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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五月光州”的全国化
       在纪念“五·一八”民众抗争二十六周年和“六·一五”南北宣言六载春秋之际，南、北、海外共同举办的民族统一庆典在光州举行。虽然不管是从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五·一八”所占据的位置来看，还是从八十年代末期便已出现了“从五月到统一”的口号这一点来说，这样的共同活动早就应该举行了。民族共同举办的光州活动的开展，对于我这个从参与七十年代末期的教育民主化运动事件开始就跟光州和全南大学结下良缘的、在民主化运动中担负一定任务的人来说，真是感怀万分。
       尽管“五月光州”已经成为东亚、甚至世界的财产，但仍不能认为它在韩国内已全国化。其中，韩国社会的顽疾——地域主义——是其主要原因，国民们仍然固守着一种观念：光州的五月是特定地区内、仅限于一部分运动势力的事情。
       所以今年的“六·一五”活动之所以在全国国民的共感中举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成功地共办活动的问题，而且也是将“五·一八”真正全国化、助韩半岛统一事业一臂之力、提高韩国民主主义的世界性发言权的重要问题。为此，首当其冲的便是要究明这些年来没能全国化的原因。虽然说地域主义是未能全国化的主犯，但实际上地域主义是一种为韩半岛分断体制的自我再生产提供服务的意识形态，应该说分断体制不仅仅是一种极右反共主义，而且是一个包括地域主义在内的、包揽了各种理念的杂食性怪物。
       要同这个怪物作战，我们就得具备不亚于它的死缠烂磨劲儿。特别是在现形势下，分断体制终于进入了解体时期，需要大家对于近在咫尺的韩半岛式统一的进程，在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各抒己见。除了特殊的少数圣人和道人以外，一般人如果不同大多数的同时代人自觉不自觉地共同追求一个历史目标的话，不管是在光州还是在哪里，是很难维持最初的意志、坚持长期的活动的。
       韩半岛式的统一和《六一五共同宣言》
       “韩半岛式统一”这个词的含义，跟通常所说的，韩半岛的统一是将根据韩半岛的实情，按照其独有的方式实现的意思有所不同。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同先前几种先例不同的新的方式，包含了特有的积极意义。
       首先，越南式的武力统一在韩半岛是不可能的。一九五三年停战之时，严格来看，一九五一年夏天之后，战线已经在三十八度线附近的地域内交错变动，这在当时就已成为了既定事实。当然，经历了一段时间后才对这一点达成共识，而且在其成为常识后，分裂体制的掌权势力仍然反复强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南侵威胁”论。但正如“六·一五”宣言开始便呼吁的“按照祈愿祖国和平统一的民族的崇高意向”一样，双方确定了排除武力统一方式是韩半岛式统一的首要原则。
       统一的国家中也有像西德和平统一东德这样的先例。实际上德国在一九九○年统一之后，有许多人希望这个先例能重现在韩半岛上。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签名、次年生效的《南北基本合议书》的第一条中提到“南北双方互相认可和尊重对方的体制”，尽管已有了此前提，但我认为南半岛主流势力仍然对未来另有他梦。
       尽管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圈已经解体，但朝鲜的体制仍然毫无损伤。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万一发生特殊情况的话，韩国将会难以收拾的现实感也日益紧迫，国民在经历IMF经济危机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共感的平台。当然仍然有许多人寄希望于经过长时间准备后实现德国式的统一，因为对韩半岛式的解决方法仍然没有一个确切概念，对最终“德国式”的统一只是一种茫然的期待。但现实却一步步朝着韩半岛式方向发展进行，这也正是我要指出的问题所在。
       虽然没有越南和德国有名，但也门的先例也值得一提。也门比德国先行一步，早在一九九○年五月资本主义的北也门和社会主义的南也门就宣布了统一。这是根据两国政府的协商而实现的和平和自愿统一。统合政府的要职官员比较均衡——北方出总统，南方出副总统，总理是南方的，但阁僚以二十对十九的比例由北方占据了更多席位等方式——实现了一种“对等统一”的局面。但因为没有一种调解实际上的不平等势力间的摩擦的联合制度或联邦制机关，所以合议最终决裂。一九九四年，南北也门在历经七十多年的内战后，最终以北也门的胜利实现了完全统一。
       但这个先例分明也非韩半岛所能借鉴。靠南北当局者的和谈来合议韩半岛统一方案不仅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万一这种合议形成后却在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出现武力冲突的时候，那将会是一场也门所不能相比的巨大的战火。
       当我们确定越南式、德国式、也门式都不合适的时候，又可以产生一种坚持分裂体制的选择路径。一九七二年的“七·四”南北共同声明被利用为维新体制奠基的台阶，朴正熙的这种选择正属于这种坚持分裂体制的态度。现今也是，守旧势力中不追求朝鲜崩溃的一部分人，和进步阵营中梦想无统一的和平和改革的一部分人都是持这种态度的。从美国的立场上来看也是，尽管布什总统很希望看到朝鲜体制的颠覆，但适当维持一种分断的紧张状态要比吃力地促其崩溃的工作，从现实上看既安全又有利可图。
       但实际上，认为在坚持分断结构的情况下韩国自己会实现“先进化”的想法是天方夜谭。以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抗争为标志，韩国社会开始进入的民主化的分断体制，随着一九八九、一九九○年东西阵营对立的终结，已经丧失了基点。
       一九八七年以来韩国的民主化过程持续进行，在收拾九十年代末期的经济危机的同时，由于重新实现了经济成长，很容易造成一种“不统一，南半岛自己怎么就过不上好日子呢”的想法。但韩国社会的这种成就如果没有卢泰愚政权当时已经实施的改善南北关系和缓和分断结构的政策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特别是二○○○年的“六·一五”共同宣言，不仅确认了分断体制的动摇、启动了其解体工作，而且为了使韩国经济在日益激化的新自由主义竞争的漩涡中具备竞争力，确保了韩半岛必需的军事安全和韩国国民的心理安定，由此也确保了韩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上的信誉。
       韩半岛式的统一内容是在分析韩半岛式以外的统一先例后才逐渐柳暗花明的。下面分析一下相当于其长程章典的、以“六·一五”南北共同宣言为中心的“韩半岛式统一”的独特内容。
       如果说和平统一是共同宣言全面表明的大原则的话，第一项中首先阐明了“我们民族作为主人携手共进、自主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这个自主统一的原则。这对于外势作用下造成的分断和现下外势也严重干涉的韩半岛来说是个十分重要的原则。但自主这个特性本身在其他国家的先例中也曾存在，所以谈不上是韩半岛式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第二项才是“六·一五”宣言中特别提到的条项。“承认为实现国家统一的南半岛的联合制内部和北半岛的初级的联邦制内部是存在共同性的，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统一”，我曾经强调过这个坦荡的表达是多么的绝妙、富有转折性。原来南半岛的联合制和北半岛的联邦制之间，存在一种立场上的对立：南半岛采取统一之前从可能的、需要的交流和统合工作起逐步实行的“机能主义”立场，而北半岛则采取从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起总体解决的立场。这虽然是双方对统一构想的差异，但由于提出的是对方难以接受的主张，所以它也具有拖延统一过程的功能。
       一举消除这个对立的便是第二项。合议第一次统一方案使北半岛对“根本问题”的解决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我认为，北半岛之所以提出这种要求，是因为从一开始便怀有顾虑：对于非联邦的联合根本不能去除固守分断体制的危险性的顾虑。但九十年代以后，如果没有非吸收统一的其他方式的合议或者保障的话，将有可能在相互允许机能主义性的接近后最终被吸收掉，朝鲜的这种危机意识十分严重。尽管南北基本合议书的第三章“南北交流·协力”条项比“六·一五”宣言要具体、详细得多，但之所以没有付诸实践也同这些事情脱不掉关系。
       “六·一五”宣言带来的结果为，在满足北半岛的要求的同时，又通过排除非现实性统一政府的形态或急速的日程，使北半岛适当接受了南半岛一直以来主张的机能主义性的接近。这一点可以通过第四项协议中所提到的“南和北通过经济协力均衡发展民族经济，活跃社会、文化、体育、保健、环境等部门的协力和交流，向坚定互相之间的信赖发展”这个内容，比起“六·一五”之前是多么生龙活虎地展开而得到证明。固然，其实践还应该更加丰富，第三项所规定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或第五项的南北当局者之间的各种会谈也应该进一步推进。
       显而易见的是，第二项的合议堪称协商技术的绝妙产物。但它也往往被认为，某种程度上来看只是协商技术层次上的成果，只不过暂时缝合了围绕着联合制和联邦制等根本性问题的对立而已。当然，想弄清当事者的内心是不可能的。但根据宣言的主要角色金大中前总统和与文案折中过程密切相连的林动源前统一部长的证言来看，在协商过程中比合议的实际内容更受关注的是表达上的问题。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一般市民如何去接受并实施那些条款。
       如果只是托付给当局者的话，南北双方的根本性对立不管是否内涵于第二项之中，随时都有可能复活。但从南北民众的立场上来看，重要的并非是联合制还是初级阶段的联邦制，反正越南式、德国式、也门式的统一都不可能，比起争论这些问题而协助了分断掌权势力来，更重要的是，早日解决人道性的问题，扩大经济协力，加强社会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信任，真正朝着“认同南北间存在共通性”的方向发展。循序渐进地实现统一的过程，才是韩半岛式统一的特性和积极内容。
       沿着市民参与型统一的路
       换言之，韩半岛式的统一正是所谓市民参与型的统一。因为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一般市民的参与可能性也相应会提高，不仅如此，在“过程”和“终结点”难以区分的模糊状态下，根据其过程的实情，即:根据人们参与了多少和怎样做，“统一”这个目标的具体内容也随时变化。这是一个开放性的统一过程。
       市民参与型的统一概念同前面的统一事例相比较则会更加一目了然。例如：这种情况下的市民参与和越南式的为民族解放战争而进行的全民动员性质不同。越南统一过程中从南到北动员了相当大的民众能量。但在战争和武装斗争的总动员体制下，平凡的市民们要在过好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推倒分断体制的边边角角来创造新的统合社会是十分受限的。这才是所谓的战时体制。
       在韩半岛不能进行武力统一这一点上已形成了广泛认同，但将统一过程中的民众参与视为大规模民众动员甚至民众崛起形态的倾向仍然存在。但北半岛由于受到美国的压迫政策和经济上的困窘等多方面原因与南半岛情况不同，它的强调动员体制另当别论。并且，韩国社会中也普遍认为靠在自主和平统一的目标下团结的大众的崛起，就能结束分断的想象也只不过是一种惰性的思考而已。
       德国式的统一也并非没有市民的参与。众所周知，东西德的统一过程始于东德市民们的反抗，市民们的反抗在东德内部既存在以知识分子和宗教人士为中心进行的积极形态，又存在东德居民一代代脱身海外的消极形态。一九九○年实际统一的过程为，东德的总选举中得胜势力选择了把东德按照西德的宪法编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的一部分州。只不过在整个过程中，因为西德政府积极进行了货币统合等促进统一快速实现的措施，使东德民众的参与意义不甚明显而已。而且，以战后民主主义为荣的西德市民除了在选举时投票参与以外，几乎没有别的参与行为。
       但在这一点上，德国的先例不知不觉地起了作用，为市民参与型统一的促进画好了弧线。人们常常提到，德国的统一除了当局以外，民间进行的长期接触和交流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慨叹韩半岛还远远落后于此。尽管这么说，但真正要加强交流、协力的时候便高声疾呼“挖给”啦，“被牵着走”啦等说法。此时，不知不觉地我们的想法受到德国式模型的支配，这也是对韩半岛式的统一的认识不足。
       虽然没有必要在这里进行长篇论述，战败的德国的分断虽然是外国势力强加的结果，但不像韩半岛的分断似的是没有名分的结果，所以也就没有同胞相残的战争。所以，通过一九七二年的基本条约形成了不统一、和平共存的合议，从而扩大了交流的幅度。这和靠在半岛的中腰打上铁网、埋下地雷才维持了分断的这片土地上所进行的交流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单纯从量上比较两者是毫无意义的。
       东西德之间的交流是在决定了不统一之后的推进过程中，一方吸收了另一方，从这一点上看也同韩半岛存在本质上的差异。韩半岛是合议商定不采用那种方式的统一后，才准备交流的。“挖给”的说法也正是源于此。如果南北间的民间交流和对北经济支援是吸收统一的战略之一的话，守旧势力将比任何一个人更积极推进。但正因为它不是战略，所以提到帮助北半岛的时候，他们自然就认为是“挖给”了。
       但与现在少数掌权势力相比，能够让更多的人成为幸福和平地生活在韩半岛的市民，形成和德国式不同的、构成韩半岛式统一过程的一部分的是经济协力和社会文化交流，这才是自身真正的任务。大的政治性的决定自然只能由政府来做，大规模的投资尽管要靠政府和大企业完成，但自己尽其所能表现诚心、发挥创意投入到这个事业中，才是完成韩半岛式统一和提高各自生活质量的途径。
       正是这一点跟前面所说的另一个先例，即也门式的统一也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南北也门合议的破裂，其重要原因虽然在于缺少了“联合制甚至初级阶段的联邦制”的安全装置，但根本原因在于其合议是排除了市民们参与的权力者们之间的“瓜分”。当然也门有也门的统一方式，所以我们并不是否定其统一本身。只不过它的方式是韩半岛最终不能采取的方式，就算是统一了但其统一达不到韩半岛式的统一所具有的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反正，韩半岛式的统一在市民最大限度参与的情况下，按其字面意思来说是民官合作的进程。虽然市民参与还谈不上正常活跃起来，但去年的“六·一五”平壤庆典或“八·一五”首尔庆典都是民官合作的好范例。活动自身由民间主导，当局者在参观的过程中，推进了北半岛最高领导和南半岛特使会见、北半岛代表团参拜南半岛的显忠院等重大的事件。民官合作会有无数的其他形态，希望今年的“六·一五”光州庆典继去年之后能够创出更加出色的成果。
       但当局者之间的戏剧性的行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统一中最重要的是获得民心和得到市民们的支持，使他们能够自觉积极地参与。正如开头所提到的一样，光州活动是个好机会，同时也是一次挑战。
       前面我也提到，与韩半岛式的统一所要求的市民参与不相同的另外一种民众动员的先例，使一部分活动家产生了惰性的思考方式。实际上，这里对“五·一八”光州的记忆——反而对于没有直接参加过“五·一八”的活动家更加明显——起到了一定作用。像一九八○年五月光州市民崛起，要开创解放和和平空间一般，如果韩国的民众众志成城，一致要求自主和统一的话，我认为一定会实现。
       但那个空间却是用何等的鲜血才换来的呢？光州市民的蜂起不是军部势力在五月十八日残忍镇压和平示威、让无辜市民被席卷于国家暴力之下所带来的结果吗？此外，市民军所确保的和平相生的空间尽管在抗争被镇压后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光辉足迹，但首先它是以流血事态终结的。
       如果没有能跟“五·一八”光州相匹配的不幸，而想实现跟“五·一八”同样水平的民众动员是不现实的。我们真正能够报答“五月光州”的牺牲的方法就是，借五月的光，在跟当时不同的情况下以不同于当时的方法来实现光州市民追求的民主主义与和平和统一的目标。实际上，我们通过一九八七年的六月抗争才打开了这条道路，此后才开始正式恢复光州市民的名誉。
       同时，失去军部独裁基础、开始减弱极右反共色彩的分断体制以强化地域主义的方式，在持续地将“五月光州”地域化、孤立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地域主义的威力正在日益丧失也是个严肃的现实。今年是“五·一八”的二十六周年，希望借在光州举行“六·一五”民族共同活动这个机会，使韩半岛特有的市民参与型统一再凸现出一个新的转机，发挥出“从五月到统一”这个口号的真正含义。
       (苑英奕译)
       （作者是首尔大学名誉教授，“六·一五”共同宣言实践南半岛委员会常任代表。本稿是在全南大学“五·一八”研究所主办的纪念“五·一八”民众抗争二十六周年“民主主义、和平、统一和市民（公民）社会”国际学术大会上做的报告。有删节——编者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