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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彭德怀与浦安修:夫妻分“梨”肝肠断
作者:滕叙兖

《中外书摘》 2006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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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彭德怀元帅波澜壮阔的一生和坎坷多舛的命运感动了几代中国人。本文着重讲述了彭德怀元帅与第一任妻子浦安修的真情故事,从中,读者可感受到横刀立马、征战沙场的彭总丰富的内心感情世界,并再次为其富有人格魅力的英雄形象所折服。
       庐山泪
       浦安修和彭德怀结婚后,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从来不干预丈夫的工作。战争年代,两个人分多聚少,朝鲜战争结束后,他们才有了个家。彭德怀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从来没有和妻子一起外出过。1954年有了一次例外,彭德怀因病在青岛疗养,中央领导让浦安修去陪陪彭总。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正好浦安修有了几天暑假,她听说有的中央领导的家属乘送文件的专机上庐山,就心动了。她从来没有机会游览名山大川,“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匡庐实在有太大的吸引力。
       浦安修破例给彭德怀挂电话,不料话筒里传来丈夫沉重的声音:“你不要来了!”“还是别来了……”
       浦安修兴致颇高,坚持要去,最后,彭德怀说了句:“噢,那你来吧。”电话就挂断了。
       一上庐山,如临仙境,浦安修神采飞扬,跟着沉默不语的景希珍(彭的秘书——编者)跨进了彭德怀住的176号别墅。彭德怀不在,屋子里空旷又安静。她环视一周,款款地走到办公桌旁坐下来,玻璃板桌面上空空荡荡,干净得一尘不染,只有桌子正中间端放着一份红头文件。
       那份文件好像是有人故意摆在那里的,专等浦安修来看。她无意识地瞥了一眼,显眼的文件上似乎有她熟悉的文字,她情不自禁地挪挪身子去看那排粗黑体标题,真是太残酷了,体质文弱的浦安修好像遭受了一次电刑,她分明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讨论稿)。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浦安修在一个最不该来的时候,看到了一份最不该看到的文件。
       晴天霹雳!浦安修眼前一黑,晕了过去。很快她清醒过来,一把抓住那份烫手的文件,低头细读,边看边哭。
       庐山上狂风大作,乱云飞渡。那边厢,彭德怀正在被康生、陈伯达和柯庆施等人围攻,舌战群“左派”;这边厢,浦安修自投罗网,胆战心惊,饮泣吞声。夫妻俩还没有见面,两颗心就同时在受煎熬。
       彭德怀很晚才回来,他默默地看着浦安修,妻子的双眼已哭得红肿。他只淡淡地说了句:“你都看到了吧。”
       两天来,浦安修躲在屋里,以泪洗面,正在接受批判的丈夫没有时间向她多解释,只是表白道:“我这个人毛病很大,但我没有反党,没有反毛主席,更没有组织什么俱乐部。”
       身在庐山上的浦安修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是给庐山留下了纷纷泪雨。
       裂痕
       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不相信丈夫会反党,可那是党说的呀,毛主席说的呀,能错吗?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
       彭德怀耐心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大跃进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当时,彭德怀正承受军委扩大会议的万炮齐轰,猛烈批斗,他心情极度地苦闷焦躁,虽然泰山压顶,但他的刚烈性格和博大胸怀决定了他宁死也不折腰屈节的态度,他对妻子那种大难临头,惶惶不可终日的萎靡样子很不满意,不免把话说得重些:“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干吗那么紧张,天塌不下来!”
       浦安修去找中组部副部长帅孟奇大姐,帅大姐欲言又止:“彭总的事到底是怎样,我也弄不明白……”
       不久,杨尚昆主任代表中央和浦安修谈话,希望她在思想上和彭德怀划清界限。浦安修问彭德怀问题的性质,杨尚昆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人民内部矛盾。”这话让她感到一丝宽慰。
       举家搬到吴家花园以后,浦安修上班太远,就住到北师大宿舍,隔一两周回家一次。此时,北师大党委对浦安修施加了沉重的政治压力,要她揭发批判彭德怀,和彭德怀划清界限。身为校党委副书记的浦安修满脸愁云回到家里,她试着“追查”丈夫的重点问题:“说你组织‘军事俱乐部’,这是怎么回事?”
       彭德怀不听还好,一听这个问题,就激愤地拍着桌子说:“什么‘军事俱乐部’?根本没有这回事!军委扩大会议上逼我交代,我怎么能交代出来?我宁愿毁灭自己,也不能干有损解放军的事,决不能随便瞎编。”
       浦安修认为丈夫的厄运就缘起那封信上,她几次问彭德怀:“你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呢?不写不行吗?”
       彭德怀沉默一阵才说:“一个共产党员不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这不是写不写的问题,是对不对的问题。共产党员不说真话,党中央怎么了解真实情况?多少次,老贫农拉着我的手,要我把问题带给毛主席。我只有反映实际情况的义务,没有隐瞒事实真相的权利。阿谀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彭德怀长叹一声,刚毅的面容透出困惑不解的神情,他反问浦安修:“安修啊,我不过就是写了那么一封信,给毛主席做参考,你说,为什么成了这么大的问题?”
       彭德怀真诚地望着浦安修,期待妻子的回答。
       浦安修转过脸去,抹去涌出来的眼泪。你问我,我去问谁呢?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自言自语道:“我写了这么封信就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今后党内要多事喽!我们的党啊,以后又会怎么样呢?”
       1960年春天,彭德怀重读庐山会议决议,他一遍又一遍地看,百思不得其解。向谁倾吐心曲,只有眼前的妻子。从来不在妻子面前议论中央领导成员之间事情的彭德怀,瞪大眼睛问浦安修:“你说说,毛主席为什么要这样整我?我和他也是老战友了,从井冈山开始同生共死三十多年,情同手足,这一次无非是提了些意见,为什么这样算老账?为什么要这样斗争?”
       “……”浦安修只有一声叹息,一掬清泪。
       “你看我的样子是长得很凶,叫人害怕吗?”
       “你说说,为什么写了一封信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我想不通!”
       浦安修在老老实实地冥思苦想,可就是想不出彭德怀在什么地方反过党,反过毛主席,她没有办法回答彭德怀的问题,更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她甚至害怕彭德怀提出问题。政治对于她就是天上的日月星辰,只能仰望一下,却永远也弄不懂。1945年,延安整风后期,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过火批判,她内心紧张得很;1957年反右,二姐浦熙修被打成全国知名的大右派,让毛泽东点了名,她又紧张得不行。而这一次则是塌天大祸,毛主席说是一场“阶级斗争”,彭德怀就是阶级敌人了。她似乎感到自己掉进万丈深渊,找不到出路,没有人伸出手来拉她一把。
       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里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
       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1960年夏,彭德怀摔倒在鱼塘里,让战士救了上来之后,彭梅魁给浦安修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伯伯这次出的危险是因为他有低血压,急速变换体位时会引起一时性的头晕眼花,甚至摔倒,请伯母回来时做做伯伯的工作,以后千万要多加注意。
       几天以后,彭梅魁收到伯母从北师大寄来的信,拆开看,信很短,让彭梅魁吃惊的是伯母的这句话:“梅魁,你去吴家花园看看那荒凉、凄寂的样子吧!”难道伯母没有看见伯伯种的瓜果梨桃和满池荷花?
       是年仲秋,彭梅魁又收到伯母寄来的信,要梅魁把她的拖鞋、搓衣板和白洋铁打的洗衣盆送到北师大。彭梅魁到吴家花园告诉伯伯,她愿为伯母跑个腿。
       彭德怀显然不高兴,他说:“搓衣板和洗衣盆警卫班都在用着,我不好去要,让她自己来拿吧。”
       彭梅魁只好到北师大传递伯伯的话,浦安修听罢,眼泪就下来了,哭得挺伤心,她絮絮叨叨地说:“你伯伯这事要株连九族啊……当初,他还不如在朝鲜战场上给打死了呢……”
       彭梅魁心中不快,伯母说的什么话!可嘴上还要劝慰哭泣的伯母:“管它呢,听之任之吧。你也不要着急,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1961年这一年,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在杨尚昆的亲自干预下,北师大党委对她的高压政策也略有收敛,不要她汇报怎么和彭德怀划清界限了。
       彭德怀一直体谅浦安修的困难处境,在战争年月,她与自己生死与共,是个善良忠诚的好伴侣;可她没有经历过复杂严酷的党内斗争,在政治上,她天真单纯得像个中学生,根本不可能理解自己与毛泽东之间的原则分歧。所以,彭德怀没有把近两年思考的许多重要问题对她讲,以免给她造成更大的精神负担。
       彭德怀不多讲,浦安修也不愿意多问,更不想听。
       暮秋,彭德怀获准去湖南农村调查之前,浦安修给彭梅魁来信,要侄女到她的宿舍来一趟。
       彭梅魁刚进屋,浦安修就招手喊道:“梅魁,我有个东西,是写给你伯伯的,你来帮我抄一下给他。”
       彭梅魁纳闷,伯母的学问那么大,字也写得娟秀清丽,干嘛要我来抄呢?接过信纸一看,字迹确有些潦草,那就边抄边问吧。
       浦安修给彭德怀的信上写道:“……你鲁莽,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林彪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林彪治军有方,比如‘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你要认真地老实地向毛主席作检讨,否则我就不再去你那里了……”
       彭梅魁抄好了信,浦安修看了看说:“就这样吧,你送给伯伯,就说是我给他的。”
       彭梅魁当了信使,当天就把信送到吴家花园。
       彭德怀戴上老花镜,把妻子的信托在手中,先上下看了看,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意,他摘下眼镜,对侄女说:“你伯母这封信有点意思,你看,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又是叫你给抄的,看来,她是深思熟虑的,连一个字迹也不敢落到我这里。咳,怕成了这个样子呀……”
       彭德怀站起身,把妻子的信揉成一团,扔进身旁的纸篓里,他扔下侄女,推门走出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南下湖南的事去了。
       分梨
       “七千人大会”之后,浦安修陷入新一轮的矛盾和恐惧之中。“里通”成了彭德怀第一大罪,巨大的阴影投在他们夫妻之间。北师大又对浦安修加温加压,在“彻底交代放下包袱”、“无事不可对党言”、“忠于毛主席要落实到行动上”这些标准化的政治攻势下,浦安修脆弱的心理防线面临随时崩塌的可能。
       回到吴家花园,浦安修好像中了邪,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彭德怀,追问“里通”是怎么一回事?
       正赶上彭德怀怒火中烧的时候,从来没有对妻子发过脾气的好丈夫也咆哮起来:“你不要再问了,这个‘里通外国’,莫须有的‘里通外国’哟,杀了我的头也没有!为什么要给我加上这个丑恶的罪名?为什么!”
       素来温文尔雅的浦安修也失去常态,她朝丈夫大声喊道:“你究竟和赫鲁晓夫说了些什么?你说呀……”
       “我连一句外国话也不会,我能和他说什么?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我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你是和一只大老虎睡在一起吗?”
       “……”
       这是少有的周末团聚啊,战争年代那种苦中有甜,温馨甘美的氛围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争吵和哭泣。浦安修一脸泪痕,低头紧走,到北京大学西门上32路公共汽车;彭德怀默默地跟在后面送她,看到妻子上的车开走了,他才回转身,低头背手,怏怏而归,跨进那扇警卫森严的大门。
       再次见面,总是彭德怀先安慰妻子:“都是我连累了你,请你原谅。你很单纯,对党内的事情不懂得,还是不知道为好。”
       然而,浦安修心中的迷惑、凄凉和痛苦好像急剧生长的肿瘤,学校传达中央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文件,不许她这个老革命去听;不久,又取消她听所有阅读中央文件的资格。这说明她已失去党的信任。人们都躲着她,用警惕的目光睨视她。浦安修知道自己变成了鲁迅笔下祥林嫂式的人,是个令人晦气的不祥物。
       彭德怀夙兴夜寐,赶写他的“八万言书”。浦安修回家时,彭德怀请她看看,这一回浦安修没有说什么,默默读过后,帮助改了些错别字。她也从心里盼望这封长信能帮助中央澄清问题,为彭德怀洗刷罪名。有一天,她忽然忘情地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嘛。”这一下可坏了,她被学校批判了多次也过不了关。
       十中全会前后,浦安修很少回家,被党和学校摈弃的她,在孤独中作出最后的抉择:要党还是要丈夫?要毛主席还是要彭德怀?青年时代就忠诚于共产党的浦安修,在无限崇拜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色天地间,她没有保持中立的立锥之地。
       彭梅魁又被伯母的信召到北师大。浦安修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彭梅魁落座,喘息稍定,她马上开门见山地说:“我要和你伯伯离婚。”
       声音清晰,没有带哭腔,一句话就戛然而止。
       彭梅魁好像被大黄蜂蜇了一口,一阵痛楚袭遍全身,她稳住神,看看对面端坐的伯母,知道她是下了决心的,这对她来说可真不容易。可她想过伯伯的感情了吗?二十多年的老夫老妻啊,伯伯正在危难之中,她这一击会让伯伯雪上加霜,伯伯能承受得了吗?
       “伯母,你听我说,”彭梅魁强作笑颜,“你还是不要离婚为好,你想,离了有什么用呢?他们照样会说你以前是彭德怀的老婆……”
       浦安修打断彭梅魁的话,扬了扬手里的信封说:“我给北师大党委的信都写好了。你走吧,你走吧!”
       彭梅魁被伯母无情逐客,她跌跌撞撞地离开北师大,心里就像着了一把火,恍惚间不知道怎么的就到了伯伯的身边。
       彭德怀听完侄女的叙述,紧闭着嘴唇,一声不吭。他终于慢慢地垂下花白的头颅,两颗浑浊的泪珠夺眶而出,顺着眼角边密密的皱纹淌了下来。
       看到伯伯这样伤心,彭梅魁鼻子一酸,连忙转过脸,强忍住泪水。
       沉默好久,彭德怀才开口:“我有预感,浦安修早有准备。我前些天到她的卧室翻书,发现她的书柜差不多空了,凡是经她手买的书,她都像老鼠搬家一样地拿走了,平常回来是为了搬书的。她的用品也没了,钱也拿走了一半。唉,她的致命弱点就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胆小怕事,自私自利,她不会振作起来了,太脆弱了。”
       彭梅魁不甘心地说:“伯伯,我明天晚上下班后再去劝劝伯母,她可能是一时糊涂,想明白了能回头的。”
       彭德怀说:“也好,我给她写封信,你顺便带给她。”
       彭梅魁把伯伯的信默读了一下,大意是:
       你决心分离,我不反对,但相处二十四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也算是生死与共,一旦离别,竟无一言相告,似不近情。你的被褥等物,特拣送给你,请查收。
       彭梅魁说:“我可不拿被褥,你这不是让我没法说话嘛!”
       第二天晚上,彭梅魁早早去见浦安修,她婆口苦心地劝说,还是慎重考虑,别离了,伯伯很难过啊。
       浦安修不接受劝说,对彭德怀的信也不满,她有点烦躁,不客气地撵彭梅魁:“你走吧,你走吧!”
       几天以后,彭梅魁去看伯伯,两个人分析浦安修闹离婚的原因,彭梅魁说:“伯母怕受牵连,我每次去她那里,她都哭着说‘株连九族’,‘还不如在抗美援朝时死了’……”
       彭德怀知道破镜难圆,覆水难收,他说:“事已至此,梅魁,你再帮我跑一次,约她到我这里来一下,把问题说清楚了再走,不能一声不吭地走了呀。”
       那是10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秋高气爽,碧空如洗。浦安修按约来到吴家花园,她和彭德怀关起门谈了好久。彭德怀安排了一餐不错的晚饭。饭后,彭德怀拿来一只黄澄澄的鸭梨,小心翼翼地削了皮,再把梨子一切两半,放在盘子里。他看了看坐在饭桌对面的浦安修,她已吃完饭,似乎在想什么心事。
       彭德怀的声音亲切、温和、轻柔,宛若是一对情人间的贴己话:
       “安修,你要离婚,咱们今天就分梨,这个梨,你吃一半,我吃一半,好吗?”
       彭德怀拿起一半梨,三口两口就吃掉了。浦安修没有说话,拿起另一半梨,一小口一小口地慢慢吃了。
       在场的彭梅魁看得好心酸,天底下还有这样温情脉脉、高雅文明的离婚仪式,伯伯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伟丈夫,他为了不再连累妻子,导演了这场令人肝肠寸断的“夫妻分梨”。
       浦安修把她过去的学习和整风笔记整理好,又坐了一会儿,小声说:“我对你没有帮助,我们在一起也处不好,今后有机会每年来看你一两次吧。”
       浦安修要回学校了,彭德怀送她到北京大学西门32路车站前,夕阳下,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彭德怀紧紧握住浦安修的手,说声“再见”,他的目光一直跟着浦安修的身影上了车,他继续寻找那个他熟悉的修长身影,噢,他看到了,他跟着车往前快走了几步,他伤感地发现,那个身影背着他,没有回过头看他一眼。
       西山如黛,残阳如血,在乡间的土路上,彭德怀踽踽独行,他突然感到自己的两条腿十分地沉重……
       浦安修的离婚报告由北师大党委转北京市市委后又转呈中共中央,杨尚昆叹道:“划清界限并不一定要离婚嘛!”报告转呈周恩来,周恩来问:“彭德怀同志同意吗?离不离应由他们自己定。离婚是法院的事,党组织不要管。”报告又转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也不看,摆摆手说:“我从来不管这种家务事!”于是,这份离婚报告就此搁浅,以后再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