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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在珠三角的一家织造厂当杂工。杂工当然是做杂事的，也有正事——在印花台上铺好净面的布，待印花师傅们印毕再把布揭起来晾到一边，然后再铺上布，再揭，再铺……如此周而复始，一日又一日。杂事包括——帮印花师傅们洗浆桶，给厨房的煤油灶通油嘴(我通过一次，最后是用嘴吸通的，吸了一嘴的煤油)，替老板洗车，有时也跟车送货。印花师傅们一个个都很大爷，没把我们这些小杂工放在眼里，坚定不移地保持着他们作为师傅高人一等的姿态。印完了布，扯开嗓子喊“杂工，收布啦”。收工时，又喊一嗓子，“杂工，洗桶啦。”我刚进厂时很不习惯，总觉得他们在喊“杂种”。也是初来乍到，不熟悉厂里的规矩，居然想到了要挑战师傅们的权威。印花师傅们叫我杂工，我就装没听见。实在叫得烦了，没好气把厂牌摘下来，递到他的面前说我不叫杂工，我有名有姓。印花师傅把我的厂牌抓过去，顺手就丢进了浆桶里。厂牌毁了!没有厂牌，在这间厂里简直就是寸步难行，进车间时没有厂牌要罚款，出厂办点事，没有厂牌就进不来，保安们都只认厂牌不认人。我曾写过一篇名为《厂牌》的小说，说的就是一个女工不小心丢了厂牌，结果引来了一系列的人生变故。不熟悉珠三角打工生活的人可能觉得我夸大其辞，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在珠三角是屡见不鲜的。厂牌被毁了，重办一张工本费五元，相当于我八小时的工资，还要看文员小姐的脸色。我愤怒了，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表达愤怒的方式，捏紧拳头，做出要和他拼命的样子。这一下就惹祸了，身边立刻就围上来四五个印花工，他们都来自湖北通城，是一方水土里长大的老乡，人手一把印花刀，大有将我乱刀剁死的意思。我说你……你这是污辱我的人格。印花工笑了起来，人格是什么东西?你一个杂工还和老子谈人格?脸上挨了一拳，屁股上挨了一脚。好汉不吃眼前亏，何况我不是好汉，只好老实了下来，心里终是不甘，却也无可奈何。相比之下，杂工的活计里，最好玩的是跟车，虽说上货下货累点，其他时候却是自由的，又可以在外面去透透风。我送货最远的去过坪山，中午还管八块钱的盒饭，比厂里强多了。有时司机偷偷带点货出厂，销赃之后，会请跟车的杂工喝一杯可乐或者吃一根雪糕。我跟过两次车，觉得能跟车真是幸福。
       我是杂工队里消极怠工的两大刺儿头之一，另一位是来自山东的阿标。阿标后来曾进入过我的散文和小说。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会学马三立说相声，还会武术，打架是把好手。阿标和我一样，不怎么买那些印花工们的账，我们俩因此走得很近。其他的杂工大多很巴结印花师傅们，他们的理想也很简单，那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印花工。要想成为印花工，首先就要和印花师傅搞好关系，把师傅们侍候得满意了，趁着管理员不在的时候上手印几刀，这样混上三五个月，就可以跳槽到其他厂当师傅，人五人六使唤杂工了。在我们这个打工群体中，普遍缺少一种群体意识。老板、主管、烂仔、治安……在一切比我们强势的人面前，我们学会了逆来顺受，而在面对比自己更弱的弱者时，我们又都学会了兄弟相煎的把戏。用工友们的话说，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我当时的角色，大约是那种特别小的小鱼吧，在被大鱼们吃的时候，偶尔也干干迫害虾米的勾当。
       印花车间有个杂工组，杂工组有十多名杂工。杂工小队长的长相可用两个字描写：瘦、黑，我们称之为虾米小队长。虾米小队长来自广西，是个厚道人，小学学历，能当上杂工队长，拿四百元的月薪，在他来说算是相当满意了，何况小队长和拉长是平级干部，吃八个人一桌、三菜一汤的干部餐。普通杂工则要排队打饭，顿顿吃空心菜，汤也是有的，那是真正的清汤寡水，有限的几粒黄豆一点青菜在水中载沉载浮，想要捞到并非易事。我在打汤方面颇有天分，每次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打捞到一些黄豆、青菜或者豆腐丁，人送绰号打捞队长。虾米小队长人不错，是个老好人。在工厂，老好人不适合当干部。我有一个文友吴伤，在工厂里当人事主管。发工资时，一些工人不按顺序排队，保安拿脚去踢工人，吴伤劝保安不要这样，说大家都是打工的兄弟姐妹，相互之间要关爱。保安说那你去关爱他们吧。吴伤于是文绉绉地和工人们讲道理，好话说了一筐子，工人挤得更凶了。老板娘因此得出结论，说吴伤这人不行，太老实，不是当行政主管的料。话扯远了，当年我们正是因为看准了小队长是个老好人，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小队长喊收布了，我和阿标躲在布堆后面睡觉。 自从我和阿标成为哥们后，我们的实力大大增强，印花师傅们也不敢扁我了，小队长更加是拿我们没办法。小队长喊了几遍，见我们不理睬，说你们再这样我去告诉写字楼了。所谓的告诉写字楼，就是去人事经理那里告状。阿标冷笑着说你去告状试试?你去呀，我欢迎你去。小队长没敢去告状，招呼着其他几个杂工收布。杂工们说他们两个不收布我们也不收。印花师傅们趁乱起哄，将印花台敲得咚咚乱响，喊收布啦收布啦再不收布就收工了。小队长没办法了，只好答应请那些杂工们喝啤酒，杂工们才满心欢喜地开工了。小队长很为我和阿标而痛心，甚至于有点哀我们不幸怒我们不争的意思了。那天晚上，小队长一本正经找我和阿标谈心，想做好我和阿标的思想工作。小队长说你们俩就这样一直混下去吗?这有什么前途呢?你们为什么就不和师傅们搞好关系，学一门技术呢?这年头，一无文凭，二无技术，就只有当杂工的命了。阿标笑嘻嘻地说他的理想是当杂工队长。小队长把阿标的话当真了，说自己的印花技术差不多了，再练上两个月就去别的厂考印花工。“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一走，你就有机会当上杂工队长了。
       小队长走后，我和阿标捧着肚子笑了半天。其时我们正在计划着怎样离开这间厂。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在蛇口南油工业区某厂当厂长。问题是我们被押了两个月的工资，按照厂里的规定，自动辞职，押金分文不给，如果被炒鱿鱼，工资分文不少。可是厂里轻易不炒人，想让你走，会安排你做一些最难做的事，弄得你吃不消了自动离职。我和阿标合计怎么样让老板把我们俩给炒掉。最后就合计出了一个招，把杂工小队长扁一顿。按厂规，打架斗殴是要被炒掉的，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次日，我和阿标照例是睡在布堆里不干活，小队长来喊我们时，我们就拿广东话来骂他，“丢雷个草海。”在我们的计划中，他肯定要回嘴的，只要他回嘴，我们就扁他一顿。小队长的脸色一下子变了，他愣了一会儿之后，没有再叫我们，自己去收布了。收着收着，忽然就趴到印花台上嚎啕大哭了起来，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事。
       多年以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小队长趴在印花台上痛哭的样子。现在，我在南方的出租屋里写下我的忏悔，我要对小队长说一句：兄弟，对不起!
       从印花厂出来之后，我们去蛇口找我那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在厂门口接见了背着行李的我和阿标，责怪我们不该事先不打招呼就来找他，说厂里不招工，没
       办法介绍我们进厂。我说做杂工也可以。朋友的朋友说杂工也不招。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找工之后，阿标去了东莞，我们从此失去联系，我进了台信厂。
       台信厂的两个老板都是台湾人，当过兵，奉行军事化管理。员工去老板的办公室，要在门外喊报告；厂里厂外，见到老板，要行注目礼。厂里的保安很多，工厂总共才四百多人，保安大约就有二十来个。一个保安队长，个子不高，很壮实，是广东本地人。凶。工友们都怕他。
       厂门口的保安，穿着整齐的保安服，腰间扎宽皮带，挂橡胶棒，脚穿军用皮靴，笔直地站在厂门口，看上去，和我们政府门口的武警差不多。大老板、二老板的车进出，远远地，保安就要敬礼。当时，在我们工业区，台信厂的保安可以说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很多人都想进台信厂，认为台信厂是正规的好厂，这可能与台信厂的保安形象有关。台信厂的厂服也漂亮，穿台信厂的厂服，走在工业区里，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优越感。台信厂除了押两个月的工资外，平时是不拖欠工资的，这也是外厂人想进台信的原因吧。当时我们台信厂里流传过一句名言：“台信厂是个大猪圈，圈外的猪想进去，圈里的猪想出来。”这话不知是哪位读过《围城》的才子想出来的，听起来有些损，也有些自嘲。
       车间门口的保安，负责打卡时维持秩序，检查工人有没有顺手牵羊偷厂里的东西，监督看有没有工人代人打卡，还要负责平时不让工人随便离位。宿舍门口的保安，负责监督按时关灯，不让男女员工串宿舍；早晨晨练时，还要在宿舍检查有没有睡懒觉的，有时还配合队长抽查宿舍。食堂门口的保安，负责维持打饭的秩序。
       台信厂早晨六点要晨练。保安在工厂中间的一块操场上操练，很大声地喊口号：一、二、三、四。打军体拳。工人按不同的车间，分成不同的列队，在操场里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跑。全厂除了大老板和二老板之外，其他人都要参加，主管也不例外。不参加跑步的，抓到一次罚款十元，抓到三次就开除。厂里关于罚款的厂规特别多。在食堂门口有一块黑板，员工们从车间里出来，要做的第一件事往往不是去打饭，而是去黑板上看罚款通告上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厂里有好几个女工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在黑板上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就格外紧张，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只好红着脸去问别人，当然就少不了要受到一些并不恶意的嘲笑。记得有一次，告示中是对一个女工的奖励，奖励她五十块钱，为了什么事现在记不清了，可是那女工不识字，看见有她的名字在黑板上；红着脸问别人黑板上写的是什么。有工友就告诉她，说她帮别人打卡，罚款五十。那位女工当时就急得哭了起来，说她根本就没有乱跑，饭也不打了，急着去写字楼找人事部的主管问个究竟。她一走，大家就哄地笑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笑声是多么的刺耳，我们那得意的神态，又是多么的丑陋。后来那位女工问明白了是奖励她五十块钱时，哭得更加厉害了。人事部的主管不耐烦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拿奖金了你还哭什么哭?
       台信厂生产的是玩具公仔，据说从前厂里经常有工人偷偷把玩具往外带。老板知道后大发雷霆，就买回了一些检测器，车间门口的保安员人手一个，下班打卡时，保安拿检测器在工人的身上照那么一下。当然也不是全照，而是由当班的保安随机抽查。据说，只要身上带了厂里的东西，就会被照出来。我在台信厂做了三个月，从来没有听说过谁被照出来了，也听一些工友们说，这东西其实是老板用来吓唬人的，根本照不出来，不知是真是假。检测器给了一些保安们趁机揩女工油水的机会，他们有时专门检查那些漂亮的女工，在她们身上左照右照、上照下照。还有个保安，喜欢检查女工的厂牌，一本正经地说“你叫什么，你的厂牌号是多少”，手去摘厂牌是假，顺手在女工的胸口摸一把是真。有老板宠着，有保安队长罩着，保安们在厂里很猖狂，经常发生保安打人的事，工人们对保安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当时在台信厂当调油师，所谓的调油师，是台信厂的叫法，在其他厂就叫调色工。调油师听起来比调色工要拽，其实工作是一样的，就是用油漆调出彩绘或喷绘玩具要用的各种各样的颜色。调油部的师傅叫赵书成，是湖北随州人，因为这层老乡关系，他对我一直很关照。我的调色水平很差，复杂一点的颜色就调不来，有两次还弄错了颜色，如果不是师傅帮我搪塞过去，我早就被炒了。刚进厂时，我已身无分文，洗澡干搓，洗衣服也不放洗衣粉。师傅看见了，知道我肯定是没钱了，给了我五十块钱，让我先用着，说是不够了再找他。后来他发了工资，又借给了我五十块。也许在许多人眼里，区区一百块钱是件小事，师傅的恩情，却让我在人情冷漠的异乡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很多年来，师傅的名字像火把一样，照亮着我内心的幽暗地带。
       师傅说油漆里含苯，调油室又不通风，做久了会中毒的。师傅的梦想是当一名雕刻师，他劝我也学学雕刻。当时雕刻师的月薪在二千元左右，调色师才六百。厂里的雕刻师知道师傅想学雕刻，不准他进出雕刻室，防贼一样防着他。师傅很聪明，又有些美术基础，自己买了雕刻刀和泥，有空就练习雕公仔头。他的自学有了成绩，能雕很多种公仔的头像了，而且雕得颇为传神。师傅还没来得及把手艺练到家，保安们就突然搜查了师傅的宿舍，在他的床底下搜出了雕刻刀和雕刻用的泥，还有一些公仔头。这成为了他偷窃工厂财物的证据。师傅说他的泥巴和刀子是自己从商店里买回来的，保安队长问谁可以作证，师傅找不出证人。师傅说他用的泥巴和厂里的泥巴不一样。保安指着那些公仔头说，那这些东西呢?这也是你买的么?师傅说这些公仔头是调色时用过的废品。废品?保安队长冷笑着说，是不是废品谁知道呢?师傅说不信你可以问李文艳。保安队长说，丢雷老毛个草海，李文艳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
       师傅当天晚上就被炒掉了。我帮师傅背着行李，去另外的一间厂里找到了他的老乡，借宿了一晚。师傅离厂时，我还没有做满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我对师傅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钱还。师傅笑笑，让我别把这点儿事挂在心上，又问我还有钱用没有。我说我还有钱用，反正在厂里管吃住，也花不了什么钱。再说再过半个月我就可以拿工资了。差不多过了二十来天吧，我收到了师傅的信，师傅在信中说他在东风工业区打工，还是做调油。
       终于做满了三个月，我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晚上下班后，找到了东风工业区，打算把钱还给师傅，可是没有找到他。我一直欠着师傅的一百块钱。师傅出厂之后，厂里一直没有招到像他那样高水平的调色师。遇到调不出来的颜色时，老板就把我们几个调色工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就会提到师傅。老板问我们知不知道赵师傅去了哪里，想把他再找回来。我对老板说，别说找不到赵师傅了，就算找到了，他也不会回来了。
       故乡的秋天到来的时候，在武汉打工的好兄弟齐得明写信给我，说他在帮中科院的徐工搞公司，希望我回武汉帮徐工管生产。我辞了工，怀揣着打工挣来的八百块钱返回湖北。在广州火车站候车时，几个烂仔拿刀抵着我的腰，用一次打劫为我的第一次南方之行画上了句号。
       2005年1月12日于31区出租屋
       [责任编辑 李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