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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要说的诗人，名叫汪铭竹。我案头是他一生留下的两本诗集：其一《自画像》，收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以及一九三七这三个年度的三十四首诗；其二《纪德与蝶》，收一九三八年五月至一九四二年五月这四年间的三十四首诗。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才知有汪铭竹，才知道他是南京人，生于一九○五年，二○○五年是他诞生一百周年。他于一九三一年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先后在南京的中华中学、安徽中学教书。他从学生时代就写诗，一九三四年首先倡议组织“土星笔会”，同年并创办定期刊物《诗帆》，经常有诗作发表，坚持到一九三七年五月停刊。同年十一月，日军逼近南京，铭竹举家逃亡。
       《自画像》
       《自画像》一集所收，就是在这之前的作品。诗人魏荒弩《隔海的思忆》一文中，提到汪铭竹曾因崇拜鲁迅而遭逮捕，不知是否发生在一九三六年，我是从诗集中一九三六年无诗猜想的。在他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的诗中，还看不出鲁迅对他的影响。他年龄虽属于柔石、殷夫(白莽)那一代，但不具左翼的色彩，属于书斋中人。人的审美与思想倾向有关，但未必是立竿见影那样的直接。而一个人们认为是李金发一路的象征派诗人，却因崇拜鲁迅而坐牢，一方面可见国民党专制统治之严，一方面亦可见鲁迅文字和人格的感召力之强了。
       汪铭竹算不算是李金发一派，我说不清。他早期诗有些喜用文言词汇(介词尤多用“之”字，这是李金发的特点之一)倒是真的。不过李金发文白夹杂往往给人不通之感，汪则不然，他的用词、用典都无可挑剔。他的语感，似更近于废名，然而废名的诗，读来机杼自然，进一步又无从把握，真的像羚羊挂角，那就是禅意了吧。汪铭竹的诗，虽也空灵，却还有意境可寻，时见神来之笔，也不是不明指向。
       比如他写书斋生活的《秋之雨日》，与其说像李金发，还不如说像戴望舒(这样的说法并不贴切，是从读后的感受比附，汪和戴之间有什么渊源，需另外研究)：
       秋天是曳着林檎味的：／落雨的日子／也是篇读不完的小品。／／瓦楞上，无休歇泼着银白的／柔光，于我是无怨尤的：／只惮惧渍湿了蟋蟀之小居。／／焚有檀支香息的书斋，／我将禁足其中，寄遐想于／从破屋顶沥下之雨滴。／／如孀女素穆的天，我也将／以橙黄色之笔触，疏朗地／给写上三两行诗句。／／秋天是有着澹谧的心的，／而落雨天更是篇读不完的小品：／那是属于东方人之灵魂的。
       这是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的情趣，虽在“五四”以后，介于前现代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即使欧风美雨浸润的自由派文人乃至左翼文人，也往往带着这样的痕迹，尽管他们受到来自西方的包括马列主义等思潮的左右，但他们一时洗不净旧文化旧诗词的长期熏陶。引为书名的《自画像》一诗，就呈现了诗人身上的矛盾
       在我纠蟠的发上，我将缢死七个灵魂；／而我之心底，是湍洄着万古愁的。／／居室之案头．将蹲踞一头黑猫——爱仑坡／所心醉的；它眯起曼泽之眸子，为我挑选韵脚。／／将以一只黑蝙蝠为诗叶之纸镇：墨水盂中／储有屠龙的血，是为签押于撒旦底圣书上用的。／／闭紧了嘴，我能沉默五百年：／像无人居废院之山门，不溜进一点风。／／但有时一千句话语并作一句说，冲脱出／齿舌，如火如飙风如活火山喷射之熔石。／／站在生死之门限上，我紧握自己生命／于掌心，誓以之为织我唯一梦之经纬。／／于愚昧的肉食者群中，能曳尾泥途吗：／我终将如南非之长颈鹿，扬首天边外。／／世人呀，如午夜穿松原十里即飞逝之列车矫影，／位在你们的灵殿上，我将永远是一座司芬克司，永远地。
       这幅自画像堪称十分准确地包容了诗人生命的基本素质，甚至如预言近乎谶语。肖像画妙在“毫发”毕现。汪铭竹不止一次写到头发，在扬州瘦西湖《风铃》诗中，就写过“风铃上系住累万的幽魂；／刮风日，好一片萧萧声。／我欲驻足费思量，以发丝／将其——穿起”。而在这里，诗人是要在他的头发间“缢死七个灵魂”了；七个灵魂云云如不是西方典故，则或指“喜怒哀乐爱恶欲”这七情，然而要缢死七情，心如古井亦难，他心底湍流有“万古愁”，这不仅为李白所专有(“与尔同销万古愁”)，而是两千年来传统读书人更是诗人们拂之不去的感情负累与终极关怀。从爱仑坡和黑猫、黑蝙蝠、撒旦等意象，容易联想到李金发，但我们从案头的镇纸、“屠龙的血”，却又在诗人背后看到“诗鬼”李贺的身影。李贺的郁郁中深涵着一种精神的叛离，汪铭竹同样鄙视“肉食者”，要如长颈鹿“扬首天边外”，显示了知识分子不甘臣服于肉食者的孤高。因此，他说“闭紧了嘴，我能沉默五百年”，“但有时一千句话语并作一句说”，闻一多有过那说出来就是“祸”、可又是“火”的一句话，可汪铭竹的一句话是什么呢?“站在生死之门限上，我紧握自己生命／于掌心，誓以之为织我唯一梦之经纬”，这使人想起鲁迅的《野草》，但他以生命织的梦又是什么?也许真成了世人心目中的一个“司芬克司”之谜——汪铭竹于一九四八年去台湾，直至一九八九年逝世，四十年间，“潜心文史哲与艺术，涉猎之广，评述之精，收藏之丰，为友朋中所仅见，外界少有知者”。不仅此也，诗人“来台四十年，不曾著一字，珍惜学问如此”(王士仪为《纪德与蝶》所作跋)；甚至有与诗人相交数十年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和我提到过他写诗与出过诗集的事”(于还素为《纪德与蝶》所作再版序)——他真的“闭紧了嘴”，沉默四十年，虽不及“沉默五百年”之数，在他，却也是终天无语了。他这四十年的心迹，难道不是一个谜?
       汪铭竹一九三四、一九三五的诗里，有些通感纤稂的意象，比早年“画梦”的何其芳更其尖新：
       一张蓝天，愿溺死其中，不眨一次眼。／我心中底柳枝，已绽裂绿痕了。／／血液中，奔腾着雪崩后的山洪；金色／日头，浓郁如波斯贩密售之媚药。／／下午三时的道上，蝶之行军；／行人踩着梦，街之树则一阵阵哄笑。(《春光好》)
       初恋味；刚浸在胰子汁中／的手，握着一尾青灰色的鳗鱼。／／仿佛十五根骨茎的扇面，一息展开，／一息又折起；恋情之红色泛于颊上。／／怯生生的，山羚羊底眼：不敢／多看一忽儿，怕惹起一串心跳。／／吹五个晕圆的烟圈，到她底发林里：／则是对灵魂上之古歌的叫绝。(《初恋味》)(邵按：首句中的“胰子”指一种土制的肥皂，今之肥皂初入市场时，人们名之日“洋胰子”。恐年轻人已不知，特为注出。)
       汪铭竹还有些小诗写城市生活，写女性身体涉及性的暗示，如《乳》、《手》、《手提包》、《三月风》等，在当时也是对旧礼教的挑战，不过笔下有节制，且尽量寻求美感，与时下一些浓盐赤酱之作大异其趣。
       当年的汪诗却不仅如上述写青春的脉动，迷惘与闲愁，也有像《人形之哀》这样的理性反省：
       我之心已成群鼠之巢穴；／将任其跳梁，无呵责之勇气。／／空着手，藏自己于暗
       处；火炬／已远了，在他人之掌握中。／／或将翱翔于永无樯桅之海洋上，／伤见自己荚之姿影而沉没。
       无论这是针对自己或某一知识分子群体，都不失为痛心的针砭和警醒：希腊少年临流照影终于溺死，变成了水仙花，然在永无樯桅的海上因自恋而沉没，则是可悲的命运。
       在不知为什么空过了一九三六年以后，一九三七年的第一首诗题为《孤愤篇》，仿佛换了一副歌喉：
       豺狼当道，我愿为土拨鼠，／钻土牢而自囚。／／向后羿(邵按：此处有脱字，疑为“借”)箭，我将射落红日／入大海，反正它早已失去了热力。／／就随四下冥黑不辨五指：我要／唤起屈原，让其随我身侧而放歌。／／或也蛟龙吸水上天来，我也不造／方舟；听群氓为鱼，为虾，为龟鳖。／／吁，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那时候，／我或将扬一扬眉棱。
       不知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句古语，是否即诗人千万句并作的一句话，果然，则“沉默五百年”只为等“王者兴”，至少会让今天的读者失望了。
       不过，诗人那时也未必真作此想。他还是想遁入书斋，他要做个手上无血腥的猎人，纵横于书架，跋涉其间斩荆棘而前行，以烟草为火炬，照着“古(往)今来之精灵，乃我之捕猎物”(《白手之猎人》)。
       然而，也许是时代的呼唤，诗人在这第一本诗集的最后一首里，发出了昂扬乐观的声音。
       子夜向长空吐气如虹，散作／满天星；每颗星上，都系住我一句话。／／待拂晓一帆风顺，群(星)将落入大海；明朝，／看长江澎湃，一叠波里就是一簇星光。
       在无权无勇的书斋中人，豪言壮语要打多少折扣?
       《纪德与蝶》
       打开汪铭竹的第二本诗集，《纪德与蝶》，他已从南京逃难几千里到了贵州，看他一九三八、一九三九诗末的注，是住在山城铜仁后水门，暂得一时之栖，“如今我傍城垣而居，／有青山拥到门前；／大清早有人吹起／牛角号，其声呜咽。”这时他“想念江南蓝天底下时的乡土；／斋中卷册已扫地，四壁里蜘蛛／遗下纵横咒文。对这／行云流水，／我不敢再做白日梦”。而在多雨的日子，他说，“我想念一个响晴的天；／蓝天下，看我们铁鸟去长征”。
       日本侵略造成的国难，令汪铭竹的诗风出现了自觉的转变。他在《死去的诗》中说，“嵌着云母石的诗句，／已成为隔世之事了”，因为如他在写给诗友李白凤的《迎风曲》所说，“空举首望蓝天如梦；／春天呀，已没我们的份。／塞北龙卷风， 自我心上／一柱柱卷起……”
       天下事大有可为，／且看你今后之身段了；／或跃马而前，／抑或叠足而歌。／／岂止狼烟十里，／如水愈深，如火愈热；／然而狂歌可以当哭，／岂不终胜于奴才之笑脸。
       诗人不再沉湎于书斋中的狩猎，他愿把自己的一份力量汇聚到保卫民族的战争中去。他从铜仁走到贵阳，在中华路拐角处开办一个小小的“白鸟书屋”，既是为了谋生，又是以文会友。宏大叙事开始出现在他的笔下。一九四○年秋冬，他写了《中国的春季》为南宁之战祝捷。不仅是民族感情，还有人道主义情怀，使他在全世界的背景上回望中国，并对前途满怀着希望：
       中国，背负着人类的／十字架；以百年的／含垢忍辱，以血，／戴上了这顶荆棘的王冠。／／这是为人类最后的一战；／我们懂得爱，懂得憎。／三日过去了，基督／似墓中复活升了天。／／中国的秋天过去了，同样，冬天／也过去了。人类中所有／善良的灵魂，快洗净你们的／手吧，来迎接中国的春季。
       汪铭竹以世界的眼光观照世界，一九四○年初在欧洲，战火也已因希特勒的挑衅而燃烧，诗人以特有的方式表达他的心情：“吁，世界正衣败絮行乎荆棘，／焉得并州快剪刀。”紧接着，他写了《纪德与蝶》、《给萧邦》、《法兰西与红睡衣》、《彼得的归来》，以及《百年椰叶经文》、《女王万岁，再见》和两首关于印度的诗，取材于别国的现实或历史，乃至圣经故事，有的直接触及反法西斯战争，有的写出了超越时事的关怀。
       《纪德与蝶》是汪铭竹诗中篇幅最长的一首，较充分地体现了他的功力，他更以此命名他的诗集，也可见他自己的重视。法国大作家纪德(一八六九——一九五一)，著有《地粮》(又译《新的食粮》)、《窄门》、《伪币制造者》等，曾获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一生喜爱蝴蝶，二十五岁时到非洲旅行，一路带着捕蝶网和标本箱。三十年后，他要完成少年时的计划，怀着对非洲那片土地的向往，照旧带了捕蝶网和标本箱，启程去法属刚果。然而，现实粉碎了他不现实的美好憧憬，他看到了过去忽略了的当地人民的苦难生活。回国后，他在一九二七年出版了《刚果纪行》，如实地揭示了他亲眼看到的一切。
       汪铭竹以《纪德与蝶》一诗的前半，铺排了非洲极具特色的动植物包括各样斑斓蝴蝶以及同样色彩缤纷的民俗风习，然后急转直下，写出了纪德此来的痛心发现。全诗如下：
       热情的细网，重又络住他彷徨的心．纪德／向非洲发掘新的食粮去，蓦地像／春天往他身上扑来，于是开始了蝶的猎狩／／他说，这是一种青年时的计划，在老年时／才实现。向往着这簇新的世界，已经／二十年，或许三十年了，仿佛一支隐秘的梦。／／非洲诚然是块迷人的土地：有绿色大蛇，／有羚羊，有庞大的纸草田，灰色蜥蜴与大白鹭：／古代白蚁居室，如座圆圆的矮山丘。／／木棉树，旅人树，棕榈树，像象耳般大的／巨大的羊齿类寄生；鳄鱼身上，是多好的／美的斑纹，野火烧过的荒野上，有狮子来往。／／魔鬼一般的孩子们，头顶上插着一翎大羽毛，／美的上肢之女人，髁骨上响起金灿灿的铜环：／并以棕榈纤维编成短短的裙。此外，还有文面的土人。／／凌压在这一切之上的，非洲更是蝶之王国：／大的燕尾蝶，蔚蓝色，珍珠色，硫磺色嵌着／黑的斑点，有的翼背上更闪灼金光……／／但不久纪德的坏时辰到来了，他的热心／照射了非洲的空间，他闯入后台．扯开了／炫目的布景，在那里他目击了丑恶与可耻。／／孩子们赤裸着上身，没一片布。生疥疮，生癣，／生痢痢，象皮症，瞌睡病，像播种落在／每个人身上。死亡牵起手，拜访着家家。／／全像没有牧者的愁惨的人畜呀，女人在／雨淋下漏夜给修着汽车路。割树胶者／已是被榨干的橘，剩下了空的皮壳。／／太重的徭役，土人全都逃往荆棘中去了，／如一只只被猎逐的野兽。部落抛下了，乡村／抛下了，自然更顾不了家庭与耕种。／／一举眼，荒芜的田成了一片柴草。蛰伏在／向无人居的洞穴中，以草根果腹。在荆棘中，真理有／何等昂贵之代价呀，一个土人头，目如是说。／／于是从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纪德深深诅咒／自己着了魔。眼光失却了新奇的感觉，忘了蝶，／忘了长柄的捕蝶网；终于他冲出谎言的黑屋。
       不难想象，诗人该多么痛切地写道：“在荆棘中，真理有何等昂贵之代价呀”，“终于他冲出谎言的黑屋”。时为一九四一年三月，苏联与日本订立了承认伪满洲国
       的所谓中立条约，大后方的舆论沸沸扬扬，而纪德于一九三六年参加高尔基丧礼后，对苏联社会感到失望，写了有类《刚果纪行》的《从苏联归来》(Retour L’U．R．S．S．一九三六)，此时也有了中文译本，经营书屋的汪铭竹或已先睹，那么，这容为他写《纪德与蝶》的背景之一。不过，即使我的这一猜想落空，我们仍可从这首诗中，得出远远超出谴责法国殖民主义这个意义之外的启示。
       尽管在欧战战场上，波兰已再次沦亡(《给萧邦》)，法兰西也被纳粹打败(《法兰西与红睡衣》)，但诗人对于抗战中的中国，对于人类反法西斯的事业抱有胜利的信心。他不仅写了《空军颂》、《谢晋元将军之死》，而且引入叙事，写下《大战行进中一插曲》，诗前据中央社专电转发“纽约州布罗克林城讯，此间中国洗衣店主人李某，顷在门前张贴歇业广告一则，文白：‘顾客钧鉴，……现大战方酣，余已欣然投效美国陆军，别矣诸君。’李复另贴广告一则，请顾客向另一洗衣店领取衣服云云”：
       一杯水，怎么扑灭一座火烧的森林；／则一所洗衣店，怎么使成千咸万人的／衣着洁白，当法西斯匪徒罪恶的／烟囱，昼和夜，喷出一柱柱漆黑污烟。／／你是一切有血气的人之拔萃，／祖国五年烽火炼就你成块／精钢。世界的大洗濯店开幕了／你投下你所有的资本。／／飞行的正义书卷，在高空航行：／这是众秕糠从米粒中簸去的日子。／你响应这号角之呐喊，去仇人血海中，／为万民洗下万代衣着，洁白如羊毛。／／我们心上不复有折叠的忧郁，／因为已为你之热情所烫平；／你更为我们擦去一切的眼泪，／使眼明亮如水晶，看野蛮时代过去了。
       这是有别于闻一多当年《洗衣歌》的新“洗衣歌”。这位“看过去日子隔一重重雾／竟想不起自己曾纺织过的梦”(《秋》)的诗人，其实还是有梦的，那是全人类休戚与共的佛心：“……人呀，何不／记起在行星上，我们都是同行过客。”(《百年椰叶经文》)“为明天我有一座彩画的梦，无数／心跳，及一张永远青春的笑脸。／／半夜人静时，我偷偷抽出血来／给它供养，对夜空许下天大的愿。”(《向明天》)是民族的和人类的苦难，使诗人从小我走向大我，从温和走向坚强，他看到中国“射出潜伏五千年的战斗力量”，“这次是温和与强暴战，谦卑博爱与骄傲／和暴力战；我们掷出手套，让血以血来洗。／／我们先人类而受难，我们流徙，我们／死亡，将灾难的地球扛在我们肩上。”(《世界落日中的龙》)“谁再想蒙住我们的眼，／扼我们的喉；他亵渎的／手，将被砍下如谷穗。”(《中国与海》)
       用我们习惯的言语，可以说，汪铭竹这时已经从单纯的诗人、学者，变成为战士——诗人。他惜耶稣门徒彼德被暴君尼禄杀，害，说“至今血色犹殷红，／一条殷红带子紧紧束起这座地球”(《彼德归来记》)。可惜这本诗集结束在一九四二年夏，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其后的作品，更不知道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以后，这位对战后中国过分乐观的诗人，是不是也像许多人一时陷入幻灭的痛苦?
       我们只知道，他在一九四八年挈妇将雏去了台湾，并且从此“不著一字”，从未与台湾诗坛交往，保持了四十年的哑默。
       大陆上重新出现汪铭竹这个名字，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一日《文汇报·笔会》发表的诗人魏荒弩《隔海的思忆》。他提到汪铭竹原名宏勋，以字行。在一九三四年南京“土星笔会”和定期刊物《诗帆》时期，主要成员除汪铭竹、常任侠、张铁昭、侯佩伊、滕刚、艾珂等人外，还有孙望、程千帆、沈紫曼(祖菜)、李白凤、滕固等。一九三九——一九四○年之交，魏荒弩在贵阳的白鸟书屋与店主人邂逅，一见如故，遂成无所不谈的朋友。一九四三年，魏荒弩在昆明跟邱晓崧合编《枫林文艺》，汪成了这个丛刊的基本撰稿人。同时魏、邱还以诗文学社名义编辑一套“诗文学丛书”，第一批计划出十册，首先定下来的有曾卓的《门》，力扬的《我的竖琴》，其三就是汪铭竹的《纪德与蝶》，后者一九四四年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
       魏荒弩的文章原指望汪铭竹能回大陆欢聚，不料盼来的，却是他已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在台北逝世的噩耗。一九九O年，铭竹先生的儿女遵母亲俞俊珠女士之意，在台北重印了《纪德与蝶》，分赠海峡两岸及海外诗友和现代文学爱好者。据说一共印了四百册左右，其中一百册寄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转赠(我手边的一册，就是经舒乙先生转来的)。一九九一年七月号《香港文学》刊登了封面书影。
       汪铭竹早期诗集《自画像》，久已绝版，精研新诗目录学的学者刘福春先生提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藏书的复印件，魏荒弩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九月写了小引，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在一九九三年十月出版。书后附录了魏荒弩、杨昌年、周伯乃、莫渝诸氏的评介。
       这两本书所收，就是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汪铭竹先生的全部诗作了。数量无多，但我读后却是“一见倾心”，一方面它在诗的内容和形式、意象和境界方面提供了若干新的原创的因素，一方面它又是一个诗人从书斋走向现实世界的心灵史。
       据魏荒弩说，汪铭竹的诗，除相识者索稿外，“从不轻易示人，更不向报刊投稿，他本人也从不与文艺界来往”(原来在去台湾前就是这样的性格和作风了)，而从汪氏子女赠书的函件中，获悉诗人抗战胜利后重返南京，还曾创立“诗星火”诗社，然则他只是不与主流的“文艺界”来往，并不拒绝与知音诗友的切磋了。他留下的诗，比起一些经常收入各类选本流传的诗作来，绝不逊色。其诗在九十年来现代文学史、诗歌史中应处怎样一席，可以由专家学者从长计议，但我以为，今天的诗歌研究者、诗歌爱好者，应该有更多的机会披阅这位不无神秘的孤高的诗人的作品，以亲近他的心，聆听他的声音，不该任其堙没。
       考虑到他的诗流布极少，我在这里多引用了全文，就为这个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