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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二○○六年六月刊《北洋大学一百一十年祭》，对命运多舛的北洋大学做了细致的分析，读后令人颇多感慨。其中提及“北洋学生在清末以广东籍居多，民国初年以江浙籍为多，此后则以河北籍为多。生源的地域分布由南而北，与国人接触‘欧风美雨’的先后情形大体吻合”。因茶叶外销的关系，徽州婺源与广东的关系极为密切。不知是否因为受广东的影响，婺源也有一些北洋大学的毕业生。新近发现的徽商小说《我之小史》中，就提及婺源庐坑村有两名北洋大学毕业生。如第十八回就写道：“村内伯纯，在北洋大学毕业，奉旨着赏给进士出身，改为翰林院庶吉士。捷报到家，村人为之一喜。”詹荣锡，字伯纯，庐坑人，据民国《婺源县志》卷十八《选举八·学位》记载：其人“北洋大学工科毕业，奖给拔贡，部试赐进士”。光绪季年虽已废除科举，但为了满足莘莘学子对于传统功名的渴求，官府定制大学毕业奖予举人，中学毕业奖予贡生。与之相对应，清代方志旧载“贡职”，及至民国则增列“学位”一门。近代铁路专家詹天佑虽出生于广东，但其祖籍则源自婺源庐坑，他留美归国后，于宣统己酉（一九○九）受赐进士。
       《我之小史》的作者詹鸣铎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五）考中生员，是时，其人二十三岁。作为末代秀才，他对于洋翰林内心颇不以为然。他指出：“我回忆癸卯年（一九○三）在郡，与他（引者按：指詹荣锡）应童子试，提而复摈，后我人己徼幸，他投学堂，分道扬镳，各行其志，今日如此，可谓先我着鞭矣。但他这个翰林，俗称洋翰林，洋货好看，哪及国货的着实？譬如贡缎每尺计洋一元另，洋缎则每尺二角另，货有好歹，价有高低，岂可相提而并论！”读者至此，不禁粲然——直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婺源水岚村，人们仍然以布匹作为一般等价物，与茶叶、黄烟、瓷器等相兑换。而根据清末的调查，光绪以还，婺源人“喜洋货，嗜新品”。因此，在今人眼中，以布匹的货价比拟土洋翰林着实新鲜有趣，而在当时则通俗生动且顺理成章。由此看来，谁说传统中国没有数字观念？如此量化，真是“一个顶五”！在詹鸣铎的个人文集《振先杂稿》卷二中，也有《贺伯纯洋拔贡》：“宝贵时光，文明进步；竞争世界，名誉最好。”看到詹荣锡中了洋拔贡，大概是出于族谊礼节，他送去对联以示祝贺，但在私底下却另有嘀咕：“中学毕业，奖励拔贡，与科举时代之明经大不相同，说者谓为洋拔贡，洋货好看，总不及国货之着实，洋学堂、洋学生皆然也，付之一笑而已。”这些，显然也与小说中的冷嘲热讽颇相类似。
       不过，尽管詹鸣铎以国货、洋货和贡缎、洋缎类比传统功名与新式学堂毕业生之高下优劣，但因“所习非所用”，连他自己后来也不得不远赴上海法政讲习所，学习民法、西洋史、欧美日本自治大观和地方自治制度等。昔日的“通经致用”，如今则是“通法致用”。毕竟，子曰诗云的科举时代永远结束了，“每尺一元另”的末代秀才面对的是一个新旧杂陈的缤纷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