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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芳蓉，这个喝着山泉长大的土家族妹子，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走进人民大会堂领走中国青年的最高奖——五四青年奖章。而此前不久，她已捧走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奖杯，全国获此双重殊荣的，仅有她。
       当鲜花和掌声潮水般地涌来时，当许许多多崇敬的目光紧紧地环绕着她时，当江泽民总书记笑容满面地走过来紧紧握住她的手时，宋芳蓉觉得这一切恍如梦中。我是谁?我只是一个背着背篓走在弯弯曲曲山路上的好哭的山妹子，我只是山路尽头那座吊脚楼里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我是大山的女儿。
       爹死了，娘走了，留给9岁的她和12岁姐姐的是几间空荡荡的土砖屋，两只小猪崽和欠下的几百元债
       那时她不叫宋芳蓉，叫肖天娇。
       她刻骨铭心地记得那天早晨。自从哥哥死后就一直疯疯癫癫的父亲从贴身口袋掏出40元钱对她和姐姐说:“拿去交学费吧，爹以后再没钱给你们了。”没想到，这竟是父亲留给她们姐妹俩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话，父亲就悄悄用绳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年她上3年级，姐姐上5年级。
       半年后，娘要嫁人，要将房子卖了带她姐俩一起走。她俩不愿意——虽然有几间土屋，可这是肖家的祖业，是她们的根。娘没勉强她们，自己与来接她的那个男人走了。
       望着娘的背影她们哭啊，哭成了泪人。
       从此，每天早上天不亮，姐俩就起床了，给两只小猪崽喂了食，便背着背篓走上10里山路去学校。背篓里放着书包和镰刀。
       中午，姐俩吃一点从家里带去的冷苞谷面，就到学校附近的山上打猪草、砍柴；下午放学，两人背着满满一背篓猪草和柴火走上10里山路回家。回到家天就黑了，一个忙着剁猪草，一个便忙着做饭。灶台高，姐俩个矮，只好站在凳子上做饭。一次要做3顿饭，一个人搬不动锅里蒸饭的甑子，便双双站在凳子上一起抬。记不得多少次了，两人的手被滚烫的蒸气冲出一溜溜亮晶晶的水泡。
       星期天，她们就去扒拉父亲在世时承包的几亩山地。好心的邻居借给她们牛和犁耙，姐俩一个赶牛，一个扶犁，吆喝着，犁出歪歪扭扭的沟行，然后种上土豆、萝卜和苞谷。两双小手，血泡一层摞一层，磨破了，点点血水落进脚下的土地。
       终于到了收获季节，姐俩起早贪黑拔萝卜，挖土豆，掰苞谷，然后一筐筐往家背，100多斤的背篓背在肩上，压得她踉踉跄跄，不知多少次摔倒在山道上，又挣扎着爬起来。正是那个时候超出幼小身体体能的劳作，使她落下了后来一直没能治好的便血的病根。
       收获的土豆、苞谷只能勉强填饱肚子，两人的学费没着落，爹死后欠下的几百元债也没法还。
       那年放寒假，大雪一连飘了3天，公路上积下两尺深的雪。公路段请农民帮扫雪，扫1公里10块钱。姐俩听到消息，顶着大雪走十几里山路赶去了。扫了4天雪，领到了40元工钱，姐俩高兴得直想哭。
       为了学费和还债，星期天、寒暑假，她们还去山上摘金银花、采野蘑菇、挖药材，晒干了送到镇上卖。这样的日子过了两年，姐姐终于小学毕业了，为了挣钱供妹妹继续读书，14岁的她去一户人家当了保姆，一个月能挣20块钱。
       这年，远嫁外乡的大姐回来了。肖天娇背着二姐央求大姐将她带去读书，她不忍心看二姐小小年纪为她操劳。
       她的到来使大姐家失去了平静。尽管她抢着干活，姐姐的婆婆和丈夫仍对她恶语相加，还常常将大姐打得满身青紫。一天，他们又将大姐打得头破血流，并将肖天娇撵出家门。
       她背着书包走到了长江边，哭了一回又一回。大姐家不能呆了，又没钱回到二姐身边，她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一步步向江水走去……
       “天娇……”大姐撕心裂肺的呼唤拦住了她的脚步，她倒在大姐怀里，姐妹俩哭得死去活来。
       1988年，她去海拔1800米的高山上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她哭过，也后悔过，可是她难以拒绝那些期盼的目光
       1988年，勤奋的肖天娇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高中。她多么想读书啊，可一学年几百元的学费让她望而却步，她再也不忍心给二姐增加负担了。流着泪，她悄悄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这时，母亲回来了，见她不愿上学，又听说后河乡招聘代课老师，便带肖天娇去报考。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是湖北省9个重点贫困县之一，而后河乡又是该县重点贫困乡之一，离肖天娇的家长乐镇甘沟村有100多里地。
       她和母亲来到后河乡，报名时母亲把她的年龄报大了两岁。她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考了第二名。她被分到最远的顶坪小学。
       为了讨得继父的欢心，进山之前母亲让她改姓宋，取名宋芳蓉。
       顶坪小学在海拔1800多米紧靠原始森林的高山上，条件很艰苦，可是这山这路比她想象的还要险峻还要荒僻，走了几十里山路竟没有见到一户人家。她后悔不该来。
       送她进山的拖拉机终于在山路尽头一个叫锁口的地方停下了。下了拖拉机，宋芳蓉惊呆了:瓢泼的大雨中站着好几位闻讯前来接她的山民，领头的是后河乡后河村主任周大喜，他们脸上一个个绽开了笑容。
       顶坪曾经有过一所学校，那是山民们从牙缝里抠出钱建的。先后来过的两位老师因受不了这里的艰苦，没多久又都走了。学校空了一年又一年，等不到老师，山民们一气之下将学校拆了卖了。可是孩子一拨拨长大了，全村超过上学年龄的就有20多个，家长们心急如焚，委托周大喜去乡里求个老师。今天，老师终于来了，虽然是个又矮又瘦的妹子，他们仍欣喜万分。
       如注的大雨中，宋芳蓉跟着他们深一脚浅一脚地爬上六七里外的顶坪。周大喜将她领进一座低矮破旧的吊脚楼，告诉她这就是顶坪小学。
       宋芳蓉的心一下凉透了:这是什么样的学校啊，吊脚楼四面透风，底层圈着猪、牛、羊，上面用木板隔成一大一小两间，一间是教室，一间是宿舍。没有桌子、黑板，连根粉笔都找不到，去附近最近一户人家，也得走两里地。
       这天晚上，她独自守着学校，山风在屋外发出尖利的怪叫，她害怕极了，用被子紧紧蒙着头哭了一夜。她决定天一亮就回去，在家里再苦再累，都还有二姐在身边。
       天蒙蒙亮时，哭累了的她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等她醒来，天已大亮。打开吊脚楼的门，她惊呆了:外面站了一群大小不一的孩子和背着桌凳的父母，他们的脚被朝露打湿了，身上沾着泥巴和树叶，显然赶了不少山路。他们站在那里，向她投来惊喜、恭敬、期盼的目光。这目光使她难以举步。
       她转身走进了吊脚楼。
       第3天凌晨，宋芳蓉独自背着背篓去了县城。往返100多里山路，天黑时，背回了满满一背篓课本。
       她光着脚走在冰凌上，撞见马熊，她不敢大声哭，怕山壁上弹回的令人恐怖的回声
       吊脚楼上响起了琅琅的读书声。
       没有黑板，宋芳蓉捡块木板刷黑了挂上墙；下课了，又把黑板搬到门外搁在凳子上成了乒乓球台。山上砍回的葛藤搓成了跳绳，讨来的鸡毛扎成了一个个毽子。
       教学条件的艰苦尚能克服，生活的艰苦却远远超出了想象。吃的、用的要去山下背，每次要背回半个月的粮食、蔬菜和生活用品，来回100多里山路。那是怎样的路啊，她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手脚并用，鼻子几乎触着了地面，一步步往上爬，常常摔得鼻青脸肿。有时实在背不动了，就将背篓藏在路边的山洞里，第二天再去背。柴火，要自己上山砍；用水，要到3里外的“天坑”挑。“天坑”又陡又滑，顺着一架颤巍巍的木梯下去，汲了水挑上来，随时都有掉下去的危险。为了自己和孩子们能喝上水，每天要往返“天坑”6趟，挑回两缸水。吊脚楼夏不遮阳，冬不挡风，楼下猪牛圈里整天弥漫着臭气，苍蝇大的花脚蚊子常常成群结队从地板缝钻上来，叮得她全身红肿，得不到及时治疗，红肿溃烂化脓，久久不愈。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里何止是苦，还有一般人难以想象的寂寞和孤独，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连张报纸也找不到，眼前只有重重叠叠的大山和永远驱不散的云雾……
       她一次次想离开这里，可又一次次打消了念头:走了，这些孩子就没学上了，再不会有老师来了。她想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她和二姐苦苦挣扎了那么多年不就是为了读书么?她怎么忍心熄灭孩子心里的希望。
       那年冬天，雪下了一场又一场，菜早没了，粮也吃完了。雪刚停，宋芳蓉一大早就背着背篓下山了。背着吃的用的返回时，她才发现山路上冰凌厚厚的，光溜溜的，一脚踩下去便滑出好远，而身边处处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宋芳蓉急得哭了，眼见天就要黑了，前面还有几十里山路，她只好脱下胶鞋，光着脚走，每一步都用脚趾死死地抠住地面。不一会儿脚就冻木了，她只得一步步往前挪。
       天渐渐黑下来。突然，她发现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正迎面向她走来，她吓得浑身一哆嗦，一屁股坐在地上。她认得那是吃人的马熊，而此刻她无处可逃。
       大马熊一步步走过来，她惊恐地缩成一团，那家伙走到离她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然后转身向来路走去。见马熊走远了，宋芳蓉嚎啕大哭，哭声从山壁上弹回来，发出令人恐怖的回声。她害怕地止住了哭，小声抽泣着，又背起了背篓。
       在离顶坪还有几里路时，黑暗中晃动着一串火把。原来，山民们天黑了还没见她回来，便找来了。他们扶着她回到了吊脚楼，端来用灶灰、开水调成的灰子水，将她的脚放进去轻轻地揉搓，僵死的脚才慢慢有了知觉。
       也许是一直潜伏着要走的念头，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使她下了走的决心。
       起因很简单——一个喝醉了的莽汉闯进吊脚楼说了些粗话。宋芳蓉哭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收拾东西悄悄下了山。这时二姐已经在县城结了婚，她在二姐家住了下来。
       没两天，山上来人要接她回去，那个莽汉红着脸来说了许多道歉的话。宋芳蓉铁了心不去。可是他们走后，她又不安起来。二姐说:“我知道，你还是放不下那些孩子。”
       在沙市工作的同学来信说那里招纺织女工，月薪有三四百元。在广东打工的女友也来信，说在那里干一个月可拿1000多元。宋芳蓉不能不动心:在顶坪，每月工资才50元(第二年才长到60元)，还常常不能按时拿。可她一直拖着迟迟没有动身。
       这期间，村干部带着学生和家长一次次来接她，学生拉着她的手说:“宋老师，你这段时间不在，我们怕掉课，每天都在复习，我们都在等着你回去……”
       宋芳蓉终于决定回顶坪，她知道自己怎么也放不下那些孩子。
       回去那天，山里下着鹅毛大雪，雪深及膝。她踉踉跄跄地在雪中跋涉，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
       当她像雪人一样踉跄着走进吊脚楼时，她惊呆了:20多个学生一个不差地静静坐在教室里，在等着老师归来。
       她第一次当着学生的面哭了。
       她流血流汗地挣钱。她知道，每挣到一笔钱，就会有失学的孩子走进学校
       山里孩子渴望读书，可是仍未摆脱的贫困却时时阻挡着他们求学的脚步。
       山里太穷，穷得留不住女人。小张燕的妈妈跟着一个进山收山货的贩子跑了，父亲上山砍柴又摔残了，只好将她寄养在亲戚家。燕子7岁了，她好想读书。宋芳蓉听说了，走20多里山路找到了小燕子，将她背到了学校。
       13岁的春红和11岁的春玲，二年级没上完就辗学了。宋芳蓉找到她们家，只见一锅野菜是全家人的晚饭，她心酸地说:“春红和春玲的学费我来交，吃的穿的你们也不用操心，让她们上学去吧。”她将春红姐妹接回了学校，第二天又给她们家送去一背篓土豆和苞谷。如今，春玲已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了，宋芳蓉仍负担着她的学费和生活费，她盼望着大山里能飞出一只
       ▲宋芳蓉在给学生讲课季卫民摄金凤凰。
       像张燕和春红姐妹这样学费、生活费全由她包的孩子就有5个。这些年，跟着宋芳蓉读书的孩子先后有七八十人，几乎没有一个没得到她的救助。可是她每月仅有60元代课费，不吃不喝也帮不了这么多孩子啊。只有孩子们知道，一年到头，他们的老师吃的是难见一点油星的土豆和苞谷面，穿的是别人给的旧衣服。
       为了养活跟她一起生活的孩子，她在学校附近的山坡上开了几亩荒地，种上土豆和苞谷。为了给没钱交学费的孩子交上学费，近9年来的每个寒暑假她都在外面打工。她扫过马路，在餐馆洗过盘子，在宾馆做过勤杂工，还帮人家卖过服装、茶叶和水果。
       一次，她挨家挨户收购了十几筐柑桔，又一筐筐扛到公路上，求司机捎一段路。500多里路转了3次车，十几筐柑桔一个人搬上搬下，双手被竹签扎得鲜血淋淋。柑桔卖出去了，她揣着200多元钱回到学校，几个孩子的学费才有了着落。
       有年暑假，她背了100来斤茶叶去沙市卖。茶叶是在茶场赊的，打了欠条在那里。白天沿街叫卖，晚上就住在4块钱一夜的大通间里。那天，她背着茶叶在路上走着，一个骑车人夺下她肩上的挂包一溜烟跑了。那包里装着几天来卖茶叶的600多元钱啊，她站在街上欲哭无泪。
       宋芳蓉流血流汗地挣钱，她要像当年二姐、老师和同学帮助她那样，帮助这些想读书的山里孩子。这些年来，她打工挣下的钱少说也有一两万，全都花在了孩子身上。而她自己，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生活环境恶劣，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和胃病，牙齿开始松动脱落，已掉了6颗牙……
       有个叫张雷的学生，家距顶坪有20多里山路。这7岁的孩子个矮体弱，走不了那么远的路，宋芳蓉就将他留在身边，给他做饭、洗衣，晚上给他补习功课，只有寒暑假才回家。跟她吃住在一起的还有6岁的薛平和7岁的杨浩。
       大山里溪沟纵横、坡陡路险，宋芳蓉怕走读的孩子们在路上出意外，便每天坚持送他们回家。下雨了，她背他们过溪流；下雪了，她拉着孩子的手，一直将他们送过险区才回来。每天她都要将学生送过5里外的悬崖口——“彪口”才返回学校。她心疼这些穷孩子，偶尔下山，总要带点零食让他们尝尝鲜。有件事让她想起来就掉泪:一次，她在山下买了几十个肉包子带回来，一个孩子发一个，他们拿在手上竟半天不敢吃，因为他们从来就没见过肉包子。每次在宾馆或餐馆打工时，看着客人们吃剩的鸡鸭鱼肉都被倒掉，她就掉泪，就想起山里挨饿受穷的孩子们。
       转眼，宋芳蓉在山上已是6个年头了。1994年，她已是21岁的大姑娘了，母亲和姐姐为她的婚事着急。这年春天，二姐的邻居给她介绍了一位小伙子。小伙子是分来不久的大学生，在县直机关工作。两人见了面感觉都不错。宋芳蓉不能经常回城里来，小伙子就隔几天往山上写封信，信只能送到乡里，偶尔顶坪有人去乡里办事才能将信带回来，常常一带就是一大摞。小伙子厚道、实在，值得信赖，这使她幸福不已。
       这年秋天，小伙子上山看她来了。他没想到她处的自然环境这么恶劣，就苦苦劝她下山去，说有办法调她去县城。她却固执地摇头。小伙子走了。看着他下山的背影，宋芳蓉知道，她永远失去了他。
       不久，他又来信劝她下山，并婉转地告诉她，下山，他们才能谈下去。他说，我无法想象婚后分居的日子，更无法想象让孩子生活在那样恶劣的地方。
       她给他回了信，满纸只有两句话:我想清楚了，我就在山上。
       过了不久，又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位年轻有为的经理。那经理对她也很钟情，听说她挑水扭伤了脚，便连夜骑摩托车上山给她送药。他对她只有一个要求:下山。
       她拒绝的同时，又一次失去了爱情。
       如果不是那次胃病发作疼得昏倒在讲台上，如果不是学生家长轮流用背架背她去医院，如果不是在路上拦住了县广播局的吉普车，她会永远默默无闻。
       那天，他们从山上下来拦住一辆吉普车。坐在司机旁边的中年人问:“她是你们什么人?”“是我们孩子的老师，她可是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师啊。”
       一路上，乡亲们含着眼泪滔滔不绝地讲着她的故事。
       听者有心，原来那个中年人是县广播电台的台长。
       几天后，记者上山了。
       宋芳蓉出名了。1996年，她被评为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授奖大会是在上海开的，住在一家豪华大酒店。面对丰盛的宴席，宋芳蓉难以下咽。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吃，她转过身泪流不止，过了好一会儿才哽咽着说:“这么丰盛的饭菜，我的学生不但吃不上，连见都见不到……”
       当我讲着山妹子的故事时，她正坐在湖北教育学院的教室里。
       她说上完了学，还回山里去，她拿出孩子们写来的信给我看，眼里满是幸福的泪水。
       (李樱、肖宗华摘自《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