊子上，他看见一座香炉。在潘家园，香炉多得很，专门出售香炉的摊子也不止一个，但这座香炉与众不同——正方形，上宽下窄，呈斗状，比一般香炉高大，非常凝重，大气，在摊子上众多的杂物中，有一种鹤立鸡群之感。他一眼便看上了。
       他伸手拎起香炉，几乎坠落——好沉!他想起琉璃厂那位老人。老人说过，古青铜器除外，后世的好铜器，铜料都是经过多次甚至十几次冶炼，杂质所剩无几，铜质极其细密，所以手头儿很重——压手。这一瞬闻，突然有另一座香炉在他脑海里一闪而过，他没深想，手上的这座香炉把他紧紧吸引住了。
       均匀的黑漆古把香炉表面完全覆盖了。前后两面有线刻。一面是一只壮硕的老虎在林间悠然漫步，空中有飘浮的云朵和展翅翱翔的仙鹤；另一面是一只梅花鹿衔着瑞草静卧在山林间，身后，一株阔叶植物依着怪石，枝上满是欲开未开的花蕾。难得的是，老虎和梅花鹿都稍有变形，给画面增添了一种新的趣味。香炉里面绿锈斑驳，很美，是自然生成的。炉底的款识是“大明弘治年制”，楷书，字迹清晰，用方框圈着。他一算，弘治是明孝宗的年号，距今约有五百年了!他确信，这座炉是真的。
       他问摊主，多少钱?
       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黑黑的，毫不犹豫，一千八!
       他有些吃惊。他虽然没买过香炉，可就他所知，一般香炉开价都在三四百元，开价七八百元的就极少了。
       他不掩饰自己的怀疑，一千八?
       摊主对自己的香炉很有信心，您转转，整个潘家园您要是找出第二个，我白给您!您给个价儿。
       他说，你开得太高，我不好还价儿。
       摊主说，您给个价儿，我听听。
       他有个眼力不高的搞收藏的朋友，那位朋友自我保护的方法是，不论真货假货，一律当假货买——当然，也只给假货的价儿。这样虽然很少能收到好东西，但也不会上当。
       他说，也许你这件东西不错，但我不懂铜器——四百怎么样?
       摊主皮笑肉不笑地坐回小板凳上，眼睛望向别处了。
       如果摊主说，我一千七收的，没向您多要，就赚个“打的”钱。那么，他也会和摊主继续讨价儿还价儿的。既然摊主是这个态度，只好算了。
       中午，他和毕汉光准备打道回府，走到潘家园门口，他站住了。
       他说，在南边地摊儿上我看见一座香炉，我挺喜欢。
       他把对那座香炉的印象说了。
       毕汉光说，那就再看看去，别将来后悔。什么香炉他敢开一千八?
       那位摊主正弯着腰往两个大纸箱子里收他的货物，那座香炉还摆在地上。
       他拿起来，递给毕汉光说，就是这个。
       毕汉光也不懂铜器，他将香炉向着阳光仔细观察，看了半天，在他耳边轻声说，鎏金的，你看。
       他接过来，果然在黑漆古中有星星点点的赤金被太阳照得亮闪闪的，可以肯定，那不是铜。
       摊主还记得他，直起腰说，您看见了吧，我收摊儿了。沉甸甸的，我不想带走了。您给加点儿吧!
       他想，有希望。问，加多少?
       摊主做出挺豪爽的样子，加一百，就加一百。行吧?
       这个价位他完全接受，但这几年在文物市场上，他也历练出一些，他知道，摊主收这只香炉时，多则三十五十，少则十块八块。不必故作大方——不砍价儿白不砍。
       他说，我是不想加的，你这么说，我加五十。
       摊主一甩手，拿走!
       在汽车里，毕汉光一手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还拿着香炉不时地端详一眼，还用手指将浮土擦去。他忽然说，看这里边，也有金!这东西可能有点儿说头儿。
       他接过来，果然，香炉里边，在没有绿锈的地方，也有一片片金色在闪光。
       今天没白来，总算收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看来，这座香炉真的不错!倏然间，另一座香炉又在他脑海里闪了一下。比起那座呢?得说这座差得远!此刻，他清晰地想起另一座香炉——那座香炉!那座香炉!
       毕汉光是个热心人，他收到好东西，高兴；他也希望朋友收到好东西，他和人家一起高兴。他没有嫉妒心。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带着一位刘姓朋友到方又琨家。
       端着茶杯，他说，让老刘给你的香炉掌掌眼。老刘在拍卖公司专搞文物鉴定，他懂。
       老刘连忙摇手，看瓷器还凑合，铜器我也不行。
       毕汉光说，总比我们见得多吧!
       老刘说，这可能。
       方又琨从书柜里把香炉拿出来，交给老刘，又把屋里的顶灯和电话机旁的立灯都打开了。
       老刘先在手上掂一掂，然后观察整个器型，
       前后的线刻，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放大镜，看底足，看款识，看画片上的树叶、小鸟以及山石间一丛丛小草，足足有十分钟，他才把香炉轻轻放在茶几上。
       他说，这是在宣德炉出现六七十年以后造的，老虎和梅花鹿都有写意的味道，这跟明朝瓷器上的画片是一致的。受宣德炉的影响，这炉的做工非常精细——看这一棵棵小草，仙鹤的两只脚，都一丝不苟。这云彩就更美了——线条多圆熟，多随意!我看这不是民间使用的，寺庙里也不会有这种品位，可能是宫廷里或王府里的祭器。他轻轻一笑，这就是我瞎猜了。
       他点起一支香烟，又拿起香炉反复把玩，还说，真漂亮!
       毕汉光先兴奋了，能值多少钱?
       老刘说，这香炉可以上拍。一万元起价没问题，能拍到两三万吧——也许还能多。
       毕汉光惊喜地叫了一声，对方又琨说，你总算逮着一回——把上当花的冤枉钱捞回来了!
       毕汉光他们走后，方又琨一直抱着香炉，舍不得撒手。不是因为捡个“漏儿”，而是知道了这座香炉竟这么好。以前为什么一直没注意过香炉呢?在文物市场碰上，自己的目光从未在香炉上驻留过。是没兴趣，还是在回避自己一直尽力要忘却的那一座香炉呢?
       那座香炉，确实让他痛心过，像眼瞅着最亲近的人远去了那样痛心过，可是，既然无法找回，就只能选择忘却了。
       今晚，他突发奇想，真的不能找回吗?如果今后自己把注意力放在搜集香炉上，会不会有一天天赐良机，让他重见那座香炉呢?专题!对。专题。
       这天夜里，他终于确定了自己的收藏主题一古香炉。
       土军阀秦司令送给爷爷的谢礼，奶奶在临终前给了他
       方又琨不记得爷爷的音容笑貌，不记得爷爷牵过他的小手。他只记得爷爷的照片，一张挂在奶奶卧室的东墙上，一张立在奶奶书房的紫檀木大画案上。
       照片上的爷爷是年轻人，漆黑油亮的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那道缝儿像比着尺子划开的。一张清瘦的神情有些僵滞的脸，圆圆的金属架眼镜后面是一双细长的目光专注的黑眼睛。黑西服，蝴蝶结。这和他后来在书籍中电影中看到的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形象几乎一样。
       对爷爷，他知道得很少。奶奶不愿意回忆有关爷爷的事情，仿佛那是奶奶永远的伤痛，不能随便触及的。他只知道，爷爷留学德国，在莱比锡拿到博士学位，回国后当外科医生。爷爷六十岁时，在一次长达七个小时的手术后，栽倒在手术室的洗手池前，当天夜里，他的灵魂就飞升到天国了。
       在家里，方又琨和奶奶最亲。自他五岁上失去生母之后，就由奶奶照看他。奶奶不喜欢他的继母，从而也冷淡他的父亲。在那个不小的四合院里，奶奶和他相依为命。
       奶奶是位雅人。
       奶奶是在陪伴她父亲游历欧洲时在莱比锡一家博物馆里和正在那座城市攻读学位的爷爷相识的。奶奶能说英语和德语，但在她身上很难看到西方文化的影子。她的生活，完全是中式的，甚至是古典的，像是为了缅怀她古老的曾在清末和民初辉煌不止一代的家族。
       她只喝祁门红茶；夏天，为了祛暑，有时会喝一杯绿茶，或喝一杯菊花茶。她不喝咖啡，不像当时有些会说几句洋文的人，非咖啡不喝，以此来炫耀自己的身价。
       她喜欢听古琴曲，《梅花三弄》《平沙落雁》是她常听的。她也喜欢听二胡。华彦钧的《听松》《二泉映月》，刘天华的《良宵》《光明行》，更是百听不厌。她最喜欢《春江花月夜》。有一次，方又琨的父亲给她买回一张《百鸟朝凤》的唱片，她听完后说，唢呐太吵，脑瓜仁儿生疼!她更不喜欢西方交响乐，她说听着太累；还说，他们的音乐家找不到又简单又好听的旋律，才把曲子弄得那么复杂——他们富于理智，但欠缺灵性。
       她的书房里，挂了几幅字画。有康有为赠给他父亲的中堂，有清早期书法家王铎的草书条幅，还有郑板桥的竹子，吴昌硕的写意花卉，却没有一张油画，没有一张水彩画。那些中国字画和书房里的硬木家具、雕花隔扇，以及墁地的灰色大方砖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清雅脱俗的味道。那味道和奶奶的味道是一样的。
       家里的事，除了和老保姆吴妈一起照看小孙子的起居，其他事情，奶奶一概不闻不问。她把大部分光阴消磨在自己的书房里——读书，写毛笔字，画水墨画。
       方又琨后来回忆起奶奶那时的形象，觉得奶奶真风雅，真高贵，真好看。
       奶奶瘦瘦的，满头白发像烂银似的，油润，光亮。难得的是，七十高龄的奶奶，牙齿依然洁白、整齐，没有掉落一颗。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奶奶仍然只穿旗袍；夏天偶然穿条绸子长裤，上身也是穿着斜对襟的葛丝褂子，和二三十年代的大家妇女一模一样。
       春天，院子里的丁香、海棠、碧桃开花时，每天早晨，奶奶喝完稀饭后，便走到树下入神地审视，挑选那些细长的或姿态古怪的花枝，剪下来，插在她画案上一个明朝的大青花坛子里。画案上还摆着一座茶褐色的古香炉，三枝紫色的兰花香弯弯曲曲地飘着青烟。奶奶在画案前写字，作画，字是香的，画上的兰草、斑竹、山石和溪水也是香的。
       奶奶八十三岁那年，身体不行了，再也不能站到伴随她几十年的画案前写字作画了，只能委顿在一张长长的花梨木躺椅里，椅子上铺着厚厚的棉褥子。大夫说，老人家没病，只是衰老了。又过了一个多月，奶奶卧床不起了。
       那时，方又琨上大学四年级，住校，每天下了课，便骑车回家，坐在奶奶床边陪伴奶奶。
       他小的时候，给他讲过许多民间故事和外国童话的奶奶，却很少说话了。他看着阳光照在床头，照在奶奶枯槁的脸上。奶奶脸上的皮肤依然细密，只是枯干了，僵硬了，像一层薄薄的蜡皮儿，没有一丝活气；眼睛深深地眍(目娄)着，像两只酒盅。在他的记忆中，奶奶的脸庞一向是丰润的，现在竞凸起两块高高的颧骨，使奶奶的脸变得又尖又小。他不忍再看下去，像小时候和奶奶亲昵时常做的那样，俯下身子把额头贴在奶奶的额头上。奶奶的额头是温热的，但再也没有力量顶住他了。不由自主地，他眼里滚下了热泪。
       一天上午，他只有两节课，下课后便骑车回家。
       奶奶依然静静地躺在床上。
       老保姆吴妈坐在茶几旁边，将一把大米撒在报纸上，正在一粒粒地挑选。多少年来都是这样，奶奶的饭里，不许有一颗碎米，更不必说稗子和沙子了。有一次吴妈说，老太太的嘴真金贵!碎米和整米吃到嘴里不是一个滋味儿吗，难道您还分得出?奶奶笑着说，不是嘴金贵，是眼睛不答应。我这双眼睛啊，只愿意看美的，看好的。你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多水灵!一条黑亮亮的大辫子，在小细腰上晃呀晃的，红头绳像花蝴蝶一样飘呀飘的，我总看不够。现在，我还正眼瞧你吗?水缸似的!那时，吴妈也年过五十了，两个老太太笑啊，笑了半天。
       方又琨轻轻走到奶奶床前，刚在床边坐下，奶奶便缓缓睁开眼睛。那眼神恍恍惚惚的，毫无神采，更失去了以前常常流露出的那种不经
       意的挑剔。
       奶奶居然开口说话了，你爸上班去了?
       他说，去了。妈也上班去了。
       奶奶斜着眼睛想看看吴妈，但吴妈坐在窗台底下，她看不见。
       吴妈却懂得奶奶的眼神儿，走过来问，老太太要喝茶吗?我刚沏的，这会儿喝正好。
       奶奶说，你先出去一会儿。
       吴妈从茶几上收起米和小盆，说，和您孙子说说话儿吧。又琨，有事叫我。
       吴妈到下屋去了。
       方又琨觉得奶奶今天的精神好一些。这几个月，奶奶很少开口说话了。他说奶奶，我把枕头垫高点儿，您靠一会儿。
       奶奶摇摇头，一只苍白的几乎透明的手从薄被里伸出来，颤巍巍地指向床里。
       奶奶睡的是一张南方老式雕花木床，四角有立柱，上面有顶架，三面有床围子。与一般老式木床不同的是，床的靠墙一面是一排二尺高二尺宽的木柜，从床头到床尾，分成三层大大小小的抽屉，因此，这张床要比一般的老床宽出二尺。这是奶奶的父母当年给奶奶特意定做的嫁妆。
       方又琨顺着奶奶手指的方向，目光落到那一排排抽屉上。奶奶，您要拿东西?在哪个抽屉里?
       奶奶点点头。
       方又琨扶着奶奶肩膀，轻轻地帮奶奶侧过身去。奶奶指指靠着枕边最下面的一个抽屉。
       方又琨跪在床上，拉开那只抽屉。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着许多大大小小的大绒面的、皮革面的盒子，有黑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还有一个驼色的大方盒子。他知道，这都是奶奶的首饰。奶奶戴首饰是有讲究的，不仅要和衣服搭配，还要看场合，看季节。其中有两条宝石项链不仅陪伴了奶奶的锦绣年华，上年纪后奶奶也喜欢在过年过节时佩戴出来。可如今，奶奶还能欣赏它们的精美吗?一件件都成了身外之物!
       他有些伤感。
       奶奶说，后边。
       他把抽屉又拉出一些。
       奶奶说，绸子包儿。
       他看见了，抽屉的最里边，有一个柚子大的红绸子小包儿。
       他立刻就知道那是什么了——他见过。他取出来却不敢交到奶奶手里——那东西很沉，如此衰弱的奶奶是拿不住的。
       他坐回床边。他知道这是奶奶最珍爱的东西，也许奶奶对它放心不下，也许奶奶要再看看它。
       他问奶奶，解开?
       奶奶伸手拦住他，说，拿到学校去。
       他不明白，奶奶，我把它拿到学校去干什么?
       奶奶又说一遍，拿到学校去。收好。别让你爸爸知道。
       不让爸爸知道，当然更不能让继母知道了。他不明白为什么。
       他想问问，奶奶已经闭上眼睛，呼吸也有些急促了，好像刚才已经消耗了她过多的精力。
       他把奶奶的手轻轻送回薄被里。奶奶的手，只剩下一把细硬的骨头了。那年春天，奶奶在丁香树下挑选插花的花枝，阳光照在奶奶抬起的白皙的手上，像照在白玉上一样，光线几乎穿透了奶奶的手掌。那只手多美!他从未想过，奶奶有一天会衰老——衰老成这般模样!
       他凝视着奶奶那张蜡白的没有一丝活力的脸，心里说不出的酸楚。
       奶奶睡了。他走到茶几旁，将红绸子包儿打开。果然，正是那座香炉。
       他十一二岁时曾见过这座香炉。
       他还记得，那是四月的一个上午，院子里海棠花开得拥拥簇簇，一只长尾巴喜鹊正在树上的阳光里跳跳蹦蹦。奶奶喜欢喜鹊，总说那是报喜信儿的鸟儿。他跑进奶奶书房，要让奶奶去看喜鹊。
       奶奶正坐在窗下一张小圆桌前，两手抚摸着一座香炉。香炉是青绿色的，环腰镶嵌着几颗方形的绿莹莹的宝石，被透进屋里的阳光照着，光闪闪的，像有一团绿雾将香炉包裹起来。
       他立刻被这只香炉吸引住了，忘记了要让奶奶去看喜鹊的事。
       平日里，只要他走进书房，奶奶就会慈爱地招呼他，就是在写字或绘画的时候也不例外。今天，奶奶的眼睛仍然凝视着香炉，双手仍然抚摸在香炉上——那抚摸好轻柔，好动情，就像他依偎在奶奶怀里，奶奶抚摸他的脸蛋时一样。
       他看着香炉说，奶奶，咱们把这座香炉摆在您的画案上吧!这座比那座好看。说着，就伸手去拿。
       奶奶抓住他的手说，只许看，不许动。
       他问，为什么?
       奶奶说，这是神品!能看一眼已经是莫大的福气了，怎能摆在桌子上使用它?那就亵渎它了。
       他没学过“亵渎”这个词，但他猜想奶奶的意思是说，要使用这座香炉，就是不敬重它了，因为它是神品。
       他猜对了。
       奶奶说，你看它的造型，是上古时代的鼎。看它的口沿，环耳，圆足，再看它周身的青绿色，都尽善尽美!你看这六块祖母绿，都是上好的!绿得多正，多浓——又透明，又深邃。你知道吗，祖母绿是宝石中的君王啊!像这么好的祖母绿，很难见到。
       他不能完全理解奶奶的话，却从奶奶迷醉的目光中，迷醉的神情里，以及奶奶轻柔地搭在香炉上的那只手上，知道了奶奶是多么珍爱这座香炉。
       他问，这也是太姥爷太姥姥给您的吗?
       他知道，家里的许多东西，包括他们住的四合院，都是奶奶嫁给爷爷时，太姥爷太姥姥给奶奶的陪嫁。
       奶奶摇摇头，不是。这是你爷爷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他不相信，爸爸说过，爷爷家没有您家阔，爷爷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您呢?
       奶奶说，你爷爷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医生……
       他抢着说，我知道。爸爸说爷爷的医术最棒!
       奶奶说，爷爷有个好朋友，叫贺乃之。唉，前几年也故去了——都故去了，就剩下你奶奶这个老妖精!
       他摇摇奶奶的手，不许说您是老妖精!谁都不许说!
       奶奶说，好好。听我说，贺乃之的五伯父是关外的一个土军阀。知道什么是土军阀吗?
       他说，不念书，占山为王，还打家劫舍。
       奶奶说，那是胡子——土匪。贺乃之的五伯父秦司令有几万军队，独霸一方，是个土皇上。
       他点点头。
       奶奶说，秦司令有五个姨太太。他最宠爱的是五姨太太——年轻，漂亮，上过中学，还会说日本话。那时候，东三省有点儿势力的军人，真真假假的，都跟日本人有些来往，有五姨太太做翻译，秦司令觉得自己风光极了。那年，五姨太太肚子里忽然长了个大硬球，吃不下，喝不下，眼瞅着就要不行了。秦司令心疼，急疯了，请遍了他们那一带的名医，却都束手无策。贺乃之想起了你爷爷，亲自来北京把你爷爷接到辽西。你爷爷后来说，他们先请的都是中医，治这种瘤子，中医不如西医，他们要是到哈尔滨请位西医也许早就治好了。你爷爷把五姨太太治好了，秦司令感激涕零，当时就拿出十万大洋的银票当谢金。你爷爷说，乃之是我的好朋友，给他的长辈治病，我若收钱，有伤朋友之道，以后就难以和乃之相见了。
       他拍着手说，爷爷说得真好!
       奶奶说，那个秦司令啊，平日里也不是个好东西，在他的地盘儿上横征暴敛，巧取豪夺，做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可他有一样好一对他的原配夫人挺仁义。那些娶了小老婆的人，特别是娶了好几个小老婆的人，一般的都厌憎自己的原配夫人，嫌她又老又丑，恼她整治自己的
       那些小老婆，恨不得她早死才好!秦司令不是那样的人。他原配夫人比她还大五六岁呢，你爷爷去辽西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华发满头了，可秦司令敬重她，每天从外面回来总是先到她住的后院里坐坐，说说话，然后才去看动完手术的五姨太太。秦司令一共有六位太太，可他只把这位原配郑重其事地介绍给你爷爷了，其他几位，一句不提，就跟没她们几个人似的。
       那正是他爱听故事的年纪，他追问着，后来呢?
       奶奶笑了，什么后来!我说的是秦司令敬重他的原配夫人。
       他问，为什么?
       奶奶说，这么问就对了。据乃之跟你爷爷说，秦司令夫人的父亲原是奉天的军官，因为闯了大祸，才拉起一彪人马，选了山场，当了大掌柜——就是土匪头子。一个当过军官的人当了大掌柜，就比一般的土匪头子厉害多了，很快，他的人马就壮大到几千人，他也有了八个最得力的帮手。这八个帮手中排在第一位的叫“炮头”。能当“炮头”的，得枪法好，胆子大。排在第八位的，叫“字匠”，专管写信的，话得写得明白，字还得写得好。
       他挺奇怪，土匪里还有专管写信的?给谁写?
       奶奶说，问得好!要不是乃之告诉你爷爷，他也不明白。土匪除了抢劫之外，另有一条生财之道——绑票儿。把人质绑来，怎么才能让他家里人把钱送来呀?
       他往爸爸住的西厢房看看，说，打电话。
       奶奶笑了，土匪都在大山里，有电话吗?
       他说，那就得写信。
       奶奶说，“字匠”就是专门写这种信的。你猜，这支土匪里的“炮头”是谁?
       他想了想，摇摇头。
       奶奶说，就是大掌柜的女儿——秦司令的原配夫人。
       他拍拍手，那“字匠”就是秦司令了!咦，奶奶，秦司令也当过土匪吗?
       奶奶叹口气，人的一生，有很多变故的。乃之跟你爷爷说，他五伯父是被土匪绑票押上山的。后来大掌柜发现他五伯父有些学问，字也写得好，就逼他当“字匠”了。
       他很为贺乃之的五伯父惋惜，说，他当了?
       奶奶说，开始他也不愿意，可他逃不出去。后来在山上待了几个月，他觉得土匪的生活自由自在，挺适合他的，他就喝了鸡血，正式入伙儿了。
       他问，那他怎么又当了司令?
       奶奶说，有一年八月节，大掌柜带了两个护卫化装成商人去辽阳看望一位老朋友，没想到，在旅馆里撞上了保安队，在枪战中被打死了。土匪窝里乱套了。蛇无头不行，谁来当大掌柜呢?除了大掌柜的女儿，那七个人都野心勃勃，谁也不服谁。最后，大掌柜的女儿站在了“字匠”一边。她说，眼下群雄并立，只逞匹夫之勇不行，得让有智谋、有见识的人给咱们当家做主。她这么一说，别人再也不敢跟“字匠”争了——那些人多是大字不识呀!
       他拍着手说，秦司令当大掌柜了!
       奶奶说，是啊!又过两年，秦大掌柜决定弃暗投明接受政府招安，他手下有不少人反对，又是这位姑奶奶发了话，秦大掌柜才顺利地当了官儿。秦司令知恩图报，娶了她——那时她已经四十出头儿了。她毕竟是军官的女儿，进过学堂，知书明理，不再打打杀杀，能安安静静地和秦司令一起过日子，她已经心满意足了。所以，秦司令娶第一房姨太太时，她没生气——谁让自己没生个儿子呢!后来大姨太太生了儿子，可秦司令还是一房又一房地娶姨太太，她就心灰意冷了。她独自搬到了后院，吃斋念佛，再也不理家事。秦司令对她算是挺仁义的，他忘不了在他人生最重要的两个关口，他夫人的支援。他心里不安了，便想方设法让夫人高兴，可他让人送去的好吃的好玩儿的，都被他夫人拒之门外，弄得他焦头烂额。他着急——怎么能让太太高兴呢?他的参谋长给他出主意，说，太太天天上香拜佛，要是找几个好香炉，太太一定喜欢。秦司令觉得这个主意好，立即派人来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里搜罗好香炉。这消息一传出去，他的老部下，辽西那些阿谀奉承之徒，还有那些有求于他或是在他荫庇之下的大商人、大地主，都挖空心思，四处搜寻好香炉，价钱不计。这样……
       他抢着说，秦司令就有好多好香炉了。
       奶奶说，对了。你爷爷回北京那天，秦司令把这座香炉送给他，说，我看这六块儿绿石头儿挺好看，当个玩艺儿吧。你再不收下，可就是寒碜我秦某人了!乃之也说，嫂夫人写字画画儿都点一炷香，就给她当作案头清供吧!你爷爷心想，不过是一座铜香炉，收下就收下吧。他到家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你爷爷就把这香炉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我了。
       他笑了，这叫借花献佛——爷爷的诚心不够。
       奶奶也笑了，你爷爷是个古板的人，那天他能随机应变，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问，后来呢?
       奶奶说，我一看这香炉，就觉得它大有来历。什么来历，我不清楚。看这祖母绿，每一块都非常珍贵。是什么样的器物，值得镶上六块祖母绿呢?太不可思议了!
       说着，奶奶又细细地端详那座香炉。
       他问，后来呢?
       奶奶说，后来请几位喜爱古董的朋友看过，他们谁也没见过这么精美的香炉——都说太神奇了，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可它的来历谁也说不出。有位朋友说这是明朝的宣德炉，可炉底又没有款识。款识，你懂吗?
       他跑到康有为书写的中堂前，指着康有为的名字和印章，这就是!
       就是那年，他见过这座香炉——只见过一次。
       他用红绸子把香炉包起来，心想，奶奶那么珍爱这座香炉，拿出把玩时，像沉醉在一首优美典雅的乐曲中，久久不能走出那种浓郁的氛围，而如今，奶奶连欣赏它的精力和心情都没有了，而且把香炉给了我，难道奶奶知道自己的大限快到了吗?奶奶!
       奶奶的真正意思是别让刁钻的继母知道
       一个星期后，奶奶以八十三岁高龄无疾而终。奶奶的牙齿，仍然没有脱落一颗。
       从八宝山公墓回来，他觉得胸腔里空空落落，自己的心——那颗被伤痛折磨得几乎破碎的心——像是留在了八宝山的松林里，依然陪伴着一直疼爱他的奶奶。
       他颓唐地躺在床上，不知自己应该干些什么。
       屋门响了三下。
       爸爸走进来，后面跟着依然年轻的继母。
       他站起身，请爸爸坐下。
       爸爸不坐，垂着眼皮，在窗前慢慢踱步。
       这些日子，他眼瞅着爸爸日渐憔悴，丰腴的两颊松弛了，垂着软软的肉皮——连胡楂儿也变白了。
       自从继母进这个家后，爸爸很有些受夹板儿气的味道，但不管奶奶怎样冷落他，他仍旧关心奶奶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虽然有时费力不讨好，但他从不计较奶奶的冷言冷语。
       方又琨知道，爸爸是爱奶奶的，现在爸爸心里一定很悲痛。他想安慰爸爸，又不知说什么好。
       继母早已坐在椅子上，目光急切地追逐着走来走去的爸爸。
       爸爸躲闪着继母的目光，仍在窗前踱步。
       方又琨明白了，他们找他有事情。
       他问，爸爸，什么事?您说吧。
       爸爸抬抬眼皮，并不说话，从他面前轻飘飘地走过去了。
       继母狠狠盯了爸爸一眼，转身向着方又琨，
       一脸好看的笑容，说，没什么大事。这两天，我和你爸爸把奶奶的屋子收拾了一下。没用的，处理掉；该收起的东西，归置归置。
       方又琨的心，“咚”地一跳。
       继母不说话了，慢悠悠地打量着他。
       他明白了。那座香炉!他并不在其他意义上看重那座香炉——既不能当书读，又不能当篮球玩儿，于他何用!只是，这是奶奶几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交给他的，是奶奶留给他的最后的爱，也是奶奶留给他的一个纪念——在他心里，这才是有分量的。
       他不想说明什么。
       看来，爸爸又在他和继母之间受夹板儿气了。是继母怂恿爸爸来盘查香炉的，爸爸念及父子亲情，考虑到可能引起的纠葛，不愿开口。继母就不同了，为了达到目的，她无所顾忌。
       上中学的时候，他曾悄悄问过吴妈，奶奶为什么不喜欢继母?
       吴妈正为奶奶的晚饭挑米，她将刚刚拣出的一粒稗子狠狠地摔到地上。要不是因为她，你妈会那么早故去!你妈生生地让她气死了。
       他一直以为妈妈是生病去世的，这还是头一次听说妈妈是被气死的。
       他问，她为什么气妈妈?
       吴妈用手指在他脑门子上戳了一下，傻小子!还不是看上了你们家的房子，看上你们家的钱——她以为你们还像早先那么有钱呢!你爷爷去世后，家里花的差不多都是你奶奶的体己钱。这有多少年了!一座金山也快空了。
       他问，奶奶怎么知道她气我妈妈呢?
       吴妈夸张地睁大眼睛，你当老太太真的老迈昏庸了?老太太心里明镜儿似的——什么不明白?都明白。
       奶奶当然明白，只是不说罢了，但奶奶用自己的尊贵，自己的端穆，自己的冷淡，将继母拒之于千里之外了。这么多年来，在奶奶面前，继母总是谨孙慎微，唯唯诺诺的。如今，奶奶驾鹤西去了，她是一家之主了，再也没人能威慑她了。
       继母的目光一直不曾离开他的脸，笑模悠悠地问他，奶奶有座香炉——镶着六颗绿宝石的香炉——你见过吗?
       他说，见过。
       继母仍是笑模悠悠的，现在没了。
       他想说，在我那儿。但他记得奶奶的嘱咐——别让你爸爸知道。也许奶奶真正的意思是别让你继母知道?对，这才是奶奶真正的意思。他坦然了——彻底地坦然了。
       他问，没了吗?不会的。您再找找吧。
       继母说，我找两天了。
       他走到书桌前，把讲义、笔记本装进书包里。
       他说，爸爸，我回学校去。
       爸爸这才停止踱步，关切地看着他，奶奶活了八十三岁，又是无疾而终，是有福的人。你要想得开。
       他说，是。
       爸爸嘱咐他，星期六早点儿回来。
       他答应一声，没理睬继母。
       星期六傍晚他回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屋里所有的箱子、抽屉都被翻动过，连床底下的几个鞋盒子也移动了位置。
       他笑了笑。奶奶真精明——让他把香炉带到学校去。哪怕在奶奶接近弥留之际，继母也是奶奶的手下败将。
       东北来客让他们大饱眼福，他说这不是宣德炉
       把香炉作为收藏专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方又琨想了解一些有关古香炉的入门知识，却苦于找不到老师。毕汉光看瓷器的眼力大有提高，尤其对明清青花瓷的断代比一些文物店的老板还要高明，但对铜器也是一无所知。他不但不能提供帮助，还埋怨方又琨选择了这样一个古怪的收藏专题。
       他说，你又不烧香拜佛，搜罗那么多香炉干什么?没劲!
       方又琨想把奶奶称之为“神品”的那座香炉的事情告诉毕汉光，但这几年间，他偶尔和一些搞收藏的人接触，也增长了一些见闻。现在他深知奶奶的那座香炉一定十分珍贵。奶奶是见过许多好东西的，那双眼睛多厉害!能被她称之为“神品”的东西，会是凡物吗?用现在文物市场上的价位来看，仅那六块祖母绿，就会吓人一跳——上好的祖母绿几乎和钻石等价。六块，每块都不小，那是多少克拉!看看当今一些女士手上的钻石戒指，简直不值一哂。他想，毕汉光要是知道这件事，一定会当个故事兴致勃勃地告诉他的那些朋友，要不，憋在心里他难受。而其中的文物商人们，一定会找上门来，穷追不舍。他知道，那些文物商人们为了得到一件珍贵的古董，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那座香炉已经失去了，干吗还给自己惹一身麻烦?
       有时他和毕汉光去逛潘家园或报国寺，会遇上毕汉光的某个朋友，他便不失时机地向人家请教。可能香炉是冷门吧，没有大钱可赚，那些人都不在意，也就不懂，可他们又极要面子，往往都做出一副行家里手的样子。
       有的说，一上手就知道，手头儿轻的，是真的。
       有人恰恰相反，说，夏商周的青铜器在地下埋了几千年，分子结构起了变化，分量轻了，可那时没有香炉!再说，你见过哪座香炉是出土的?香炉都是传世的，手头儿沉的才对。
       有人说看包浆。
       有人说看铜锈。
       也有人说看器型，看工艺。
       总之，莫衷一是。
       面对满市场的“大明宣德年制”款识的各式各样的香炉，方又琨想，干吗把简单的事情弄得那么复杂!不就是玩儿吗，自己喜欢自己觉得是个有年份的东西，买就行了。反正他见到的香炉都不贵，不像某些瓷器动辄上千上万，香炉的开价多在五六百元之间，经过讨价还价，二三百元就拿下了，有时一百元也归他了，这点儿钱，他不在乎。何况，玩儿古董，缘分很重要。有缘分，就许能收到好东西。奶奶得到那座神品，也没有先学香炉鉴别知识，也没有刻意追逐啊，是爷爷不经意地得到了，简直是从天而降!自己收的那座弘治香炉，不也是瞎猫撞上了死耗子吗!只要有点儿好运气，就能收到好东西。
       当然，他也像那些搞收藏的人一样，怕别人说自己的东西是新活，是假货。对他说来，那不是金钱的损失，而是到手的快乐扑楞楞飞走了，非常令人懊丧。
       他有办法保护自己。他尽量不让别人看自己收的东西，没人褒贬，没人挑剔，他的快乐也就保住了。毕汉光他是无法回避的，因为他们总是一起出入文物市场，好在毕汉光对他的香炉毫无兴趣，虽说有时也在旁边参谋几句，但并不坚持。不像面对瓷器，他要买，毕汉光认为不对，就不许他付钱。在香炉面前，毕汉光总是说，你看着办吧，几百块钱的事，瞎就瞎了——就当交学费了。
       女儿有些讨厌。每逢星期六他从潘家园回来，女儿只要在家，便会从她的房间里跑出来，说快看看，爸爸又买什么假货了!
       妻是贤惠的，连忙阻拦女儿，干你的事去!你爸爸喜欢这些东西，也没花几个钱，就让他糟蹋吧。
       他大不以为然，问妻，怎么这样说话?我这是真品!再晚也是乾隆年间的。
       妻笑了，我没别的意思。我看你真喜欢这些东西，花钱买个高兴，值得。
       女儿也笑了，安慰他，爸，我下礼拜去采访景德镇的陶瓷学院，我正看材料呢。香炉没有，但我一定给您带回一件好瓷器，让毕叔叔害一回红眼儿病!
       他知道女儿跟当今的许多年轻人一样，也有那个臭毛病——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忙说，你别瞎买!瓷器里的学问深着哪!
       女儿说，我傻呀!我让陶瓷学院的老师陪着我去，让他们给我掌眼。
       这话还贴谱儿。他想象着女儿将带给他的瓷器，玩赏着刚刚到手的乾隆古香炉，心情好极了。
       晚上看电视新闻的时候，他会把新买的香炉托在怀里，手指轻轻地滑过长方形的口沿，很光润，不拉手；手指再滑过炉颈上的万字条纹，也很光润。将香炉倒过来，四只圆足的突出处，都光亮而润滑，这是二百多年间圆足和木案接触的磨痕。炉身的包浆很厚，很自然，那里有前人和岁月老人的手泽，令他浮想联翩。没错，是一座古炉。他的心是沉静的，像古香炉一样沉静。那沉静中，却有一个欢快的旋律在徐徐飘响。
       临睡觉前，最后一眼，他要留恋在香炉上。
       如果起夜，经过客厅时，他会把屋顶的大灯打开。香炉摆在玻璃书柜里，迎着灯光，闪烁出一片片柔和的光亮，沉穆而幽深，古雅极了。他会把那份愉悦带进梦中。
       有时他会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想起奶奶爱抚香炉时那娴雅的姿态，一缕浓浓的怅惘就会久久地缠绕在心头，最后总是消失在他深长的叹息中。
       有一段时间，在潘家园或报国寺的旧货摊儿前，他会突发奇想，总是睁大眼睛，想侥幸邂逅奶奶的那座香炉——不是有人说过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让奇迹在我身上出现一次吧!
       他在人丛中挤来挤去，在一个个地摊儿上、店铺里寻寻觅觅，眼睛涨得生疼，头也晕晕的，连那座香炉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想法是愚蠢的，他却明知故犯。他知道，然而有时就是控制不住。终于他狠狠地嘲笑了自己一次，然后警告自己，再也不要去想奶奶的那座香炉了——不要自寻烦恼了!
       那天下午，下着大雨，还刮着冷风，雨点子一阵阵噼里啪啦地扑到阳台的玻璃窗上。毕汉光突然打来电话。
       毕汉光说，你不是喜欢香炉吗，让你开开眼!我在项紫星这儿，你快过来。
       项紫星是毕汉光的朋友，前些年靠经营家用电器发了家，后来又用赚到的钱买古董，做再次投资。他确实收到了不少好东西——宋朝的耀州窑刻花瓶，定窑婴儿枕，明朝的青花大券缸，康熙素三彩双耳瓶，雍正青瓷八卦尊，此外还有十几个清官窑的大盘子和一些难得一见的鼻烟壶。毕汉光带他去过几次项紫星家，看了项紫星的藏品，他真觉得大饱眼福，叹羡不已。他知道，去项紫星家不会白去的。
       他犹犹豫豫地说，正下大雨呢!去项紫星家什么时候不行，非得今天?
       毕汉光说，告诉你，是宣德炉!过了这个村儿，就没这个店儿。
       他心头一震。如今宣德炉几乎变成故事了，哪里还见得到!但毕汉光是不会骗他的。
       毕汉光又说，是从东北来的一位朋友的，明天上午人家就上飞机了。莫失良机!
       毕汉光真惦记他，怕他错过开眼的机会。他忽然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不也是来自东北吗!莫非有什么内在的渊源?他心里慌乱起来。
       他说，我这就过去。
       从的士上下来，他竟忘记张开雨伞，冒着雨，冲进楼门口。
       项紫星开门迎接他。
       毕汉光将一位坐在沙发上的客人介绍给他。
       是“王先生”还是“黄先生”，他没听清。四十多岁，穿一身铁灰色西装，打着领带，黑而壮，却有一种儒雅的气质从那双沉静的眼睛中流露出来。他没走过去握手，只是点头致意。
       毕汉光一脸郑重的神色，黄先生，这位是方又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方兄的收藏专题是香炉，在北京独一份儿——大概在全国也是独一份儿。这可是位专家呀!
       这回他听清了，是“黄”先生。
       被毕汉光戏称为“学者”“专家”，他脸上有些发烧，正要向黄先生纠正，却被毕汉光截住了。
       毕汉光笑嘻嘻地对他说，方兄，别客气。
       黄先生已经走到他面前，热情地伸出手，说，能见到收藏界的前辈，这次来北京就不虚此行了。
       他握着黄先生的手说，你误会了——汉光在开玩笑。
       他们在沙发上落座。
       黄先生说，我们家老人传下几件小玩艺儿，以前也没当回事，在箱子里压着。这两年有了几个闲钱，便附庸风雅，也跟着朋友玩儿玩儿古董，才把那几件玩艺儿找出来。不懂，想多请几位朋友给掌掌眼。上个月在哈尔滨，有幸认识了项先生。项先生热心，叫我把东西带到北京来。我只带了座香炉，请您多指教!
       方又琨说，家传的东西，能逃过“文化大革命”那一劫，太幸运了!
       黄先生说，其实，我爷爷我父亲都任过伪职，不过都是军医，没拿过枪，没打过仗，可那时候那也是“阶级敌人”哪！1966年8月，抄家的红卫兵们都冲进我们家了，眼瞅着大难临头，我妈吓得瘫在椅子上，我们只能任人宰割了。谁也没想到，这时会来一位救星。我有一位没出五服的哥哥，比我大二十岁吧。我那位大妈年轻守寡，又没家产，当年，带着我这位哥哥走投无路。我爷爷念在祖先的情分上，一直接济他们，还让我这位哥哥继续读书。我爷爷对他说，想让你妈过好日子，你就好好念书。你能念到什么程度，我供你到什么程度——全看你自己。可惜，我这位哥哥就爱踢足球，对念书不上心。我大妈锁上门不让他出去，他跳窗户也得去踢球。所以凑合到初中毕业，他就进厂当工人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他成了他们厂造反团的头头儿，就在红卫兵们要抄我们家的时候，他带着十几个工人赶到了。他向红卫兵们说，我爷爷反动透顶，案情重大，工人造反团将直接查办，其他组织不得干预。那些红卫兵都是厂里的工人子弟，一听我哥哥的话，立刻作鸟兽散了。就这样，我们躲过了抄家这一劫。
       琉璃厂的那位老人曾经告诉方又琨，1966年8月红卫兵大抄家后，北京古玩行的几个“反动学术权威”，分别被派往几个抄家物资仓库，负责挑拣各种文物。老人说，抄家的东西海了!红卫兵押着大卡车一车车地送，也有蹬着平板三轮来的，仓库哪儿装得下!后来就都卸在院子里，堆得像小山头儿。一个点儿上就一两个人，哪儿挑得过来!那些天还总下雨——下大雨，瓢泼似的。我疯了似的在那堆东西上爬上爬下，木器、瓷器、玉器、漆器不怕水，都不管，只挑字画儿。先抢宋朝的，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白天黑夜连轴儿转，也抢不过来。那些书画——有的是国家一级文物，“文革”前，倒卖一级文物是要枪毙的——就在院子里被大雨淋着，泡着。至于齐白石的，徐悲鸿的，张大千的，什么什么的——顾不上!任它们在泥水里，在我们脚底下变成一堆堆废纸。好东西糟蹋多了!作孽呀!说到这里，老人连连摇手，没法儿说，没法儿说!
       真的没法儿说。他对黄先生说，幸运!真幸运!“好人有好报”，看来这话不假。
       毕汉光在写字台前招呼他，方兄，过来看看吧——比你那些香炉如何?
       台灯“啪”地亮了，在衬着绿绒布的玻璃板上，一个枣红色的香炉，像一个紫红色的光团凝固在那里。他大步跨过去，将香炉抓到手中。
       毕汉光提醒他，小心!
       香炉很沉重，不大，近似成人的拳头。炉身紫中透红，没有纹饰，特别之处是出奇的光润。
       那光是从炉体深处透出的，油润润的，暗淡淡的，轻柔柔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仿佛可以将手指伸进炉壁去触摸一下。这种感觉使他一下子想起奶奶的那座香炉——虽然一个是青绿色，一个是枣红色，但那光的质感是一样的。他知道，只有好铜经过多次冶炼，并按严格的比例掺入金银等多种矿物，才能有这样的奇光。
       他将香炉翻过来，三只钝锥形实足，足尖上露出铜质的部位，非常细密——是质地最好的铜。炉底錾出的长方形落款处，款识为“大明宣德五年监督工部官臣吴邦佐造”，楷书，异常工整，字周围有似未錾净的一颗颗芝麻粒，俗称“麻地儿”，粒粒圆润，饱满，也熠熠生辉。
       可以肯定，这是一件诞生于数百年前的艺术精品。它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珍爱、把玩、收藏，逃过了战火，逃过了天灾人祸，最奇异的是竟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真是奇迹!此刻，他捧在手上，心里充满感动。用句老话，他积了什么德，才有这样的眼福呀!
       毕汉光见他那副痴迷的神情，更加高兴，说，怎么样?香炉专家，开眼吧?
       他说，大开眼界，大开眼界!谢谢黄先生。现在能见到这样的香炉，真是大饱眼福!
       黄先生早已站在他身边，一直观察着他脸上神情的变化。黄先生不知毕汉光是和他调笑，真的把他当作香炉专家了。
       黄先生问，我们东北的几个朋友都说这是宣德炉，您看呢?
       他想了想，说，我看，这确实是明朝宣德年间的东西。不会错。非常稀罕。现在能见到它的人，就算有眼福了——珍贵得很!
       那位黄先生并非像他自己谦称的“附庸风雅”，立即听出他话中有所保留，追问道，方先生，这是宣德炉吗?
       他知道，这个圈子里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潜规则，比如，给人留面子，别扫人家的兴，就是其一。
       前几年他和毕汉光刚玩儿古玩的时候，他花一千多元买过一个西晋的青瓷四耳罐，摊主还说是把他当作同乡才卖给他的，否则低于三千不卖。
       过了几天，毕汉光一位多年搞收藏的朋友去毕汉光家，毕汉光打电话让他把罐子拿过去，请这位朋友掌掌眼。
       那位朋友只看一眼，说了声不错，便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后来毕汉光愤愤地告诉他，妈的，咱们上当了!那是新活。
       他问，当时他为什么不告诉我?
       毕汉光说，人家看你头发都白了，给你留面子。
       他奇怪，面子就这么重要?
       当然重要!毕汉光说，西城有位尤老先生，在北京收藏界大大有名。前几年他从一个外地人手里收了一个明朝的青花缠枝莲梅瓶，八万!他以为捡了个“漏儿”，可几个朋友看了，都说是新活。后来他也知道自己走眼了，可还是铁嘴钢牙，没错儿!明的。八万块钱不重要，得保住面子!
       现在，他也遇上了这样的窘境。他沉吟着，不说话。
       项紫星走过来，说，方兄，我跟黄先生认识不久，却一见如故。要不，我也不揽这事。宣德炉，鼎鼎大名，可谁都没见过。您有话，就直说。您要是把这炉毙了，我担保，黄先生绝不会心脏病发作。您说了，我们也长长见识。
       他对项紫星是颇有好感的。许多搞收藏的人，对自己的珍品都深藏不露，有交情也不行。他跟项紫星素不相识，只因为毕汉光这层关系，人家就把好东西让他尽情地欣赏揣摩，在收藏这个圈子里，这样的人太难得了，是可以当作朋友交往的。
       毕汉光也说，这儿没外人，说错了也不寒碜。
       他只能说了。
       他对黄先生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
       黄先生说，您别客气。
       他说，这座炉，是宣德年间制的，没错儿——材料、器型都对。只是，它不是宣德炉，而是仿宣。你别急。这只香炉的整体形态，与宣德炉几乎完全一样，是十分珍贵的——不仅是现在，几百年前，就难得一见。这确实是好东西!
       黄先生问，都是宣德年间制的，怎么它就是仿宣呢?
       他说，宣德炉是由官方铸造的，只铸过一批——五千座左右。那是在宣德三年，以后再也不曾铸过。这座炉的年款是宣德五年，晚两年，当然是仿制了。
       他告诉他们，吴邦佐就是宣德三年监造香炉的工部官员，宣德炉停铸后，他利用原来的窑址，招募了原来的工匠，使用原来的材料和工艺，又铸了一些香炉，水平极高，又传世甚少，所以也异常珍贵。
       毕汉光又惊又喜，你怎么知道?看来你真是香炉专家了!
       他说，又开玩笑!我是听一位老先生说的。
       毕汉光说，你采访过的那位琉璃厂专家吗?
       他说，不是。另有其人。
       毕汉光犹犹豫豫地说，只听他一说，不能算数吧?他就那么权威!
       他说，我见过真正的宣德炉。
       毕汉光大惊，你见过宣德炉?
       他说，见过。比这座还要精美。
       真的?
       有一度还归我所有。
       几个人的眼珠都瞪大了。
       金老先生慧眼识宝。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不幸，他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可能是爸爸向继母讲了些什么，或者是央求了什么，许诺了什么，继母没有再向他追问香炉的下落，但是，对他更加冷漠。
       暑假里，他躺在躺椅上在院子的树荫下看书，有时会突然觉得头顶冷飕飕的。他知道，准是继母在上屋冷冷地盯着他——原来，仇恨的目光是冰冷的，这般冰冷——隔着窗玻璃，都能感受到它刺骨的寒意。
       好在他已成年，继母不论如何排斥他，也无法演出像《鞭打芦花》那样后妈虐待儿子的惨剧了。不过，在一些小事上难为他，却是常有的。
       他从小在奶奶和吴妈身边长大，被照顾得无微不至，直到上了大学，自己也不曾买过一支牙膏，一块香皂，需要的时候，他只需装在书包里带走就是了。奶奶去世后，这也成了麻烦。有几次，他临去学校时问吴妈，肥皂呢?牙膏呢?吴妈便愤愤地说，她说知道了，可不给钱!
       最让他恼火的一次是，那年冬天的一个周末，他从学校驮回棉被让吴妈拆洗。被子拆开了，被里被面都泡在大盆里，继母像是看准时机似的及时出动了——一会儿让吴妈洗茶具，一会儿让吴妈熨衣服，接着又让吴妈去找多少年没人用过的牛角鞋拔子。被里被面在大盆里泡了一天一夜，直到星期日晚饭后他要回学校时，也没洗出来。
       吴妈说，先把你在家里盖的被子带走吧，星期六你回来，我就做好了。
       他在家里盖的被子的被面，是奶奶早年间存下的老东西，猩红色的缎子，还绣着金凤凰和大朵大朵的牡丹花，富丽鲜艳，扎眼之极。在以艰苦朴素为荣的年代里，他拿这样的被子去宿舍，不是让同学们侧目而视吗!用不了两天，全班同学都会知道。
       他说，家里就没有布面的被子吗?
       吴妈说，老彭的被子是布面的——还在下屋搁着哪。
       他连连摇头，不行不行!准是一股油烟子味儿!
       老彭是家里的厨师，奶奶去世后，便辞退了。
       他问，您的呢?
       吴妈说，也是缎子的。老太太说，别花钱买了，废物利用吧。一下子给了我仨被面，这辈子都用不完。我还等着哪家亲戚娶媳妇，送他一
       个呢!
       他第一次骂了他的继母，这个臭婆娘，真刁钻!
       大学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所师范学校任语文老师，他借口路远，便住进学校的集体宿舍了，周末也不常回家，偶尔和爸爸通个电话，也就是了。当然，“五一”、“十一”、春节是要回去看看的，也只是坐坐，和爸爸有话没话地闲聊几句，有时饭也不吃，谎称和朋友有约会，便溜之大吉。他和那个家的关系已经似有若无了。
       他结婚时，房管局在一个不规范的大院子里租给他两间房，是东房。谚曰：有钱不住东厢房，冬不暖，夏不凉。他倒不计较，花几个钱，请房管局的工人在屋前搭一个棚子，也就挡住夏天暴烈的西晒了。
       除了他和妻子，院里还有三家人，他们都住在由东至西的一长排北房里。每家的人口都不多，又没有刁钻各色的人，大家客客气气，和和睦睦，相处得很好。
       他爸爸几次要来看看他的新房，都被他婉言谢绝，可等他有了女儿之后，却不能阻挡爷爷来看孙女了。
       爸爸和吴妈来了。
       爸爸看了看院子，看了看他们住的屋子，说，搬回去吧——家里那么多房子空着。再说，有吴妈，也能帮你们照看照看孩子。
       他直言不讳，爸爸，我知道您的心。谢谢您!可为了您的安静，为了我们的安静，算了吧!她能容得下我们吗?
       爸爸垂下眼睛，不再说话。
       那一刻，他真觉得爸爸衰老了。他心软了。爸爸不就是盼望儿子孙女都在他膝前承欢吗?顺从就是了，让爸爸高兴。可搬回去真的能让爸爸高兴吗?那个刁钻的女人!如今他不是孑然一身，而是三口之家了，那个女人会有更多制造不和、制造争端的机会。失去了安静的爸爸还能高兴吗?
       他也不再说话。
       吴妈说，不用搬回去，我多来两趟就行。
       真的，妻的月子，就是吴妈跑来跑去伺候的。
       1965年夏天，一夜疾风暴雨，把院里那棵老槐树连根拔起，砸塌了前院房子的后山墙。房管所来了十几个工人，先把老槐树锯成一截儿截儿的运走，再推来沙子、水泥、灰砖修复山墙。
       这一来，他五岁的女儿禾禾高兴了。每天从幼儿园回来，便在沙子堆上挖洞，垒燕儿窝，不到洗澡的时候不进屋。
       一天傍晚，他正在小厨房里帮妻择香菜，同院的金老先生突然从厨房门口探进身来。
       金老先生住在北房的最东端，老两口出出入入总要经过他们窗下，每次都客客气气地打声招呼。有时他和妻都不能按时下班，打个公用电话，金奶奶便去幼儿园把禾禾接回来，由金奶奶照看，所以，在同院中，两家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他撂下香菜，问，大爷，有事儿?
       金老先生把他从厨房里叫出来，伸手指向院心的沙子堆，问，禾禾玩儿的那座香炉，我能看看吗?
       他这才注意到不知什么时候禾禾将奶奶的香炉拿出来了。那时，他虽然知道这座香炉十分珍贵，但并不真正知道它的价值，况且家里没什么家具，他就随手搁在三屉桌的抽屉里，谁知就被女儿发现了。
       他招呼禾禾，把香炉给金爷爷拿过来。
       金老先生忙叫住禾禾，别动!我去拿。
       金老先生怕禾禾将香炉掉在青砖地上。
       他这才想起，金老先生在文物研究所工作，难怪!
       金老先生小心翼翼地从禾禾手中接过香炉，看了两眼，便小声说，到屋里去说。
       他刚要转身，同院的范泉光着膀子端着一只空碗晃晃悠悠过来了，说，小铺儿没开门，方大哥，给点儿醋。
       他妻子在厨房里听见了，范泉来吧，醋瓶子在这儿，自己倒。
       金老先生刚一见范泉便慌忙把香炉藏在身后，不巧被范泉看见了。
       范泉不去要醋，笑嘻嘻地问，老金头儿，您藏什么哪?一个铁疙瘩似的，不是炸弹吧?
       金老先生说，别瞎说!
       范泉仍是笑嘻嘻的，我得看看。要是炸弹那还了得!阶级斗争这根弦儿，我绷得可紧了!
       范泉二十五六岁，刚结婚，在汽车公司当维修工，是个爱说爱笑的热心人。院子里的水龙头坏了，电闸崩了，哪家的收音机不响了，他全负责修理。就是没大没小，爱和金老先生开个玩笑。方又琨知道，不让他看个究竟，他不会善罢甘休。他从金老先生手中拿过香炉，递给范泉。
       他说，我奶奶留给我的。
       范泉不屑地说，不就是座香炉吗，躲躲藏藏的干吗?像个特务似的!咦，这香炉真漂亮，好像有点儿讲究儿!
       金老先生一把将香炉夺过来，你还知道有讲究儿啊!告诉你，这事别跟别人说。
       范泉满脸惊疑，为什么?
       金老先生说，不能说就是不能说，哪有为什么。别给又琨添麻烦。记住!
       范泉说，行。我再看看。
       金老先生把他的手拨开，倒醋去吧，饺子凉了!
       他们进屋，他知道金老先生要看香炉，先把台灯打开了。果然，金老先生戴上花镜，默不作声地把香炉翻来覆去看个仔细。
       金老先生问他，这炉怎么到你手上的?
       他说，我奶奶临终前给我的。
       金老先生说，记得听你说过，你奶奶出自名门——这就不奇怪了。
       他说，这香炉不是家传的。
       他把爷爷如何得到这座香炉的往事说了。
       金老先生点点头，怪不得。又说，我是研究字画的，有时也接触一些杂项。我看，这炉，可能大有来历，可惜我说不清。你要是信任我，明天我带到所里，请专搞铜器的同事看看，行吗?
       他说，我奶奶十分珍爱这座香炉，也想知道它的来历。您要是能请专业人士看看，就太好了!
       第二天吃过晚饭，金老先生提着个蓝布书包过来了，从书包里取出香炉，轻轻撂在三屉桌上。
       金老先生说，我那位同事看过了，他说，他搞了一辈子铜器，没见过这么精美的香炉。他说，从材质上看，从工艺和色彩上看，这应当是宣德炉。
       他兴奋地拿起香炉，看了看说，我听说宣德炉是香炉里最名贵的。我奶奶真有眼力，她说这是神品。
       金老先生说，神品?说得好!我那位同事说，这要是宣德炉的话，就是其中的极品。
       他一惊，还可能不是吗?
       金老先生说，他说，还有个疑点。凡是宣德炉，都有款识，或是“宣”、“宣德”，或是“宣德年制”、“大明宣德年制”，只此四种。这座炉，没有款识，就是个疑点。干我们这个行业的，看珍稀文物时，不允许有一个疑点，要不，就会铸成大错。
       他失望了，这么说，还是不能确定它的身份。
       金老先生说，我的同事说，他要去故宫找两位朋友看看。这事我得跟你商量。
       他说，商量什么?拿去就是了。
       金老先生说，不然。一、这么好的东西，也许你不愿意让别人看呢?二、我的同事看，有我在场；他要是拿给别人看，你信任不信任他们?在古玩圈子里，稀奇古怪的事情多得很呢!
       他笑笑说，我没那么多顾虑，一切由您做主。
       金老先生高兴地说，那我就拿回去了。你不知道，我们要是看见一件珍品，就像你们看了一本好书似的。为了见识了这座炉，中午，我这位同事特意请我吃了一次全聚德。一瓶二锅
       头，我们老哥儿俩喝了一多半——这是眼福啊!
       金老先生把香炉小心地装进书包里，高高兴兴地走了。
       又过了三天，他正坐在刚修复的山墙下看《北京晚报》，金老先生提着蓝布书包下班了。
       金老先生看见他，便说，来来。
       他们走进他的东厢房，金老先生从书包里拿出香炉，两眼闪光，直视着他，说，你奶奶把你这辈子要花的钱都给你准备好了!
       说完，把香炉交到他手上。
       他笑了，什么意思?
       金老先生说，这座炉要是卖了，这辈子你都花不完!别说你，禾禾一辈子也花不完——你们不必为钱操心了。
       他问，那个疑点不存在了?
       金老先生说，开始，故宫那两位朋友也觉得没有款儿是个疑点，在一般情况下，一个疑点就能枪毙一件东西。可这座炉，太惊人了!他们虽没见过，但都肯定这是件宝贝。他们查了两天古书，最后在一本炉谱里查到了——这座炉是上谱的!原来，宣德炉在成批铸造之前，先铸造了若干样品，所有样品都没有落款儿，这座炉，就是样品之一。它是青绿色，完全是仿造上古青铜器的颜色，从色彩来看，是宣德炉中最高贵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后来这些样品从宫廷流落到民间，持有者为了证实炉的身份，纷纷请匠人补刻上款识，这样就和后来成批生产的宣德炉一样了。于是，就有人断言，“今日绝无真宣而无款者”——都补刻了!看来，这话太武断了。这座炉，就是证明。
       他高兴极了，谢谢您帮助我了却了奶奶的心事!我会告诉她老人家在天之灵的。
       金老先生认真地嘱咐他，千万保管好!别随便让人看。这是你的，也是咱中国的。古董这东西，毁一件，少一件。不像自行车，坏了，有工厂天天生产。古董，谁能再生产?
       他连连点头。
       他没有为这座宣德炉价值连城而兴奋，原因很简单，那是个崇尚艰苦朴素的年代，除了温饱以及日常生活中一些小小的渴望，人们几乎别无所求。像他这样过过好日子的人，喜欢看看北京人艺的话剧，喜欢买点儿书，偶尔想吃一顿东来顺的涮羊肉、全聚德的烤鸭，也所费不多，用他和妻的工资完全可以支付。他戴的是奶奶给他的爷爷的欧米茄手表，用的是奶奶给他的爷爷的派克金笔，骑的是爸爸骑过的凤头牌自行车，这些世界名牌非但没有引起周围人的羡慕，反倒招来种种风言风语一说他是资产阶级大少爷，留恋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如此这般，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没用!
       当然，他接受了金老先生的好意——把香炉保管好。首先，叮嘱禾禾，不许再动香炉，否则，要弹脑崩儿!其次，找块旧枕巾把香炉包严实，在屋里走来走去四处瞅瞅，放在那儿呢?无处可藏。最后，还是放在三屉桌里，只是往抽屉里边推了推。
       痛心得很，他没能保住这座香炉。
       在一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讲错了一句话，或者说是说错了一个字——纯粹是口误——他把“毛主席”鬼使神差地说成了“刘主席”，于是激怒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热爱的红卫兵们，一块在他名字上打着红叉的“现行反革命”大牌子挂在了他的脖子上，还把他送进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小屋。他那个简陋的家也被抄了。而这次行动的带头人，正是他班上平时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团支部书记。
       香炉，就是在那次抄家中失去的。
       待十二年后发还抄家物资时，他什么也没得到。本来，当年在他清贫的家中，除香炉之外也没抄走什么像样的东西，在有关部门的抄家物资登记册中，甚至没有他的名字。
       他也曾奔走过，但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回答。
       最后，他放弃了。
       那年清明，他给奶奶扫墓时，对奶奶说，您心爱的香炉找不回来了，我对不起您!您一向慷慨大度，我相信您在天之灵会原谅我的。对吧?奶奶!
       毕汉光要给他写报道，要让他上电视。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天晚上，雨没有停。从楼上向外望去，屋顶，霓虹灯，还有马路上爬行的车流，都水淋淋的，光闪闪的。他们在项紫星家喝酒。
       他们为黄先生的仿宣炉干杯。
       他们为方又琨奶奶的宣德炉干杯。
       毕汉光笑眯眯地瞅着黄先生说，不假吧，我们方兄是香炉专家?
       黄先生虔诚地点头儿，名副其实!方先生刚才讲的，我闻所未闻。
       方又琨一本正经地对黄先生说，汉光拿我开心，你别认真。我买东西，经常打眼。对宣德炉有所了解，是因为我拥有过奶奶的那座香炉，更重要的是后来认识了金老先生——有关宣德炉的知识，都是他告诉我的。金老先生说，凡见过真宣的，再也不会把赝品当作宣德炉——差别太大，一眼就能看出。你这座吴邦佐铸的香炉，跟真宣一样，能当样板儿。
       毕汉光给大家满上酒，说，你奶奶的宣德炉——已经是你的了——就这么失去，我不甘心。
       方又琨阻止毕汉光说下去，这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一是怕你到处讲故事；二是怕你拔刀相助……
       毕汉光说，那位金老先生说得好!那座宣德炉，是你的，也是咱中国的。是中国的，咱就不能置之不理。这么办，我写篇报道，在我们报纸上登出来；我再去找央视的几个小兄弟给你做个专访，在中央台播出——咱们找!提供有效线索的，奖励一万；归还宣炉的，重奖十万!
       项紫星说，人家要是把宣德炉还回来，十万就太少了!
       毕汉光说，那就加倍!
       项紫星说，方兄，香炉要是找回来，如果您肯让给我，这奖金由我出，多少您甭管。香炉的钱我照付，一分不少您的。
       毕汉光不无讥讽地说，你脑子倒是转得快一不愧是经商的!人家方兄玩儿古董是找乐子，是修身养性，不像你——为了赚钱!再说，那是人家奶奶留给他的纪念，怎能让给你!
       项紫星说，当然得方兄同意。我要是巧取豪夺，或者纠缠不清，还怎么在各位面前做人哪!
       方又琨说，你们还当真了!汉光，你千万别写什么报道，也别找央视的朋友。要是你胡闹，我就成了被骚扰的对象了，阿猫阿狗也能给我写信、打电话了——我还能干事吗?还能活吗?
       毕汉光说，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方又琨说，“文化大革命”中，多少国宝毁掉了，它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件罢了。我爷爷偶然得到了它，我们家又拥有它那么多年，够有福气的了。再说，现在它总会在一个中国人手里吧，还不会流失到国外吧?正像金老先生说的——它还是咱中国的。这么一想，心里多少能平和一些。
       毕汉光问，不心疼?不后悔?
       方又琨说，现在我也搞点儿收藏，也知道了那座炉的价值，怎么不心疼!怎么不后悔!但是，能失而复得吗?不能。不能，就不再想了——至少，要慢慢学会调整自己。
       黄先生竖起大拇指，我敬您一杯，您是当今的高人!
       方又琨端起酒杯，不敢。享受能享受到的乐趣，不奢求什么，更不奢求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就能活得自在点儿。你说，对不?
       他以为经过这番对宣德炉的回顾，应该让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在向毕汉光他们讲述宣德炉与他们家的渊源时，他感觉自己是在做一次
       宣泄，憋在心里的那股时隐时现的郁闷之气，释放出许多，他应当有一段平心静气的日子了。刚刚着笔的那篇探讨叶灵凤散文创作的论文，也可以顺顺利利地写下去了。
       他这样做了，两三天，就写了近一万字。
       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一位三十多岁的陌生青年坐到他的客厅里——还是宣德炉!
       他是诚心欢迎这位叫金景和的青年的，因为自报家门时，金景和说，自己是金如水的孙子。
       金如水，就是当年同住一院的金老先生啊!
       他还依稀记得金景和小时候又白又瘦的模样。那时，逢年过节，他都会跟着爸爸妈妈来看望爷爷奶奶。现在，金景和仍是清清秀秀的，一身浅灰色西装，给人的感觉很清爽，利落。当年那个毛孩子出息了，他真为故人高兴。
       金景和很健谈，他说他是代替爷爷来看望他的。找他的地址就找了两个多月，最后还是通过市公安局的一位朋友查到的。还说，北京有十七个方琨，还算幸运，只有一个方又琨，没让他跑冤枉路。
       一会儿，金家的事情方又琨也知道了一些。
       金老先生年过八旬了，依然清健，每天还能下楼到附近的街头公园遛遛弯儿，看看人家下象棋；有时老熟人拿着字画求上门来，也帮人家掌掌眼；活得挺好。金景和的父亲前两年在一家国营文物商店退休了，早晨去景山练气功，白天在家写大字，也挺好。
       金景和自己呢，小时候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好好上学，可也没虚度时光，在家里跟着爷爷学看字画，跟着爸爸学看瓷器。正像爷爷说的：一艺在手，吃喝都有。如今，他吃的就是这碗饭——在古玩城里开个古董店，生意还不错。
       初秋的下午，坐在有书籍有古董的客厅里，喝着浓酽的铁观音茶，听着故人的孩子絮絮叨叨地说家常，那感觉很不错。
       金景和站起来，看看书柜里、窗台上、小桌上摆着的陶器、瓷器、铜器，说，您也玩儿古董啊?
       他说，只是喜欢，还没入门儿呢!尽买假货。
       金景和点点头，您的瓷器里是有几件新活。以后，您上我那儿去，我给您保真，而且不赚您一分钱。进价多少，您给多少——您是我爷爷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他挺高兴。当然，“进价多少，您给多少”只能听听而已，他怎能做那不让人赚钱的事情呢!该赚多少赚多少，只要保真他就心满意足。在古董圈子里，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真的挺高兴。
       金景和推开书柜的玻璃门，拿起一个青花笔筒看了看说，这笔筒还行，青云居的款儿一这是康熙雍正年间的。叔叔，我那儿有个康熙青花人物笔筒，高十八公分，直径十五公分，釉色，画片儿，都比这个好，您去看看，要是喜欢，您拿回来。
       他笑道，你可别把我当个顾客。我没有要当收藏家的雄心壮志，也没那个财力。我只是喜欢文物那种古香古色的趣味，花点儿小钱，买个乐子。
       金景和说，谁把您当顾客了——您是我爷爷的朋友。我那个笔筒，一千，您拿回来。您看，这是把您当顾客吗?
       他想，十八公分高的康熙人物笔筒，若是像他说的，釉色和画片儿都好，至少得过万。仅康熙笔筒就是巨大的诱惑，何况这个价位。但他知道，这个便宜是不能占的，否则他还有脸去看望金老先生吗?
       金景和走到一个摆满香炉的书柜前，说，叔叔，您还收了这么多香炉?
       他说，一个朋友建议我选个专题。看瓷器得下工夫，我没时间钻研一看香炉不是简单得多吗!
       金景和的手准确地将弘治年间的方炉从一排香炉中拿出来，说，这个好!
       他问，你还懂铜器?
       金景和说，如今，货源不多，碰上能赚钱的机会就不能错过，所以，什么都得懂点儿。哪像我爷爷我爸爸那会儿，术业有专攻，会看一样就行!叔叔，您不是有一座宣德炉吗?
       又来了!这已经是他极力回避的话题，何况现在他正尽力把它从自己的记忆中驱逐出去呢!
       他淡淡地问，你爷爷告诉你的?
       金景和说，前一阵子，一个朋友拿了一个雍正年间的仿宣炉，让我代卖。我看不准，拿回去请我爷爷掌掌眼，爷爷就说起您的宣德炉了。他说，您这炉要是拿出来，全国文物市场得闹一场大地震!
       他心里一动，你爷爷什么时候说的这话?
       金景和说，两个多月前吧!
       他明白了。金景和说找他找了两个多月。这小伙子真精明，能当机立断，得到信息，立即行动，而且真的把他找到了。这哪里是来看望爷爷的老朋友，是举着金老先生的旗号，来打那座宣德炉的主意!怪不得过万的康熙笔筒，一千块就肯卖给他。
       他刚才的好兴致像香炉里的青烟似的被一阵风吹得干干净净。气恼之余，浮上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的时间被无端浪费了——他可以写一两千字论文的。
       他不再说话，只等待金景和告辞。
       金景和在几个书柜间转了一圈儿，说，叔叔，我能看看您的宣德炉吗?
       他想如实说被抄家以后丢了，又一想这个回答会引出金景和的一系列问题：发还抄家物资时没还回来吗?您都找过哪些单位?当年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去抄的?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诸如此类。如果金景和发财心切，像毕汉光一样想找回那座宣德炉，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动用什么手段，就很难猜想了。
       他说，对不起，不能。
       他有些后悔。这样的回答显然是说有香炉，只是不愿意让你看。金景和肯定会这样理解的。这会不会带来新的麻烦一今后，金景和会屡屡登门，像口香糖粘在鞋底上，甩也甩不掉?
       金景和说，那么贵重的东西，您不愿意让外人看，我不奇怪。叔叔，您想过没有——把它出手?
       他问，听你爷爷说，那座宣德炉价值不菲呀，你有那么大的财力吗?
       金景和笑了笑，这么跟您说吧，前年我丢了辆宝马，我都没找——有找的工夫，我早挣出来了。钱，我有点儿，可要收您的宣德炉还远远不够。我想找几个干企业的朋友，让他们入股，这就差不多了。您放心，我一定让您满意——要不，我爷爷也不答应。
       他又问，既然入股，就得有分红了?
       金景和说，当然，挣了钱按股分红。
       他说，那我自己卖好了，干吗让你们从中得利呢?
       金景和又笑了，您能卖到我们的价位吗?跟您说，古董圈儿里的猫儿腻多了!我劝您一句——千万不能把您的宣德炉随便交给别人!
       他说，我明白了。我还有事，不多留你。请跟你爷爷说，我辜负了他的嘱咐，但错不在我。
       金景和很奇怪，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爷爷会明白的。等我的工作告一段落，我去看他。请吧!对了，把你爷爷的电话告诉我。
       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他绝望之后，最终归于平静
       他是个很豁达的人，总的来说，近几年对奶奶宣德炉的渴念已经渐渐趋于平淡，可是最近两次触及宣德炉的谈话，使他重新陷入懊恼的泥淖里，他这才明白，奶奶的宣德炉仍是他心头的一个隐疾，一片浓重的阴影，必须彻底排除。
       他告诫自己，人，要懂得舍弃。
       他告诫自己，有遗憾，人生才完整，就像月
       亮有阴晴圆缺一样。
       他还告诫自己，别让不愉快的往事，使今天的好心情付诸流水。
       挺管用。每当他这样抚慰自己的时候，都能心平气和。
       讨厌的是，那座香炉，隔些日子，特别是他不忙于自己的论文的时候，总会不期而至，在他心头闪动一下。那时他也许正在读书，也许正看电视，也许在和毕汉光聊天，就是这些与香炉毫不相干的事情，说不定是哪行字，哪句话，就会把那座宣德炉勾出来。
       有一次，在他用自己的箴言告诫自己之后，心里仍是不能安宁，他想，也许汉光说得对，我真该设法找一找它，好彻底了却这桩心事。
       他是理智的，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罢了。他知道，那就像要在浩瀚的沙漠中寻找一眼清泉，在茫茫草原上寻找一匹马的蹄印，在晴朗的夜空寻找一颗梦中的星星——太难太难了。他的时间和精力断然不会付给这虚无缥缈的渴念。
       他觉得自己可怜又可悲，虽然年近六旬，定力依然如此之差!想必是读书不够，养性不够吧。
       那天晚上，他坐在书桌前，正在核对一段他论文中要引用的资料，电话铃响了。
       一个意外的电话。
       是他二十多年前的街坊，那个爱说爱笑的汽车公司维修工范泉打来的。
       从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后，他再也没见过范泉。因为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牌子，就像一堆臭狗屎招来了漫天飞舞的苍蝇一样，一时间，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断章取义者有之，上纲上线者有之，报复中伤者有之，最后被集中成厚厚的一大本子，当然也就“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了。他成了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于是惩罚接踵而至，先是停发工资，不许回家，在校内打扫厕所，修防空洞；待“清理阶级队伍”告一段落后，他又被发配到延庆县山沟儿里插队劳动。
       那时，他已经知道范泉举家迁往外地了。
       范泉的妻子是平安医院的护士。平安医院坐落在毛家湾儿。毛家湾儿里住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为了保证林副统帅的安静和安全，附近的大红罗厂中学奉命在学生做课间操时不准用大喇叭播放音乐，至于没有音乐学生还能否做操，林家大院是不管的。与林家大院毗邻的平安医院，当然也就失去了平安。平安医院接到的命令是迁出北京，但谁也没想到这一迁竟迁到数千里之外的甘肃嘉峪关。平安医院隶属部队，范泉的妻子只能服从。为了不和新婚才一年多的妻子分开，范泉毅然调入平安医院后勤组，陪同妻子一起踏上了西行的列车。从那以后，方又琨再也没得到过他们的信息。
       他又惊又喜，说，你的声音一点儿没变，还是那么年轻，我一下子就听出来了。
       范泉说，我的脸可又老又糙了。方大哥，你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的电话的?
       他说，我正奇怪呢!
       范泉说，我退休了，回北京投奔了我老妈。
       他问，你到退休的年纪吗?没到吧?
       范泉说，现在退休跟年纪没关系。前些年我在平安医院给人家跑腿儿，打杂儿——没意思!我就调到一个小县城的林业机械厂，还当维修工。可西北哪儿有什么林业呀，到处都是光秃秃的黄土高坡。这不，厂子两年多收不到订单，要倒闭了，就给我们点儿钱，让我们退了。
       他问，那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
       范泉说，你说怪不怪?今儿个下午，我去我妈楼下的街头公园遛弯儿，你猜，我碰见谁了?
       他笑了，我怎么知道。
       范泉说，你万万猜不着——我碰见老金头儿了!老头儿还真硬棒，连拐棍儿都不拄，正看人家下象棋呢!
       他愣了愣，才想起范泉一直是把金老先生唤做老金头儿的。
       范泉说，我跟他回家，才抄了你的号码。
       他说，谢谢你，还惦记我。
       范泉说，听清楚!不是今天碰见了老金头儿我才想起你，“文革”后，我还往咱们豆芽胡同给你写过信，还给你们师范学校写过信，都没回音。
       他说，抱歉!“文革”后，我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家也搬了。毕业后，我就到社科院工作了。
       后来，他们约好明天下午见面。方又琨本来想往后拖几天——他的思路很顺，想核对完资料，一鼓作气把论文写完，但范泉的热情使他非常感动——像这样顾念旧情的人，现在不多了。
       他说，我这儿有瓶茅台，来吧。
       次日午后，方又琨正在小憩，门铃儿响了——范泉笑嘻嘻地来了。
       方又琨的妻子连忙问好，沏茶。
       方又琨打量着范泉，面容真的老了，糙了，两颊上还有松软的褶子，最显眼的是眉宇间那两道纵纹，又深又重。看来，在甘肃这三十多年，范泉没少吃苦。可喜的是，那两只圆圆的眼睛里，仍然蕴含着笑意，好像随时随地都能发现乐子似的。
       他们喝着热茶，聊着分别后这些年彼此的遭遇，当然，也说到方又琨被抄家的那个夜晚。
       范泉说，为什么这些年我给你写信，四处找你，今天又忙不迭地跑来?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方又琨不明白，给我送什么?
       范泉笑了，你那座香炉啊!
       方又琨惊呆了，像腾云驾雾似的，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又是香炉!范泉要还给他。怎么可能呢!半晌，他才问，什么?你说什么?
       范泉从沙发上拿起他带来的一个老式人造革小提包，说，你奶奶给你的那座香炉!还记得吗，当年在你们家门口，你和老金头儿神神秘秘的——我还看了一眼!
       方又琨怎能忘记!他一直想忘记，只是忘不了。
       他听明白了。范泉说的就是那座宣德炉!他从来就不相信喜从天降之类的说法，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他开始体会到这意外之喜的滋味儿了。像是他心上横布着一道五彩云霓，从五彩云霓上辐射出的每一道光线，飘散出的每一片儿金斑，都带着顺畅，带着祥和，带着快乐，亮闪闪地映照在他心上，汇聚成一条欢快的小河，在他心上流淌。那五彩的河水欢唱着，跳跃着，流布他的全身，像洗温泉似的，被雾霭包围着，松松的，软软的。幸而，他脑海中还保留着最后一丝清醒。
       他问，香炉怎么会在你手里?
       范泉说，抄你们家的那天下午，我是夜班，还没去上班呢，就看见十多个红卫兵冲进院子里直奔你们家，我就知道你出事了。我想过去替你说句好话——说你衷心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好人。可那帮红卫兵气势汹汹，跟电影上的国民党似的，我敢说吗?他们撤走的时候，我看见走在最后边的那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正拿着你那座香炉。我想，这是你奶奶留给你的，怎么说也是个纪念，看能不能给你留住。我追上那个红卫兵，说，这香炉是“四旧”，不能让它留在世上。他问我，那怎么办?我说，我带到厂子里，把它化成铜，再加工成零件儿，不就废物利用了吗?他看看我，又看看我胳臂上的红袖章，说，拿去吧。嘿，就这么简单!
       范泉一边笑着，一边打开小提包的拉锁，取出用一块旧床单布裹着的小包儿。
       那座他熟识的古拙高贵的宣德炉已经在他脑海里鲜明地闪现出来——青绿色的光晕，上古的造型，六块美丽的祖母绿。现在，终于和它久别重逢了!他的眼睛紧紧盯住床单布——那
       块旧布好大，裹了一层又一层，好不容易打开了，嘿!还有一条旧毛巾!
       毛巾也打开了。
       范泉说，物归原主!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接到手中的，那一刹那，他只觉得自己像是从温泉中被抛进寒潭里，松软的身子蓦地抽紧了，特别是他的意识像坚冰似的陡然凝固了。如果说他的身体里还有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在流动的话，那就是绝望和悲哀。
       那是一种突然降临的毫无心理准备的绝望和悲哀，像是长着锋利的牙齿，在他身体里窜动时，杀伤力格外强大。
       他总算是有些定力的，在失态的时候，还能保持些许平静。
       他问，这是什么?
       范泉说，你的香炉啊!认不出来了?
       他说，不是这样的。
       范泉说，你以为有人调包了?模样是变了点儿，可这就是你奶奶给你的那座香炉!三十多年来，除了我，没人碰过它——我媳妇都没碰过。
       他不明白，那怎么是这个模样?
       范泉说，那天晚上，我拿到香炉了，我不知道把它藏在哪儿，总是提心吊胆的。虽说我们家成分好，可那时候，上午还是革命群众呢，下午就成了反革命一这事儿多着呢!我要是出了事儿，香炉还是保不住。再说，哪儿有革命群众还保存“四旧”的呢!让人看见了，起疑。我想，给它变变样儿吧!我就把香炉带到我们厂，锁在我的工具箱里。正好，过两天毛主席又发表了什么最新指示，大伙儿都上街游行去了，我留下值班。我把车间大门一锁，把香炉卡在车床上……
       他惊问，你要把它……
       他看看手上的东西，它的腹部有一圈圈车刀车过的粗糙的痕迹，还有六个长方形的凹槽，黑黝黝的。难怪宣德炉成了这副模样!
       他见过车床，见过车刀。他觉得车床上那黑色长方钢柱顶端白亮亮的刀尖，在隆隆的马达声中，正贴在自己的皮肤上，他已经感受到肌肤被切削的疼痛。
       范泉说，车它几刀，那几块绿石头碎了，香炉不那么好看了，就不会引人注意了。我还不放心，又把它的三条腿儿给锯掉了。
       他翻过香炉，只剩下三个圆圆的纽扣大的小平面。
       范泉又说，你别看这三条小细腿儿——不知是什么铜料，真硬!真结实!锯得我一身臭汗，连吁带喘的。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想扇范泉两记耳光，更想狠狠地扇自己!这算是什么事啊!还不如让那个又瘦又小的孩子把香炉拿走呢，那样也许它能得以保全。如今，他真的对不起奶奶对不起祖宗了。
       范泉说，等社会上“打砸抢”那阵风过去，我也后悔——一只天鹅变成丑小鸭了。可在当时，谁能猜到以后的事啊!多少人在夜里偷偷地把金条珠宝扔进公共厕所里!大抄家那些天，淘粪工净淘着好东西!你别怪我自作主张，我总算把你奶奶留给你的纪念保住了。对吧?
       他隐约听见范泉在说话，说些什么却不知道。
       他想起毕汉光。
       想起金老先生。
       想起项紫星，想起东北那位黄先生。
       他们会说什么呢?荒诞?胡闹?匪夷所思?败家子?混蛋王八蛋?黑色幽默?不管怎么说，还是荒诞!荒诞就荒诞吧。不是有个成语叫“无奇不有”吗?这就是一“奇”!只有在那荒唐绝顶、恐惧绝顶的年代里，才能“奇”出这样的水准!
       晚饭时，他和范泉把一瓶茅台喝个一干二净。
       他的脸，紫得像茄子，最后趴在饭桌上。
       他爱人埋怨范泉，他就一两酒的量，你还灌他!高兴也不是这个高兴法儿呀!
       范泉叫屈，他跟我抢着喝!咕嘟咕嘟地往自己杯子里倒。我还说他，哪儿有你这样的主人——只管自个儿，不管客人!不就是茅台嘛，也得有点儿酒德呀!
       这次，他酩酊大醉，范泉什么时候走的他都不知道，直睡到第二天下午。
       醒来后，在他脑子里钻出的第一个念头便是那座宣德炉!他顾不得头顶还发木发涨，翻身下床，蹬上拖鞋，直奔客厅。
       宣德炉在茶几上，在几本杂志旁边。范泉的车刀已在它身上飞驰过三十多年了，被切削得肌肤上已结出一层新的发黑的氧化膜，使得那起起伏伏坑坑洼洼的炉面简直不堪入目。更糟糕的是，由于锯下了炉腿儿，破坏了整体设计，使这座宣德炉非驴非马，丑陋至极!
       他坐在沙发上，面对变了形的宣德炉发呆。
       妻给他倒了一杯热茶。
       他喝了一口，却不知嘴里的滋味儿。
       妻凝视着他，我看，这件事很简单。
       他斜楞妻一眼，怎么简单?
       妻说，这件事有两面，看你从哪面去看了。
       他喝着茶，不说话。
       妻说，你要是把它看做神器，现在它成了这般模样，你会愤怒，会自责，会痛苦，一辈子也摆脱不开。
       他有气无力地问，另一面呢?
       妻说，你真的把它当作是奶奶对你的疼爱，是奶奶留给你的纪念，现在失而复得，你就会庆幸，会快乐，会告慰奶奶的在天之灵。
       妻说完，拿起茶几上的杂志，回自己卧室去了。
       他又端起茶杯，注视着面目全非的宣德炉，许久，一动不动。
       晚饭后，他平平静静地坐在写字台前，打开电脑，继续写自己的论文了。
       一个星期后，初稿完成。
       那天恰好是星期五。他给毕汉光打电话，明天去吗?
       毕汉光说，九点，潘家园见!
       他又说，我奶奶那座宣德炉的故事有结尾了，明天我告诉你——又荒诞，又美好!
       毕汉光惊叫，是吗?我等不及，现在就开车过去。二十分钟!
       “啪”地，电话挂了。
       他笑了，点上一支香烟，慢悠悠地吐出一个圆圈儿，等待欣赏毕汉光那一脸炸开的惊异。
       责任编辑　田增翔
       题　字　李纯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