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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那您作为文学语言的游历者，和中国诗人的文学游历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或者差异？
       马：我很愿意寻找以前不被注意到的作家和诗人。比如四川万县的杨吉甫……
       这是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和中国诗人欧阳江河先生一段对话的摘引。（《我的心在先秦》，《读书》二○○六年第七期）马随即扼要地谈论了杨吉甫其人其诗，似乎令欧阳惊奇：“抱歉我不知道这个诗人。我想我们这一代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大概也很少有谁知道他。”但是老一辈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却有深知他的，比如何其芳（一九一二——一九七七）。何的《诗稿》（一九七九）、《选集》三卷（一九七九）、《文集》六卷（一九八二——一九八四）不少诗文书信写到他。此外，尹在勤著有《何其芳评传》（一九八○）亦提到他的名字。
       杨吉甫（一九○四——一九六二），是何青年时代同乡好友，情谊终生不渝。“他是一个非时间和生活上的疏远所能隔绝的朋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在万县办鱼泉中学。后被捕，经营救出狱逃亡。害了二十多年肺病。解放后曾任四川省文化局长。他的诗本来就不多，连同马介绍的，我们仅知道四首零一句，但可以说“他虽不怎么写诗却是一个诗人”。例如：“我愿是一个拣水雀儿／在秋天的田坎上／啄雨后的露珠”。何评论：“我起了许多感触。我联想一位古代的愤世者的话，‘世间无一可食，亦无一可言’。”我以为是对小诗最好的诠释了。杨只留下八篇短篇小说，“多半是带着深深的同情写了一个劳苦的疲劳而烦恼而又带着青年的快活的长工，一个因为失掉了小猪而发疯的贫穷的老妇，一个在夜里‘使劲的把锣打响些，当作在打这个世界’的更夫，的确很近似契诃夫的短篇”。
       杨病逝后，家属曾寄其遗作，请何编一个集子出版，大概未果，“主要原因是他并非全国知名的作家”。后似刻写油印成书，“纸张我主张用毛边纸，像中国古书一样，只印一面。字还是横排。封面最好用蓝色封面纸。贴一横的书签，写书名：《吉甫遗诗》。……我生前总是要把吉甫这件事办了才心安的”。这封给杨夫人徐寿瑶女士的信写于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转年六月十八日写《〈杨吉甫诗选〉后记》，七月二十四日何即去世。
       我们只能读到杨吉甫极少量的诗，读何简介他的小说，但已被深深吸引，却又不能满足吟诵阅读的愿望，那精致刻印的小书也就令我们为之神往了！欧阳问：“您是偶然发现他的吗？”马答：“当然是偶然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误差，马有一位华裔川籍夫人，这也许是个“机缘”吧。然而山西的曹乃谦呢？我们不能不钦佩马教授汉学研究的深入和渊博了，大有“竭泽而渔”之意！《诗稿·读吉甫遗诗》第二节提到的“松尾，芭蕉”像似两种植物，显系排误，别扭，殊憾。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史无前例”时期，我曾由重庆顺江而下探亲，晚泊万县，需待拂晓起锚穿越三峡。遂登岸游览夜幕笼罩的县城，踏着青石板的路面，徘徊于街头巷尾，想起这里曾经生活过两位诗人，远在抗战前夕的《还乡杂记》里，何其芳就曾说起过“而我那常有温和的沉默的朋友那时候常有着温和的微笑”。这已是题外的话了。
       二○○六年九月一日傍晚于彩虹寓所补拙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