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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天，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伊文斯的著名纪录片《中国》。虽然不是全部，而只是其中的几个片段，但一种属于另一个时代的生动力量扑面而来。这就是纪录的力量：它带你穿越时空，以现场纪录或历史复原的方式突破各种宏大叙事。当然，纪录这个词并不像字面表达的那样透明，它总是包含了建构、省略、遮蔽、浓缩与稀释，也正由于此，即使像伊文斯那样的“真实再现”，也逃避不了有关一段历史的激烈争议。
       遗忘也许是比记忆更为普遍的存在方式。纪录是对遗忘的抗拒，但纪录的速度永远赶不上遗忘的规模纪录的方式，纪录也总是划定着记忆的边界。为了对抗遗忘，人们写作、拍摄、绘制、雕刻，力图将那些退入时间隧道的人与事铭刻为有形的纪录。每一次当有心人用镜头、语言、画面将那些已经被遗忘的、即将被遗忘的往事从黑暗背景中钩稽、凸现出来的时候，总会有另一些东西沉入那个广阔的黑暗之中。记忆远远不像遗忘那样绵绵不绝，它总是断断续续，借酒浇愁，或者将现实推向历史，或者将历史拉至现实。
       中国纪录片的长足发展是最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从《流浪北京》、《红卫兵，一九六六》等影片开始，一个被称之为“新纪录运动”的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这个时代展开。数码技术提供了这一发展的技术条件，而急剧的社会变动则提供了“纪录”的动力和必要性。《读书》杂志曾经发表过关于《渡口》、《铁西区》等新纪录片的文章，也曾发表过有关中央电视台“老百姓的故事”的讨论。与主要在民间发展壮大的新纪录运动有所不同，国家电视台制作的一系列纪录片，以相对雄厚的资源和准备，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关于历史和现实的纪录——从《探索·发现》到《共同关注》，类似的栏目不一而足。这期《读书》讨论的《故宫》、《复活的军团》、《徽商》、《晋商》、《江南》、《新丝绸之路》等等是其中的一个特殊门类，制作者们把它们称之为“人文纪录片”。盛夏时节，香山脚下，我们邀请了创作者、历史学者、媒体研究者和其他领域的朋友一道观摩这些纪录片，共同讨论中国纪录片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这一期的《读书》还发表了唐小兵的《回望法西斯景观》、李小江的《平民化战争研究的启示》、李陀的《另一个八十年代》等等文章，从各自的角度重新思考二十世纪的历史，或远或近，他们力图穿透的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事件的“常识”和“幻觉”。这是另一种纪录的方式、另一种记忆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