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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包近来被偷了，现金一分未失。
       可钱包里虽没钱却有我的身份证，于是乎，我一下子失去了“身份感”。
       不就一张卡片吗?可我居然惶惶然不可终日起来，那感觉，就像忽然给人从脚跟处一下把影子割了去。
       影子这东西怪，它是附属于你的算不上“东西”的东西，没了影子，一点儿也不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可想像一下，没了影子的你在明晃晃的日光下往人群里一站，就是心虚，就是觉着失去了族类，失去了归依，内心充满恐怖感。
       那张卡片代表的“身份”就是这么一种类似影子的东西。
       果然，银行小姐发难了：对不起，没有身份证这笔存款不能取。
       把工作证、记者证、户口簿堆在柜台上的我急了：我等这笔钱急用呢，谁会为了这1000块钱费那么大劲来冒领；你们不还有监控录像吗，以后查出我是冒领存款的小偷你们可以通缉我。
       小姐说对不起，没到期的定期存款单银行里要求特严，没身份证就是不能取。
       我先生谄笑着递上自个儿的身份证：用我的行吗?她是我老婆。
       小姐用怀疑的眼光看了看我先生，他于是也觉得自己可疑起来：“要不我回家把结婚证取来?”那声音低得几乎没人听见。
       我还是我自己吗?我的姓是我爸给的，我的名是我妈翻着字典给取的。我结婚的时候先生深情地说：以后家里的钱都用你的名字存。我这么个辛辛苦苦活了20几年，有好多人喜欢有好多人不喜欢的大活人，现在取不出我自己存的一笔钱，因为我不能确切地证明我的“身份”。在银行的规则里，我这个人的“本体”是没有意义的，有意义的是单据和那张卡片。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统一的。可那是在我有身份证的时候。现在我分裂为本体的我和“身份”的我矿后面那个我给偷走了。
       我抱怨，我愤怒，我甚至形而上学地批评起现代文明社会僵死制度带来的荒诞。
       可我终于冷静下来了，并从未如此深切地体会到自已是个群居动物，是个城市动物。除了父母爱人朋友，还有许许多多不认识的人与我在彼此依赖着生活。那些不认识的人怎么相信你呢?你于是通过那张权威部门发的卡片赢得他们的信任。社会上滥发的，假冒的证件那么多，于是这张还比较可信的卡片成了银行的坚持。
       在这个高度合作化的社会中，那张卡片比我本人在某些方面更具有“可操作性”。
       突然想起被批倒搞臭了多年的古代科举制度，它残害了多少有真才实学之士。然而皇帝老儿坐京城，他何以得知蜀地有个苏轼，江西有个王安石。用科举考试网罗“贤才”，在当时便是个极具“操作性”的方式。
       只是后来，“八股敲门砖”，不可避免地使科举这一制度与“纳贤才”的本意脱离开了。于是，它该废了。
       社会是个运作着的体系，制度和规章都是具有“操作性”的工具。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应给予充分的尊重，至于工具给人带来的“异化”，如果超越了一定的值，那么它终会“寿终正寝”。可在它仍具相当“操作性”的时候，我们个人与之的冲撞，只能作为维护社会整体动作的一种“牺牲”。
       赶紧，上公安局补办卡片吧。
       (施梅摘自1999年2月11日《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