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之伟人，间世不一见也，苟有一二，则足以光其国之史乘，永其国民之讴思。百世之下，闻其风者，心仪而力追之，虽不能至，而或具体而微焉，或有其一体焉，则薪尽火传，犹旦莫也，国于是乎有与立。夫导国民以知尊其先民，知学其先民，则史家之职也。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复非他国之所得望，而前此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谬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若古代之管子、商君，若中世之荆公，吾盖遍征西史，欲求其匹铸而不可得。而商君、荆公，为世垢病，以迄今日；管子亦毁誉参半，即誉之者，又非能传其真也。余既为荆公作“洗冤录”，商君亦得顺德麦氏为之讼直，则管子传不可以无述。—述之得六万余言。作始于宣统纪元三月朔，旬有六日成。新会梁启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