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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当飞毛腿导弹袭来的时候
作者:[美]安·斯沃夫尔德

《中外书摘》 2007年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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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大永 译
       
       本文作者是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一个十足的“锅盖头”。他经历了为祖国的荣誉而战、真实的战场经历以及战后的反思,从一名战争亲历者的角度写下了自己对现代战争的感受。展示了一个和平时期的大兵,对战争的想象、恐惧,让人难以忘怀。
       第二天早上,营里仓促地进行了集合。上校向我们宣布我们已经被卷入了一个叫做“沙漠风暴”的攻击行动。上校还说,装满化学武器的飞毛腿导弹仍然是对我们生命安全的严重威胁,并且伊拉克军队有可能会采取地面进攻,所以我们必须加固我们的防御工事。最后他特别强调说:“请不要把我说的这些话当成一堆狗屎。”解散后,我们第七远征旅第二营有1000多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一起缓缓地走向我们的作战掩体,卷起了一场沙尘暴。行进的队伍好像抛掉战术性前进模式,就这样歪歪斜斜地走着,我们就可以淡忘关于核化学武器的言论。好像用踢沙子,或同我们自己或是其他狗杂种闲谈这种方式,我们就可以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就可以保住我们的生命安全,就可以终止所有的敌对行动。
       塞克上士决定必须由他亲自指挥加固每个作战掩体之间的战壕。战壕的深度只须允许一个人从一个坑爬到另一个坑就行了。因为头天晚上没有睡好,大家都显得懒洋洋的。而且即使我们睡眠充足,也没有人会为了挖作战坑和战壕这样的任务而干劲十足。但我们还是挖着战壕,嘴里咒骂着。
       第二天下午,我们又接到更多要防御核生化武器(NBC)的命令。我们又一次从一名防核生化武器师长官那儿得知,PB药片是无毒无害的。那名长官给我们发了阿托品药片、肟注射器和PB药片袋。PB药片可以增强阿托品和肟曝光性解药的药性。而后两者我们可以自行服用,以减少我们被神经毒气袭击后的死亡概率。
       师里来的防御核生化武器长官告诉我们的每一件事,都是我们早就知道的。因为到新兵训练营大概七周后,我们就已经开始学习核生化武器袭击带来的后果。在过去,学一样东西要这么久,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无法忍受的。
       如果除了给我们上一堂生动的、血淋淋的关于神经毒气及其后果的复习课以外,长官还对我们说:“嗨,我知道你们这些锅盖头早就明白关于核生化武器的废话,因为你们在新兵训练营时就接受了这方面的训练。我到这儿可不是来告诉你们已知的事儿,我只想让你们变聪明点儿。并且确认,你们已经明白这种袭击并不是说来就来,只是有可能会来。”
       我们吞下这些PB药片,并不是因为我们需要吃,而是因为情报有误——五角大楼的人得到了错误的有关在科威特的伊拉克化学导弹头数量的情报。他们不知道情报错在哪儿,不过他们明白,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那些可爱的、坚强的美国大男孩儿一旦开始因为神经毒气而纷纷倒在战场上(倒下的战士就是化学武器袭击最完美的证明),美国公众眼里正义的战争和值得为之一战的观念会立即改变。我敢肯定那些五角大楼的家伙肯定夜夜都在做着噩梦。并不是因为他们吃下了PB药片,也不是因为他们还活着,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并且全身绑着防毒面具在拉屎,而是因为他们在吃午饭时看了影片《西线无战事》。手里捏着化学武器解药的五角大楼政治家们,肯定会因为他们没有尽力保护好战场上的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而焦头烂额。而五角大楼赢得的民众支持将演变为要求和平与外交政策的力量。因为自从越战后,不管发生多么重要的战役,不管是同共产主义作战,还是为了全世界40%的油田的稳定而战,都没有人愿意再看到大量的美国士兵的尸体被运回国内。所以那些政治家必须设法让公众相信,五角大楼是关心士兵的安危和健康的,于是他们便推出了PB药片。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一件事是真正地为了要挽救可能死于神经毒气的士兵的性命——不是为了拯救那些就要在瞬息之间死去的士兵——他们所做的一切全都是在打一场赢得民心的战役,这才是目前在美国发生的真正的战役。
       我们躺进作战掩体里,害怕和恐惧时刻伴随着我们。师里来的防核生化长官欺骗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霉运,还愚弄了我们。来听听我们开的玩笑吧:你不会从我们的作战掩体里听到任何喜悦的声音,你只会听到绝望,我们对自己的防御装备毫无信心,我们又怎么会获救呢?
       我记得自己在一星期的时间里已经吃了21片之多。似乎即使我们不知道这种药物到底有什么潜在的副作用,我们还是应该多要些药片。为什么不多吃点据说可以保你命的玩意儿呢?如果吃21片会有好处,吃42片效果就会更明显,63片就可以让我变成金刚不败之身了。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排里的常规集合。我们站成两排,每排12人,也就是每排站成两个侦察狙击小组。塞克上士在给我们下达命令:
       “从药袋里拿一片药出来。”
       “把药片放在舌头上。”
       “伸出舌头,让我看看你是不是已经把药片放上去了。”
       “从战斗护腰上取下你们的水壶,喝水吞服药片。”
       “让我看看你们的舌头。”
       “现在,有没有感觉好点儿啊?”
       只有柯汉一个人把药吐出来,埋进了沙子里。他还没有聪明到有能力反抗让他将一种试验性药物吞进肚子里的命令,但他已经愤怒到可以反抗海军陆战队让他做一件不会立竿见影收到好效果的事的命令。
       而我,我很害怕。我从不反抗命令,我相信伊拉克军队拥有数万颗装满化学武器的核弹头,在我恐怖的想象世界里,那些化学物质是气体状的,呈绿色或黄色,飘浮在核弹头里,而核弹头正朝我飞来。这是针对我个人发射的核弹头,它一路呼啸着冲向地面,钻进了我那小小的作战掩体里。我也想到了电影《西线无战事》。我不知道书里或电影里是否提到了化学武器。但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神经毒气杀害了成千上万的人。我不想以那种古老恐怖的方式死去,不想用书中或电影里描述的方式死去,我只想死于战争。
       我还知道1978年和1988年萨达姆·侯赛因都使用了化学武器来对付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数千人受尽折磨而死去。受到化学武器袭击的人生下了畸形儿,这些畸形儿有的每只脚上有七八个趾头;有的没有肛门;有的先天性失明;有的胎死腹中;有的先天智障,会在几年之内很快死去,或是被无情绝望地杀死。
       想到这些,我不得不吞下这些药片。
       在空袭期间的几个星期里,我们奔走在宿舍与那些无趣的作战掩体之间打发日子。每天就是把那些被狂风吹进坑里的沙子或掉落到坑边的沙子给搬走。我们进行日常的巡逻,以便发现敌人的行踪。可除了自己的战友,我们什么人也没有见着。晚上常有飞毛腿导弹入侵的警报器被拉响。很快我们就发现这些警报都是不可靠的。警报器就是一个汽笛装在一个罐子里,你可以在五金店里买到这样的装置,然后把它安装在你家的安全报警箱里。田径教练在训练学生跨栏跑时也会用这种警报器。负责拉响飞毛腿警报器的通常是个从指挥所下来的一等兵。在调到战区使用的频率时,他会收到某人发来的警报。这个人就是在前沿阵地附近的另一个保罗·里维尔(美国民族英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里维尔连夜骑马召集民兵,告知他们英军的到来)。然后一等兵就会跑出指挥所,吹响起床号,通常是在凌晨三点或四点的时候吹响。每个被吵醒的人都会嚷嚷道:“飞毛腿警报!又是飞毛腿警报!”然后我们就得戴上防毒面罩和头盔,穿上防弹衣,拿起武器跌跌撞撞地走进作战掩体,倒在沙子里,等待着某些人的到来。通常拉响警报的一等兵会对我们说“安全了”。因为飞毛腿导弹掉到了耶路撒冷,或是在到达美军或联军阵地前就已经在半空中爆炸了。
       空袭开始后,我就没睡过一晚上的好觉。三小时的睡眠是我希望能够得到不被干扰的睡眠。进行演习巡逻时,约翰尼对我说:“咱们睡上一觉吧。”于是我们就取下头盔,脱掉防弹衣,就在湿润的沙子上睡起觉来。就算没有飞毛腿导弹警报干扰我们的睡眠,也有人在噩梦里发出尖叫声,或是在清醒时的愤怒与恐惧也会让整个宿舍的人醒来。约翰·邓恩医生给那些需要的人都发了安眠药。我担心如果真的警报拉响,我却睡着了,那该怎么办。不过,吃了安眠药和没吃安眠药的家伙一样还是从睡梦中醒了过来。人工合成的致睡化学物质效果还没有自然产生的一种叫恐惧的化学物质强。警报一响,大家再也睡不着了,通常会开始玩扑克,或者至少是坐着让自己慢慢地清醒过来和聊着一大堆的废话。扯的要么是老家的女人,有真实存在的,有凭空捏造的;要么就是谈论在小河里钓鱼和在汉尼拔河里钓鱼有什么区别;要么就是说到加利福尼亚南部与北部的海滩度假哪个更惬意些。
       一天晚上,警报拉响后,威尔蒂宣布他要盘腿坐在他的吊床上,将汽水易拉罐扔过头顶,然后用手在背后接住。他要连续不断地表演这个特技,直到天亮,而且还不会让易拉罐掉到地上。宿舍里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他,一派反对他,下起了赌注。
       我不能肯定是什么在驱使着威尔蒂玩这个愚蠢的游戏。不过我知道我们看他表演是因为我们需要一个保证,或至少是需要一个提示,告诉我们这种靠自己抛接一个易拉罐而得来的如此简单、如此心无旁骛的快乐,是有可能得到的,甚至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让我们回到了少年时代,那时我们可以将一个易拉罐在街道上或乡村公路上踢出几英里远;那时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可以在哪儿再找到一个易拉罐?而现在我们必须问自己的问题是:他们的炸弹何时才会找到我的头上?
       我们熬了一夜,看威尔蒂扔他的易拉罐。用欢呼声鼓励他,或是喝倒彩嘲弄他。我们都被他的努力尝试给吸引住了,很兴奋地投入到这个游戏当中来。因为他让我们忘掉了像“飞毛腿”、“毒气”和“炮兵”之类的字眼儿。威尔蒂整夜都没让易拉罐掉在地上。我输掉了五美元。
       另一个晚上,我们在解除警报拉响以后从作战掩体回到了宿舍,戴特曼开始哭泣,而且哭个不停。我们让他停下,可他就是停不住,或是根本停不下来。柯姆斯也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把埃利·鲍斯带出宿舍,狠狠地惩罚了他整整一小时。可就算是一遍又一遍做着那些令人疲惫不堪的下蹲、俯卧撑和匍匐前进,埃利·鲍斯还是不停地哭着。
       乔尔克还算有点人道主义。他走出去,和埃利·鲍斯一起做着运动,并坚持让柯姆斯也惩罚惩罚他。因为虽然乔尔克没有哭,其实他心里却是很想哭的。那又有什么区别呢?他这样问柯姆斯。
       他们受惩罚时,我又倒在了我的吊床上。我非常清醒,双手放在脑后,两眼望着宿舍上面的横梁。两个月前,我差点儿就把戴特曼给杀了。现在我很庆幸当时没那么干。我想着所有的事,脑袋里却一片空白。我想着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明白了所有我不敢提出的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北边,藏在伊拉克军队的布雷区和设障碍的地带里,藏在敌人的掩体里。在那里,此刻的伊拉克士兵正受到我方飞机无情的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