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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弱水先生在《〈圣经〉、官话与“引车卖浆者流”》（《读书》二○○五年十一期）中认为我的《圣书与中文新诗》（《读书》二○○五年四期）一文有史实错误，大意可以概括为四条：
       一、我序中应该引艾约瑟等十九世纪中叶翻译出版的蓝青官话本而不是和合本；二、《约伯记》不是诗而我把它说成诗，并分行排印；三、我引的和合本经文已经受了日文汉字借词的“污染”，故不能说明和合本语言的本土性；四、我把梁阿发当作艾约瑟的助手，犯了时代错误。
       下面我就对此做个回应。
       在那篇序中，我所引用的圣经文字，的确同于官话和合本。但我说像引文中那样的诗的语言“早在近半个世纪之前就已在汉语中产生”，并不错。首先，和合本的正式颁布固然是在一九一九年，但是该本特别是新约部分的产生却远远早于这个时间：一八九三年就刊行过后来称作官话本的那个新约译本中的一些译文。旧约的情况复杂些。在和合本的旧约出现之前，最好的官话本旧约是一八七四年出版的施约瑟译本（京都美华书院版），这也正是我文中意指的译本（所以说在胡适、徐志摩的白话诗出现“近半个世纪之前”）。但这个译本，并不是江先生认为我应该引用的施约瑟参与翻译的那个“十九世纪中叶”的译本。因为无论从时间上算，还是从我文章中的观点考虑，我都不曾打算引用这个一八六六年译本。由施约瑟单独完成的一八七四年译本，无论在吸收当代西方圣经研究的成果方面还是中文的风格方面，都明显优于艾约瑟主持、施只是参与的一八六六年译本。施译旧约的优点，可以由这一事实来说明，就是后来的和合本旧约，在语言和译法上，同施译本最近。举例来说，《创世记》开头（1.1-5），施译本是这样的：
       起初的时候，天主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水面黑暗，天主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天主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天主看光是好的，天主就将光暗分开了。天主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有早，就是头一日。
       而后来的官话本（“神”字版）：
       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
       可以看出，除了对神的称呼以外（这涉及复杂的教义问题），官话本几乎全同施译本。虽然制订和合本的委员会远没有充分承认施约瑟的贡献，但是最近的研究表明〔lrene Eber，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l.J. Schereschewsky（1831—1906），Leiden：Brill，1999〕，施约瑟特别是旧约的翻译对和合本的形成有巨大贡献和影响。
       由于施译本同和合本在文字上这样接近，所以我说在这样的官话译本《圣经》中，诗的语言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上溯近半个世纪就存在了，是有据可依的。施译的旧约官话译本现在难得一见，离我最近的藏有这本书的图书馆，是几百里外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且是不能外借的善本书。我凭记忆引用《约伯记》等经文，以为足以说明我的主旨。我的文中所持的观点，不因引文在个别文字上同施译本有出入而受丝毫影响。
       至于我为什么引和合本／施译本而不引官话本中最早的“十九世纪中叶”出版的麦都思的南京官话本（一八五七）和江先生认为我应该引的艾约瑟等翻译的北京官话本，除了时间问题之外，更主要是由于从诗和文学语言的角度看，前者的风格明显胜出，引用前者能更有力地说明早在“五四”之前，汉语中就已经存在“强有力”的诗的语言。从风格角度看，总的来说，早期的官话译本大都更追求俗白，似乎尽量避免使用书面语成分，而和合本乃至施译本则在风格因素上有更深的考虑，结合了口语和更简洁的、但却不过分的文理风格，使得其文学性更强。早期过于俗白的翻译，在语言风格的力量方面同著名的主要欧洲语言的《圣经》译本很难相比，既失去了原文的修辞力量，也没有利用中文本身中的修辞手段。所以这些本子大多不能流行，是有其翻译质量自身的原因的。官话和合本则相对而言较注意修辞。同样是《诗篇》的开头，一八六七年出版的宾惠廉（W.C.Burns）翻译的单行本（京都福音堂版）是这样的：行为不从恶人计谋／站立不在罪人道路／落坐不挨侮慢座位，这等的人，真是有福／他专喜欢上主律法／把主律法昼夜思念。
       在结合节奏凝炼与表意的明白准确上，这个翻译明显不如施译本与和合本。而一八五七年出版的那个麦都思与施敦力（J.Stronach）合作的南京官话本（上海墨海书馆）的风格，可以拿《约翰福音》著名的开头为例来考察：
       起头有道，这个道和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个道起头和上帝同在，万样的东西，被道造成；凡受造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道造成功的。生命在道里面，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照着黑暗，黑暗的人却不晓得他。
       再看和合本：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江先生似乎并没有细读这些不同的译本，没有考察过这些译本的风格。仅仅由于我的引文同通行的和合本文字相同而批评为“蒙人”，为文未免欠妥。
       关于《约伯记》不是诗，江先生说我把引用的《约伯记》“做了点手脚”，“将《约伯记》12.13-25中的一段散文做分行排列，刻意造成‘诗行’”，对《圣经》极其不熟悉。其实《约伯记》除了开头（1.1-3.2）和结尾（42.7-17）以及中间一小段过渡性的叙述外（32.1-6），全文都是诗体。而且不仅是《约伯记》一书，旧约自《约伯记》开始直到最后，大部分的书都是诗体，其中完全或大部分是诗体的，包括《诗篇》、《箴言》、《雅歌》、《以赛亚书》、《耶利米书》的大部分、《耶利米哀歌》、《何西阿书》、《约珥书》、《阿摩司书》、《俄巴底亚书》、《弥迦书》、《那鸿书》、《哈巴谷书》和《西番雅书》。旧约中诗体部分的分行排印，是西方学术版《圣经》出版印刷的规范（手头无书，但如果没有记错，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九九八年版的横排简体《圣经》中《约伯记》也分行）。至于竖排繁体的中译本过去没有分行排列，多半由于中国过去并没有分行排印诗歌的出版传统。这种由印刷文化造成的误解，也应是新诗运动未能吸收《圣经》诗歌的原因之一。
       江先生又说，“艾约瑟们的中文够好，他们担纲的翻译活动用不着请什么（当地的）助手”。这话说得武断，无论是原始史料还是后人的研究，都说西方传教士翻译（《圣经》）是必有本地助手的。专门研究（《圣经》）的中译过程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Marin Glik教授在对上面提到的施约瑟主教传记的书评中这样说施约瑟：“有必要指出，同所有外国的译者一样，他有有才华的本地助手。”（Three Western Books on the Bible in China，载于氏Influence，Trans-lation and Parallels. Selected Studies on the Bible in China，Sankt Augustin：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2004，p.141.）施约瑟是个语言天才，他的中文之好是公认的。但我看到过一张施约瑟的照片，恰恰就是他同中国助手们的合影（见lrene Eber et al 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lmpact，Sankt Augustin：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1999）。至于其他的传教士译者，最著名的，我们知道梁阿发做过马礼逊的助手，而王桂昌、王韬父子则是麦都思的主要助手，《王韬日记》记载了许多有关的细节（中华书局一九八七年版）；王韬还给“中文够好”的艾约瑟当过助手。先后服务于其他传教士们的默默无闻的中国助手就更多了。
       在我的文章中，我写道：“毕竟，艾约瑟们翻译《圣经》时所用的助手不是张之洞这样的士大夫，更不是陈蝶仙那样的堕落文人，而是像梁阿发这样的名不见经传的谦卑的灵魂。”江先生不顾我文中的写法是一种泛指，指责我不知道曾作马礼逊的《圣经》翻译助手、自己编写了《劝世良言》、影响了洪秀全的梁阿发是早于艾约瑟的，至少是极大的误解。
       关于日文的“污染”，江先生拿我摘引的《约伯记》12.13“神有智慧和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中的“知识”一词，来说明日语新词对和合本翻译的渗透，也是误解。《约伯记》中此处的“知识”一词（施约瑟译本此处也作“知识”），拉丁“俗语”本译作intellegentia，路德本作Verstand，英语“钦定本”作understanding，倘若真要用“出口再转内销的所谓日本汉字新词”（其实来源于中古佛教翻译）来翻译，应该是“知性”或“智性”，或者索性为“理解力”；而用“知识”翻译，显然是用了这个词的旧义，在语法上，同《大乘起信论》中所说的五识之一的“智（知）识”的构造法相同，在意义上也接近。总之，此“知识”／zhish挘蛘撸痾h搒h挘坏扔诒恕爸丁保痾hishi／（英语所谓knowledge），因为后者才是日文来的旧词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