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的梦想，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就已经开始为这个梦想的实现筹划具体工作，从财政上大力支持北大清华等在世界上有一定知名度的几所名牌高校，计划每年为他们多投入100亿元人民币。作为中国的顶级学府，北大和清华可各收获18亿元的财政支持。
国家对这两所大学的支持力度有目共睹。然而，北大和清华毕业生的出国率也像国家为他们的投入一样高得惊人，每年都维持在20％左右，理工科的个别专业，有时甚至会出现全班连锅端的“盛况”。
其实，出国热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新状况。从改革开放开始，我国每年都有大批人员出国深造，截至今天已经有46万多人远渡重洋留学他乡。国外经济条件好，学术环境优越，出国留学不失为人们提升自己的良好途径。可令人遗憾的是，这出去的46万人最终回来报效国家的不足14万，其中绝大部分还是公派。在那些自己掏钱到国外镀金的学子中，只有4％的人重又回到祖国怀抱。由此推断，北大和清华那些赴洋骄子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打算回来了。既然有那么多学生都选择到别的国家一展抱负，难怪有人提出异议，北大、清华到底在为谁而建？
2001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了国内生产总值(95933亿元)比例的3．19％，是1989年到2001年间的最高水平，却依然远远低于世界平均5.1%的比例，当然也就更无法和财大气粗的发达国家相提并论了。但毫无疑问，这一年国家在以北大、清华为首的几所重点高校上的投入相当慷慨。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直到今天也没能完全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因贫困失学的少年儿童大有人在，读不起高中，或是考上了大学没有钱上的事件也越来越多。我国还处在发展中阶段，国家的教育经费远没有那么宽裕，将大笔的资金集中投入到少数几所高校上，而将迫切需要国家扶植的对提高全民素质最为关键的基础教育置于次要地位，这样的政策不能不让人提出质疑。
教育是一项公共事业，其输送人才质量的好坏关系着国家未来的发展建设，对寻求发展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教育的收益无所不在，它总是暗暗地贯穿在国家各项事务之中，难以用有限的金钱加以衡量。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比把精力和经费集中在培养少数精英分子上收效更大。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角度观望，我国的生产优势就在于大批廉价的工人，提高这部分人的工作能力，培养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才应是我们发展教育的战略重点。
不顾自身条件，盲目地向发达国家看齐，和发达国家攀比，只会让教育本身备受伤害。2005年9月联合国教育权利事务调查员卡塔琳娜·托马舍夫斯基曾到中国进行考察，她毫不留情地指出，中国在保证国民基础教育的权利方面连乌干达都不如，政府承担的教育经费比例比所有实行义务教育的国家都低。这给好大喜功、试图用高等教育和精英人才装点门面的中国教育敲了响亮的警钟。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事实——由于国力有限，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和吸纳力都相对弱小，而国家花在培养一个大学生身上的经费足可以让80个儿童步入初等教育的大门。虽说做学问要精益求精，但中国教育已经走入了贪大求精的误区。中等教育把高等教育作为目的地，本科教育又把输送研究生作为重要任务，于是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一边是求技术人才而不得的大小企业，一边是揣着高学历找不到单位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教育培养和社会需求的矛盾愈发凸现，就业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面对着难以发挥所长、工作又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了留学发展并一去不返。我们大方地为高等教育投资，培育出的人才却纷纷涌向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以我国现在的教育实力，即便每年都向北大、清华投入100个亿，即便让北大、清华有可以和哈佛、牛津媲美的经济实力，但忽视了基础教育的环节，也不可能培养出像哈佛人才、牛津人才一般的精英。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就为近段时间中国赴美读研学生学术能力的下降感慨不已。他说，哈佛理学院每年都要招收20名中国留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北大、清华等国内名校，但近十年左右的学生不仅成绩不再突出，且还有部分同学由于无法跟上哈佛的课程只好打道回府。
因过度倾斜高等教育造成财富和人才大量流失的前车之鉴便是印度。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印度在培养高等人才上下的功夫比中国要大得多，其重点大学的建设力度、教学水平也丝毫不亚于北大、清华，但高投入并没有带来高回报。印度的人才大量流向美国，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和科技结合最为紧密的硅谷地区，印度裔技术人才就占了当地所有高技术人才的40％，印度的软件人才举世闻名。但这些却一点也不能改变印度人受教育水平低的事实，2001年印度的文盲率占总人口的1／3以上，只有47％的孩子能够念到小学五年级。人口素质的低下让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了不少，也让他们的国民长期以来都挣脱不出贫困的魔爪。印度的高等教育不可谓不成功，只是这成功的效用大多作用到了别国的身上。
教育是复杂精深的事业，需要人们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步工作。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想建摩天大厦、领略大厦顶端的无限风光，就必须为它打好坚实的地基。教育像经济一样，必须先脱“贫”后致“富”。客观的现实决定我们不可能在基础教育尚显薄弱之时，让高等教育超英赶美。客观的现实又要求我们必须将精力投入向基础教育倾斜。将大部分人家子女享受基础教育的经费投入到高等人才的培养上，本身也和今天提倡的社会公平原则相悖。
教育是帮助人们脱离贫困的最佳手段，想实现人人富裕的目标，就必须抓好基础教育，让所有人都能充分享受基础教育。建设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中国教育近期的目标，大力建设基础教育才最应摆在教育战略计划之首。正像那个著名的木桶原理所揭示的，木桶盛水的多少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木板和所有木板的平均值，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中国教育的有限经费最应向基础教育这个短板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