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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之外数万生命亟待营救
       “洞口坍塌，掉下来的全是灰，我当时戴着挖矿用的防尘罩，根本不敢摘，在满洞口飞舞的灰尘中趴在地上，紧闭双眼。不知过了多久，灰尘渐渐散去，我才发现洞口被塌下来的起码上万吨重的大小石头堵得死死的。此后的余震不断，每震一次，狭小的洞里便产生一种嗡嗡声撞击耳膜，声音不大，不像第一次地震时发出的是一种轰轰的巨响。”
       这段话引自2008年5月21日的新华网，叙述者叫彭国华，男，1971年生人，绵阳市安县睢水镇道喜村村民，附近一个天然石灰矿的矿工。在这场大地震中，许多幸存者都是一个传奇。这些传奇的诞生首先得益于当事人坚强的生命力，更得益于无数紧急出动的援手。我们无法将那些危难之时伸出的援助之手逐一描绘，只能择其一二，以点带面，帮助后人洞悉这场大劫难中的世象人心的概貌。不妨从千里之外向安县紧急降落的部队说起，先说他们去往睢水镇的迅雷之势。
       同众多在5月12日领受救灾任务的部队一样，成都军区某装甲团受命之时远在震区的千里之外，这个装甲团驻地在云南昆明市的呈贡县。5·12大地震发生当日，该团官兵除部分在营区留守之外，大量人员在马龙驻训地训练。12日14点28分，地震发生后，这支敏锐的部队立刻开始进行应急机动准备。果不其然，几个小时后，上级发出命令，要求该团火速出动，奔赴灾区。
       从呈贡到上级指派的救援地安县，把这段摩托化开进距离称为“千里”，毫不为过。集结、进发，全团分三个梯队分别从驻地和马龙驻训地向安县机动。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这个时候不体现，更待何时?最重要的是，早一秒钟到达震区，就多一个生命幸存的可能，就可能减少一点财产损失。在火车上，官兵们都心急如焚。为了有效利用时间，各梯队的领导都集中到一节车厢里，把整个征程的时间都用于探讨接下来的营救方案。没有一分钟能用来休息，在后来的回忆中，许多人都说，起先的几天几夜，他们几乎没有睡过哪怕一分钟。
       14日凌晨5点半，3个梯队全部抵达安县。毫不迟疑地，以师部派下的刘清泉副师长和团政委江水清为领导的几个临时团常委班子成员找到了安县抗震救灾指挥总部。在指挥总部，几位领导很快弄清了安县灾情的基本状况。这个县共20个乡镇，275个村(社)，50余万人，98％的群众受灾，尤其以高川、茶坪两个乡受灾最重，如高川乡泉水村两个组共200多人全被掩埋，无一人生还。地震发生后的最初几天，因路断、电断和信息中断，外面无从知道里面的情况，成为各媒介关注之外的重灾区。
       灾情比预想中的要复杂和严重。已有一些友邻部队到达安县。当此时分，各部队之间战斗作风的比拼显然也已在暗中进行。这个装甲团绝不甘心被别的部队比下去。在与安县指挥总部短暂的接洽后，装甲团几位领导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向指挥部的安县王书记提出一个大胆的请求：
       我们要最急难、险重的任务。请把高川交给我们装甲团。
       没有不妥。确定。
       真正投入战斗的时刻来临了。回到部队当中，一阵部署后，全团1200余名官兵再次整装出发，向指挥总部指派的部队临时驻地睢水中学开进。7点30分，即两个小时后，到达睢水中学。现在，是向高川挺进的时候了。从部队当下的所在地点到高川乡，由地图观测，距离并不算远，只三四十公里，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塌方导致的道路的大量消失，使接下来的进程将充满不可预知的危险和难度。
       进入的是死亡线
       当彭国华在幽黑、深邃的矿洞中顽强等待救援的同时，与他遥隔数十公里的某段滑坡山体下，一名女售票员正瞪着惊恐、无助的目光，蜷曲在翻倒、变形的中巴车里，与死神对峙。我们没有时间问明这位幸存者的名字，只知道5月14日上午，一支搜救部队来到掩埋她的山体旁时，她及时发出了呼救。随后，官兵们借来附近村民的发电机和锯子，奋力搬抬掩埋中巴车的山石，切割压住她的车体，将她从死神手中夺出。紧接着，她被迅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在大地震来临时陡然成为囚笼的中巴车里，有20多名乘客，只有女售票员一人最终死里逃生。大地震发生后，女售票员置身的这段山间公路顷刻间成为一条可怕的死亡线。从后来的统计数据中获知，这条死亡线上，当时运行着的车辆几乎都被掀翻和覆盖，遇难者十之七八。在个别险恶处，七八辆车拥倒在一处，车内人员无一幸免于难。
       这一条被称为死亡线的公路，正是装甲团首先途经的营救线，具体位置是从睢水镇到柿子园那条唯一的公路沿线，长约8公里。柿子园是睢水镇去往高川乡公路段的必经之路。
       部队从睢水镇出发后，马上被这条死亡线紧紧束缚。营救的难度开始以最真实的面目展现在官兵们眼前。这是一条极为曲折的依附在群山中的公路，路宽约6米，真正可用于通车的宽度只有4米；路面到山顶的垂直距离均在200米以上；公路之下，前往谷底的距离50至200米不等；路的坡度均在70度以上，4个地段路面上的岩石还伸出路面以外，各山地质结构主要以岩石、沙土混合为主阻峡谷顶部间距最宽200－300米，底部最窄处甚至不足10米。地震之后，99％的路段被沙石和夹杂的植物覆盖，最大的石头直径达10米以上、且有一处形成高80米、顶部宽达100米左右的堰塞水库。行经其间，只要是说话声音稍大，声波回传都会引起沙石滚动，更不用说余震了。大地震发生后的现在，余震频仍，仅只两天，之后的现在，余震已逾千次。
       官兵就是在这样一段危机四伏的死亡线上开展着他们的营救行动。在此之前，团领导在睢水镇根据该地区山高、坡陡、无路和余震不断、泥石流不间断的实际情况，确定了“集中力量、分段部署、滚动用兵、接力搬运”的营救思路。当身临其境后，大家发觉这个思路必须改进。经过一番论证，团领导将既定思路改为“尖兵探路、分组推进、沿途搜索、救埋并举”，即由团政委、参谋长带领由机关相关人员和坦克二、三营营长组成的先遣组，由睢水向高川方向勘查路线；各营、连以20人为单位组成一个搜救组，在睢水到高川的“死亡线”上继续进行搜救；一待新的线路勘定，部队迅速抛弃旧途，取用新线路。
       15日主要搜救小分队进入柿子园地域后，已救出包括那位女售票员在内的伤员61人，转移出沿途村庄的群众1543人，同时开辟出将近6公里的近道。就在这一天，从先前派出的先遣组那里传来一个既令人振奋又令人疑虑的消息，说是有一条20多年被废弃不用的古老山路被发现，可以将它开辟出来，作为以后的营救、疏散路线。
       必须停止那条死亡线路上的开进，避开它，寻找到一条安全的线路，这是不容置疑的。在那死亡线路上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群众的安全，官兵的安全，未来耗时不可预测的疏散需要一条更为安全的线路。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疏通、打开这条古老的山间小道。
       先遣部队在前面勘察和开辟，后续部队紧紧跟随。幽深古道开始绽放希望之光。
       勒令古道焕发生命之光
       这是一条茶马古道，只有50岁以上的当地人走
       过。多年的封山育林，彻底改变了它的原有形状，路基早已成为各种植物繁衍生长的沃土。使这条后来成为可歌可泣的生命通道浮出水面的工具，是一张军用地图。地图来自成都军区指挥部，1982年出版，1956年黄海高程系，1954年北京坐标系，比例1：25万。古道的路线，由睢水镇为起点算起，要经过沸水、马口、邓家坪、鸭子嘴，最后触摸到高川乡孱弱的脉搏。
       实地勘察、寻找、开辟和开进的过程困难重重、险情四起。这段山路地图标示距离是35公里，摆在先遣队面前最大的难题是它的似是而非。先遣队刚刚行至这条古道的始端，它就给大家来了一个下马威。这个始端，几乎被荆棘和杂草覆盖，不仔细察看，不会意识到它是一条山路的入口。先遣队员们来到它面前后，迟疑着不知要不要沿此深入进去。带队的江水清政委拿出地图和指北针，仔细比较，周密计算，最后认定古道的入口非它莫属，于是一声令下，快步向前。
       在此后长达7个小时的开辟过程中，类似需要用经验和精密计算去抉择的情形不断出现。有一次，路突然隐没，而先遣队员发现他们的站立点竟是一处两壁猛烈塌方后的山脊的顶端，如果先前的走向正确，这意味着他们要冒着随时可能到来的余震沿稀松的山体攀援而下。又有一次，道路的延伸方向是一个刚刚形成的堰塞湖，假设路现在正淹没于这座深不可测的湖泊之中，该如何应对?更有几次，地图标示的道路坐标被夹在一条几乎被削成与地平线垂直的峡谷中，往前走，无异于去迎接终极险恶的生死考验。地图上35公里但实际行程56公里的漫长行程，最高山峰海拔2800多米，最高坡度系数为76度，总共越过20余座山头的天台山，跨过4条深约12米左右的湍急河流，所有突如其来的问题都要用智慧和体力——克服。令人欣慰的是，先遣队最终正确开通了这条古道。
       这一路上，部队途经6村1区。一路上，目力所及的惨状让大家眼眶湿润：石头砌的、砖头砌的、泥土砌的，钢筋混泥土结构的、瓦梁结构的、草房结构的悉数倒塌，砖石、家具、被褥、粮食一片狼藉，猪、羊、狗、鸡、鸭四处散落，不知哪个部队空投药品的降落伞挂在树枝上东摇西摆……每一幕景象都激励着官兵们全力以赴投入营救。
       当官兵们走向这些村寨，很多村民都紧紧握住他们的手，一个劲地说，感谢你们，感谢你们。由于轻装上阵的需要，部队只带了够一天吃的食物，也没有带足衣服、帐篷之类的野外生存用品，战士们又饥又累，但他们还是把随身携带的干粮拿给村民吃。村民们也把从倒塌的房舍里扒出来的腊肉、萝卜送给子弟兵。
       把生命用于温暖和照亮彼此
       三天两夜，在这条深寂了20年却忽然活跃起来的山路上，发生了许多令人为之心动的场景。它们像一只只号角奏响在破碎的山岭之间，给战士们慰藉，给人民遭受重创的心灵带来曙光。
       16日上午8点45分，先遣队的通信员接到一张纸条，是刘清泉副师长的命令。“天池一组，伤有10人左右，其中有位百岁老人，请政委组织人员抢救下山。”得到命令，江政委迅速挑选了8个体力充沛的党员，成立了党员突击队，赶往天池村。很快，突击队员们赶到现场。眼前依然是满目的废墟，那老人裹着一床花色的破棉被，蜷在一个残留的约30厘米高的土墙角处瑟瑟发抖，满脸皱纹的脸上已呈青褐色。看到官兵们，她灰白的眼珠闪了几下，凹陷的双唇上下蠕动着。突击队员们赶紧就地制作好简易担架，将老人往山下抬。抬出之后，一个战士随意地问到了老人的年纪，意外获知，明天，再过几个小时，就是老人104岁的生日。突击队员们齐心协力：赶在老人生日来临之前，将她转移到了疏散点。战士们和群众围在一起，为老人过了一个特别的生日。
       在先遣队员救助百岁老人的同时，另一个点位上的一名干部发现了一位昨天刚刚生完小孩的产妇。由于几天没吃没喝，加上产后无人护理，部队发现她时，她已经脸色惨白，全身虚脱。见到穿军装的人，她用微弱而真诚的声音说了句：“解放军来了，我跟我女儿有救了。”在营救行动中，这样的话语对战士们是最大的褒奖。没有什么好说的，除了救人还是救人。和许多在5·12大地震期间诞生的孩子一样，这个孩子被取名为震生。产妇和婴儿很快被转移到最近的部队野战医院。
       奔忙在这条生命线上的装甲团的官兵们，在那三天两夜里，最大的动力就是救出一个个亟待疏散的老百姓。对他们来说，老百姓见到他们的那一刻突然从眼里流出的希望之光就是一支强心剂。为了使那些生命尽快脱离险境，牺牲个人利益，吃再多的苦，甚至个人遭遇生命危险，都是值得的。
       装甲团12日接到奔赴灾区的命令时，这个团的团长马洪昌正在西藏日喀则代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向上级发出请求，要与自己的部队一起去往前线。紧接着，他从日喀则启程，直接赶往灾区。15日之后，他与部队会合，此后一直奋战在一线。刚刚从高原下来，按说有一个危险期，但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更有一些战士不知疲倦地行走在山岭里，冒着被泥石流击倒的危险，拉起灾民跑往安全区域，将灾民们所剩无几的财产背在身上，奋力前行。个别战士才十六七岁，往往背在身上的灾民与他年龄相当。当身后的获救者喊着这些同样是孩子的战士叔叔时，战士们脸上浮现出羞涩的微笑。
       18日晚，在此次三天两夜的阶段性搜救行动将告一段落时，年仅18岁的战士严情勇突然昏厥在地。当时部队正在路边稍事休息。连日来的紧张搜救，令官兵们身心俱疲，遇有休息机会，大家便迅速就地坐下，喘个气，打个盹。等大家注意到严情勇时，他已经昏迷不醒。严情勇所在连队的指导员赶紧呼叫120急救车。昏迷原因不久查明，这位年轻的“90后”战士其实早在16日晚11点左右，下腹部就开始剧烈疼痛，但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后来这么解释他的“隐情不报”，他说，“看到那么多伤员需要抢运，我没办法说服自己停下来。”17日，当他背着50公斤重的粮食进山时，腹部阵阵绞痛，可他依然没吭一声，把腰带扎紧，继续参加救援。到了18日，他终于支撑不住，昏倒在地。诊断结果很快出来：这连续几十个小时的带病剧烈运动，严情勇背运伤病员10余人，过度的劳累，出现了疝气。“好险，就差几分钟，这孩子的命就没了。”主刀的医生、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医疗队的陈学运教授说：“我从医30多年，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忍受这3天3夜的剧痛。”
       那些从残垣断壁的家园中逃出的灾民亦同样有情有义。他们与人民子弟兵相濡以沫，情同手足。18日凌晨4点，胜利大队的村民们都没有睡，他们每家凑了点粮食煮了一锅稀饭，抬到山道边战士们的临时宿营地。一个老人泣不成声地说：“孩子们，吃饱了再睡吧。看你们累成这个样子，好心痛。”很多时候，灾民会与战士们争抢他们的行李，一声称自己能背得动，让战士们去帮别人背，一旦稍事休息，彼此是一阵你争我夺。
       营救矿工彭国华
       彭国华在矿洞中被埋了7天7夜。大地震之后，
       他的妻子坚信丈夫不会死，她缠着矿老板带着几个人去搜挖自己的丈夫，她自己则和彭国华60多岁的父亲及另外几个亲属日夜守在矿场。
       彭国华能够重见天1日，在矿洞中挺过170个小时，经验和常识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些常识是他以前在挖矿培训课上知道的。矿上有时还请老前辈讲课，老矿工们讲的应急措施特别好。彭国华有一个习惯，听到有用的知识，就用本子记下来。这个习惯让他在关键时候救了自己的命。
       被封死在矿洞里后，我没有大声呼救，因为我知道外面根本听不见里面的声音，呼救只能白白浪费体力。但外面人说话，我能听见，却听不太清，带着一种嗡嗡的回声。
       7天7夜，我在洞里主要靠喝自己的小便和吃草纸维生。第一天我没有小便，想稳住，保存体力，直到第二天才解了第一泡尿。我一共解了3泡尿，都用挖矿时戴的钢盔盛着，渴得不行了才用它把嘴唇润湿，不敢多喝。吃的是口袋里装的一小卷草纸，不敢一次吃完，只能慢慢分成4次吃，直到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一口。这小卷草纸，我整整吃了两天。
       为了保存体力，我在洞里基本上不动，采取的姿势有俯卧、半卧和半跪。我的膝盖跪出淤血，变成青紫。我运气很好，外面下雨，雨水涌进岩缝，在洞里凝成很小的水滴，但量很少，平均每2分钟掉一滴，我用钢盔接住。这么一点点水，维持了我—天半。
       “在黑洞里，不能大口打口地呼吸，否则感觉气闷，只能慢慢呼吸。我一直呆在洞口附近，不敢往里面爬，因为洞里深处空气非常稀薄，很危险。”
       这是获救者彭国华后来的回忆。生命的顽强有时令人肃然起敬。大地震后，在成千上万的人组织起来去营救那些被黑暗封锁起来的生命时，这些生命也在时刻与死神做殊死搏斗。
       彭国华被他的家人和别的矿工从矿洞挖出的19日，16点48分，睢水镇装甲团救援指挥部迎来了一个焦急的妇女，她正是彭国华的妻子文友会。这位用自己的信念谱写了一曲爱的绝唱的女人站在装甲团指挥部的帐篷里，言简意赅地说明了丈夫被埋后又被挖出的情况，并说明来意。不消她说，装甲团的官兵都知道这个时候该做什么：抓紧时间，将彭国华运出道喜村，送往医院，接受医治。从文友会口中得知，她的丈夫彭国华数十分钟前被挖出时，仍然活着，但由于7天7夜与死神艰辛搏斗，家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就快不行了。
       指挥部迅速成立一支25人的突击队，由炮兵股长卜昭鹏、团机关干事韩磊、2名军医为主要成员，几分钟后立即启程，奔往道喜村。
       从睢水镇到道喜村，直线距离18公里，实际距离，足有25公里。道路凌乱，甚至经常找不到路迹，只能全程徒步。官兵们长期进行武装越野训练，但仍然在两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后，当晚7点半，才抵达道喜村。
       两名军医飞速拿出器械，对彭国华的体征匆匆进行测试。彭国华脸色苍白，说话无力，由于严重的脱水，他的身体极其虚弱，但生命体征没有太大危险。军医曾凡友决定立刻对他采取抗休克治疗，输生理盐水。一边治疗一边抢运。
       接下来的路程紧张得令人窒息。一他们没有选用上山的路线，这条路线抬着担架走极其危险。大家选择从大隘口走。现在的这条路，宽度不足50厘米，一边是山的岩壁；一边是深幽的峡谷。夜暗笼罩着山野，大地震过后的夜空中闪动着诡异的幽光，令人胆战心惊。路边低矮的树木、厥类植物，被地震撕碎的野草，影影绰绰，不时从人们眼前一掠而过。情景甚为混乱和恐怖。
       官兵们4人一个小组，轮换着抬。抬担架的人必须紧拽着前面人的腰带，才能稳定落脚。他们用一根竹竿维系输液瓶的高度，输液瓶紧紧缠在竹竿上。为了保持瓶子的稳定性，轮换着由2名战士托举瓶子。这一段来时只用了2个半小时的路程，回去时用了8个小时。途中，经过一个几乎垂直的山壁，官兵们因为要顾及脚下的安危，加上天黑视野受限，输液管给路边的树枝一带，针头脱离了彭国华的身体。等曾凡友发现这一情况时，彭国华的静脉已进入大量空气。这称得上是惊心动魄的时刻，大家快速停下，赶紧施救。
       约摸凌晨4点，彭国华被顺利转移到既定地点。先期联络好正在等待接应的四医大野战医院的医护人员潮涌而上，用最快的速度将彭国华转移到了该野战医院的施救点。
       在与装甲团的营救突击小分队人员分别时，文友会激动得情难自抑。她望着一夜劳顿疲惫不堪的官兵们，嗫嚅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轰地，她跪了下来。
       我们无法一一详述这支部队在沿途抗震救灾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无法罗列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在5月撼人魂魄的四川大地上，那些苦战在一线的救援官兵对来自外界的采访很多都表现出极大的排斥。每一分钟的接受采访时间都是对他们营救行动的巨大耽误。在黑暗的废墟之下，在无数突然成为孤岛的村落，许多生命危在旦夕，官兵们只想尽最大的可能，发挥最大的能量，去进行一场接一场的营救。每一支部队都发挥本部队的长处，为各种营救行动书写极真切的内容：从废墟中挖掘一息尚存的生命，去往偏僻的村落搜救群众，为命悬一线的人进行手术，对失去亲人的幸存者做心理疏导……从地方政府到部队到各种紧急组建的民间团队，每一支队伍都日夜奋战在灾区，它们组织有序、秩序井然，从城市到乡镇，一个村庄转战到另一个村庄，在5月的中国齐心协力奏响壮丽的营救交响曲。
       每一颗心都紧紧维系，决不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