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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责任
作者:孙 歌

《读书》 2006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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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当代思想史中,很少有人像竹内好这样受到“四分五裂”的评价。在日本乃至国际学界,从他的同时代至今,我们很难得到一个相对完整的关于竹内好的意象。有些人把他看作亲华派知识分子,有些人把他视为日本“亚洲主义”的现代鼓吹者;有些人把他看作“反现代性”的本土主义者,有些人则视他为另类的现代主义者或者后现代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他是民族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他是深层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者;有些人认为他是日本建立战后民主社会和反天皇制的精神领袖,有些人认为他是天皇制军国主义的辩护人……
       之所以造成这种种对立的看法,是因为竹内好与他同时代的左、右派知识分子都不同。他无法归入这两个政治性的类别,却又不曾超然于现实政治问题之外。他敢于处理那些只有被视为保守乃至右翼知识分子才处理的问题,比如“亚洲主义”的理念(对竹内好而言,他的思想课题要处理的并不是“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在历史上曾经作为理念存在过、但后来变质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亚洲主义”);他也愿意内在地逼问日本本土与天皇制意识形态有直接关联的“日本浪漫派”思潮的边界,试图打造“深入到对象所由产生的根源之处,进行内在的批评”的思想斗争方式,并强调说这是“打倒敌人的唯一的方法”(竹内好这篇写于五十年代初期的《近代主义与民族的问题》在五十年代末期被桥川文三称为推动了真正意义上日本浪漫派批判的契机。桥川的《日本浪漫派批判序说》,至今仍然是关于日本浪漫派研究的经典之作);甚至对于东方知识分子几乎本能地接受了的关于“民主”的西方化想象,竹内好也试图用相当大胆的方式把它转换为明治天皇的《五条御誓文》。上述种种,当然给断章取义的阅读提供了不少把柄,使得一些学人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相反,试图从竹内好那里寻找思想资源的学人,则往往避开那些不利于竹内好的事实,使用“三七开”的模式讨论他的主要贡献。可以说,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知识训练还没有提供有效处理竹内好的思想手段:毕竟,假如一个人被同时分裂为几组对立的要素,那么,恐怕出了问题的不是这个被割裂的对象,而是我们的认识论本身。
       正是出于这个基本的状况,竹内好在今天仍然未能得到整体性的处理。断章取义的批判和肤浅的“三七开”式辩护,并不足以构成“竹内好研究”。问题并不在于是否建立“竹内好研究”的学术视野,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正在错过一个认识论调整的契机。在日本和中国的学界,近年来相继出现了对于竹内好的关注,但是它尚未发展为对于已有认识论的调整,毋宁说,在很大程度上,竹内好正在被回收到已有的知识论框架中去。这个框架,其实是一个进化论的框架,它使得当今学人误认为自己处于历史的最高点,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和评点前人的一切,而不必考虑前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各种选择和决断。这个框架的缺陷,其实还不仅在于导致了历史认识的概念化与意识形态化,更重要的是,恰恰导致了现实认识的观念性。同时代史也是历史,对于竹内好的阅读方式总是与思考同时代史的方式互为表里的。在竹内好那里寻找贡献或者错误的思维方式,在现实社会分析中也同样只能面对那些固定的“结论”。
       在一个事件有了结局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整个过程,特别是审视那些与结局不相一致的要素,我们可以很容易辨认各种层面上的“错误”。历史解读中最常见的所谓“因果解释”,依照的就是这个逻辑。因果解释,表面上看是从原因一路追踪到结果,其实在思路上,如果不从结果反过来上溯到原因,是根本无法操作的。但是,如果身处事件进展的过程中,情况却完全不同:因果解释在这个过程中是无效的。在一个复杂事件的过程中,做出正确的判断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因为在信息不充分甚至也不能保证准确的情况下,任何判断都有冒险性,那么,正确与错误的可能就各占一半,根本无法根据结果来判断“原因”何在。更何况,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存在着更多的“灰色地带”,每一个点都具有多重可能性。在事件进行过程中,其实每一个选择的功能都不能同步评价,它是对是错,需要等到有了结局方能了解。假如仅仅抓住事情的结果,那么只能反过来从结果来推论事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判断其到底是对是错;而在通向结果的过程当中进行选择的每一个瞬间,就会被固定化:似乎一切都按照结局的规定,只能有一个选择。这样,主体在变动着的状况中进行选择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紧张感的行为,由于被结局反过来所规定,就被简化成了或对或错一目了然的手段。
       其实,这本是历史学里面老而又老的问题。但是,这问题却老而常新。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似乎已经没有人愿意把历史表述为确定的单线进化过程,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在进行历史判断的时候充当事后诸葛亮:试想,假如你对一段历史进行裁断,那是否意味着你自以为自己比那段历史里的人物更高明、更“进化”?更重要的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读史,完全忽略历史过程的不确定特征,把历史过程置换为一个确定的对象。于是,从结果出发反过来判断历史行为的正确与否,就变成了读史的中心课题。这种“政治正确”的读史方式,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难有属于读史的发现。
       那么,如何在读史的过程中找到“发现”的契机呢?我想,阅读竹内好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在竹内好一生的著述中,留下了很多名篇,它们之所以成为名篇,决定性的因素不在于它们的观点和结论,而在于它们提问题的方式。竹内好始终没有把历史看作确定不变的实体,同时,他也没有直观地认为知识分子的言论可以直接左右社会现实;在这样的前提下,竹内好拒绝“事后诸葛亮”式的读史态度,一生中讨论了很多今天看来仍然是“问题”的问题,包括那些进步知识分子不愿意处理的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日本,竹内好激励过至少两代人: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战后出生的一代,后者亦是一九六八年学生运动的主力;今天与这些人交流,他们仍然会说:竹内好构成了他们对于中国与中国革命想象的起点。
       然而阅读竹内好的著述,你会发现,他的真知灼见并不表现为指点同时代史“应该如何”,不表现为给时代开药方,而是表现为对于历史流动性的高度敏感。他试图给日本现代史勾勒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因而充满转化契机的轮廓,并力求确认那些有可能使日本同时代史更具理性的转化要素,这使得我们获得了一些得以观察那段历史复杂性的历史文献。
       竹内好对中国的想象确有“美化”之嫌。五六十年代之交,也的确有些中伤他的谣言说他“领着中共的津贴”。后来对竹内好缺少细读的性急学者,也片面强调了他中国想象中的理想化成分,忽视了他的“历史观”本身。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关于自己历史观的固定说法,我们只能通过细续文本,通过建立同时代史的脉络,来谨慎地建构他的历史观。
       在日本现代思想史上,进化论史观一直潜在地居于主导位置,部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也有这个倾向。就中,特别是专攻日本史的学者,他们自觉地把日本式马克思主义政治分析模式应用于历史分析,也应用于对于时代课题的分析。在战后日本学术领域内,日本共产党(当然,作为政治派别的日本共产党不断经受了内部的分裂与调整,并不是铁板一块)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曾经吸引了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他们中间产生了相当出色的学术成果。而且,由于这一类知识分子需要面对“政党政治”特有的意识形态要求,他们在处理学术问题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困境,这就是党派之争的现实政治判断与学术生产所要求的精神创造自由之间的矛盾。为此,那些最优秀的学者尝试着以“科学性”统一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且确实也有些优秀的学者可以在进行精神生产的时候摆脱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约束,比如石母田正与远山茂树,这样的史学家都表现出了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学界的概念化缺陷的反思;但是,毕竟这种高难度的操作所要求的边界意识并非人人都可以模仿,因此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者中很多人满足于使用“上纲上线”的方式进行学术生产;而即使在最优秀的史学家那里,当遇到日本史中最为敏感的政治话题时,有时也会采取“政治正确”的简化立场,使得有些本该延展的问题被搁浅。
       竹内好在战后与若干种类的知识分子进行过论战,与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战是其中之一。这中间, 他面对了几种批评与反批评,显然,由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比较常见的意识形态化学术生产方式,使得竹内好不得不面对一些非学术性的“大批判”,这些违反学术常识却因为特定的政治氛围而在社会上流行一时的“误读”(准确地说,这一类“误读”其实是“不读”。批判者根本没有耐心阅读自己批判对象的文字,只是断章取义地找出一些说法然后捏造罪名大加讨伐而已)乃至攻击显然激怒了他,这影响了他反驳文章的学术深度,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在他留下的论战文字里,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发表于一九六六年的《关于学者的责任》。这篇文章本来是为了回应远山茂树的质疑而作,可惜因为其他人的低水准“大批判”文章过于牵扯了他的注意,他没有把与远山的对话作为文章的主要部分,影响了文章的完成度。但是即使如此,该文与远山的文章合起来阅读,仍然可以提示一些重要的讨论线索。
       六十年代初期,竹内好曾经有过纪念明治维新百年并对其进行重新探讨的设想,他认为明治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国家无民族”的失败形态,与其后的军国主义有密切关系,因此,试图通过对于明治维新的重新探讨,开掘日本现代思想传统中可以转化从而通向未来的那部分思想,以从被高度简化为“军国主义”的历史中抢救出可以对抗军国主义的要素;但是,他的设想并没有得到理解,相反,文坛中占上风的是全面肯定明治维新的风潮,以至于变成了朝野合作的“明治维新百年祭”,他只好宣布取消这个设想并退出。一九六五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远山茂树以“明治维新百年纪念”为背景,发表了《明治维新研究的社会责任》一文,该文以明治维新研究作为基本线索,提示了关于学术规则、学者的社会责任和学者间合作的问题,也涉及了竹内好对于日本亚洲主义的解读。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远山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需要两面作战:一方面,他自觉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的贫乏,以及战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论坛中地位的迅速下降,主动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知识分子(也包括竹内好)那里吸收学术营养,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的强烈排他性和神经质的贴标签做法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另一方面,他也要把学术与思想的政治功能和社会责任归结为“党派性”,并坚守这“党派性”。正因为如此,远山成为竹内好所尊敬的少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当竹内好撰文回应远山的时候,有别于对于其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激烈批判态度,他显示了极大的“同情之理解”的诚意。
       竹内好对于远山的“同情之理解”,源于他和远山一致的现实危机感。这就是“感觉到在历史学里,广而言之是整个学界存在着荒废的趋势,由此而考虑学者的责任(我倒是认为不必说它是社会责任)问题”。竹内好不仅把“学者的责任”与“社会责任”作为两个不同的范畴提出来,而且把问题指向了“学界的荒废”,这使得他与远山的立场有了微妙的区别。在远山那里,尽管有着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贴标签式的工作方式的反省和批判,但是却避开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现实政治的党派性是否可以直接应用于学术生产。反过来说,强调文化政治的功能,是否意味着它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是直接的和对等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存在着的贴标签式的知识生产模式,其实在后来已经越出了马克思主义阵营,成为世界范围内学院左派学术生产的通病,这也就是今天语焉不详地被作为负面现象的所谓“政治正确”问题;与当年马克思主义学者遇到的困境一样,“政治正确”同样起源于认识论的误区,它把学术行为简化为现实政治行为,把精神生产的复杂面向依靠现实斗争的“结果”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单纯问题。尽管远山是一个充分关注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优秀学者,但是,当他把学者的责任直接等同于社会责任时,却是在强化一个直观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要么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而直观地把现实问题变成学术问题,要么脱离现实躲进“象牙塔”。这使他在面对历史过程中那些与“政治正确”相忤逆的问题时,会本能地突然违背他的历史学学养,做出简单化的判断。
       对于竹内好而言,这样的思维模式无法建立有效的思想斗争传统,相反,它只会导致“学界的荒废”。当他面对同样感觉到学界的荒废并且试图扭转这一局面的远山的时候,他感觉到的无奈恐怕大于他的愤怒。这是因为,远山涉及了相当重要的认识论问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提议,同时又以最典型的政治正确姿态消解了这些问题。这是情有可原的。在文中,远山试图处理的是竹内好迫于问题的变质而不得不取消的那个设想:明治维新百年纪念,并由此延伸为日本现代史上亚洲主义的评价问题。在当时的状况下,这些问题基本上由日本的保守派知识分子把持,而竹内好“批判继承”的想法基本上没有市场。同时,由于他在提出动议之后并没有来得及充分发展整个设想,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知识状况中,他的设想乃至工作方式缺少得到准确理解的基础,因此,当远山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对待竹内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一方面承认竹内好的思想工作并非其他批判者所说的“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但是同时又拒绝接受竹内好“火中取栗”的做法:
       竹内好氏一贯性的论点是:日本在亚洲是唯一的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战后也一直走复活帝国主义的路线,这一状况对于日本人而言造成了深刻的思想问题。日本人作为日本的国民,主体性的责任感一直不强,因此,失去了从这种状况中挣脱出来的可能性。为了搞清楚这一宿弊的根源,他追溯历史,用自己的工作探究日本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选择了帝国主义的路线,丧失了亚洲认识的能力。我是如此理解竹内氏的问题意识的。不过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把亚洲主义定义为“指向亚洲诸国的连带(不问是否以侵略作为手段)”,不免让人对于它在当今时代的意义产生了疑问。
       上述引文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以远山的历史学功力,本不该产生如此误读。因为在竹内好的《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对于日本亚洲主义的定义绝非如此单纯,更何况他是在历史脉络中而并非价值判断的层面上谈及亚洲主义与连带的关系;而且竹内好是在充分强调了日本亚洲主义到了后期的侵略扩张意识形态功能之后,才对早期亚洲主义者的动机进行了细致的甄别,试图对其中潜在的“连带”指向进行发掘。显然,远山与竹内的区别,在于追溯历史的时候是着眼于那些应该批判的因素还是着眼于可以发掘的可能性。远山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其实出于他的认识论。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来说,有一个基本的认识论立场在实际操作中(而不是口头上)是无法接受的,那就是“向敌人学习”。向敌人学习,意味着在进行价值判断之前先进行一视同仁的分析,无论对象是敌是友,这种一视同仁的分析将充分面对历史过程的不确定性,充分考虑对象的内在逻辑,并对其做出恰当的评价。在这个过程中,“以成败论英雄”的方式将大大简化分析的厚度,因为它将使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以及在状况不透明的情况下进行决断的行为变得无足轻重,而仅仅关注那些对于结果而言具有正面价值的现象,不考虑就结局而言的负面现象中潜在的、有可能发展的各种正面要素。这正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认识论方面的底线。远山也不例外。尽管他没有如同其他人那样粗暴地无视基本文本,胡乱地上纲上线,但是,他仍然不愿意在不同政治立场的历史对象面前采用同样的分析态度。
       竹内好在回应远山的时候,显然对这样的认识论感到恼火和无奈。他说:“我到底怎么说,才能让远山氏明白呢?”他感觉到,分歧其实发生在学术的前提上,而不是具体观点上:“为了真理的探求,无论对象是魔鬼还是蛇蝎,该走的程序都要走,该看的东西都要看,该听的也必须听。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就不要靠学问立身处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社会责任’或者‘党派性’,都无可厚非,不过在强调这些之前,我提议先找回学术的尊严与学者的责任。”
       这是切实的感受。他在回击某些学者无视他写作的上下文随便捏造罪名的做法时,辛辣地讽刺说:“把文章打碎,再重新组装,还真是能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呢。”面对种种曲解,他只能强调引用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整理出对方主张的主要着眼点。只要看一看引用,就可以知道引用者头脑的程度。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种离开整体脉络,只为了配合自己的目的而断章取义或者歪曲原意进行引用的人,那可就是一场灾难了。”
       不过竹内好知道,远山不在此列。可以说,竹内好在对远山提出反批评的时候,之所以得以把问题推进到比较深入的层面,是因为远山也是尊重学术规范的学者。比如,针对远山提出的对日本现代史上的亚洲主义思潮使用连带与侵略的二分法的建议,竹内好的回答是:“我的情况相反,我是从质疑连带与侵略二分法的问题出发的。”这种质疑,导源于竹内好的历史认识论。使用二分法区分历史过程的不同质乃至对立的要素,只有在立足于历史结局的情况下才是有效的;相反,如果不把历史的阶段性结局视为历史认识的起点,那么,二分法很难具有意义。因为在历史过程中,不同质的要素必然是混杂在一起的。对其进行甄别,只能采用历史的方式,竹内好把这种方式表述为:“我的问题设定是,考察连带与侵略组合方式的不同类型。”
       他批评说:“我感觉到,历史家阅读文献的方式是偷工减料的。他们只是掠过文字的表面。不敢要求他们力透纸背,至少眼光应该到达纸里面吧。”掠过文字表面、脱离文本的“纸张”制约仍然可以治学,需要借助于文本之外的现成东西。例如借助于社会通行的意识形态,借助于一个时代的危机意识,借助于各个特定时期的社会期待等等。这样的工作方式,反过来又助长了对于文本的浅层次阅读,甚至使得断章取义的做法通行无阻。比起恶意的曲解来,这种似是而非的阅读虽然可能还不构成“灾难”,但至少构成了使得灾难“合法化”的知识生产土壤。不过,这批评对于远山并不太合适。竹内好与他的分歧是认识论的分歧,而非阅读功力的差异。竹内好下面的补充才是切中肯綮的:“在远山氏那里,人的动机与手段是可以明确区分、并且可以被他者整体上把握的透明实体,对我而言却是流动的、状况性的,而且难以明确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对象;而历史,在远山氏那里是沉重的被给与之物,在我这里,是可塑的、可以分解的建构之物。我想,这是我与远山氏的不同之处。”
       是否进入历史,对于读史者而言,并不是一种语词游戏,它意味着读史的视角与标准遵从完全不同的规范;对于同时代史的参与,也并非仅仅是一种主观意志,同样受制于认识论和客体对象的约束。所谓的“流动的、状况性的、而且难以区分自我与他者”的对象,只有在明确了历史过程的不透明性,因而注重主体每一个决断具有的歧义性的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否则,将仅仅是一个“说法”而已。在历史被视为沉重的“被给与之物”的时候,进步知识人只能采取“外在批判”的态度,是在所难免的。“政治正确”所纠缠的,恰恰是如何对待这个“被给与之物”的态度问题,而不是如何分解它并内在地改变它的问题。毕竟,历史并不仅仅是过去,它以非直线的方式连接到现在,并且通向未来。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身体状况不如人意的竹内好没有把他与远山这样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论战推进到应有的层面,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这当然与竹内好个人学术方式的局限相关,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也与当时日本史学界(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认识论自觉程度的限度有关。其实,同样对日本史学家发生影响但是同样未能改变学术局面的还有上原专禄等优秀的史学家,意识形态化的读史方式也并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者。“从结局反观过程”的思维定势,一直是读史的主导方式,特别在充满危机的历史时刻,历史被高度地简化和透明化,状况被高度地固定化和外在化,这种做法反倒容易获得社会基础。那个曾经由竹内好提出的老问题,似乎并没有得到解决:“社会责任”或者“党派性”,都无可厚非,不过在强调这些之前,需要先找回学术的尊严与学者的责任。说到底,在今天,重新审视认识论问题,并非为了解读竹内好,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深度地读史,而是因为这与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知识生产方式直接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