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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线广播
       一九七零年夏天，居委会出面，为辖区内的人家替换有线广播，居民只要负担很少的一部分工本费，明摆着是占了便宜了。
       多出三毛钱，有线广播上可以安装一个调控音量的开关。出一毛五分，也可以安一个拉线开关，拿不出这笔费用的人家，有线广播就只能一直打开着，大清早或者深夜里，其他人家的有线广播都关着，能量集中在没有开关的人家，再加上四周安静下来了，有线广播的声音就显得特别明亮。
       这一年我开始上小学了，早上六点三十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我就背起书包出门上学。巷子里的门窗，传出来的全是播报新闻的声音，一路走过去，正好能听完一段比较完整的新闻。
       先头说的，全是我们国家的事情，这是相对重要的新闻，要是慢悠悠地往学校里去，一般总是在新闻将要结束的时候，播报越南游击队又击落了一架美国人的飞机，并打死或者俘虏美国士兵多少人。当时也没有想到怎么没有美国人打越南人的事情呢，心里只觉得美国真是不中用，在越南打了败仗，还要在我们面前丢人现眼。
       晚上八点三十分，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换了一个名称，性质和内容与六点三十分的节目差不多，这时候我要洗脸洗脚上床睡觉了。
       有线广播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播放样板戏，有全本也有选场和选段，现在好几家京剧团重新排演《沙家浜》、《红灯记》，有人立刻出来说，这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再大张旗鼓地公演，真是太没立场了。其实这仅仅是认识问题一个方面，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更多的还是追忆逝水年华吧，样板戏是一个引子，是虚晃一枪，勾起来的全是曾经有过的日常生活。
       除了新闻和样板戏，有线广播还要播放一些歌曲，有一首歌曲好像名叫《路边有颗螺丝帽》，唱的是：“路边有颗螺丝帽，路边有颗螺丝帽螺丝帽，弟弟上学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螺丝帽虽然小，祖国建设不可少，捡起来，瞧一瞧，擦擦干净多么好，送给工人叔叔，把它装在机器上，机器唱歌我们拍手笑。”
       这首歌我就是跟有线广播学的，但只不过唱唱而已，也从来没有捡着螺丝帽上交过，当时大家就觉得捡个螺丝帽太小题大做了，放到现在，也只有捡破烂的去干了。
       有线广播相当于电话中的座机，收音机和半导体有点手机的意思。当时我们家有一架很像样的红灯牌收音机，是我父母结婚时的纪念品。因为这架收音机是有短波频率的，我父亲很严肃地关照我们，不许去碰它。所以当我父母不在家，我第一次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感觉从那一刻起，自己是混在好人中的一个坏人了。
       对　调
       在外地工作的希望调动到苏州来，正好也有个苏州人要往那个地方去，而且他们的工作有点八九不离十的相近，彼此接洽之后，再得到组织上的支持，然后就可以办理调动手续了，这样的形式当时叫做对调。
       对调的信息，写成小纸条，贴在电线杆上。抱着对调念头的人，下了班吃过晚饭之后，就出门去围着路边上的电线杆转悠了。
       妻儿老小全在苏州，自己却孤身一人在外地工作，怎么安得下心来呢?对方差不多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妻儿老小在外地，自己一个人在苏州工作，一般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吧。
       落实到具体的人家，就是住在我们家隔壁一个姓林的女人，我们叫她林阿姨，我们的父母叫她小林。
       小林三十岁出头一点点，在纺织厂上班，她的老公在江西工作，是南昌一家袜厂的技术员，好像也姓林，这个我记不得了，或者根本就没有知道过。
       林技术员一年回两趟苏州，八九月份一次，过年一次。我在另一篇有关过年的文章中提到过他，说他大年初一去粮店去煤球店，然后把大包小包的米和煤球背回来。有一回我们家附近的煤球店关门早了，他就去了更远一些的店里，将煤球买回来。
       他们结婚有好几年了，林技术员希望有一个孩子，小林却坚决不从，说是两地分居，她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真是乱成一锅粥了。
       他们先是小声商量要孩子的事情，后来声音响了些，最后就为这个吵了起来，一下子闹得我们都知道了。
       对调的事应该是在吵架以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吧，林技术员回去南昌不久，小林就写了对调的小纸条，贴在远远近近的电线杆上。
       没过多久，小徐就进入了大家的视线。
       小徐是一家面粉厂的副厂长，老家在南昌，女朋友也在南昌上班，他想着回到南昌去成家立业，正好看到小林贴在电线杆上的小纸条，就找上门来了。双方自然是一拍即合。
       起先的时候，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小林满面春风，几乎是哼着歌进进出出的。邻居问起这个事情，小林说南昌那边已经在办手续了，基本上用不了几天就能打了火车票回苏州了。
       后来突然传出风声说小徐这边有问题，面粉厂不同意放人，也不愿意接受新人。大家还在为小林可惜，那边又传出新闻，说是原来小林和小徐好上了。
       当时这样的情况有一个很难听的名词，叫轧姘头，比起来现在的第三者或者婚外恋要温和许多了。
       林技术员还回来过一次，先后找了居委会和面粉厂，但无济于事。小林的态度也很坚决，小林很直爽是对林技术员说。我就是要和小徐好的，我已经怀上他的孩子了。
       不久之前，一个高高大大的小伙子找到我单位里来，他是学习国画的，希望我将他的作品推荐给有关的报刊。
       我说你是谁呀?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我们做过邻居的，我的妈妈是林某某，我的父亲是徐某某呀。
       这个当年怀在小林肚子里的孩子，竟然已经这么大了。
       调　房
       房屋中介是一个新行当，主要的营生是买卖房屋和招租，没有调房什么事。调房是从前的房屋交换形式。调房的信息，也是以小纸条的形式，张贴在沿街的马路上和电线杆子上。
       调房是你情我愿的事情，对调的双方对上眼了，就去房管所办一个手续，然后搬进对方的房子里，继续进行各自的生活。
       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这本经因为住房的问题念不下去，就有了调房的念头。调房的理由很多，或者是家在城东住着，人要到城西上班，或者是住在靠着城南的婆家有点水土不服，希望离城北的娘家近一点。邻居不和，地段上风气不好，家里人多住房小要调房，家里人少地方大也要调房，当时的房租基本上每月在一两块钱左右，三四块四五块房租的人家，心里想要住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一个月省下一两块，一年就是二三十，还不如调个地方去住。这个想法要是放在现在，比如将自己住得好好的别墅去和人家换一套公寓房住，那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我母亲原来的一个同事，坚决要调房，就是因为自己老公对隔壁邻居家的女房东态度有点热情，同事说，再不住开来，要弄出事情来的。他们如愿以偿地调走
       了，能够很好地防患于未然，这也是当年婚外恋现象相对较少的一个原因吧。
       对于调房的双方，有一些理由是不便明说的，基本上就找一个轻描淡写的说法，这一点双方也不十分追究，因为大家都是这个路数呀，这是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吧。比如离异之后再找对象，一般的说法都觉得自己是一贯的好人，离婚主要是另一方出了问题，这也是路数，也是心照不宣的约定俗成。
       也有人把调房这档子事情当成了业余生活的主要内容来过了。从前我们家有个亲戚，高中毕业之后进一家工厂上班，是早、中、夜三班制的那种，也没有别的什么业余爱好，空闲下来的时间，就在马路上看调房的小纸条。
       这个爱好是怎么形成的呢?据他说最初是上夜班，要晚上十点钟去单位，有时候八点多就出了家门，实在不知道干什么，就看起了调房的小纸条。
       一开始仅仅是看看而已，后来看得多了，他在看张家的调房小纸条的时候，想起了李家，觉得这两家倒是很合适的，就主动与双方联系，张家和李家竟是调房成功了，于是他就干脆做起了牵线搭桥的营生，每个月都能成功好几对，也就很有成就感，日子过得真是充实。
       调房成功的人家，想起我的亲戚来，有点心存感激，制了一面锦旗，送到他单位里。那个阶段单位正为学习雷锋的积极分子犯愁，我的亲戚不为名不为利地做好事，而且有点悄悄的意思，学习雷锋的要求，基本上是全了，就自然而然地评上了先进。
       好多年之后，房屋开始买卖了，房屋中介也就应运而生。我的亲戚说，当初他做的事情，差不多就是房屋中介。而我觉得，他简直就是房屋中介之父啊。
       小　学
       一年级。
       后来才知道，我们的学校，是大户人家的一部分，我上课的班级，是客厅隔出来的，而我们学校的会场，其实就是当时的祠堂。会场里的司令台，应该是原来供奉先祖的地方，大户人家的后人，要是看到我们在司令台上唱歌跳舞，要么会开心极了，要么就害怕极了。
       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大家排练庆祝的节目，我们班上的歌舞是《朵朵葵花向太阳》，太阳象征毛主席，葵花自然就是我们了。但到了演出那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我们，说是节目不要上了，也没有说明理由，我们也一直没问起。
       不久前读书，看到一个说法，说是陈伯达认为，在毛主席像下面跳葵花舞不好，好像是吓得直哆嗦的样子。
       当时跳葵花舞有点蔚然成风，但后来就不多见了，各个厂矿学校的仓库里堆了不少葵花道具。　
       二年级。
       大背景是这一年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在北京举行，全国上下因此掀起了乒乓热，我们学校也不例外。但学校只有一张乒乓桌，低年级轮不到，我只有在放学之后和同学打一会儿，所以回家总是迟了。
       全家人吃中饭，总要等上好一会儿。有一天我父亲发狠，不许我吃中饭了，我只好饿一顿。
       虽然现在已经记不得当时的心理了，但这对我幼小的心灵，肯定造成了伤害，真是太残忍了。
       三年级。
       好像是有些什么事的，但一点都记不得了，那一年我在干什么呢?
       四年级。
       这一年批林批孔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小孩子知道什么呢?无非是跟在大人后面起哄吧，我在家里脱口而出地叫了一声孔老二，被我祖父一个嘴巴子，牙都打出血来了。这全是“四人帮”搞的，“四人帮”真是害死人啊。
       四年级。
       为什么要有两个四年级呢?这是因为这一年国家将寒假里的升学调整到暑假去了，我们多读了半年四年级。
       五年级。
       这一年最值得记一笔的事情，就是我读了《青春之歌》。
       书是我父亲存在箱子里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应该也有过文学梦想。写作或许多少有点遗传吧，苏州作家范小青、车前子的父亲，曾经都是较有名气的写作者，我父亲不如他们的父亲，而且也没坚持下去，觉得于文学没什么指望，或者迫于生活的压力，就将文艺书籍锁好在箱子里。去上班下班养家糊口了。如果遗传一说成立，那么我的文章写不过他们，也是自己无能为力的事情。
       当我发现父亲放书的箱子之后，就悄悄地取出书来阅读，四大名著和一些诗词，还有《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的封面是木刻效果，一个围着围巾的女子，就是林道静了。我想如果我生在当年，肯定会参加革命的，能够和这样一个楚楚动人的女子呆在一起，多么幸福啊，我才不管枪林弹雨血雨腥风呢，真要被捕或者牺牲了，被这样精彩的一个女子敬佩和想念，我也值了。
       现在才明白，小时候我革命的动机是多么的不纯，当然现在也不是十分先进，但现在肯定不会这样想入非非了。敌人
       “文革”时期的少先队员叫红小兵。
       有一天两个红小兵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遇上一位捡破烂的老头，这个老头其实是隐藏着的阶级敌人，他有点皮笑肉不笑地走到红小兵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些糖果，然后带说带唱地讲：“糖儿甜，糖儿香，吃吃玩玩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因为这番话说得有点阴阳怪气，所以我现在还记得清楚。红小兵立马意识到，这是在腐蚀他们呢，就将这个倒霉的老头扭送去了有关部门。
       这是一部名叫《放学以后》的动画片，差不多意思的动画片和小人书还有好多，比如《新来的小石柱》、《一支驳壳枪》。这些书读下来，给我们比较直接的感觉是社会上还有不少坏人，好多是旧社会遗落下来的，所以上一点儿年纪了。那一年我刚好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吧，我们大家的想法就是将附近一带的坏人找出来。没有多久住在桥头的女生就发现了情况，女生说住在十五号的老头问题很大，我们一起去侦察一下吧。
       老头不怎么好走路了，一天到晚坐在十五号大门口，开出口来是很难懂的方言，喊过两声没人答应，声音就更大起来，是有点发脾气的样子，这时候他的老伴就急忙地从里屋出来，替他张罗。
       他的腿脚一定是土改农民打的，或者是解放军干的，他有意说我们听不太懂的话，是为了潜伏和隐蔽，他的老伴这样怕他，说不定是农民家的女儿，被他抢来做媳妇的。
       我们兴冲冲赶到学校，把这些情况一一向班主任老师作了反映，大家有点七嘴八舌，有些同学已经提出了抓捕方案，大家的情绪自然是很兴奋的。但老师似乎有点草草了事，只说是再看看或者看看再说。原话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隔了几天住在桥头的女生又有新的发现了，说是老头手里一直在玩一些精雕细刻的玩艺，这是旧社会留下的吧，说明他是念念不忘，或者试图复辟。这真是有点紧迫的情况了，我们决定和老头正面接触。班长带三两个男生去找老头，住在桥头的女生在不远处看着，万一有什么情况，立马去学校报告老师。
       为什么我们一下子就认定十五号门口的老头就是我们要找的坏人呢?现在想起来，除了当时思想意识的问题，主要的因素可能是老头比较严厉，甚至是有点凶相了。但他看到我们走近他跟前的时候，却是十分友善和开心。我们班长小声说，他是假装的。
       我们说，你以前是地主吗?老头笑着说，是啊。我们还说，那你是不是特务呢?老头依旧笑着说，是啊。我们说，你是不是还有一把驳壳枪?老头说，是的，你们怎么会知道的呀?我们说，那你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呀?老头说，不行的，小孩子不能玩枪的。
       我们还说了好多话，反正书上看到的坏人的事迹几乎全问了一遍，老头全部认了下来。想不到抓一个坏人竟然这样不费工夫。我们真是太喜出望外了，就急忙赶到学校去，一五一十地告诉老师。
       老师说，你们不懂的，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以后谁也不能提，谁再管这事，不仅要点名批评，还要告诉家长。当时我们都有点发愣了，我们怀疑也可能老师和这个老头是一伙的呢。
       许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姓陆，从事红木雕刻，是比较著名的工艺美术大师。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