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的两首歌行体长诗《圆圆曲》与《鸳湖曲》相比较，是很有趣味的。
十七岁，我从一个少年朋友那里抄来《圆圆曲》全诗，那时正在文革中。我对诗中的许多典故并不懂，也无注释，但是，却从直觉感受到了全诗的文学魅力。叙事跌宕起伏，才华艳发中见沉郁，激楚苍凉里生悲怆，特别在歌行体诗中运用转韵而造成的波澜往复的艺术效果，实在是史诗大手笔。吴三桂由于爱妾陈圆圆被掳，冲冠一怒，屈节降清，引清兵入关，是历史上有名的“女人亡国”的故事。那时节，也恰逢“红都女皇”权势熏天之际，读了《圆圆曲》的那些诗句：“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我感觉非常带劲儿，还将此诗给父亲吟诵过。从此，我对诗人吴梅村的生平与作品更有了特殊兴趣。那些年，关于此类书籍，在新华书店很难找到。十余年后，我才在《清诗选》里读到了精选的一小部分吴梅村诗。1988年，我又买到一本薄薄的《吴伟业诗选注》，高章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不过，这本小诗集过于简约，竟连吴梅村另一首长诗《鸳湖曲》也未选入。那首诗倒是在《清诗选》中收进去了。
《鸳湖曲》是吴梅村的另一首著名七言歌行体叙事长诗，与《圆圆曲》不同，既少了辛辣的直言指斥，也再没有激昂慷慨的格调，更多的是烟雨凄迷的境界和意味深长的感喟。他诗中所写的主人公吴昌时，原为复社主要骨干之一，与复社盟主张薄共同策划了周延儒重新出山。吴昌时是晚明时期风云变幻的政争中一个重要人物，他性格猥琐，贪利嗜进，经首相周延儒援引，由礼部郎中又破格转为吏部文选司郎中，手握大权，呼吸通天，内交宦官，卖弄信息，外结朋党，驱逐异己，最终被崇祯皇帝在文华殿内廷杖，弃首东市，周延儒亦罢职赐死。此人曾是吴梅村密友，实际也是当时荒淫腐败政治产生的畸零儿，他的命运与沦亡的大明王朝的命运也是一致的。或许，诗人吴梅村直觉地感受到这一点了，所以，他描述了吴昌时那种穷奢极欲、豪华绮丽的享乐生活后，笔锋一转，又写了吴昌时弄权作势而自取杀身之祸的经过，最后以“君不见白浪掀天一叶危，收竿还怕转船迟。世人无限风波苦，输与江湖钓叟知”的警策诗句结尾。
我总是觉得，《鸳湖曲》要比《圆圆曲》所包含的意蕴更加复杂深沉，不再具有《圆圆曲》所迸发的强烈批判色彩了，似乎诗句里除了对吴昌时命运的思索外，更有了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思索。
可惜，连绵的思索怎么也抵不住残酷的现实，人在历史风云中常常是自己难以掌握命运的。一纸清朝诏令下达，在两江总督马国柱的举荐催逼下，吴梅村不得不在顺治十年九月离乡北上，去做清朝的官吏了。以后，这成了吴梅村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也酿成了他一生中更深刻的思想痛苦。他是诗人，具有敏感的特质，不能不冷峻地认识到，自己诗中那些极富有感情色彩的警句，反而成为对其个人品格的严酷讥讽了。尤其是吴梅村在应仕前，曾经参加慎交、同声两社在虎丘召集的大会，为调解两社嫌隙做了许多工作，又因为其宿望被推为盟主。他们尊敬他，由于他是仅存的复社党魁之一，入清后隐居不仕，写了许多脸炙人口的诗文，表彰忠义，斥责奸邪，赢得士人们的钦服。而他以后仕清的举动出来，急转直下，瞬间使人们对他的热望化为失望，他在虎丘大会的周旋，也势所必然被当成是为了重新出山所做的政治准备，为了抬高他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身份。
无论古代及今世的知识分子，或是对吴梅村采取体谅的态度，或是用鄙夷的目光，都得承认，吴梅村北上仕清的行为玷污了他的名节，甚至他写下那些满怀忠义之感的诗文，也就显得言不由衷了。但是，我仍然爱读他的诗，也包括他晚年充满沉痛心情的诗，时而剖明心迹，时而自怨自艾，时而感愧自责，其中有着极其复杂深沉的仟悔意识。一些学者不能体谅他心中的隐曲，大抵只将这种忏悔看成为自己辩白的某种姿态。还有人认为他的仕清纯属于一种政治投机。对这些观点，我不很赞成。我比较同意叶君远在《吴伟业评传》中所说的：“面对爱惜名节重于生命的古人(‘龚生’，指汉代龚胜)和‘慷慨多奇节’的故人(黄道周、陈子龙、杨廷麟等)，他无地自容，不惜用最严峻的话语鞭挞自已懦弱的灵魂。‘竟一钱不值’几个字，是他为自己所下的极其严重的判词。大约只有在这样直言不讳叙说内心羞耻时，在这样毫不留情的自我批判中，他那由于灵与肉的矛盾冲突、相离相悖而产生的痛苦才可以得到些许缓解，他那负罪的心理才能够获得短暂的平衡吧?”这一段话，原是叶君远兄为吴梅村那首著名的词《贺新郎·病中有感》有感而发的。不过，也道破了吴梅村后半生的内中隐曲。
我与叶君远兄曾是同事，奉其为师友。多年未谋面，一次相见，得知他在人民大学中文系当教授，长期从事吴梅村研究。他与冯其庸先生合著了《吴梅村年谱》，还出版了《吴梅村诗选》等书，属于国内少数几个“吴梅村专家”了。我一直对吴梅村颇感兴趣，写过一篇历史小说，近日出版的长篇小说《黑色念珠》中也有关于吴梅村的部分描写。于是，我去叶君远兄家求教，蒙他赠我《吴伟业评传》等书。当夜，我一通宵将此书读完，深感此书文笔优美，资料翔实，对人物和事件既有深刻精当的描述，也有鞭辟入里的分析。真是一本好书。
我尤其佩服叶君远兄对吴梅村痛苦与矛盾的内心世界的透辟认识：吴梅村的生活道路与其所处风云变幻的大时代是紧密相联的，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思想软弱特点，因此，他无法躲避，也无处躲避仕清的结局，他以后的那种永世负罪感才更具有历史性的悲凉!叶君远兄还认为，吴梅村仕清后，在诗文中常常出现的仟悔之词，不应该说只是一种装模作样的自贬姿态，而是真心的羞愧自责，深感罪孽在身，无颜对后世之人。倘若，他的自讼只是获取后世人同情的狡狯，那么，最好的办法是掩盖某些事实，或者一笔带过，何必对自己被站污的灵魂作如此严厉的解剖呢?
最近，我又读了一本书《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是赵园先生所著。将此书与《吴伟业评传》放在一起读，是饶有兴味的，更能拓展历史视野。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激烈动荡与复杂矛盾的大时代，也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有的学者认为是一个“早期启蒙思潮”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思想界的精神支柱——以理学为中心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已经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虽然，它仍然是士大夫们的绝对道义尺度和思想基础，可是由于思想界的活跃与立异倾向，它的虚伪性，它的禁锢人类发展的保守性，也受到了先进知识分子们的怀疑与批判。
赵园先生在书中所称的弥漫于整个时代的“戾气”，也就是思想界的肃杀氛围，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传统社会文化与统治者的施虐，这里包括明末清初对知识分子的种种镇压，例如，东林党受迫害案，崇祯皇帝数次廷杖大臣，清初多次的文字狱等等，实际上也具有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封杀性质；再有就是中国儒家知识分子的自虐，他们虽然寻求思想突破，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苍白造成了先天缺陷，却找不到自己新的思想定位，也就难以打碎传统伦理道德所教化出的臣民心理的桎梏，内心世界充满困惑、徘徊与痛苦，最后，只好用自我牺牲来报答施虐于他们的统治者！这是中国一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悲剧。
明清易代，使得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对前朝沦亡的历史原因进行反思。明遗民学者对“建文逊国”这个明史初期一大公案的追索，也是这种反思的一个重要方面。明太祖辞世后，他的孙子建文帝继位，执行削藩政策，不到一年削去五个藩王，激起了燕王朱棣的反叛，经过数次大的战役，领兵攻入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燕王继皇帝位，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站在封建造统的立场上看，燕王朱棣的举动无疑是大逆不道的。但是，他夺取了江山，以后数百年也都是他的后代子孙执政，这种悖逆行为便成了“靖难之役”，谁敢言“篡”字?这个尴尬话题，正反映了儒家伦理道德文化本质上的虚伪，它是建立在势利眼、“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基础上的。是与非都让“势利”二字抹杀掉了。占统治地位的强大政治力量总是好的，正确的。乱臣赋子与强盗流氓只要做了君主，也就是伟人了。它使得道义的尺度，实质上也就是强权的尺度。甚至对“建文逊国”这个命题的反思，也只有在故国沦亡之后才能进行，说是历史反思毋宁说是历史讽刺才对!因此，赵园先生的分析是很精彩的：“易代固然痛苦，但如王夫之、黄宗羲的大胆言论有使人想到易代的某种‘解放意义’——那种批判以及怨愤表达，也只有在明亡之后才能成为可能”；“你由此又不难推想，明亡之际出诸遗民的尖锐痛切的明代政治批判，其背后隐藏着怎样深刻的屈辱感与自我命运的感怀?”
吴梅村可以算作这些士大夫之中的一个。他一直积极地反思先朝灭亡的悲剧，企图通过修史来探讨一代兴亡的原因。
《绥寇纪略》是一部专题史书，记载崇祯十七年农民起义军的始末，记录了明王朝与农民军的角逐。顺治九年，吴梅村在嘉兴的万寿宫开始集辑史料，前文提到的《鸳湖曲》一诗，也是他在此时此地写成的。在反复修改书稿的过程中，吴梅村越来越深刻地看到，明朝灭亡的主要因素是出自政权内部的腐败，多数官吏只知贪污搜刮，军中将领打仗畏缩不前，克扣军饷却贪得无厌，激起了一次又一次兵变。王公大臣们几乎个个都是荒淫无耻的废物，只晓得聚敛财宝，无一人为国家着想。即使力图挽救危局的崇祯帝，也是刚愎自用，反复多疑，远贤近佞，因此，最后大崩溃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鸳湖上的烟雨凄迷，也犹如吴梅村心头所笼罩的愁云惨雾。他当时的思想正处于困惑与徘徊中。写作了《绥寇纪略》后，他对国家命运有了较深的思索，看清楚明王朝必定沦亡的弊病，也明白这个王朝绝不会再死灰复燃了。自然，他又会联想到自己个人的命运。吴梅村在嘉兴的应酬交际活动很多，既有一些文人墨客，也有一些降清的旧朝官吏，《吴伟业评传》中认为，吴梅村那时对逼他重新出山的压力已有预感，所以，心情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沉重。《鸳湖曲》对宦海风波险恶的警句，也是他的自诫，企图表明隐居不仕的态度。但是，他后来却没有勇气按这个原则去做。 对《绥寇纪略》这部书稿，吴梅村几乎花了一生时间不断进行修改。其中让人觉得意味深长的是，他对于《圆圆曲》所指斥的主人公吴三桂，态度也起了微妙的变化。有两段话：“上崩之后三十三日，而吴三桂请本朝大兵入关，大破李自成于一片石。”还有，“春秋大复仇，然孰有身殉下宫之难，子效秦庭之节，如吴宁远乎?”在他的笔下，曾经讥评讽刺过的引狼入室的汉奸，如今却又变成了“效秦庭之节”的申包胥式的英雄了。
如果，这两节补遗是他在仕清以后又加上去的，就可以看出，吴梅村的椎心出仕，除了迫于压力之外，还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有着更复杂的思想内涵。一方面，他确实有着良心上的不平衡，因为自己失节而感到羞愧，充满自责与痛悔，希望自己的无奈能被后世人所谅解；另一方面，他对先朝沦亡原因所做的冷静剖析，所做的反思与批判，也就冲淡了对故国沦亡的哀恸之情，忠义之情，与家国之情。他明白这一切是时势使然，是难以扭转的历史命运了。因此，他的思想更加矛盾复杂，更加痛苦徘徊，如《吴伟业评传》所分析的，“有时表达了强烈的故君之思和麦秀黍离之哀，有时却又对清朝皇帝感恩戴德；有时流露出对清朝的不满，流露出对仕清的无奈与厌恶，有时却又站在与清朝统治者同一立场上重新评价叛臣逆子；吴伟业做了侍读以后的思想感情、政治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充满矛盾的 ‘混合体’。”
吴梅村是晚明时期的重要政治社团复社的党魁之一。复社自称承东林党余绪，代表着当时知识分子清流的主张，一直与阉党势力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甚至常常左右着朝局。
对于东林党与复社，现代的学者大都是赞誊，认为他们是正义力量的代表，却较少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他们进行评论。而嵇文甫先生所著的《
晚明思想史论》，则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给人们以启迪。这本书是“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之一，它全面和深刻地论述了晚明时期思想界的变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吴梅村个人思想脉络发展的历史大背景。
晚明时期的数十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和接触的开始。中国社会的早期工商业迅速发展，也使得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总结晚明时期的思想气氛：“天下之士，厌常喜新。”当时，王阳明学说继续发展，又有王良主导的泰州学派，被称为“左派王学”，主张独立思考，提倡个性，强调社会平等，肯定人的物质欲望，带来一股权清新的进步思想气息。以后，又出现一位公然对正统儒教进行批判的激进思想家李贽，大胆提出了“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儒学的经典著作及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观念都进行批判，并且按照自己的时代标准评价古今人物和历史是非。他的思想锋芒锐利，使封建社会感到震撼，所以，在他被迫害致死后，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视其著作为禁书。嵇文甫在《
晚明思想史论》中将李贽列为“狂禅派”，用较大篇幅介绍其观点，但对其在思想界的地位仍嫌认识不足。李贽的学说有极大的感染力，甚至在现代五四运动的反孔斗争中，仍然成为中国进步思想界的武器，许多新文化人纷纷引用他的观点，在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一些日本思想先驱者也利用李贽的观点为资本主义改良运动制造舆论。应该说，在晚明的早期启蒙思潮中，李贽的思想是一个很高的浪峰。
这个浪峰下去，却是大规模的退潮。由于在天启和崇祯年间，社会出现巨大危机，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多数士人对形势感到恐惧，思想也由反传统和要求变革退缩为趋于保守和改良。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与后继者张溥为首的复社便是如此，他们创办东林书院，即采用朱熹的白鹿洞书院的学规，体现了由王阳明学说回归到了程朱理学的倾向。东林学派对离经叛道的新学极为不满，认为泰州学派及李贽等人空谈心性，不务实学，误导了社会风气。他们在学术上遏制反传统的言行，企图弥合传统文化已出现的裂痕。其实这是一股保守和改良主义的思潮。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中国思想界，儒家正统观念及程朱理学所具有特殊的强大影响。特别是，中国在社会变革中有可能引起动荡局面时，缺乏思想勇气的知识界总是率先退缩，趋向传统，趋向保守。但是，这种软弱的退缩，使他们不能把握稍纵即逝的社会改革机会，只能将希望寄托某一开明君主身上，于是，更加无力挽救时艰与改良政治，反而酿成了政局的崩溃。明末清初社会的大崩溃、大灾难已充分证明了这一历史教训。
在这种大崩溃、大灾难以后，对历史重新进行反思的士大夫们，惊魂甫定，更加感到困惑、痛苦与无奈，主导的思想潮流自然也愈加趋于回归传统与保守。因此，赵园先生不无悲凉地在《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一书中讥评道：“是否可以理解为思想史上常见的‘轮回’?”
吴梅村恰是在“轮回”之中。认识到了他的思想背景，我们也就更能理解他的那种充满矛盾“混合体”的最终思想根源，也更能理解清初之际的那些奇怪的事件与奇怪的人物。
天崩地坼之时，东林党、复社的士人们也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一部分人如史可法、黄道周、陈子龙、瞿式耙等，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中去，慷慨赴死，义无反顾，成就了他们“以名节相砥砺”的理想；另一部分人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在从事反清活动失败后，则隐居乡野，著书立说，矢志不与清朝统治者合作，孜孜以求地进行思想探索；还有一部分人如陈名夏、陈之遴等人，原来也是东林、复社中人，却举荐援引同伙，形成党羽派系，在清廷之中与冯铨为首的阉党派系争权夺利，实际上这又是明末党争的某种延续。时人称南党与北党之争。
这场党争把吴梅村也拉扯进去了，是其仕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南党的首领陈名夏，攀附了清朝摄政王多尔滚而飞黄腾达的，他甚至劝过多尔滚夺位。这样的人，在多尔滚病死顺治皇帝亲政后，自然会被疑忌。陈名夏在政治地位摇摇欲坠时力荐吴梅村出山，有着增加南党实力及挽回颓势的企图。但是，就在吴梅村进京不久，并且为陈名夏文集作序后，陈名夏便被顺治皇帝判处绞刑了。尔后，吴梅村的儿女亲家陈之透，南党的另一重要人物，也被人弹劾，发配流放至塞外。他的许多友人如龚鼎草、曹溶等，也分别被贬的贬，杀的杀。
清廷统治者本来对汉族士人就存在着严重的猜忌心理，特别担心他们内心残存的民族意识会动摇人心，因此变本加厉对他们采取威压恫吓政策，汉族官吏往往仅为细故便道大祸。仕清后的吴梅村，虽然得到顺治皇帝格外垂青与眷顾，不过以他的敏感和聪明，也会看出潜伏的危机，他愈加内心忐忑不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对仕途也更厌倦，深切地体会到“士人无限风波苦”了。以后，即使他侥幸辞官，告假而归，仍然无法躲避政治风浪。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十七万大军攻入长江，直逼南京，却因骄傲轻敌而反攻失败。江南地区遭逢大规模战乱，吴梅村也不免又受颠沛流离之苦，但心中却交织着更复杂的情绪，他对反清复明事业彻底心灰意冷了。接踵而来，先是“奏销”一案受到株累。清廷因恼恨江南地区的士人心向郑成功，便以“抗粮”为借口，革除了很多人的官职功名，吴梅村也牵涉其中。再有，又是“通海”一案，更使他的精神受到打击。奸人陆銮上书告密，汗告慎交、同声两社与郑成功有联系，首先告的就是盟主吴梅村。虽然此案后来得以缓解，陆銮以诬告罪置法，但是，江南文社也随即星散，士人们再也不敢有结社订盟之事了。
吴梅村的命运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读到他晚年那些曲折隐晦又凄惶不安的诗句时，我们更能体会他噤若寒蝉的处境了。其实，当时的大多数士人的境遇又何尝不是这样?他们在异族统治者的淫威之下，不敢怒也不敢言，惴惴不安地过日子，抑郁结胸，岌岌可危。如果此时，我们再回想那位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的口号：“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此士大夫实念也。”这句话正表达了东林党人浓厚的“忠君爱国”的思想。但是，对处于苦难时代的大多数士人们来讲，他们所忠的君该是哪一个呢?是远在大西南，即将被吴三桂缢死的那个南明永历帝吗?还是北京的那个频频屠杀汉族知识分子，滥施淫威的清朝顺治皇帝呢?还有，他们所爱的国又该是哪一个国呢?是远处边陲的那个仅存名号的“大明朝”吗?还是以飞扬跋度的满族官僚为主的大清朝呢?这又岂只是吴梅村一个人的内心痛苦与无奈!
在当时，除了与吴梅村经历相同的那些出仕清朝的“贰臣”们感到深深的痛苦以外，即使是那些保存了名节而隐居著述的明遗民们也感到另一种深深的痛苦，例如黄宗癍、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在艰难的思想探索中，也隐约看出了儒家伦理道德与程朱理学的内在弊端和深刻矛盾，却因为时代原因，又难以摆脱它所设下的迷圈。譬如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提出：“有亡国有亡天下，”“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这种新鲜看法，对于把天下就看成是国家是皇帝的程朱理学来讲，无疑是一冲击。这些思想家还提出“仁暴”之说，认为即使为“忠君爱国”而滥施暴力，也是要不得的。所以，他们提出以存人道(也即所以存天下)为己任，这比起东林党人狭隘的“节义论”也更进步了。但是，他们的这些新思想萌芽，仍然以阐述和解释儒家经典的形式出现，难以突破传统思维的局限。实际上，他们也依旧不能彻底摆脱这个迷圈。他们所承受的思想痛苦，也是整个民族的痛苦。这是我们民族文化背景的先天不足而造成的，是无可奈何又具悲凉色彩的。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
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那个时代说：“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成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那么，就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结局：腐朽的明王朝灭亡了，却又同时意味着也是腐朽了的传统文化结构崩溃趋势的延缓，中国又一代知识分子只好在传统文化的迷圈中打转。
吴梅村于康熙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公元1672年1月23日病逝，时年六十三岁。辞世前，他给家人立有遗嘱，死后致以僧装，墓前立一圆石题曰：“诗人吴梅村之墓”。不要立祠堂，亦不要去求任何人为墓碑作铭文。叶君远兄曾经亲眼见过此墓碑，并且拍下照片。这说明，吴梅村的家人果真按照他的遗嘱去做了。《吴伟业评传》最后分析他的心理，至为深刻：吴梅村因为既不愿意服清朝的服色，又无颜再服明服，只好耐人寻味地“殓以僧装”了；此外，吴梅村本心确实不愿意做清朝官吏，所以不肯在墓碑题清朝官衔，又不好再题明朝官衔，便题写“诗人吴梅村之墓”。他对死后丧事的苦心安排，恰体现了“两截人”的尴尬处境，又反映出他临终也没有摆脱开负罪感。
吴梅村死后将近一百年，也就是公元1770年，法国思想家卢梭最后完成了他的名著《忏悔录》。卢梭是一个钟表匠的儿子，长期在底层生活，靠刻苦自学成才。他在《仟悔录》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仟悔精神，认为仟悔自己的罪恶，追求绝对的真实，是令人钦佩的美德。在书中，他甚至将自己的隐私也暴露出来，将自己灵魂的一切展览给人们看。他把这看作是一个创举，一种人格力量。在这股精神力量的支持下，他始终不渝与封建专制主义斗争着。显然，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孤独和不幸，却丝毫没有减弱自己的思想锋芒。他斥责巴黎的上流社会与贵族，同情底层劳苦大众。他高傲地拒绝了国王的接见和赐给年金。卢梭逝世几年后法国大革命的高潮中，巴黎举行隆重仪式，将卢梭的遗体葬在伟人公塞。
又有一位提倡仟悔精神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被称为“人类的良心”。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复活》，也是以仟悔为主题的。托尔斯泰写这部书共用了十年，重写了多次开头。这部书无情地揭露了社会生活的真实面，体现出巨大的思想勇气。更令人钦佩的是托尔斯泰作为一位伟大作家的真诚感。直至晚年，他痛感自己的贵族家庭生活与农民生活有巨大差距。即使他多年过着简朴生活，从事家务劳动和田间劳动，帮助农民耕耘、收割和盖房子，他却仍然有愧疚感与仟悔感!因此，他力图说服家人放弃财产和庄园，受到反对时，这位八旬老人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决定离家出走去飘泊。终于，在火车上患重病，不得不在一个小火车站下车，病逝在那里。临终时他对长子说：“谢廖沙!我爱真理……非常……爱真理。”
追求真理和热爱真理，是卢梭与托尔斯泰这两位伟大作家的共同特点。他们的仟悔精神是一股人格力量，充分地体现人的尊严感，打碎封建专制的桎梏，为个性解放开辟了一块新天地。他们的作品，之所以主题深刻，表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就是因为他们对人的灵魂有着更真实的裸露，因此对人的心灵解放有着特殊的启迪与引导。如果参照黄仁宇先生“历史大视野”的观念，将吴梅村的仟悔再来比较卢梭、托尔斯泰的忏悔精神：前一种忏悔精神是痛苦，是自虐，是在桎梏中的挣扎；后一种忏悔精神是勇气，是解放，也是纯洁灵魂的精神力量。我们会发现，吴梅村的懊恼是多么狭隘，多么没有意义!始终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人类的。他的悲剧也恰恰是一个僵滞时代的悲剧。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说：“中国从来不许忏悔”，一语道破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中对忏悔精神的真正看法。虽然，孔子说过：“吾日三省吾身。”但是，传统理念并没有把“自省”看成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品格，多数人反而将其认作是“自污”。他们不懂得忏悔，也不理解忏悔。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上，更多时候，是讲“讳”的。为长者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实际是隐瞒事实真相，掩盖世人耳目。传统伦理道德的思维模式，向来是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做断语，根本不去管人们内心世界复杂与矛盾的一面，经常用筒单化的方法，或者抹杀事实真相，或者虚伪地粉饰现实。这种封建传统仍然流传，也就妨碍人们面对现实，正视自己的心灵世界，认真分析与剖析自己。所以，忏悔精神能否在今天发扬起来，确实是个问题。
十年文革动乱结束后，整个民族都开始历史反思。但是，不少人却将其仅仅归之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缺少一种严肃的审视目光去看自己的灵魂深处。韦君宜老人在《思痛录》一书中尖锐批评年轻一代作家说：“但是，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了自己受苦，却没见一个老实写出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这正是揭露了我们的心理事实，只愿意谈自己如何受虐，却讳谈自己如何施虐，更绝少为过去的行为去忏悔。前一时期，一位青年学者与一位著名散文家展开一场激烈争辩，主题也是与“忏悔”有关。我对这场争辩的始末不了解，很难评论孰是孰非。可是，从抽象意义来讲，我赞同青年学者的一个观点，也就是应该讨论“忏悔在中国能否成为可能，忏悔对当代中国和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和特殊的意义。或许，确实不应该由某一人强迫另一人仟悔。不过，我们的良知应该强迫自己仟悔。没有深切的仟悔精神，也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思想勇气超越自己，也就不可能冲破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也就不可能用更广阔的视野去面向未来。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他的思想是痛苦和复杂的，性格也是懦弱的，在封建传统道德的桎梏下挣扎不得，忍受精神苦刑。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像吴梅村这样敢于袒露自己灵魂的人，也是极少数的。他坦诚地写出了自己矛盾复杂的感受，塑造出自己真实的人格。这才是一种真正诗人的将神。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他固然只能在封建传统伦理道德的怪圈里徘徊，充满了无所皈依感。但是，他真诚的仟悔精神却感动着许多后世人，或许还能启人深思。
责任编辑顾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