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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六月间，为《创作与批评》创刊四十周年，我和来自中国大陆、台湾，以及日本的几位朋友一道，参加了在汉城举行的纪念讨论会。在会上，我再次见到白乐晴先生，他像以往一样以安详的神态和语调解说他的活跃的思想。白乐晴先生早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后来长期在汉城大学执教。一九六六年《创作与批评》创刊时他就是该刊的编辑人，在过去的四十年中，《创作与批评》为韩国的民主化、朝鲜半岛的统一和亚洲地区的整合不断地提出新的构想，不但对于韩国社会，而且也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贡献了他们的创造性的思考。《创作与批评》的四十年历程是将批判性的思考与积极的社会构想关联起来的持续过程。在军人统治时期，这份刊物饱经磨难，几度停刊，但刊物同仁的坚忍不拔终于使得这份刊物历经变化而屹立不倒。白乐晴先生正是这个刊物的灵魂人物。
       一九九八年，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白乐晴先生长达六百页的文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人》一书，我自己在阅读的过程中，深深地为作者的批判性的“民族文学”概念和细腻的文学阅读所吸引。在这部文集的前言中，白乐晴先生对中国的读者说：
       这些文章所赖以产生的韩国现实，对中国人来说，或许并非毫不相干，实际上，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与中国的断绝状况，不就是由于诸如清日战争、中日战争、韩国战争等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事件而引起的吗？……在这个时候，双方如何认识对方，如何增进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已成为两国人民正面临的一个课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未能像韩国重视中国那样重视韩国。尽管这其中有国大事繁的原因，但终究是一个遗憾。今天，中国的视界除了美国和日本以外已拓展到整个世界，因此，如何看待一衣带水的仍然保有独特的生活和文化基础的韩半岛，对欲建设新型国家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具有一定的意义。
       尽管历史用语不同，我们知道他在这里提及的清日战争是指甲午战争，中日战争是指抗日战争，韩国战争是指抗美援朝战争。白先生将当代的问题置于这个漫长的历史脉络之中，对于倾向于忘却这个历史（甚至美化为文明开化）或者将对中国现实的理解与这个历史彻底隔绝的人们，这样的思考方法不是一个深沉的提醒吗？“国大事繁”不是遗忘周边世界的理由，如果我们的视野中只有美国、日本或发达国家，不但称不上是“世界的”，而且很可能落入自我中心的陷阱。我从白先生的这些委婉的说法中，听到的是一个来自韩半岛的友人的善意的提示。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曾因朝鲜半岛的危机而多次被迫卷入战争，半岛的安危联系着中国和整个地区的稳定。朝鲜的核试验、安理会的反应、美国的强势态度和其他大国的立场，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在这个新的形势下，金大中先生担任总统以后出现的、由南北双方共同创造的和解态势正在消失，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似乎更加遥远了。与此同时，在台湾海峡两岸，一方面是交流的加强，另一方面是岛内政治的危机，复杂的局面中蕴含着各种变数和可能性。在东北亚地区，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分裂格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就像白乐晴先生所说，这一历史形势同样需要放置在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冷战等历史脉络中才能理解，而彻底根除这一历史留给我们的后遗症（即有学者所谓“去殖民”、“去帝国”、“去冷战”）也是解决问题的必要环节。在朝鲜半岛的局势牵动人心之际，我们发表白乐晴先生的这篇关于朝鲜半岛统一问题的文章，对于读者从另一视野理解朝鲜半岛问题一定有所帮助。尽管朝鲜半岛的分裂格局与台湾海峡两岸的状态并不一样，但看一看韩国知识分子对于南北统一问题的思索，对于关心两岸关系的人们来说，也一定有所启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