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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认识谢蕾，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
       我是长航某医院神经内科的一位医生，那是1996年1月的一个晚上，我在急诊室值班，忽然门外响起杂沓的人声。一群人拥进来，一个中年男子紧紧地抱着一个长发白衣的女孩，直扑了过来:“医生，快，救救我女儿。”
       病人被迅速放到诊治台上，全身瘫软，正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情况非常紧急。由她的症状，我初步判断是脑血管意外，一边叫家属办住院手续，一边立刻给她上氧。
       我从医10年，见过的病人不计其数，然而当我拂开她脸上的乱发，准备插吸管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震颤了一下。黑发下她的脸没有一点岁月痕迹，分明还是蓓蕾初绽的季节，虽然斑斑点点全是呕吐的秽物，却仍然看得出她有洁白细腻的皮肤和清丽的五官。她静静地躺在那儿，仿佛只是睡着了，我看一眼家属填好的住院卡:谢蕾，女，17岁。
       在进行了脱水、止血之后，病人被送人病房。她母亲紧抓着我不放:“医生，我的女儿到底怎么了?她不会死吧?”
       我们当然是全力以赴，3天的生死不明后，谢蕾终于悠悠醒转，一直在她床前不眠不休的母亲，扑到她眼前:“小蕾，小蕾，你怎么样?”谢蕾的眼睛慢慢地转向了她，良久，眼中渐渐放出黯淡的光，嘴唇微微蠕动，作出“妈”的口型，却发不出一点声音。她母亲的眼泪“刷刷”地掉了下来，我也不觉松了口气。
       谢蕾恢复很快，一周后，已经神智清明，却留下了类似中风的后遗症，包括智力障碍，部分失忆，左边手足的运动功能也明显受损。
       此时已确诊她是右侧脑动脉畸形引起的蛛网膜下腔出血，为了永绝后患，要对她进行脑动脉结扎手术。手术的前夜，我最后一次查房，谢蕾怯怯地叫住我，忧心忡仲地问:“叶医生，这个手术到底是什么样的?”
       恐惧的阴影在她脸上重重叠叠，我耐心地向她解释:“人的脑血管是对侧分布的，就像是肾或者肺，一边一个。畸形的动脉很容易破裂引起脑出血，很危险，所以就要把它结扎，用左侧动脉来进行脑部供血，这在医学上称之为代偿。就好像一个肾出了问题，就摘掉它，然后用另一个肾来工作一样的道理。”
       “那么，以后就不会再生病了?”谢蕾的眼神那样急切。
       我肯定地答复:“是，再也不会有问题了。”我看到她眼中的喜悦与憧憬，像火焰一样熊熊地燃烧起来。她喃喃道:“太好了。”
       为了消除她的紧张情绪，我同她聊天:“病好了，你想做什么?”
       她的笑容有点羞怯:“我想考音乐学院，我想当一个钢琴家。”她开始细细地说起克拉拉·舒曼，说起斯坦，说起李斯特。幽暗的灯光照在她脸上，而她的脸容却在瞬间绽放出光华，就好像她整个人在刹那间飞升起来，飞到了最美丽的梦境。
       第二天上午9点，谢蕾被推进了手术室，然而不到10点，她又被推了出来。我觉得奇怪，追上去问主刀的医生，他的眼睛刹时一暗。
       为了明确动脉畸形的情况，为她做了血管造影。仪器显示，她右侧动脉的确是畸形的，但是她的左侧……医生们仔细地看了又看，竟然根本就没有动脉!她天生就只有一个动脉，唯一的、畸形的动脉。
       谢蕾的父母默默地站在床边，她呆呆地坐着，脸上并没有明确的哀伤，只是恍惚和迷茫，仿佛不肯相信。看到我，她抬起头，声音黯淡:“叶医生，你可不可以让我知道，不做手术，我还能活多久?”
       我怎么能够告诉她:脑动脉畸形引起脑出血的复发率是25%?而一旦复发便足以致命。她的眼睛，让我真的不能面对，我艰难地酌斟词句:“我不知道。脑动脉畸形，怎么说呢……就像有一颗炸弹在你脑子里，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炸，也许炸了还能够救回来，像这次这样……”
       隔了很久，她轻声地说:“也就是说，我的生命，在死神掌上。”
       她的母亲终于忍不住啜泣起来，那声音像陨石一样打在寂静的病房里。
       而谢蕾只是轻轻地为母亲拭泪，静静地说:“妈，我们回家吧!”
       谢蕾出院后，跟医院就不再有关系，我却总是不能忘怀这个美丽而悲苦的少女，挂牵着她的命运。我打电话到谢家，她母亲在电话那端就哭出了声:“叶医生，你能不能来一趟?”
       原来，当谢蕾想重新回到学校的时候，在日常生活中不易被察觉的智障，非常明显地表露出来，听课变得很吃力，记忆力也很差，而且学习时间稍长就会立即头痛不止，让她难以忍耐。最后学校和她的父母都不得不承认，她已经不能胜任现在的学业了。父母只得为她办了休学。
       这件事对谢蕾的打击很大:为了跟上进度，她已经全力以赴，甚至连心爱的钢琴都没有时间接触，结果居然还是这样，她变得郁郁寡欢。为了让她散心，父母特地带她去听音乐会，听到一段快乐的童谣，她忽然叫了起来:“哎呀，我答应过姑姑，要给她们幼儿园的‘六一’晚会伴奏的。”
       但是当她坐在钢琴前的时候，她惊惧地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弹钢琴了。无论怎么努力，她受伤的左手再也无法在琴键上飞舞如蝶，而只能笨拙地、缓慢地移动一两下。她试了又试，最后终于精疲力尽，双手握拳在琴键上用力砸了下去，然后失声痛哭。从那么小那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琴，对她而言，钢琴儿乎就是一桩与生俱来的事，是渗透到血液中的本能，是她生命中最底蕴的美丽，会伴随她的终生。而她再也不能够了，到今天，她才知道命运到底剥夺了她多少，她哭了又哭，接着就把自己锁在小屋里，闭门不出。
       我去的时候，她正呆呆地坐在窗前，我轻轻叫一声她的名字。她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我，泪水慢慢模糊了她的眼睛，她呜咽着说:“叶医生，我等于只有一只手了。”
       我的声音冷淡而肯定:“可是你还有一只手。”
       她怔住。我接着说:“你仅仅只是左手不便，就这样自暴自弃，那生来没有左手的人呢?如果你真的那么爱弹琴，就不会这么轻易放弃。你为什么不试试用一只手，谁说钢琴一定要用两只手?”
       她蓦地如遭雷击，愣住了。我轻轻拉她起来，她机械地随我站起身，我把她带到钢琴前，掀开琴盖，把她的手搁在琴键上，声音放得很柔:“试一试，你起码可以试一试。”她的手缓慢地移动:1234567i，忽然成串的泪水打在琴键上。她抬起头，大声地说:“我懂了，左手不行，就用右手补上来；身体不行，就用意志补上来。生活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她用力地按响了琴键。
       我叫她不必这样赶，她只是微笑摇头:“音乐给了我生存的意义。是，我的生命，是在死神掌上，可是音乐，在我的掌上。，”她的眼睛那样亮，让我深深动容。
       不久，我去上海参加了神经内科的医生年会。回来，已是5月底，信箱里静静躺着一张请帖，是一家幼儿园请我去参加“六一”晚会。我正百思不得其解它的来历，突然，我想起来了:谢蕾。
       当大幕揭开的时候，我看见谢蕾，身着一袭雪白的长裙，从台侧走向钢琴，在大篷大篷的裙摆下，仍然可以看得出她有轻微的跛行，然而她走得那样从容，没有一丝自卑。
       她在琴凳上坐下，随之，一串活泼的音符从她手底流了出来，她弹得那么轻松自如，我几乎已经忘记了她的伤损。然而在一首复杂的音乐开始前，谢蕾站起身，换上了另一位琴手，我才猛然意识到，她远远不曾康复。
       整晚，谢蕾弹了8首曲子。全场一直掌声如潮，都是给那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没有人注意到在孩子们清脆的歌声和欢快的舞蹈之外，那流畅的如江河的钢琴声。
       谢蕾在12天后去世，离她第一次发病只有5个月。医书上说:如果6个月内不复发，以后复发的概率将大大减小，而谢蕾，终究没有熬到6个月。
       每一次想起谢蕾，就会想起生命的脆弱和不能把握，也更深地感受到人的力量，可以如何承接所有的打击，凭借着人的意志和尊严，活出生命的美丽。
       在悠扬的音乐里，我仿佛又听见了谢蕾轻快的声音:“我在死神掌上，可是音乐，在我掌上。”
       (柴楠摘自《文友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