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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为严厉的面包和水，它让我在羞愧之余，认真地思考我的那些学生……
       那一年我19岁，站在初三年级的讲台上，我的紧张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很快找到了对付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的办法，用一个成语说，那就是色厉内荏。这种方式几乎在所有的时刻都很好地掩饰了一个少女内心的羞怯，并且随之对能向学生发号施令产生了一种近乎得意的心态。当然，像所有的色厉内荏的人，当他一旦碰到了抗拒，只有用更进一步的色厉来反抗。
       那还是刚上讲台不久，我给学生布置了一篇要背诵的课文。是一篇什么样的课文我已经记不得了。这也说明那大致是一篇无关紧要的课文。要他们背会也许仅仅因为我有权力让他们背。
       当我发现几乎有一半的学生齐刷刷地站在他们的课桌前，公然地表示他们没有背会或者根本没有背的时候，我的气恼是显而易见的。但那时的我已经学会了掩饰自己的气愤，我平静地几乎有些得意洋洋地对他们说，中午没背会的就不必回家了，直到背会为止。当然，老师也不回去了，在办公室等你们。如果说让你们挨饿是体罚，那老师也陪你们一起挨饿。谁背会了就到办公室来。
       才过十几分钟，我就听到办公室的门在我身后打开了，回头一看，是平时最调皮捣蛋的学生杨平。一看他这么快就背会了，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一开口便说：“你看你这个人，才十几分钟就可以背会的一定要等到被罚了才肯背，是不是?”……我正犹豫着是否该说“犯贱”这个词，杨平却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我的办公桌前，放下一个塑料袋，一转身便跑了出去。
       我对着那个塑料袋心悸了很久。并不是因为那塑料袋有什么好看的，而是那塑料袋里的东西：两个面包和一瓶矿泉水。
       那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为严厉的面包和水。它让我在羞愧之余，认真地思考我的那些学生。对着一个孩子纯正的心，那些并没有发现我的可耻的得意洋洋的学生，让我明白我多多少少只是想证明我控制能力的想法是多么的渺小和可怜。这是两个面包教给我的，是我的学生的两个面包和一瓶水教给我的。
       也还是在那个课堂的门外。从最后一节班会出来，我发现一个孩子在暗暗的走廊里站着哭。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忙走过去问，那个学生不说话，只是哭。站着的我有些不耐烦，这时围在旁边的另一个学生告诉我，是因为老师说要给他带月饼他才哭的。
       那不过是我随口说出来的一句话。因为中秋节班里要办一个小聚会，要求每一个学生自带月饼，而那个孩子因为是回民，不过中秋节，说家里没有月饼。我只是说了一句，没关系，老师帮你带。多年后我收到这个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流泪男孩的信，才明白作为一个老师，他的一句话对一个学生的意义，他的一个举动对学生产生的影响。虽然当时我也才只有19岁，也许正因为只有19岁，常常，我不知道是我在教育他们还是他们在教育我。
       在学生的信中我看到他记得有一年春游车坏的时候，我蹲在一棵树旁用树枝拨开枯叶看蚂蚁的样子。他说记得老师的童心，这使他选择了生物专业——一个我早已忘了的场景，使他选择了一生的专业，也从他的信里找回了我的童心。一种不敢忘了的童心，因为他相信今天的老师一定还有这颗心；在另一个男孩的信的字里行间，我记起一次他还借我的钱，我一时没有零钱找他，他竟然笑着说，不用找了，给你买冰激凌吃，一脸小男子汉的样子。那时我更不知道是谁温暖着谁，谁教育着谁。
       如今，我已弃教多年，但我从未忘记我的那些学生，像从未忘怀一生里的那些温暖，那温暖让人觉得我的一生是别人送给我的一份礼物。
       (齐云、肖泽祥摘自
       1999年4月4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