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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何兆武《上学记》（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三联书店二○○六年八月版）时，有两处印象很深，都是关于何炳棣的：一是历史系图书馆借书事，“他对学生总是盛气凌人。我们去借书，总是说：‘这本书不能借。’‘那个书不能借’”；一是留洋出国事，“那时候的学生不像现在这样都想着要出国，个别的也有，比如何炳棣，从小就一心一意想着怎么出国，现在也成名了”。在何兆武看来，何炳棣不仅为人严苛，而且非常功利。但是，在《吴宓日记》中，何炳棣却被许为有望青年，“其见解颇超俗”。而何炳棣也不负吴宓期许，在学术研究中颇有斩获，且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何炳棣著，广西师大出版社二○○五年七月版）中回顾一生读书治学经验。我不懂历史，不敢评价这两位联大出身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的成绩。我感兴趣的是由不同评价中体现出来的性情态度与价值选择，而这些差异是怎样丰富了西南联大的精神传统。
       从何兆武对何炳棣颇有恶感的评价，可以看到，何兆武先生是个很随性的人，这一点与何炳棣非常不同，从何兆武青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可以验证。西南联大时期，由于自由的学分制度，学生改专业非常方便。于是，何兆武由化学而历史，由历史而哲学，再由哲学而西洋文学，何兆武几度调整读书方向。再而后，由于母病、由于战争，何兆武并未完成他的研究生论文。在不断的调整中，虽然有朋友的启发影响，但是也与何兆武在青年时代关切的问题有关。由于战争的爆发，何兆武“希望探索历史深处的幽微”，以理解战争时代人的命运。但是，何兆武的性情是比较诗性的，他对意义的寻求远胜于对历史细节的关注。哲学的兴味一直吸引何兆武，而他最好的朋友王浩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后来由于生病，也由于受到王浩的影响，认识到自己在哲学学习方面有不足，自己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学哲学一定学不好。而作为哲学的近邻，文学这样一种意义方式很能满足何兆武对于意义的渴求。于是，研究生时代，病中的何兆武读起英国浪漫派，以求得精神上的会通，他对西洋文学的兴趣并不在研究。
       至于何炳棣，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的自述来看，他是一个理性而极具克制力的人。在刚进清华的时候，短短两三个月内，何炳棣就做了不少自我分析检讨的工作，质问自己的兴趣与能力所在。一旦认定历史，且在历史学习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历史就成为何炳棣终身努力耕耘的田地。而在历史学习中，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阅读有非常好的规划，在老师指导下，大学时代的何炳棣即已形成一种研究性阅读的态势。在选修陈寅恪“隋唐史”课程时，何炳棣开始着手“唐代皇位继承”这种看上去非常没有意义趣味的课程题目。与何兆武随性的、寻求精神会通的阅读不同，何炳棣是以一种学术训练的方式展开他的阅读的。但是，你不能就此说何炳棣没有意义关切。何炳棣对于自己的长处与弱点自始即有非常明晰的判断：我的资质和训练不宜过于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必须长期在经济、社会、政治、制度、文化诸史知识达到合理最低必需的深广度以后，才有能力钻研思想史；否则势必陷于过空、过迂或过浅，只能看到表面、不能窥探思想流派的深层意识。
       我不知道这两位历史学研究者在其专业领域各自高下如何不同，这个只能留给今后当代学术史研究的方家去讨论了。但是，由上述性情差异中我们看到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自由而丰富的知识传统对于不同个性学生的涵纳，这也是两位性情不同的历史学者在字里行间感怀于心的。
       两本“读书记”不仅呈现了丰富自由的知识传统，我们还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时代语境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型塑作用。虽然在《上学记》与《读史阅世六十年》中何兆武与何炳棣谈论了在时间与人事上几乎重合的一段生活，但是如果考虑到代际经验与潜藏其中的时代语境的变化，我们不能把分歧简单等同于性情方面的差异。
       何炳棣一九三四年考进清华，完成童年时代第一志愿，开始一段充实的读书生活。何兆武则在一九三九年进入西南联大，初到昆明即被云南清朗天空撼动，也开始享受丰富又自在的青春时代。但是，一九三四年与一九三九年，时代环境在其间有很大变化。虽然一九三四年前后危机已经显露，“九·一八”、“一·二八”、“何梅协定”等事件先后发生，刺激着知识分子的民族情感，北平学校学运开始高涨。但是，三十年代国民经济还是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对于生活在清华园中的知识分子，战争之前的清华园时代是一段物质与精神上都很丰裕的岁月。清华校园中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对学运持宽容但拒斥的态度，认为“学生还是应当以学业为重”。同样，对于正在形成社会认同的何炳棣来说，他“还没有为饥寒，残酷，绝望，鞭打出过信仰来”。所以，在对待“西安事变”等政治事件的态度上，他与“左派”学生的分歧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然而，一九三九年的西南联大，由于绵延战局的影响，日常生活受到影响，国民政府无力扩充社会财富，相反腐败吏治为官员提供了敛财机会。此种情况下，一度由于抗战而消歇的学运由低潮转向高潮，并且获得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对于政治，何兆武认为是非常肮脏而黑暗的东西，虽然因为民族情感和社会关切，他和很多学生一样参加签名、游行示威，但是他不参加任何实际的党派政治活动。即便如此，他的社会认同是和何炳棣相当不一样的。何兆武说，绝大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反对它，“它”指的是抗日战争之后的国民政府。一待内战结束，何兆武就从短暂蛰居的台湾回到北京。而何炳棣则由于在国外学业未完，并未回到国内，但是其中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对新政权的认同问题。何炳棣说，他在学生时代是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对于一九四九年的新政权他必有疏离感。
       在时代转折的关头，对于“回来抑或离去”，何兆武与何炳棣都采取了“有目的之行动”。我不知道何兆武怎样审视他一生的选择与时代，而在何炳棣书中对泛政治化生活的批评与畏惧则不言而喻。
       所以，我期待着何兆武的《上班记》，想看到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