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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冰排
       在讲叙国高学生的故事之前，先介绍一下跑冰排，因为故事就发生在松花江跑冰排的日子里。
       松花江跑冰排的日子通常是在四五月份。这样讲，有些南方人就不理解了。在南方，所谓“烟花三月下扬州”，正是好时候嘛，如果等到四五月份，大上海的“桃花节”都结束了，不少桃花已经谢秃了，该轮到别的花上场了。但是，对黑龙江人来说，四五月份跑冰排却是习以为常的事。这种现象，长春人和沈阳人是能理解的，包括与黑龙江毗邻的俄罗斯人也能理解。俄罗斯有一支民歌，歌曲的名字叫《五月美妙五月好》，为什么五月美妙五月好呢?因为，冰封了将近半年的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还有叶尼塞河、维季姆河的河水都开始融化了，像松花江一样，都开始跑冰排了。
       这个跑冰排的时节，松花江两岸，草长莺飞，岸上的草啊，树啊，在可以将人的五脏六腑吹透的春风之下，都嫩嫩地绿了起来，鹅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像小舌头似的)达子香，还有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乳白色的花，以及向阳坡上的那一簇簇、一片片火红的杜鹃花，都开始竞相开放了。
       的确，经历了酷寒之后，只有黑龙江的春天才有这种令人沉醉的春的气息，才能让人充满激情地张开双臂去拥抱这迷人的春天。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正是四月和五月交替的日子，冰封的松花江刚刚开始融化，刚刚开始跑冰排，乳白色的冰排出现了，像源源不断的水晶部队，大大小小，浮满江面，相互冲击着，啮咬着，重叠着，攀爬着，然后向下流漂去。那种瑰丽的气势十分地壮观，连在岸上悠闲地吃着新草的白马和红马，看上去都有一种诗意般的油画感。那些在松花江两岸的柞树上做窝的成千上万只乌鸦，像欧洲的黑旗军一样，冲向天空，蔽日遮天，呀呀地叫成一片——这里就是黑龙江人剽悍与壮美的天堂啊。
       但是，这种动人的情景，这种绚丽的画面，这令人沉醉的春的气息，日本关东军觉得太古老，太传统，也太悠闲了，他们不仅觉得这对中国人很不合适，也为日本抱愤不平，为什么这里就不能成为日本的满洲呢?
       的确，松花江这个地方太美了。
       现在，我们开始讲国高学生的故事。
       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一架日军飞机飞到了通河上空——这里我要说明一下，通河的上空，其实也是松花江的上空，通河是松花江的一条宽阔的支流。后来，日军占领了通河之后，就利用这条河，将伐下的林木放漂到一面坡，在那里装上火车，轰轰隆隆地运回到日本列岛去——连续十几年从未间断过。
       这架日军飞机在通河城上空一直是低空盘旋，一圈儿又一圈儿。这架贴着膏药旗的飞机不仅惊得天空上的鸦阵溃不成军，四处逃散，也让通河城里的市民惊恐不已。
       这些朴实厚道的老百姓的脸上，个个都显出害怕的表情。
       这之前，日军入侵东北的消息，已经传到通河的小城了，只是，通河人太淳朴了，以为没什么事。要知道，全城有十分之九的人，一生都未出过通河城，他们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么回事，日本人是怎么回事。他们非常天真，总以为莫名其妙的日本兵不会到通河来。那么，为什么日本兵不会到通河来呢?当年的通河人说出的理由能把你气笑了，即“日本人到通河来干啥?这里又不是他们的家”。 　显然，他们对日本关东军很陌生。 　这架飞机出现在通河上空的时候，通河的老百姓才吃惊地指着这架飞机喊，你瞅，你瞅，那是啥东西呀? 　一个学生模样的人说，这是日本飞机，妈的，狗日的日本兵真的来啦!
       当时，亲眼目睹这一情景，并确认是日本兵来了的，有两个通河人需要一记。这两个人都曾经是在哈尔滨国民高等学校读过书的国高学生。一个就是前面说的那位高喊“日本兵来啦”的青年人，他叫高丰年；另一个，是通河县的县长方春路。而今，高丰年已经年逾九旬，而那位方县长却一直不知去向，好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我先介绍一下方县长。 　方春路在国高念书的时候，是一名贫困生。开始，他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里。我的父亲跟他是同学，不过，父亲是低年级的学生，而方春路则是高年级的学生，但不知为什么，两个人的私人关系不错。惭愧地说，当时，我父亲的家庭经济情况还好，正因为家庭经济情况还好，父亲并不住在学校的学生宿舍，而是在校外租了一个不错的砖房。那是一幢单体房，有一个可以乘凉的小院子，父亲在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里包伙食，一学期一结账。方便倒是方便了，自由也非常自由，但是，一个人住着太寂寞了——青年人最怕什么?是没钱么?是没有爱情吗?还是没有地位?都不是，青年人最惧怕的，是寂寞。于是，父亲热情地邀请方春路同学和他一块儿住，一再表明不收他一文钱。方春路想了想，又注意地看了看父亲诚恳的表情，终于同意了。　 方春路同学不仅有个性，而且还很有同情心呢。 　方春路毕业之后，与其他同学一样，走向了社会，开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去了。不久，方春路当上了通河县的县长。官似乎是略微小了一点，任职的地方也嫌偏远了一些，但是，从方春路写给父亲的信中，能感觉到他在那里呆得很满意(此时，父亲已经是哈埠一所小学的教员了)…… 　这些情况，都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无意间讲给我的。当时由于我没有进一步地追问，也仅仅知道这些。至于细节方面，老人家只是说，方春路这个人没事的时候喜欢修指甲，神情非常地专注，他似乎有一点轻微的洁癖。说完，老人家竟疯笑不已起来。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方县长正在他的衙门里办公。我在查阅有关方春路的资料的时候，意外地发现，我和方春路先生居然有相同的爱好，我们两个人都喜欢看档案——当然是中国人的档案。在我进行这方面阅读的时候，相关的文字使我了解到，方县长是希望通过档案的阅读，来了解全县人民的生存状况、生命的旅程、生活的风习、农业、手工业和本县的历史沿革，等等，以便从中发现些什么，悟到些什么。如果悟到了，方县长便会感慨不已，立刻取了“七紫三羊”，在宣纸上记下一些什么话。我父亲说，方春路的字写得很好，颇有魏晋遗风。所谓“人正，则心正，心正，字自然才好”。 　总之，踌躇满志的方县长，对通河县的前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我想，这也是一个地方领导干部应必备的品德之一罢。 　我再扼要地介绍一下通河的情况，以便读者们在脑子里有一个环境感。
       通河是黑龙江境内一个物资极为丰富的山区，森林资源、煤矿资源、黄金资源、粮食资源，包括文化资源，等等，假如没有日本人“帮助消费”的话，可以说，这个地方的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即便是人人都无所作为，通河人也可以藉此很好地生活上一百年。 　顺便说一句，不仅富饶美丽的通河是这种样子，黑龙江全境，包括大东北也同样如此。难怪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在抚顺战犯管理所里说，东北是整个亚洲最富庶的地方，所以，他才选择长春作为伪满洲国的首都……
       做了通河县长的方春路，此时已经蓄起了八撇胡。为什么这么年轻就留起了八撇胡呢?估计，他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有古之风度的县令吧。总之，县里的老百姓对这个颇有儒雅风度的年轻县长印象挺不错。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方县长正在办公室里翻阅一本历史卷宗，看得很沉迷，当他听到外面传来巨大的嗡嗡声时，立刻放下手中的毛笔，掩上卷宗，快步地走到院子里。
       到了院子里，他仰头一看，那架日军的飞机仍在通河城上空盘旋着，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这轰鸣声引起了周围群山的回响，此起彼伏，相互应答，仿佛有一个日军的战斗机群正向这里扑来似的。一时间，通河小城乱成了一团。要知道，这种古怪刺耳的嗡嗡声，在有千年历史的通河城里从未响起过，多少年来，通河小城太宁静了，宁静得像一幅悬挂在客厅里的国画。这怪异之声的突然降临，真的让整个小城战栗起来了。城里几乎所有的人都跑到院子里、大街上，愣愣地站在那里仰头看着。在这些人当中，也包括我前面说过的那位高丰年老人。　 我在前面说过，一九三二年的时候，高丰年同学还是一个青年，而且是一个有文化的青年，并不是一个老人。算起来，他是我已故父亲的学兄，也曾在哈尔滨国民高等学校读过书。因为高丰年同学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多次参加了反日学潮，于是，被校方开除，遣送回原籍，回到他的家乡通河。他作为一名有知识的热血青年，当然能够准确地喊出：“这是日本飞机，妈的，狗日的日本兵真的来啦!”　 被遣送回原籍的高丰年同学，在通河小城始终穿着国高的学生制服，就是那种立领的中山装，头上戴一顶硬遮的学生帽，英姿飒爽，充满朝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帅哥。他喊“狗日的日本兵真的来啦”，周围的老百姓当然相信。高丰年是有学问的人嘛，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啊。但是，离他远的，没有听见他喊的那些通河人，还不知道天上飞的是个什么东西，他们不仅没有见过飞机，连火车、汽车也没见过。小城的天空上突然出现了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对那些从未走出通河小城的人们来说，的确是一个难题，是一个巨大的困惑。 　大家都很害怕，心在哆嗦着。 　看到这架在小城上空不断盘旋的日本飞机，高丰年同学流泪了。他知道，国家危亡的时刻到了……　 高丰年同学是个大个子，长得非常壮实，脸上有一块疤，那是在一次国高学生们组织的反日游行中，与军警发生了对抗，被军警用棍子打的。但是，这道伤疤，反而使他显得更有英雄气概了，甚至也坚定了他抗日的信念。 　看着在天空不断盘旋的日本飞机，他不禁仰天长叹起来……
       瞬间，老百姓开始四处地逃了。此刻的通河小城不再是一幅挂在客厅里的国画，倒像一幅用粗线条乱乱地勾勒出来的草图了。 　清楚地知道这架在天空上不断盘旋的飞机是日本飞机的，还有前面我讲过的那个方县长，方春路同学。
       方春路看到这种情景后，立刻快步地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抄起电话与当地的驻军联系。
       当时驻守黑龙江通河县的军队，是马占山将军所属的黑龙江省边防军步兵第三旅第五团的将士，通河人称它“老五团”。这支部队一共有一千多人。这支部队的将士人人都有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但是，事实证明，仅有这些还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应当具有现代化的军事装备。
       老五团的团长叫刘汉，也是个大高个子(东北人小个子的少)，刘团长是一个标准的军人，对家乡有特别深厚的感情。一般地说，对家乡有深厚感情的人都是真正的军人，而且，只要这个人对家乡有深厚的感情，投入抗战是他必然的选择，决不会有一丝一毫的犹豫。
       刘团长在电话里的回答让方县长略感放心——只能是略感放心。因为，他清楚日军的军事实力。他毕竟是国高学生嘛。
       方县长不仅仅知道天空盘旋的是日本战机，而且还知道这是一架日军的侦察机。
       方县长自言自语地说，唉，不出三天，小鬼子就要到通河了，侦察机是这帮家伙的先导啊。
       刘团长毕竟是个军人，他在电话里对方县长说，方县长，请你通知全城的父老乡亲，马上挖好掩体，准备空防。至于部队这方面，我会做好迎头痛击日寇的准备的。
       刘团长似乎也可以算是个国高学生，不过，他在哈尔滨的国民高等学校只读了一年，觉得没啥意思，太枯燥，青年人的生活不应当是这种样子，于是就退学参军了。刘团长的这支部队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用他本人的话说，老五团是一支勇于为国家、为民族、为老百姓献出自己生命的部队。 　但是，从历史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特别能战斗的部队是很多的，这并不意味他们藉此就可以百战百胜。研究军事史的人很清楚这一点。
       事实证明，方县长所说的“三天之内日本人准到”的预料是错误的。日本兵在第二天，就是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就到了。他们是在离通河约九公里的一个叫大白水的地方登陆的。这支登陆部队是日本关东军第六十一炮舰联队，一共拥有十几艘战舰，是随着松花江上一泻千里的冰排顺流而下，然后，停靠在大白水这个地方，并开始登陆。日军登陆的过程非常顺利，他们没有受到丝毫抵抗，也没碰到一个中国军人。
       上了岸的日本兵手舞足蹈起来，有的日本兵穿得跟相扑选手似的，在河中角逐，给当官的表演上摔跤了。总之，顺利地登陆，让这支日军登陆部队的士兵们相当愉快。
       这一天，大白水一带竟有牙疼般的日本小调“憋”出了。
       登陆后，日军稍事休息，天黑之后，开始用重炮向通河城开炮。这种惨烈的场面，在战争题材的影片里可以看到，我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描述了，只提供一个细节，通河城也叫“柞树之城”，就是说，这座小城被掩映在数以万计的柞树之内。但是，日军密集的炮弹把小城里的柞树炸得横飞四溅，绝大多数掩映在柞树下的民房都被炸飞了，很多人稀里糊涂的就被炸死了。　 一个睡在火炕上的倔老头被爆炸声惊醒了：他说，“妈了个巴子的……小鬼子这是来真的啦。” 　一九三二年的时候，通河小城在城墙之外是有壕沟围护着的。但是，这种壕沟太古老了，那只是冷兵器时代的防御工事，对日军的炮弹没有丝毫的防御作用。日军的炮声一响，小城里的老百姓就慌了，乱了，牲口也毛了，马呀，驴呀，狗啊，小脚老娘们儿，小媳妇，可街地乱跑。老百姓慌作一团，扶老携幼，开始弃家、弃城，不顾一切地往外逃命。而那些心存侥幸的老百姓此时此刻也猛醒了，日他妈个八辈祖宗，日本兵这是往死里炸呀。大家总不能挺着不动让小鬼子给炸死吧?也纷纷开始逃命了。 　我想，就是斯皮尔伯格也导演不出这种混乱与恐怖的场面来的。方县长和手下的那几个人根本制止不了这些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的亡命人流。至于挖防空洞的事，根本没人听吆喝。 　经过分析之后，刘团长下令，砍柞树!然后再做成一个个巨大的柞树筏子，放到江中，用它们憋起那些下漂的冰排，用以阻止日舰
       的进攻。同时，刘团长还命令，全团的官兵都要佩戴上红袖标，红袖标上面写着八个大字：“天良报国、誓死杀敌”。 　这些都是历史的真实。遗憾的是，我没有更多的篇幅把它介绍得更加详细，只能点到为止。 　在一九三二年的五月一日，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通河小城沦陷了。的确是寡不敌众，装备也太陈旧了，顶不上去，开玩笑一样。于是，死伤惨重的老五团被迫撤到了蚂螂河的北岸，在那里稍事休整，准备择机反攻。
       “蚂螂”是东北话，就是蜻蜓的意思。河北岸那个地方蜻蜓特别多，数也数不清，有几十万计，漫天皆是，立体地飘浮在离地面十余米的地方——像是一个不断抖动着的屏障。这种环境让溃败下来的、见什么烦什么的老五团战士非常恼火，觉得它们像日本鬼子一样驱散不掉。看到这种焦躁的情绪，高丰年决定以自己悲怆的歌声来激发士兵们的斗志：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九月十八又来临，东北各地起了义勇军；
       铲除卖国贼，打倒日本兵；
       攻城夺路杀敌人，游击抵抗真英勇!
       日本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消灭不了铁的义勇军!
       九月十八又来临，部分党派大家一条心；
       先要复国土，再来讲和平；
       “亲善合作”不要听，抗日救国要齐心!
       中国的人民有四万万，快快起来赶走日本兵!　 果然，唱得士兵们痛哭失声，个个高呼，要为死难的中国人报仇雪恨!
       日军进城后，立刻在通河小城的城头上插上了日本的膏药旗。那个留着伊滕博文式山羊胡子的日军长官，完全疯掉了，命令他的士兵们，把中国老百姓的渔船通通烧掉，以示庆贺。命令把沿江的民房也全部放火烧掉，以示庆贺。命令把城里的那条繁华的商业街所有的店铺全部都放火烧掉，以示庆贺。还命令士兵们，把那些从火海里逃出来的老百用刺刀赶回到火海里去，全部烧死他们，以示庆贺。
       当年，通河小城的人口并不多。但这一次，日军一共烧死了三百多抱着侥幸心理留在小城里的老百姓，其中有好几个是性格相当倔的老大爷。 　让人颇费思量的是，日本人并没有杀方县长。他们是想说服方县长为日军服务，让他继续当县长。日军的这些想法是在方县长的办公室谈的，日本军官劈着腿坐在那里，还拄着军刀。方县长就两个字：沉默。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坐在椅子上，用一把女式小锉刀，专心致志地修指甲。而且，接下来的几天，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该尿尿——这是他自打到通河任县长以来，唯一几天不办公、不看卷宗，不出去视察的日子。
       日本军官看到方县长这种样子，直点头，心里想，总得让他适应几天，无论如何，卖国也是一件大事呀。大日本皇军要有耐心才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老五团的战士在刘团长的指挥下，不断地向通河城反扑过来，企图把日军赶出通河城。我在通河的地方志上看到了“一战通河城”、“二战通河城”、“三战通河城”的文字。但是，前面我已经说过，日军的兵力太强了。其实，只剩下几百人的老五团已经没有能力把通河城夺回来了。
       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让老五团的战士们在蜻蜓的“屏障”之下抱头痛哭起来。其中，哭得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国高学生。那些日子，他在老五团负责后勤工作。他曾几次找刘团长要求去攻城，但刘团长不允许。刘团长说，有知识的人应当活下来，将来为国家效力。 　在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方春路——方县长将他珍爱的通河档案(共七十余件)，全部焚烧了。他那张被火光摇曳的脸色非常之凄惨。然后，他携带着通河县政府的大印，悄悄地骑上马，独自出城去了。自此，再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日军曾到处通缉过他，但始终没有抓到。一直到今天——二○○七年四月，又到了松花江跑冰排的日子，仍然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不知道他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
       有轨电车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哈尔滨是一座相当摩登的城市。什么是摩登城市呢?在三四十年代的人眼里，有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座城市里是否拥有有轨电车(当时叫摩电车)——这就像现在的摩登城市必须拥有飞机场一样。
       当年的摩登城市哈尔滨，不仅有四通八达的有轨电车，而且在有轨电车叮叮当当所经过的街道两边，还有将近三十座各式各样的教堂。这些教堂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哈尔滨这座城市里居住着许多外国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犹太人)。为什么哈尔滨居住着这么多的外国人呢?难道这座城市里遍地是黄金吗?是的，这座城市不仅仅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即五花八门的发财机会，而且，哈尔滨还是一座祥和的城市、安静的城市、安全的城市。所以，外国人都跑到这里来了。他们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呢?原因只有八个字：珍惜生命，躲避战火。为了能够活下去。
       六十年代的时候，我在一所技工学校里读书。耐人寻味的是，那时候，哈尔滨仍然保持着老式摩登城市的风度。城市里仍然有摩电车在跑呢。而我所就读的则是一所半工半读性质的学校，因此，学生们都要轮流到有轨电车上去当售票员，给这所穷得丁当山响的学校挣点钱，同时自己也可以拿到一点补贴。有了补贴金，就可以去吃几顿细粮，也可以跟要好的同学偷偷地跑出去喝点啤酒了。
       我们回到三四十年代的哈尔滨。
       在三四十年代，能坐得起有轨电车的，基本上是摩登之人。什么叫摩登之人呢?我理解，就是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多少也有点学问的人。那个时候的有轨电车是很奢侈的，车内备有茶水，当然是红茶了(洋人喜欢喝红茶)，洋文画报，《克雷洛夫寓言》、《圣经》、《普希金诗集》，以及各种外文报纸。有轨电车的“车掌”叫巴士小姐，巴士小姐就是女售票员，之所以被称之为“车掌”，大约是指用手来工作的人，即一手收钱，一手付票。当时的车掌以年轻女性为主，但也有个别的男性，均穿着一身皮夹克，头上戴着—个“塞克帽”，就是二战时期美军戴的那种软帽，好像巴顿将军也戴过那种帽子(记不准了)。
       西亭月就是有轨电车的车掌，他是个男性。西亭月像意大利男人那样，喜欢穿那种条纹的衬衫。西亭月还另外有一个名字，叫卜民哲，卜姓一般都是鲜族人。西亭月长得很结实，但他的确是鲜族人。当时能够当上车掌的人，要求至少要会讲三种语言，俄语、英语，还有本国语言。西亭月是国高的旁听生，同时他还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西亭月”是他给自己起的笔名。他经常在有轨电车上分别用四种语言，给洋乘客们朗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
       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现在却常是忧郁
       一切都是瞬息
       一切都将会过去
       而那过去了的
       就会成为亲切的回忆
       他朗诵的这首诗很受乘客的欢迎，特别是那些背井离乡，流离颠沛的年迈侨民们，他们常常被他的朗诵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经常有乘客听他的朗诵而坐过站的事情发生。
       西亭月也是丁香读书会的会员——那时候，哈尔滨的文化人沙龙是很多的，由各种侨民、各种爱好组成的读书会、诗会、朗诵会，等等，多达上百个。西亭月出类拔萃的地方，在于他会讲四国语言，所谓第四种语言就是朝语——这也是当时入选车掌的重要条件之一。早年，生活在哈尔滨的鲜族人是很多的。在城市的某些小街巷里有十多家朝鲜冷面馆。总之，当年选车掌，应当说不逊色于今天选空姐的标准。
       在哈尔滨沦陷以后的岁月里，看到侵华日军在哈尔滨的暴行，有轨电车工人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一次全线大罢工。喜欢读革命史的人都知道，赵一曼同志就曾经领导过这次电车工人大罢工。其中，西亭月也是这次大罢工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按照事先规定的暗号，当教堂的钟声响起的时候，所有的电车立刻停在原地，不动了。无论是有轨电车的司机还是车掌，开始向车内的乘客和车外的行人散发传单，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
       西亭月还充满激情地给乘客们朗诵起了普希金的诗《纪念碑》：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
       它抬起那颗不肯屈服的头颅，
       高耸在亚历山大的纪念石柱之上。
       不，我不会完全死亡
       ——我的灵魂在遗留下的诗歌当中，
       将比我的骨灰活得更久长，和逃避了腐朽灭亡——我将永远光荣不朽，直到还只有一个诗人
       活在这月光下的世界上。
       我的名声将传遍整个伟大的俄罗斯，
       它现存的一切语言，都会讲着我的名字。
       无论是骄傲的斯拉夫人的子孙，是芬兰人，
       甚至现在还是野蛮的通古斯人，
       和草原上的朋友卡尔梅克人。
       我所以永远能和人民亲近，
       是因为我曾用诗歌，唤起人们善良的感情，
       在这残酷的时代，我歌颂过自由，
       并且还为那些倒下去的人们，祈求过宽恕同情。
       哦，诗神缪斯，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既不要畏惧侮辱，也不要希求桂冠，赞美和诽谤，都心平静气地容忍，更无须去和愚妄的人空作争论。
       朗诵之后，所有的乘客都热烈地给他鼓起掌来。 这一天是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哈尔滨史志》上有记载的)。　 介绍一下西亭月的政治面貌： 　西亭月是哈尔滨电业局地下党支部首批发展的中共党员，并很快被选为支部委员。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之后，西亭月立即与另外三名共产党员，一个是电车工人魏大民，一个是铁路工人欧阳石，还有一位国高学生叫秦家生(他们都是丁香读书会的会员)，三个人干了一件轰动全市的漂亮事。
       五一节前夕，就是四月二十九日这天晚上，他们偷偷地来到了哈尔滨火车站前。当时，在哈尔滨火车站前还竖立着一个样子古怪的伪满建国纪念碑(现在已经拆除了)。更深夜静，春风徐来，他们几个人合作，悄悄地爬到纪念碑上，用白色的油漆写了八个大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件事一下子轰动了哈尔滨全城，成为哈尔滨市民春天里最愉快的一天。 　再说那次有轨电车工人大罢工。 　由于这次有轨电车大罢工在全城造成的巨大轰动效应，国内国外的各大媒体都予以了极大的关注。前面说过，我是一个喜欢看地方志的人，我是在一份卷宗中看到了有关西亭月的某些情况介绍(多少有一点遗憾，相关的资料太少了)。的确，包括哈尔滨人在内，全国很少人知道西亭月的详细情况。但是，日本人知道他，而且还知道他是共党分子，并很快查清了他也是这次罢工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便立刻下令逮捕他。但是，一个侨居在哈尔滨的俄国人将这一消息偷偷地泄露给了地下党。当年的哈尔滨有一个绰号，叫“间谍之城”，即人人都可以把自己听到的、看到的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卖给所需要的人。当年，情报也是商品。地下党组织买到了这条信息之后，立即通知西亭月马上转移，并派他去珠河抗日游击队工作。 这里，我扼要地介绍一下接下来几年西亭月的情况：
       一九三五年，西亭月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六年，他就被选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常委和宣传部长。一九三七年，他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并一直工作到一九四○年。这五年期间，西亭月成为了亚布力、苇河、珠河、海伦、汤原、依兰、伯利等松嫩大平原上非常有名的抗日英雄，都知道他是一名充满激情的诗人。西亭月常常在深山老林的密营里，学着用四川口音给抗联战士朗诵在台儿庄大捷后，郭沫若先生在武汉三镇举行的盛大歌咏活动中，即兴而出的那篇《来它个“四面倭歌”》的演讲：
       歌咏是最感动人的。歌咏的声音能把人们的感情意志立即融成一片，化为行动。从积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团结自己的力量。从消极方面来说，歌咏可以涣散敌人的军心。汉高祖的谋臣张良便曾经利用过歌咏的力量来涣散了楚霸王的兵士。楚霸王尽管有拔山盖世之勇，终于敌不过歌咏的声音。目前我们的敌人尽管是怎样横暴，尽管有多量的大炮飞机，我们要准备着用歌咏的力量来把它摧毁。张良给了楚霸王一个“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就给日本帝国主义者一个“四面倭歌”。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扩大我们的宣传，我们要用歌咏的力量来庆祝我们的胜利。最近鲁南方面的连战连捷，尤其台儿庄空前的胜利，是值得我们歌咏的。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应该光复的还有好几省的土地，我们应该歼灭的还有很不少的敌人。我们要用我们的歌声来更加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一切的失地收复，把全部倭寇驱除。我们要把我们的歌声扩展到全武汉，扩展到全中国，扩展到全世界。 　这是西亭月最喜欢朗诵，也最为得意的事情。当时，密营里的抗联战士都能来一段郭沫若的《来它个“四面倭歌”》。 　遗憾的是，除了三四十年代及五十年代的黑龙江人，很少人知道西亭月这位英雄，也很少人了解他的身世，他们不知道西亭月所领导的抗日战斗是非常之多的。如果把西亭月的全部活动都写下来的话，需要一百万字。
       一九四○年七月，在德都的朝阳山，西亭月和抗日第三路军的总指挥李兆麟在一起研究讷嫩(讷河和嫩江)地方党的工作的时候，由于走漏了风声，日军骑兵讨伐队迅速包围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这支日军骑兵讨伐队是一支非常凶残的部队，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支小鬼子见不得活着的中国人和活着的家畜，他们的眼珠子都红了，见了人就杀。
       在突围的战斗当中，西亭月对李兆麟将军说，我来掩护你，你是一个军人，在抗日战争中你将大有作为。而我，注定是一个为抗日战争献出生命的人。所以，为了抗日战争胜利，你一定要突围出去。
       要知道，西亭月可是当时的省委书记啊。
       李兆麟将军在临突围之前问他，你还有什么话需要转告党组织的吗?
       西亭月想了想，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哈尔滨国民高等学校有一天能收我作为该校的正式学生……
       在这次掩护李将军突围的战斗中，西亭月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时年三十一岁……二○○七年完稿于春意灿烂的哈尔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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