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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陕甘宁蒙交界处陕西界内，有个定边县，与安边、靖边合称三边。毛乌素大沙漠紧挨其侧，沙漠缓缓滚动，良田、树林、房舍、河渠被一寸寸蚕食。风来时，黑沙蔽日，严寒到，零下三十度寒彻大地。田薄人穷，平均亩产一百多斤，百姓一年只得三四百元。
       张震是定边的儿子。他从九死一生的病中挣脱，也从这里挣脱，到了西安上大学，但他终难忘怀家乡。
       他为一个数字代表的意义深深不安:家乡学龄儿童失学率28%，而且年年增高，能中学毕业的几乎是廖廖无几。老文盲生养着新文盲，平均每户五六个孩子，大地贫瘠，几乎没有任何工业，部分干部肆虐，百姓不安。
       他心中楷模是武训、蔡元培、陶行知、丰子恺，他要延续“民族的良心”，要“培育民智，改善人生”。
       “如果不这样做，我会终日受到良心的拷问。”
       他终于回来，舍弃了成功率很大的考研和记者生涯，回到家乡定边石洞沟乡乔圈梁村办起一所小学。
       他的未婚妻是同班同学，一个城市人，为了他几乎与家庭决裂，行前举行了婚礼，然后与夫一起毅然回到贫瘠的乡村。她叫韩雅婷。她抛弃城市文明，在这个全民致富的年代“上山下乡”。有人说:她是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农村教育的积弊陈端已非一日，陕北父老早已不满。张震的小学办起后，定边呼啦啦涌出40座“私学”。困顿已久但又疲惫敷衍的“公学”一时生源流散:“再不敢不好好教了。”一个教育竞争的局面在毛乌素沙漠边缘出现。
       “要守住我的家，也是人类的家园，就靠我教育出的孩子。”张震说。
       这对学子在定边激起了轩然大波。
       张震实际是个残疾人。他1964年出生，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出生时嘴脸都是乌黑的，要吃很多药。他聪明异常，在方圆十几里出了名。
       刚上高中时，他因病到县医院，医生仔细检查后说:“小伙子，你回去吧!也不要上学了，多吃点好的，多玩一玩。”医院判了死刑。
       全家震惊。父亲沉默半晌，说出一个“治”。卖地借钱，带着张震上了北京。
       那年张震18岁，在老父为做不做那危险极大的手术而犹豫哭泣时，他第一次对自己的命运做了决定。结果手术成功。后来一个新的打击降临，他高考分数线超出五十多分，但不被任何一所大学录取，因为他的病。
       1989年，他只身来到西安。他不认识人，到处诉说，靠自己的诚朴，靠全家的积蓄，选择了自己的学校，西安交大，但前面加了“自费”两字。
       回忆过往岁月他是不愉快的:“我有一个不幸的家庭，先是大伯24岁病死，接着是奶奶病死，爷爷三次做手术，仍被胃癌夺去生命。9岁的小妹血癌夭折。我呢，18岁被先心病折磨，九死一生，这一切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文化落后，尽管我家是当地少有的书香门第。
       “我要启发这块土地上人们的良知，我要找回这里人们的灵魂。”
       他学的是英语，他很能干，是校报记者，并多次在写作比赛中获奖。快毕业时，女朋友的姐姐给他借来一堆考研的书，并联系好导师，说:“你如果能考上研究生，留在西安工作，我就答应将妹妹嫁给你，否则……”
       女朋友韩雅婷也反对他回乡，他说服她一起回乡看看。在那里，她被孩子乌黑而明亮的眼睛吸引住，她从小的一个梦又萌发了。
       想与妹妹依存西安的姐姐听到他们回乡办学的决定勃然大怒，把他们推出门大喝道:“从今以后，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我就当没你这个妹妹!”
       在临潼的家，韩雅婷的老父听到这个想法后，手中的酒杯掉在地上碎了，良久眼含热泪说:“你去吧，父亲不为难你。”他承认了张震这个女婿:“喝了这杯酒，你就再不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书生了，而是一个有家有室、肩负整整一个学校的校长。”
       悲喜交加一晚上。第二天，他们拿着老父原准备给韩雅婷结婚的一万块钱离开了城市家园。
       夜夜里，长途车过了延安到安塞，还要往北去，他们昏昏欲睡，结果被贼人“顺”去了三大包。全是书和教具。那是张震上大学间打工挣的两千多元买的。
       出师不利，后来又困难重重。1992年8月，他们买了砖木，请来工匠，找村长诉说自己的心愿，却没得到一寸土地。他们只得把自家的住房拆了，盖起了最初的四间教室，名曰“育才小学”。
       他用自家的口粮田跟人换校园边没法耕种的土地，砌起乒乓球台，架起篮球架和单双杠。
       光着脚穿着破解放鞋的孩子们，像出巢的蜂一样堆挤在水泥球台旁，那是孩子们的操场和张震给他们的乐趣。
       张震的父亲张效民敲响权做校钟的大齿轮。孩子们呼啦啦以最快速度冲进教室，这是每个人都不能忘的童年情景。张效民总是一副焦灼的农民模样，实际他是书香出身。他舍弃了沈阳军区后勤处的职位，和老伴儿一同回到村里，做起了三个年级的孩子王。
       张震的学生来自田野，来自其他学校赶出来的差生。“在那个地方80%的人们在吃饱肚子后只做懒懒的梦，对于子女教育问题只在饭后有一个闪。”而且他们怀疑张震是为了赚钱，因为义学只有老辈人听说过。张和韩只能一家一家去解释学校减免学费，低于国家标准。
       张震的学校很快就见出优越性，老师认真、水平高、开设了三边小学从不开的英语……
       学区统考，育才拿了俩集体第一，俩个人第一。考初中，升学率95%。
       张震随便指了一个学生:你看那个陈兵，在公校时考试才得7.8分，到这来后考了七八十分，还当了班干部。
       听说记者来访张震，家长们一点不胆怯地围上来，村民周枥的老婆说:“我大儿子在公学时两个星期没上学，我都不知道，学校也不说。小学毕业了，拼音都不会。老二老三进了育才小学，一年级相当于老大四年级……”
       学生家长踏破门槛，学生从零猛增到200名，教室拥挤不堪。
       燃眉之急，盖教室!他们全家出动，到处筹措砖瓦、水泥、木料……
       那个地方没电话，干什么事都要靠两腿奔走。张震有一天骑车50里，过沙丘土源，到林场买檩条。林场没货，白跑一趟，喝口凉水，急着往回赶。天空突然黑云翻滚，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下。漫漫荒原，无处躲藏。张震深一脚浅一脚挣扎着，一会儿就翻滚在地。大雨毫无遮拦地浇在他身上，连日劳累加上手术后的病体，使他再也无力爬起。他蜷缩抱头躺在泥水中，整整两个小时……
       这次遇雨使他十几天下不了床，但起房子的日子到了，他拖着病体下床，和妻子一起取土打坯。他们先移开两米深的沙层，然后挖取底下湿硬的黏土。当时酷夏，烈日当空。他们汗如雨下，胳臂紫红，双手的血泡密密麻麻。张震胸部缝过43针的刀口疼如针扎。
       陕北的房子大都是土质的，整个学校的土都是他们夫妻俩在半个月里取运来的，整整400方。
       麦子黄熟时，工人们都回家收麦。只有他们俩守着十几间无顶的新房。天降暴雨，整下了6个小时。新教室里积水一尺深，远处传来土坯的倒塌声。他们夫妇惊呼起来，拿着盆、桶拼命往外排水。一个教室又一个教室，共11间教室。他们的腿泡在凉水中已失去知觉，弓着的腰也僵硬酸疼。他们豁出命保住了新教室——从此两人遇阴雨天脊背和双腿就隐隐作疼。
       张震、韩雅婷和育才学校的学生们
       张震借高利贷拼命弄得要比公学的条件还好，什么电化教育、图书馆啦。因为这样对他的学生有好处。
       一个乔圈梁村出去上职教学院的学生乔建宝说:“育才小学的变化总是令人难以捉摸。一个学期去一次，你就会发现许多新东西。这使我很费解，那点微薄的学杂费到底能干些什么?他招聘的教师工资比民办教师高三四倍，建起那么多的校舍，购回那么多的设备。真令人无法置信。
       
       “去年腊月二十七，我夹着红纸到他家写春联。看见挤了很多人，一卷卷红纸到处都是，可人人都沉默着。后来只听一个人说:‘快，今天这钱你吐也得给我吐出来!’我这才明白，是债主大年登门要账。只听张震母亲哭骂道:‘西安住得好好的，非要回来办学，害得一家人年也过不成。’他老父和妻子苦苦哀求推迟一下，债主就是不肯。来写春联的乡亲们都认为太过分了，你一言我一语，这才使还款日子推迟了一个月。
       “我这才知道学校的巨大变化意味着什么，他欠款已上10万了。”
       妹妹为亲情所笼罩，坚持不还清债不结婚。她总是低着头，低着头翻动手中的教案，低着头侍弄地上晒着的辣椒:“我要是结婚了，就不会再教书了，哥哥哪有钱再请老师?再等等吧。”妹妹今年24了，青春像流水一样逝去。
       弟弟也是被耽误的一个，他朴实像土地，脸上挂着和善的笑。他没钱娶亲，当地行情是两万五。他是厨师，拼命干，一直干到27，再大就找不到人了，家里只能再次举债。
       一笔一万块钱的债到期了，债主捎来话:一个星期之内不还钱，就带人扒教室拉课桌。万般无奈，韩雅婷放下才5个月的女儿，赶往临潼娘家。几天后她怀揣7000多元匆匆赶回，面容骤然变得黑瘦难认。
       有志愿者加盟育才小学!他们是看了报道慕名而来。
       如果没亲见，不会想到这年月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中专毕业，非常年轻，每月只有几十块零用钱。他们每日下课后一起做饭，烟火常把眼熏出泪。他们是湖北的吴光南，23岁；山东的郭艳秋，20岁；湖南的张剑豪，20岁。
       母校要去定边看他们。西安交大团委的吴斌珍写道:“许多女生托我看看张震妻子是什么样子，是啊，对于我们女大学生来说，追随丈夫到这么贫穷边远的地方，不管是为了追求感情还是追求事业都是可歌可泣的呀!我一定要看看这是怎样的一位女性。”
       几经颠簸，几番感慨，终于看见了那飘扬的红旗，而同时一位瘦削的女人呈现眼前。她，就是韩雅婷吗?不高的个子，散乱的头发、灰暗的脸。她对我们微笑，可那笑分明隐含着苦涩与艰辛……
       人们都想知道，她到底是为爱情，还是为孩子留在这儿。她说两者都有。实际还有小时候的想法。那时她见老师偏袒好学生，很不平，想如果自己是老师该如何，现在真成了。她说有个毕业的学生上初中还老哭，想她，说初中老师不好。其实她只不过对学生怀着真诚，一视同仁罢了。
       这平凡的话语使吴斌珍他们在陕北美丽幽深的夜空下很感动:
       “怎样的一生才算值得，是享福的一生、名噪一时的一生，还是为民族为人民的一生?名利又算什么?要是没有这些平凡的人在这艰苦的地方，我们的民族……”
       西安交大学生会主席方孜说:“农民，你为他做些事，就觉得很安心。育才有个好女孩，很灵，叫杨帆。我们去她家时，他父亲满脸愁容，说太苦了，3个孩子上学，没有任何收入，就指着那点庄稼，想让杨帆不上了。看着那么聪明的孩子每天都担惊受怕，第二天可能就去不了学校了，我很难受，我说你一定支持孩子们，这是关键时刻，现在他们失学以后就弥补不了，这关系到他们一辈子。你会油漆技术，可以外出打工……
       “第二年我们再来时，发现她父亲确实出去了。没想到大学生随便几句话竟起那么大作用，他们咬着牙照着去做了。这可苦了妈妈!她养起了奶牛，每天早上4点就起来挤奶，然后骑车到60里外的县城去卖。下午回家，还要种菜管玉米。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她的样子憔悴极了。
       “可能你无意识的一句话，就影响了农民一辈子。我对三下乡的意义理解得更深了。大学生的作用在哪里，能够使农民生活得更好一点，我们就心满意足。”
       每个来访者都感到了一种生存的意义，他们说，你只有亲眼看看这些农民的孩子才知道他们是多么渴望读书，坐在简陋的教室里，他们的眼神专注，有些人甚至滴出泪。如果张震不借那十几万高利贷，如果西安交大单纯热情的学生没有从可怜的身边费用中抽出些“1+1”资助130个儿童，那些可怜而又可爱的孩子就不得不辍学务农，延续父辈们的生活。
       外来文明的阳光使张震的校园十分温暖，来往这里的人从山外带来善意、知识和微笑。在肮脏愚昧中挣扎的孩子们猛然被溶化，内心震动可想而知。我看到孩子们写给来访者的条子:
       “大哥哥大姐姐好!
       你们真好，你们像我们的亲哥哥亲姐姐一样，你们走了，我们多想你们啊，你们多住几天吧!大哥哥大姐姐走了，多写信好吗?我们也一定给你们回信。”
       人们走了，孩子们留在这，在这沙漠边缘的苦寒之地，家庭多变故，如果大人染病罹难，孩子们就要挑起家庭的担子，沿街叫卖或如牛一样耕田，也可能就流浪在陕北的寒风里，惟独与课堂无缘。因而学校在他们心中唤起的情感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旧时，这里的人奔二百里到榆林上学堂，定边因而出了很多大秀才而闻名四方。
       为了孩子!张震和他校友们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不会来到这偏远之地，永远不会。
       西安交大团委送给张震的一面锦旗:“情系陕北苍生”。
       北京寒意初来时，三边一定是寒彻大地，蒙古高原刮来的大风把人们都封在土屋里，育才小学的青年人守着小小的、燃料缺匮的火炉，大地远去，城市远去，人们的支持和希冀也遥远了，只有他们互相鼓励。
       这天他们接到一封校友的信——
       “一个人做事是出于一时的追求，但这往往是空洞的追求，到头来希望之火会不会熄灭，完全在于你向它添加的是进取还是放弃。你们的希望燃烧了5年，当年“空洞”的追求，如今换来了300名儿童的朗朗书声，同时，这种追求又何止一个空洞?黄沙、狂风、烈日、贫穷、饥饿，甚至还有今天仍压在头顶的本息十几万元的高利贷……但你们为这个民族做了点事；纵然艰辛，值得欣慰。”
       随信还有3000件衣服，是交大学子从身上脱下的。
       (陈琳摘自1997年11月1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