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约瑟夫一样生活”，在经过南京市中心时，我被眼前一块巨大的广告牌吓住了，这是一幢名叫“约瑟夫公寓”的地产项目，除去它是一个英文名字，我不知道“约瑟夫”是谁，又代表什么。
广告上的画面提醒我，那是欧洲电影里的生活：在一个落雨的下午，我在唐山碰到了“贝弗利山庄”，广告板上，那个珠光宝气的女士正在喝一杯咖啡；我在北京的家对面是“哈佛馆”，每天上班的路上，我看到接连不断的“澳洲女人”别墅、格林小镇，或是东方银座……
我不断地在那种造价昂贵、色彩鲜艳的广告牌上，看到18世纪的、19世纪的、20世纪的西方面孔，他们配戴着假发，拄着手杖，或牵着一匹马，挥动着高尔夫球杆。
似乎中国每一座城市，都出现了“曼哈顿”，一位成都的朋友告诉我，一幢“格林尼治”公寓竖立在他家的对面，而一个新社区干脆起名叫“摩卡·筑”，只因为摩卡的咖啡香，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
我还看到数不清的这样的形象：标榜是正宗东方特色的太湖珍珠，佩戴在一个金发碧眼的姑娘的脖子上；一件百分之百温州产的西装，一定要套在一个头发鬈曲、高鼻梁、蓝眼睛的小伙子身上，品牌的名字，则是某个英文单词蹩脚的中文翻译……北京、上海、广州的商业中心区，那些穿戴时髦、自认为是精英的男男女女们，相互叫着“斯蒂芬”、“凯勒”、“珍妮”，以至于我在一家公司工作4年，仍然不知道对面那个女孩子的中文名字，因为人人都只知道叫她“多萝西”。
在短暂的新闻生涯中，我不断地听到那些雄心勃勃的记者与编辑说，我们要做“中国的《新闻周刊》”、“中国的《纽约时报》”；那些时尚杂志谈论的永远是“纽约流行什么，米兰流行什么”；在谈到一位中国名人时，我们会说，她是“中国的奥普拉”，“中国的唐纳德·特朗普”，“中国的杰克·韦尔奇”。甚至一些最负盛名的机构，也不能免俗，一位北大学生或说自己的学校就像是“中国的哈佛”，清华则变成“中国的MIT”……
这是每个中国人都习以为常的景观。我的国家，一方面看起来信心十足，她兴建了世界上最大的水坝，修建了一条非凡的铁路通往西藏，将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向全球供应衣服、鞋帽、电视机，她的人民成群结队地到巴黎、纽约购物；另一方面，却似乎永远缺乏信心，她的坐标系是别人提供的，需要别人的赞扬和肯定。
有时候，我会觉得，中国就像是一个突然被推入现代世界的迟到者，步伐慌乱，把中山装换成了西装，用“米歇尔·王”取代了“王有才”，早餐上吃的是橙汁、火腿，而不是豆浆、油条，从胡同搬进了“东方曼哈顿”……
但她自己的生活又是什么?那些一心要恢复传统文化的人，显然是错了，对于如今的中国人来说，《
大学》与《
论语》的确并不一定比莎士比亚的名言更亲切。文化传统从来就不是僵死的，它不断变化、接纳新元素，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是一个被动的消费者，她接受外来的技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都是来自于19世纪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俄国……
但是，在今天，我们必须重新建立某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既不是对那种早已不复存在的传统的推崇，也不是出于对现实状况的自满，而是确信，一个社会在面临转变时，这种充斥着痛苦与喜悦的生活，其本身就是具有意义的。
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还很匮乏。不论使用多少别人的名词，来武装自己，或者逃避其中，我们也不可能变成别人。我们穿着那个欧洲小伙子所穿的西装，住进格林尼治，每天都喝摩卡，你仍是你自己，仍有着你自己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在这些真实的悲伤、孤独与喜悦到来时，那些从别人手中借用的标签，显得多么荒唐。
(侯瑛摘自《看世界》2006年11月下半月刊，侯海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