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时隔20年，阎阳生与他女儿的高考故事是如此不同。
       父亲的1977:女儿和高考是生命的奇迹
       “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接近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背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爸爸吧。”时至今日，阎阳生依然能把自己当年高考作文的开头复述得一字不差而且充满感情。
       1977年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在这样一个题目下写出如此儿女情长的段落，使得阎阳生最终成为恢复高考第一年的一个传奇:判卷老师们为他究竟该得最高分还是最低分，长时间争论不休；虽然他当时被认为缺乏政治气息的作文没能得以跻身发表到当年《人民日报》上，但却先在民间以油印和手抄件的形式以“不称职的父亲”的匿称被争相传阅，此后被发表在“北京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此后许多年，屡屡在论及1977年高考的文章里，人们用以描述他的句子是“一举成名天下知”。
       而今，阎阳生已是知天命之年，坐在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的位子上，过往的荣耀辉煌已难让他动容，而他曾在作文中记录过的一切仍让他激动不已。
       1977年，女儿和高考是我生命的奇迹。
       女儿和我拥有同一个生日，她生在我三十而立的那一天。生在1977年。那时候高考正一天天临近，我没日没夜地在做最后的复习。当女儿降临人世的第一声啼哭在空气中响起，那一瞬间是如此神奇，女儿的哭声给我的生命打开了一扇窗，我知道生命中一个新的段落由此打开。
       那一天，天空中正飘起那个冬天最初的雪花，天地在我眼前一片清新辽阔，我觉得我听到了高考的脚步正动地而来。那一瞬间我想，高考对于我对于面前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意义，何尝不像女儿那一声啼哭，喻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所以二十几天后坐进高考考场的时候，我犹豫再三，最后认定经过十年虚伪的年代该说说内心的实话了，于是为我的作文写下了那样一个开头，后来，被人称为记录77级高考人心路历程的第一人，写下了高考让我和我们这一代人怎样地惊喜交集。高考重新给了一代人以竞争的机会，它是我们国家恢复竞争活力的源头。当570万满身风尘、满怀喜悦的考生从四面八方、从10亿人中间涌向考场的时候，这个民族的血脉重新开始流通，而我们77级高考人和时代的脉搏在一起，构成它坚韧有力的律动。
       那次高考有两点是空前绝后的。第一那是唯一一次在冬天进行的高考，第二它是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高考。它的录取比例是16∶1，这就使我们77级人忘情投入然而又无比清醒。虽然大多数人注定会是失败者，但对于我们这批人来说，考试结果并不是唯一，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在很多人心目中，考试本身就已经是给予被遗忘十年的他们的补偿了，能得到这个参与公平竞争的机会已足以让他们对社会、对命运感激不尽。
       这大概是我们与后来的高考人最大的不同。20年后的今天我女儿和她的同学们无不把高考结果看得比天还大，她们很难理解我们的当年，她们没有经历过失去，她们也不必经历。
       那一年我的高考结果是比北京大学的录取分数线高出80多分，也因为那篇作文，北大中文系表示欢迎我去就读。不是没有做过作家梦的我放弃了，我到建工学院报了到。我当初填志愿的过程让今天很多人看来俨然是个玩笑，我拿了一个圆规，以我家为圆心，在北京交通图上画圆，看看哪个学校的半径最短。一看，建工学院，我便连填了三个志愿全是建工学院。那时候我和妻子租住在一个半城半乡的杂院里，十几户人共用一个水管，冬天冻上了，要到外面去提水，而女儿刚刚出生。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无可选择，对很多77级高考人来说，是最寻常的际遇。
       大学四年中许多个星期天的早晨，我买好粮、煤，挑满水缸中的水，妻子洗衣做饭的时候，我一边推着女儿的小竹车，一边背理工外语。那抑扬顿挫的发音引她格格发笑，平淡重复的朗读声又成了催她睡去的摇篮曲。多年以后我知道，那是我关于大学生活最温馨生动的记忆。
       常常，望着女儿甜甜睡去、天使般无邪的小脸，我会恍惚觉得血缘之外，这个正好在我而立之年的生日降生的小生命与我更有一种宿命的联系，是她的出世启发了我高考的灵感，是她左右了我对高考志愿的选择。偶然地我会想，很多很多年以后，我的女儿会有怎样属于她自己的高考故事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天竟是这样呼啸而来。
       女儿的1997:辉煌会不会和高考一起来
       采访阎阳生的女儿并不容易，她几乎给予的是断然的拒绝:“我想没什么好谈的，我父亲可能是他们那不平凡的一代中优秀的一个，我却不过是最平常的年代中一个普普通通的97级高考生，你不过是觉得我的身份恰到好处，因为我是我父亲的女儿。”电话那边北京四中毕业的女孩子语带讥讽。
       但我们终于还是在电话中谈了下去。做父亲的则静静地坐在一边，听我用他办公室的电话与她的女儿对话，努力想以我只言片语的问话里分离出尽量多有关他女儿内心的信息。
       终于，坚决不肯会面的女孩子从父亲的介绍里、从电话线那头的率真言语里，有一些身影慢慢凸显出来:
       父亲——
       我女儿上高中之后，从来没有在12点钟以前睡过觉。我能感觉得到她压力很大，非常辛苦。但我不知道怎样能帮助她，我尝试去说的每一句话都会被她感觉为来自父母的新的压力。
       如果没有1985年那场病，她原本不用休学，也就不会是97级高考生了。那年她得了一种非常难治的肾病，连医生都劝我们放弃这个孩子。但我感到与这个和我同一天生日的女儿有一种宿命的联系。我非常痛苦，常常坐在她的病床边，把脸贴在她的手上，听着她越来越细的脉搏，对生活都感到漠然无味。我曾经想录下她一些说话的声音，准备作以后的纪念，她哭着对我说:“爸，你别录了……”那时候电视里正放日本电视剧《血疑》，看到电视里主人公经历的各种检查和治疗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女儿好像猜到了一切。她的性格就从那时候起变得非常敏感。
       经历了她这场病，我对生命有了一种新的认识。后来她的病好了，她在我眼里仿佛失而复得，我从内心里期望，只要她能平平安安把一个女孩子一生和历程都走下来，做为父亲我就满足了。
       可是我的心愿女儿并不知道。高三这一年我和她交流变得非常困难，我有时小心翼翼问她一声在看什么电视节目，她也会认为我在指责她不复习功课。
       我想她的压力来自于她自己的内心，或者是她所处的时代、身边的现实使得压力与她如影随形。这使她的压力尤其得不到排解。
       她高考的前夜我一夜不眠，那几天我情绪坏到极点，我在想这近两年时间里我几乎就没怎么帮助女儿，由于我的不得要领，女儿只能这么孤独地去接受这么大的考验。
       但是不管我多么心疼我的女儿，我依然觉得今天的高考和20年前我经历过的一样，是现时代中国一条相对最具平等意义的竞争道路。不管它带来多少痛苦，它是年轻时代关于竞争、关于意志锤炼最有份量的一课。
       女儿——
       这一年我的确感到压力很大，但我觉得这与高考并没有因果关系。由于置身四中这样的好学校，身边全是北京学习的尖子，我们早就提前进入紧张状态，哪怕在一起玩儿彼此也有竞争。而高考不过是命运的一种，在该来的时候来到眼前，我只关心我向往的东西会不会跟高考一起来，比如一点点辉煌的感觉。
       我觉得对于我父亲那一代，高考更多意味着机遇，而对我们这一代则更多地要求实力，因为身处的是这样一个走到成熟和不容易有大起大落的时代。所以我们早就懂得“没有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或者“没有那么容易接得着的馅饼”，早就变得相当务实和平和，为了给将来竞争一席之地，懂得积极去努力进取。
       所以对于我来说，压力来自于身边的那些天才的同学，来自那要求我们势在必得的学校和付出巨大心血的老师；来自于周围的现实，也来自于小学那场大病使我休学一年，于是比同学们年龄都要大一年。至于父母，他们从来不说给我压力的话，但我觉得我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
       我的梦想是当记者，如果可以按照梦想去活，我会选择考不上人大新闻系就哪也不考。但我还是报了对外经贸大学，一是从以后就业的现实考虑，二是因为我知道我不一定考得到人大新闻系要的那580分。我和身边的人都比较理性，知道在很多事上处事原则应该是现实大于理想，我们学会不去任性。
       我曾经以为从艰辛的高中时代走过来，高考可以给我一点我想要的辉煌感觉，但我现在知道不可能了。对于我，考不上第一志愿就跟没考上一样，而考上了也不过是一个现实的志愿而不是内心的理想。辉煌或许更容易属于我父亲他们那个动荡的时代。
       我不愿意别人在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我习惯于“背光”，就是大合唱也坚决排斥站在第一排。我的大多数同学我想都和我一样，接受采访这种事我们不感兴趣。我们的时代早就不再是个英雄主义的时代，我们回避这个社会为的是不去承担更多的压力，比起父亲他们那一代，我觉得这一点上很难说我们谁更成熟。
       这篇稿子写到最后的时刻，忽然想起97高考发榜的日子已在眼前。于是在这里祝愿好分数带给那最终在采访中给予了我帮助的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孩子，一些她期望的辉煌，并且转述给她一句她父亲的话:
       “人生的努力总会在一个时间得到回报，尽管常常不会是马上。”
       (卓蓝、张迎利摘自1997年7月24日《生活时报》)
       编者注:阎阳生的女儿今年以520分的成绩考入对外经贸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