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人是一个爱塑造神话的民族。古代犹太人的历史就是神话与史实难分难解的历史。当代以色列人又创造了众多令人不解的神话，基布兹就是其中之一。
以色列现有基布兹(希伯来语意为“集体定居点”)二百六十八个，人口十七万，只占以色列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八，但却创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出口创汇的百分之六点五。更重要的是，它与莫沙夫(另一类合作农场，人口约十二点六万)合在一起所生产的农产品，竟然能填饱所有以色列人的肚子。
20世纪初，当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犹太社会主义走向实践的起步时期。当时，在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青年）中最有影响的有两大社会主义派别，一派是以戈登为精神领袖的“青年劳工运动”。戈登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同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是犹太民族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派别。他反对土地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他特别强调亲自参加体力劳动是犹太民族复兴的关键。他提出的一个口号是“劳动征服”。戈登于1904年移居巴勒斯坦，白天参加农业集体劳动，夜晚则冥想他的社会主义理论，被称为“昼日的农夫和夜晚的哲学家”。另一派是“锡安工人党”。这一派的理论家是博罗霍夫，他主张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犹太人的民族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移民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无产阶级，然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他们主张一开始就在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垦殖，建立公社。这两派的共同特点是重视实践，提倡所谓的“劳动神圣”。这两派力量在巴勒斯坦的会合，形成了占绝对优势的犹太复国主义实践派(在实践中的一致做法最终促成了两派于1930年合并成立“以色列工人党”，1968年易名为“以色列工党”)。两派的青年怀着社会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双重理想来到巴勒斯坦，开始了完全不同于前辈开拓者的新的垦殖运动。
1909年，戈登派的开拓者从“犹太民族基金会”租得加利利湖区的土地，创办了两个小型“基布兹”(当时叫“克武察”)，实行共产主义色彩很浓的集体主义原则：土地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劳动者自我管理、集体决策和集体劳动，一切收入归所有的社员所有，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当时，理想与意志、奉献与互助，使他们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基布兹很快成为一个开拓定居的模式，成为一种“基布兹运动”。以后，另一种较为松散、更为自由的合作农场“莫沙夫”(公有制基础上个体劳动者合作互助性质的农业定居点)成为另一种定居模式。私人农场在当时的氛围和自然环境下几乎没有生存空间。所以，几乎所有的定居点都是基布兹和莫沙夫一统天下。
“没有基布兹运动就没有以色列”，这话在某种意义上也许是正确的。基布兹在以色列建国前和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发挥着一种基石的作用。遍布各地的基布兹给人一种犹太人四处“占地”的印象，增强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合法”存在的理由，而在边境地区的基布兹又可以起到防御国土的作用。尤其是基布兹社员忘我的垦殖，迫使几个世纪没干过农活的犹太人重新与土地结合，改变了他们那种脆弱、畏缩、苍白的形象，树立起犹太民族健壮勇敢、充满自信的新形象。曾几何时，基布兹人成了以色列人的象征，成了一个新民族的精神代表。
基布兹首先作为一个独特的经济单位，为以色列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以色列土地贫瘠，国土的一半是沙漠或半沙漠，而且干旱缺水。但基布兹人不是靠蛮干，而是依托现代科技发展农业。他们实现了农业耕作的全面机械化，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良种作物和禽畜，尤其是领先世界的农业灌溉、节水技术，以最小的自然成本生产出高效优质的农产品。依靠现代科技，有效管理和务实勤奋，基布兹人以不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二的劳力，生产出了全国农产品的一半，其中棉花、奶制品、水产品占了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每年出口到欧洲的一亿多美元的鲜花，全部是基布兹人从内格夫沙漠中抠出来的。
不要以为基布兹人只是些农夫，其实，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们就已涉足工业领域。现在，许多基布兹的主要收入不再是农业而是工业和旅游业。到1985年，它们的工业产值占全国的百分之六点五，出口额占百分之六点七。在某些行业，基布兹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在橡胶和塑料业中，基布兹企业占全国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二，出口额占百分之四十二点二。
基布兹还向以色列社会输送了大量的政治精英和各类人才。建国以来有四位总理：本-古里安、摩西·夏里特、莱维·艾希科尔和果尔达·梅厄都来自基布兹。1948年至1979年工党联盟执政期间，有三分之一的阁员是基布兹人，包括著名的摩西·达扬和阿巴·埃班等人。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百分之三十的空军驾驶员和近四分之一的陆军军官是基布兹社员。
基布兹为以色列国所作的贡献与它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是令人骄傲得大大失调了。
那么，基布兹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基布兹并不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经济组织，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以色列城市社会的、独具一格的社区生活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如果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的话，那就是集体主义原则。西方的许多社会学家都惊奇地称赞：基布兹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社会主义。
财产公有制是基布兹社会的基础。土地为国家所有，基布兹以集体承租方式行使管理权；生产资料动产和房地产归基布兹集体所有；社员个人的私产只能是用自己的津贴购置的少数生活用品。当一个新成员参与基布兹时，基布兹免费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但离开时不能带走。
管理上采用“各尽所能”和民主决策。社员一般按照能力大小和专长不同分派工作。在早期，一般是男子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妇女和体弱者则在食堂、洗衣房、托儿所工作。基布兹没有退休制度，年老者可以从事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社员的过度劳作而不是消极怠工反而是一些基布兹面临的问题，即使是在神圣的安息日，社员们也照常到工厂上班。老一代基布兹成员特别反对兴办文娱设施，他们认为不能停止工作，只要你忙，你就会把邪恶和坏影响赶走。
基布兹的最高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各级领导机构由全体社员民主选举产生，任期两年。有关基布兹前途命运的各种重大问题都由社员大会讨论决定。在这里，社员可以享受充分的民主和平等，每一个社员都有机会担任基布兹的管理工作。对于基布兹社员来说，担当职务主要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更大的责任和义务。负责人没有所谓的更多“权利”，一切都是民主的、透明的，包括决策和财务都在社员的直接监督之下，待遇上也不比一般社员高，所以，在基布兹社会，所谓的“领导”并不是被一般世俗者羡慕的高高在上的“上司”。
一般参观者对基布兹最感兴趣的是他们的集体生活。他们住着设计相同的清一色套房，室内配备着相同的生活用具；他们在公共食堂吃自助餐，家庭一般不生火自炊；他们穿着相同的服装，购、洗、熨、补由基布兹服装中心统一负责；他们不领工资，只发少量津贴供外出时使用；小孩也不与父母同住，而是在幼儿之家过集体生活，上学后住在基布兹学校，只有周末才回家与父母团聚。他们文娱活动一般很少，但是，全国基布兹协会下有几个水平很高的文艺团队，轮流到各基布兹演出，甚至还经常代表国家到海外演出。
基布兹人特别重视教育，每个基布兹无论大小都设有专门的教育委员会。基布兹有自己的小学、职业中学甚至高等学校。基布兹学校不只是传知授业，更主要的是培养接班人。他们在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同时，还开设基布兹运动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等课程，培养学生劳动、音乐、图画的实践能力。所以，一般基布兹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集体主义观念强(但家庭观念淡薄)，实践能力强，能很快适应社会需要。
基布兹人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基本上都是无神论者，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包括“国教”犹太教。
散布在以色列边境农村的基布兹，被大多数人看作是以色列社会“一个繁荣而孤立的群落”。它们作为相对独立自治的社会主义社区，跟以色列主流社会交往很少(有限的交往也多局限于经济方面)，而基布兹之间沟通、交流与协作却非常之多，基布兹男女婚姻也大多在内部进行。在多数以色列人眼里，基布兹人与以色列社会格格不入，其生活方式理想主义的色彩很浓，与以城市为中心的主流社会大相径庭。虽然一般的以色列人表现出一种敬而远之的尊崇，但并不把他们的理想主义选择看成是以色列社会发展的方向。不管城市的以色列人如何看待他们，基布兹人仍然坚定地信守自己的信仰，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自己认定为以色列腐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道德堡垒。基布兹人坚守信仰就如同正统派犹太教徒把自己看作是犹太人纯洁道德的捍卫者一样。
但是，汪洋大海中孤岛般的基布兹，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它已不再是“新以色列”的象征，更不代表整个以色列的形象。相反，在咆哮的大海中，它不断地受到“腐蚀性”海水的侵害而逐渐改变了颜色。
现在，几乎所有的基布兹都面临着价值观方面的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既来自于外部社会的影响，又来自内部新一代基布兹年轻人的思想骚动。年轻一代再也没有第一代基布兹人所怀有的远大理想。客观地说，这是无可指责的，由于时代变迁，在一个新的、相对和平的多样化世界里，是很难能产生乱世中身经百炼、意志坚强的理想主义者的。基布兹对于年轻人来说确实太小了。清教徒般的“劳动宗教”狂热不是他们追求的理想，难得一变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感到气氛的沉闷、凝重和闭塞。更何况天天和同一帮人一起工作、吃饭和休息，极其缺乏个人希望放松、自由的小天地。因此，年轻人普遍有一种压抑和不能发挥个性的郁闷感。
如今，基布兹的开放政策给了许多年轻人以放任翱翔的机会。根据以色列法律，年轻人必须在部队服役三年，期满后，基布兹容许他们自由选择去留，愿意回来的当然欢迎，不愿回来的也不强留。这样，大部分年轻人服完役后不再回来，而是去上大学或到城市中闯荡去了。现在，每年因各种原因离开基布兹的人都在千人以上。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基布兹的经济齿轮也出了毛病。一些说话尖刻的以色列人甚至把基布兹说成是“烧光了的火箭”。在基布兹生产企业中，由于没有精神动力又缺乏激励机制，人浮于事，出工不出力现象剧增，劳动生产率大大下降；在管理上，由于过分强调民主而缺少集中，管理人员更换频繁，决策延误或失误也不鲜见；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制度，使工程师、教授与老弱劳力报酬相差无几，从而造成大量宝贵人才外流；还有，巨额无度的贷款到期未还又使许多基布兹负债累累，举步维艰。据统计，到90年代初，基布兹累计欠银行的无力偿还的债务已达到五十亿美元之巨。许多基布兹都陷入了亏损的深渊。
眼看着形势越来越严峻，基布兹人耐不住了，他们拿出勇气，开始大胆改变传统，革新制度。首先，他们拿基布兹的基本原则开刀，一举废除坚持了八十多年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打破实际中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用差别工资制代替过去的无差异的实物报酬。放弃了以前不雇用基布兹社员以外的人工作以避免剥削现象的观念，为解决工厂劳力短缺开了方便之门。现在，在基布兹兴办的工厂中，这类雇员已达到工厂总员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两项举措一实行，便起到了立竿见影之效，激起了员工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许多企业一下子就摆脱了困境。
同时，基布兹还放松了兵营式的集体生活束缚，允许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家庭生活。现在，孩子在家庭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多了，有的基布兹甚至不再搞集体住宿，让孩子晚上回到父母家；由于基布兹成员现在可以拥有个人银行账户，保留个人财产，并可以接受亲朋好友的钱物馈赠等，因此穿衣、吃饭不再强行统一，可以因为个体喜好不同自由选择衣装，可以家庭起炊，可以在家洗澡，有钱当然也可以购买属于自己的小汽车、手机等一切基布兹无力分配的高档生活用品。一些基布兹甚至还实行了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统一分配的住房折价卖给个人，水、电等则开始收费。
这些变化在年轻的基布兹人看来，是顺应社会潮流的，但老一辈的开拓者们却感到无限的悲哀与痛心，在他们眼里，基布兹的演变正一步步背离当年他们为之艰辛奋斗的理想。
基布兹一直在不断地变化着，如果拿现在基布兹的模样与建国初期相比，早已面目全非。
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基布兹怎么变化，以色列人是决不会完全将它抛弃的。以色列人非常珍惜历史传统和精神遗产，他们既然能够复活古老的希伯来语，将国名冠之以“以色列”这一古王国的名称，就绝对不会听任基布兹死去，因为基布兹是以色列人创造的神话，是理想、道德、团结、力量的象征。也许，作为一种精神体现，基布兹今后将一如既往孤傲地存在下去，成为博物馆之外的“活化石”。
虽然传统的基布兹社会结构和生活模式已不再具有神奇般的吸引力，但是，基布兹所代表的理想和精神却深深滋润着以色列人。虽然基布兹的许多年轻人一去不返，但是，又有大量怀着基布兹理想、崇尚基布兹价值观的志愿者加入基布兹。同时，在当今的以色列社会，“基布兹”一词还成了一个时髦的名词。一些虔诚而又偏执的正统派犹太教徒打着基布兹的旗号，过着集体清教徒生活。以色列人把这种新兴的生活方式称之为“宗教基布兹”。
另外，近年来又开始兴起了所谓的“城市基布兹”。一批批的志同道合者聚居在城市的某一街区，形成一个个不同于临近街区的独特生活社区。但是，他们与传统的农村基布兹大不一样，他们有独立完整的家庭，在不同部门干着各自不同的工作，他们没有共同的生活、共同的食堂、共同的学校和共同的娱乐设施。但是，他们却有着共同的价值观——由传统基布兹演绎而来的互助合作精神。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志愿者布莱思·米登，携妻带子来到耶路撒冷与特拉维夫之间的贝特谢梅什城，住进了其中的一个名叫“塔姆兹”的城市基布兹里。他说：“我们收入的差别很大，每月工资从五百美元到两千五百美元不等，但是，所有的人都把全部工资打入公社的银行账户上，大家再根据个人家庭规模的大小支取收入。”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二十五岁的罗森德黑夫人说：“我认为，建立以色列就是为了给其他国家树立一个榜样，给它们一些启示。现在，我们建立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却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模式。因此，我们不得不树立一个榜样。”照此看来，只要基布兹所代表的精神理念还在，只要它在相当一部分人中还维持着神奇的吸引力，那么，基布兹——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它的存在与延续将大有希望，但形式将会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