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膳宏，对于中国的从事古典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人来说，这个名字并不陌生，此前他已有两部中文本的著作在国内出版（《兴膳宏〈文心雕龙〉论文集》，彭恩华编译，齐鲁书社一九八四年版；《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编译，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版），一九六五年也即“文革”前夕，他就来过中国，一九七二年中日邦交恢复后，他来中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讲演的次数更多。我读兴膳先生的论著虽然不晚，但第一次见面，距今不过十年刚出点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再读其书，感受也确乎不同。这一次，承蒙兴膳宏教授慨允，准许我从他的日文论著中选出一部分来译成中文出版，选和译的过程，使我对他的研究有了更加细致的了解。
翻译诚非易事，然而依我自己的经验，选文尤难。由我选出的这些论文，也许既不能够反映出公众眼里的作者的学术成就，更不能代表作者自己的意见，它们是根据我个人对兴膳先生研究的印象并且从我个人的兴趣出发选出来的。兴膳先生说他对中国，始终是用一双“异域”之人的眼睛在看，就好比空海初到长安，对那样一个社会、那样一种文化无不怀有好奇的目光。借过他的“异域之眼”的说法，这里的选文，也只能代表一双异域的眼睛对日本的一位中国学家做一点观察。
提到对兴膳宏先生研究的观察。为了叙说上的方便，我把它们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文献学的基础，第二是跨学科的视野，第三是日本汉学的传统。
京都大学是一个有着文献学传统的地方，在由狩野直喜开创的文学部的中国语言学文学专业，这种文献学，历来还都被称作是以乾嘉学术为基础的。一九五七年，兴膳宏考入京都大学的时候，这个专业的讲座教授是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学问渊博的吉川幸次郎，在兴膳宏看来，是狩野直喜细腻学风的最忠实的继承者，这种细腻学风的形成，一方面是对日本江户汉学的改造，一方面也是对中国明代学术的反拨。据说狩野直喜曾经教导吉川幸次郎：研究中国文学，一定要仔细读书，只此一法，别无他途。细读的意思，即是要先认字，再讲义理。吉川幸次郎是个胸襟阔大的学者，他的学问也绝不拘守于一隅，但他为学的根基却在《
尚书正义》的翻译，就连元杂剧这样的俗文学，他也是用了汉人注经的办法去研究，而到晚年，他更是继承先师铃木虎雄的事业，完成多卷本的《杜甫诗注》。小川环树也是在文学和语言学两方面都有建树的学者，他的名著如《风和云》带有浓厚的艺术气质，可是据说他长年开的课程里面，却有一门“《说文解字》注”。他还是在白话小说的研究中最早引入佛教、朝鲜资料的，退休以后，他也同前辈铃木虎雄、吉川幸次郎一样，选择了苏轼的诗去做译注，已经出版的就有四大册。
一九六一年，兴膳宏大学毕业，旋即进入大学院继续攻读，正当博士课程将要结束之际，在吉川幸次郎的推荐下，他开始翻译和注释《
文心雕龙》，历时三年多完成。为《
文心雕龙》做翻译注释，其难自可想见，翻译且不去说它，光是注释的部分，即使此前已有目加田诚、范文澜、陆侃如等人的译注可以为参考，但要面对人称博学、深思的刘勰，只是做到“尽可能详细地列举出刘勰所依据的古典论著”这一条，就谈何容易！兴膳宏的这部注译之作，加上所附历代主要作家列传、年表和索引等，密密麻麻的小字排下来，竟有将近三百页之多，作者早年便有的用功习惯及其为学的路径和基础，由此也可见出一斑。
在译注《
文心雕龙》之前，兴膳宏已经写过有关嵇康、郭璞、左思等六朝诗人的论文，但是似乎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他逐渐转向了以文学文献为中心的研究。《
文心雕龙》之外，他这时还随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参加了高木正一主持的《诗品》研究班，这也成为他后来译注《诗品》的一个契机。再往后，他又译注了与《诗品》有关的庾肩吾的《书品》以及相关画论。这种以基本典籍为中心、由文字训诂入手的研究方式，与兴膳宏越到后来越表现明朗的那种堂堂正正的大家学风，恐怕很有关系。我想，正是借助于长期的对经典著作的精细解读、对基本资料的详加排比，才使他日后能写出《〈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那样别开生面而又尽显功力的论文，使他在讨论《诗品》与皎然的《
诗式》以及宋以后诗话的关系时，始终持一种平实自然的观点，也才使他在论述《
金楼子》、《翰林学士集》的编撰特征时，能够充分利用有关六朝以至唐初书籍编定方面的知识，得出相当中肯的结论。
在兴膳宏翻译注释过的书单上，还有如《〈春秋左氏传〉选译》、《〈文选〉选》等等，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再度以长达四年的时间翻译注释了《文镜秘府论》。对于作者空海，这位曾在九世纪初的长安热心追随当时流行的种种文学理论、最终为后人保存了许多六朝隋唐的珍贵史料的日本僧人，兴膳宏似乎还怀有一份特别的敬意与亲近感，他结合空海的《文笔眼心抄》、《三教指归》等其他著作而对《文镜秘府论》做的研究，比如考订《定位篇》的错简，对于切实了解《文镜秘府论》的编纂情况，有着很高的价值。
兴膳宏称自己是“以中国传统文献为基础的文学研究者”，他在这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应当是始于一九七四年、完成于一九九四年的他与川合康三合作的《隋书经籍志详考》。葛兆光在专门的书评中曾经指出过“它对《隋志》典籍流传的研究，有助于对隋唐之间的学术在唐代以后的遗存与流失的考证”，并且称赞它为《隋志》“总序”和“类序”所做注释的精彩。而兴膳宏为全书撰写的长篇“解说”，则也反映出他对《隋志》的编纂、内容及其影响的把握，反映出他对与此相关的中国书籍变迁的历史与古典目录学史的熟悉。
一九九八年，我有幸参加过兴膳宏主持的“六朝诗人传”研究班的活动，除川合康三、釜谷武志两位教授外，研究班的成员大多是三十岁上下的年轻人，自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他们每月一次从四面八方赶到京都参加讨论，用了大约三年半的时间，最终完成了六朝时代共计七十九位诗人传记的编撰，配合早先出版的小川环树编《唐代诗人传》，以《六朝诗人传》为名出版。七十九名诗人的传记本文，全部取自正史，不过传记之前有叙说诗人生平、著述的简明提要，传记之后是日语的翻译和注释，其后尚列出参考书目，全书之末，另附“六朝官职名”、“六朝诗人关系年表”。这个体例，据说还是小川环树当年定下的，我想它的好处是：从读者的角度看，这部传记同时兼有资料之用，而对参与编撰的年轻学者（生）来说，这自然是一次很不错的文献练习的机会。
一九七○年，福永光司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组织了一个“隋唐思想与社会”的研究班，主要研究以道教、佛教为重点的中国中世的宗教思想。这个班集合了川胜义雄、砺波护、荒井健、吉川忠夫、荒牧典俊、小南一郎、三浦国雄、爱宕元等日本中国学界的知名文史学家，兴膳宏也在其中，他的《〈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的论文，就是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之一。多年以后，兴膳宏在忆及当年的这个研究计划时还说：福永光司的宗旨，在于倡导一种纯粹学术的、实证的方法，就是从基本典籍的文字解读入手，同时将宗教学理的分析，纳入到一般思想史抑或社会史、文化史的解释中去。而在此之前，还很少有人能像这样把宗教思想的研究，放在一个“综合性的视野之下”。
承接福永光司的思路，一九八六年，吉川忠夫在京大人文研也主持了一个“六朝道教的研究”计划，以陶弘景《真诰》的译注为工作重点，研究班的成员每隔一个星期聚会一次。十年过后，这个研究班的成果之一《〈真诰〉译注》，终于从《东方学报》第六十八册起连续刊出，而与此相关的研究，也先后结为《中国古道教史研究》、《六朝道教的研究》的论文集出版。兴膳宏一直是这个班的成员，他在此期间写下的《初唐的诗人与宗教——以卢照邻为例》、《书写历史中的陶弘景与〈真诰〉》的论文，就分别收入以上两部论集。前者借卢照邻的作品探讨他的宗教思想，对卢照邻精神世界里的佛教、道教因素加上庄子哲学的影响，做了细密的分析。后者则是根据《真诰》对于它所据原始资料的抄手、字体、纸质、书写等状况的记录，得出陶弘景为编纂《真诰》而收集杨羲和许氏父子的墨宝，既是出于对宗教的热情、也是出于对书法热爱的结论，这不但有助于理解《真诰》一书的编纂，也为解释六朝时代道教与书法的关系，提供了不少线索。
兴膳宏在六朝文学特别是六朝至唐宋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成就，早已广为人知，迄今他在日本出版的两部论集《中国文学的理论》和《生于乱世的诗人》，所收论文几乎也都不出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围，这大概也颇能说明他在日本中国学界给自己的专业定位。不过，我却总是觉得他的兼跨宗教与文学两个领域的这些论文，对于六朝以至唐宋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更有拓宽其境的作用，同时我也深信他的这种善于沟通不同学科的方法，可以为后学的良好示范，因为正是在这些论文中，透露出一种变化的端倪。
“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当学术上成熟到了有所定型之后还能努力“变法”，一方面，这或许得益于福永光司、吉川忠夫先后组织的上述两项共同研究计划。在持续数十年的与各个不同学科学者的对话交流当中，用兴膳宏自己的话说，首先是让他补足了关于佛教、道教及其相关文献的知识，这使他原来已经敏感到的诸如作为梵语学者的谢灵运的问题，总算得到一些答案，也使他能够用上类似于《广弘明集》这样的佛教史料，来做《
玉台新咏》编纂年代的考证。当然，在他为岩波讲座《东洋思想·中国宗教思想》卷写的《我与物》、《言与默》等文字里面，更是包含有他的超乎文学史专业之上的兴趣和关怀。
而在另一方面，我想这与他一贯坚持的以文献为本的研究方式也不无关联。正如他在福永光司的研究班里感受到的，基于文献的研究，需要综合性的视野，而反过来看，在现代学科各自树立门户、壁垒森严的情况下，也只有从基本典籍出发，才有可能真正忘却或者说跨越彼此的鸿沟、界限。所以，早在兴膳宏写作他的硕士论文《作为诗人的郭璞》的时候，由于依据的是《晋书·郭璞传》与郭璞的作品等基本史料，因而已经表现出一种能将文学史的研究同思想史、宗教史结合在一起的趋向，他笔下的郭璞，既是为人熟知的诗人兼训诂学家，也是一位精通数术的方士。同样，早在他研究过钟嵘的《诗品》，再为庾肩吾的《书品》做译注的时候，他就体会到一条在他看来是很珍贵的经验，那就是一定要注意文学和其他领域的联系。
我初到京都的那一年，兴膳宏已经搬家到了宇治，每天往来于家和学校电车上的两三小时，他说都用来看法文报纸。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对法国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倒不只因为法国与京都的中国学界一向往来频密，也不只因为他刚进大学时，兴趣还全在法国文学上。八十年代以后，兴膳宏多次访问巴黎，据说他先是去听了桀溺（DINY,Jean-Pierre）讲龙的课和讲《
日知录》的课，听了苏远鸣（SOYMI,Michel）的敦煌图像学、施舟人的天师道研究，后来则是他自己讲中国的文学理论。
一九八二年，兴膳宏拿到文部省的经费首次前往巴黎。一个中国学的学者，为什么不到中国而去法国？他这样答道：生活在历史上长期受着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日本人研究中国，有时很难摆脱中国的影子，但如果换从与中国、日本全然无关的法国或欧洲的角度，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日本，也许能够轻松地将中国当成一个真正的“他者”。这个回答，同他欣赏空海的“异域之眼”的理由一样，都是强调研究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也应该有日本自己的立场、问题和方法。大概基于同一个道理，他也特别看重以于连（Fran峯is Jullien）为代表的法国汉学的新潮流，称赞于连的《无味礼赞》虽以论述中国的哲学、美学为务，可“最终的关怀，却是落实在于他更为切近的欧洲精神世界的问题上”。
吉川幸次郎在一次谈到自己这一代人之所以喜欢唐诗、与年轻一代对六朝诗的爱好有所不同时说道：唐人爱的是感情在一瞬间的燃烧或凝结，六朝人爱的却是一种绵绵不绝的感觉。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刚好遇到文学的情感见火就燃的时代，也就是上田敏的《海潮音》、佐藤春夫的《徇情诗集》的时代”。兴膳宏恰是吉川幸次郎提到的年轻一辈，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他选择研究六朝文学，是否确如吉川幸次郎所说，爱的是六朝诗中的“川流与优游其中的鱼儿、一望无边的原野与翱翔其上的飞鸟”？抑或是六朝诗人生活在短暂和平社会的身世以及埋藏在他们作品中的对于美的异乎寻常的渴求，牵动了他的神经？
中国文学在日本有着相当长的传播和阅读的历史，就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日本不但保存有中国失散已久的许多文献、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古典的和刻本，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学史观。在我的印象中，兴膳宏是非常善于运用日本汉学的这些传统资源的，这使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也或带有能让我们耳目一新的异国情味，不过更重要的，还是有着足够扎实的与之相配合的资料。比如从他对空海的一系列研究当中，就可以看到他对六朝至于唐代文献流传日本并且影响日本汉文学的情形，实可谓了如指掌，这使他能够有效地借助另外一种环境背景来读解中国的古典文学，却又并不诠释过度。
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兴膳宏说，有人从“中国”进入，也有人从“文学”进入，“说到底，我是‘文学’派”。文学并没有国界，中国的，也就是日本的。对他而言，国家不是问题，语言不是问题，专业也构不成障碍。这或许还能用来说明从大学退休以后，他为什么会转而就任京都国立博物馆的馆长，那是一个收藏有很多日本的珍贵艺术品的宝库。
同兴膳宏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到今天也有好几年了。一面回味着那些同他在一起的时光带给我的温暖感受，一面从他送给我的论著中选出十八篇来翻译，翻译的过程，因此充满了问学的也兼读人的愉悦。让我感到愉悦的，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兴膳宏先生的论文其实也可以当美文来读。
说他的论文如同美文，倒不光是说他的确善于布置文章结构，文字清通，还由于他总能在其中注入一份想象力，使得纯粹的学术论文一点都不枯燥，藻思绮合，摇曳生姿。兴膳宏先生常说，资料的精准，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要走近原来生动的历史，恐怕只有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解释《六朝诗人传》为什么要选择正史的内容作为传记主体时，他也这样说过：六朝正史如《
晋书》、《
南史》等等，都不免染上志怪的色彩，它们的记载，与现代实证史学的要求往往格格不入，但是要想懂得六朝诗人的文学，首先要做的，就是将他们的人生再搬回到他们原来生活过的时空：“史书并不能完全展现历史的一切真相，远离历史舞台的后世读者，只好用想象力来弥补现存史料中的缝隙，重新组建历史的原貌。这是艰难的，但也正是读史的乐趣。”
我想，这既可反映他对自己的研究和写作的某种期许，也可说明他在八九十年代主持翻译的书籍，为什么恰好是与他的治学方式、与京都学派的风格看起来并不那么一致的李泽厚的《中国传统美学》、于连的《无味礼赞》。
翻译的工作，断断续续拖了四五年，而起意并得到作者的授权，屈指算来，距今更是长达七八年。让我最感歉疚同时也深受感动的，是在这期间，不止一次地有另外的国内学者向兴膳宏先生提出翻译出版他的论著的计划，可先生都以与我有言在先作为答复，因此没有他的宽容与信任，根本谈不到这一次的翻译出版计划，没有他那么认真、耐心地一篇篇核订译文，就算到了杀青之日，我也还会心存忐忑。
书名直接选用了兴膳宏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一部随笔集《异域之眼》的名字，这比我能够想到的任何书名都合适。
二○○六年二月十七日草，三月二日改定于蓝旗营
（《异域之眼——兴膳宏中国古典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