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本文作者徐俐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资深新闻主播，在本文中，她以富有质感和表现力的文字，向读者讲述了她与《中国新闻》结缘的故事。
       1992年4月，我在海南岛一个朋友家闲住。一天，在路边碰到一个算命先生，他一脸玄机，声称我要有空就最好听他说几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听几句也无伤大雅，我就对他说：“行，说吧，多少钱？”“不要钱。”我立刻对他有了点认真。
       “小姐今年要迁移，是大迁移，时间是4月到9月间。”
       1992年9月19日，我从长沙来到了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报到。
       人该不该信算命呢？当然，这不是我想说的话题。
       到1992年，我已经在长沙台工作了十四年。其实就所谓做事而言，1988、1989年就有走到尽头的感觉，再想往前跨一步已经很难，各方面的条件都受到了制约。1988年我选择了生孩子，充分体会做母亲的快乐，但是职业女性的需求很快就显露出来。怎么办？生完孩子复出占据了一段时间，担心复出不适应带来的忧虑又很快过去，我恢复得很好。接下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地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就当时的感觉而言，去海南至少听起来不是太好的选择，海南的一切都在起步阶段。但我已经无所顾忌，我必须走，必须改变，否则，前途无望导致的糟糕情绪会让我越来越不能自拔。
       海南台很痛快，马上决定要。随后，商调函发过来了。听说我有意调往海南，湖南台认为至少我有调动的可能性，随后他们的商调函也到了。两份商调函摆在台领导面前，证明我这个业务骨干确实去心已定，他们无法回避，只能选择了。没必要考虑太多，把我放给谁也不能放给湖南台，很快，长沙台回复了海南台，我的档案过去了，就等最后的调令。
       事情就这么奇怪，按理说，海南台的调令应该马上就到，可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没到。就在等调令的期间，我听说中央电视台成立海外频道，需要从地方台直接挑几个业务能力强的成熟主持人。记得那是7月，在我的好朋友肖晓琳告诉我确切的消息后，我毫不犹豫地北上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在中央台试镜时的打扮。我把披肩长发完全向后梳光，穿了一件领子上有一点点绣花的白色短袖衬衫，下半身是一条蓝色绸质的休闲裙，裙子用休闲皮带系在了衬衫的外面，脚上是一双白色凉皮鞋。那是我平日里最喜欢的一身打扮，我就那样上镜了。
       主管领导看完我的图像，充分肯定了我的气质，认为我的气质正，不小气。
       但中央台还在四处找人。
       试镜以后，我又参加了中央台组织的一个主持人培训班，培训班学员都是各地方台送来的业务骨干。或许是因为先前试过镜，或许是相信自己的实力，在培训班上每天都有中央台来挑人的情况下，我的状态相当松弛。
       就在这个培训班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徐晶。作为电视化妆界的领头人，徐晶那时在业界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如果能让徐晶化妆定妆，那可是件了不起的事。那天，我们被集体带到徐晶的办公室，几十双眼睛同样渴望地看着她：你会对我们说些什么呢？
       地方台从来都不缺美女，我们的培训班理所当然美女如云。当我第一次和大家照面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亮晃晃的，我惊讶：怎么这么漂亮呀!在我过去的经历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美女。徐晶很职业地用眼睛迅速在我们大家的脸上扫着，看一个说一个。平生，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长相原来还有这么多缺陷：中庭长了，两眼距离太开了，双颊的肉太多了……那时即使搞电视的也不懂这些，大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庭五眼、四高三低，什么样的脸才算真正上镜。我的同行们被徐晶这样—通点拨之后，好多人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印象最深的是云南台的一个女孩，平时就这么看着真的如花似玉，但徐晶说她鼻子稍长、下庭稍短、两眼距离稍近，这些缺点都会在屏幕上成倍地放大，只有自己知道这些比例的缺陷，才能在化妆上有效地弥补。那肤如凝脂、长相实在可人的女孩几乎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她当时几乎都懵了：难道我长得不好看吗？这么说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镜头真的很残酷，徐晶也很残酷。
       站在这样长得晃眼又打扮得耀眼的人堆儿里，我实在不显眼，因为我的长相气质一点都不艳丽抢眼。看到我的时候，徐晶仿佛有眼前一亮的意思，她告诉大家：哎，这张脸的比例结构不错，而且很洋，洋得很正，很上镜。那天，只有很少的几个人不被徐晶否定，我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认为自己不丑，但说不上有多漂亮。从小就有人拿我和妹妹比，究竟是姐姐漂亮还是妹妹漂亮。妹妹的皮肤好得不可思议，我从小就体弱苍白，很少有人认为我比她漂亮。妹妹都比不过，还跟别人比什么呀!
       如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需要感谢谁，徐晶是我要感谢的人之一，因为她的点拨给了我更多的自信，没谁能否定相貌对女主持人的重要性。就是从那天起，我才真正知道自己长相条件不错，按照三庭五眼的说法，不算有太多毛病，总之，我很上镜，而且我洋得很正。
       徐晶不喜欢我的发型，说我的披肩长发是半成品，太不职业，她建议我剪掉。我历来认为在办公室里没有男人女人之分，只有人与人之别，我是很强调职业化的人，怎么能让自己看上去不职业呢？虽然我当时并不理解长发就如何不职业了，而短发就如何职业了，但既然是徐晶说的，剪掉头发是我唯一的选择。
       我记得我找到西单，一家日本人参与经营的发屋（那时发屋少，不像现在这样遍地开花）。我对发型师说，我要把头发剪了。对于自己一头柔顺的有着大波浪的披肩发，我真的舍不得，它已经伴我十来年了，已经是我气质的一部分。在我走路的时候，我的步伐略有佻，头发就在我的肩上抖来抖去。我怎么能够设想没有了长发的抖动，没有了头发的随风飘扬呢？师傅见我那样舍不得，就说：何必呢，不剪不行吗？师傅不知道我剪发的理由，当他在我的头发上下剪子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最终下来了。
       过后我想，那眼泪既有对失去长发的伤心，也有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深切担忧，当时中央台并没有表态要我。对我剪发伤心一事，有人作过评价，他就是现在中央台的台长赵化勇先生，当时他是经济部的主任，我也曾去经济部试镜，他对我的印象不错。他说，头发都舍不得剪，还想来中央台呀？！
       剪完头发以后，我再次试镜，效果果真好了许多，图像—下子饱满了起来。我被通知参加面试。人事处的领导说：如果要用，我们也只是先借用，借用期一年。如果不合适，我们会退回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9月20日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1992年9月19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9月19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
       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既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为例：1992年10月1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作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我这样处理之后，非常贴合新闻内容，从现场声过渡到我的声音，衔接非常自然，我和内容融为了一体。
       在我的播报当中，其实最不可忽视的还是语气的转变，即我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播报。是念稿人，是对新闻有理解的传达者，还是掌控新闻的主播？有什么样的心理依据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依据至关重要。
       就生活环境而言，海外观众当然习惯新闻主播，习惯有个性的新闻主播，因此他们才反感我们的千篇一律。这个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识到，徐俐对新闻怎么理解就怎么处理吧，徐俐是新闻主播。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人们形容的磅礴大气、驾驭感强、生气勃勃，又不乏个人情感投入的所谓徐俐的播报风格。
       这种风格产生的影响和争议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新闻》由于受播出时段和频道落地的影响，它的出现最早引起的还是业内人士的关注，随后扩展到关心时事的白领阶层，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外。
       在国际频道开播之前，国内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向国外传送新闻，制作完成之后到国外观众收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卫星传播彻底解决了时效问题，而且这样一档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刻改变的新闻节目（无非就是更按新闻规律做新闻），使海外观众直接从中国的电视画面上，找到了他们在国外电视上才能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除此之外，那种从节目中透露出来的想同国际接轨的意愿和决心，使《中国新闻》在他们眼里不再是一档单纯的新闻节目，它转变成了另一种信息：中国正在进一步走向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同国际社会接轨。节目在海外大受欢迎理所当然。
       同国际接轨成为当时风靡中国社会的主流共识（其实这个接轨还在继续），人们甚至唯恐被国际社会嘲笑和抛弃。在那样的背景下，谁摆出开放和接轨的姿态，谁就可能受到社会精英阶层的关注和赞赏。我们的节目在白领和精英分子中有影响，和这种因素大有关联。思想和文化精英们对社会风潮的变化最为敏感，他们在有意推动风潮的形成。社会的发展变化仿佛在《中国新闻》得到了印证。至今，有人谈起《中国新闻》，还会提到它曾有过的符号作用。那时在一些文化人的圈子里流行喝酒、看碟、说夹英语单词的国语、到秀水买衣服、外加看《中国新闻》，看《中国新闻》可以成为身份和阶层的识别标志。
       作为节目中的重要元素，我迅速获得了受众的认同，人们除了认同我的播音风格之外，我的形象也深受欢迎。那种“洋得很正”的形象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么？那种干练大方的职业女性气质不正是和西方职业女性异曲同工么？在观众的来信里，包括在后来媒体的评论中，我看到了很多这样的说法。那些忠实的观众们至今都不能接受我的屏幕形象哪怕只是一点点的改变，在他们眼里，那个烫着卷发、戴着耳环、穿着线条简单的职业正装的经典造型无可替代。
       那时候，不断有广播学院的学生来《中国新闻》实习，从他们的表情我可以看出，我把他们搅糊涂了，我和他们老师讲的东西不一样，但他们喜欢我。同学之间也有争论，他们告诉我，有的同学白天还在反对，晚上再看一次我的播出，就又改变了主意，因为“徐俐老师实在是太棒了！”一个人在镜头前为什么会有那样棒的状态呢？他们急需从我这里知道答案。关于我的镜头前状态，我可以多说一句。那个在镜头前被人称之为棒的东西，除了同我的主播心态有关之外，其实还同我的个人气质有关。我是一个在镜头前容易兴奋的人，灯光一亮，精气神就来了。我特别在意我的节目是否一气呵成，是否节奏流畅、一泻千里。很多海外观众在来信中说，看你出镜，就觉得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理解他们在海外的心理感受）。有些东西与生俱来，仅属个人特质，喜欢的会说那是磅礴大气驾驭感强，不喜欢的就说那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喜欢不喜欢似乎同判断者个人的性格和处境直接相关。比如现在的人们似乎更接受有亲和力的形象，讲究邻家特质，像邻家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就容易受欢迎。前几天和领导一起挑选播音员，领导最后看中的都是有邻家气质的，别的长处没说，就说他们有亲和力。这样一来，我这类型的人必然受到挑战了。虽说我是个内心亲切的人，但确实外在亲和力不够，硬装也不行，装了更不像，只好顺着爹妈给的东西一往无前了。所以，当我发现一些体貌娇小性情柔弱声音细嫩的女孩子也试着像我那样去播报的时候，我真的替她们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