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哥刺在忽必烈封王诸子中，“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地位十分尊荣，但年来及而立而身死，且死因不明。只有郑思肖《大义略叙》明确记载他是因谋篡父位而被忽必烈所杀。结合史料中的其他记载，笔者认为忙哥刺在任安西王、秦王期间，确有不臣之心，他的死一定和汗位之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郑思肖的记载是可信的。
关键词：安西王 忙哥剌 《大义略叙》
忙哥刺(又译作忙阿刺、忙兀刺、忙安、忙哥歹、莽噶拉、莽噶拉木、孟克等)乃元世祖忽必烈正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即《史集》所载“察必哈敦”)所生第三子。察必皇后共生四子：长子朵儿只、次子真金、四子那木罕。朵儿只早死，真金中统二年(1261)被封为燕王，但一直到至元十年(1273)才得以册立为皇太子，明确了汗位继承人的身份。那木罕至元三年封北平王，八年，建幕阿力麻里镇戍，十二年为诸王昔里吉劫持以人海都，十九年改封北安王，赐印，二十一年被遣归朝，大德五年(1301)薨。四子中，忙哥刺于至元九年被封为安西王，授螭纽金印(二等印)，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次年，益封秦王，别赐兽纽金印(一等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富邸。“一藩二印，两府并开”，一人封二王号，掌二金印，这在世祖封王诸子中是独一无二的，可见安西王忙哥刺的地位十分尊荣。至元十五年冬，忙哥刺死。十七年，其子阿难答袭封。阿难答及其子月鲁帖木儿与元廷的关系，史书有明确记载，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但忙哥刺任安西王七年期间，他和朝廷，和其父忽必烈之间的关系如何，忙哥刺因何而死，学界尚无专文讨论这一问题。结合史籍中的相关记载，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忙哥刺之死，一定和汗位之争有关。笔者欲就此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一
忙哥刺的生年不详，卒年是至元十五年，死时具体多大年纪，尚不得而知。但商挺至元十年出任安西王相时，忽必烈曾对他说过：“王年少，河迤西尽以委卿。”说明当时忙哥刺年龄大约二十来岁。那么忙哥刺死时当不会超过30岁。忙哥刺之死，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其死因，只说“王薨”，“卒”。王宗维先生认为忙哥刺是“病死”，但并未指出史料来源。查史书未见忙哥刺死前有生病、治病的相关记载，所以“病死”之说似嫌证据不足。那么，忙哥刺到底因何而死?让我们先看看《心史》中的相关记载。
郑思肖在《大义略叙》中有如下一段话，这是笔者所见关于忙哥刺死因非常明确的唯一记载：
忽必烈有三子，长曰真金，次曰户合真，又次曰议谷泸。僭封户舍真为安西王，据镇长安。尝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
郑思肖所说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的忽必烈三子之一户合真，当即忙哥刺无疑，则忙哥刺是因为密谋篡夺汗位，事情败露后被忽必烈杀死的。那么郑思肖的说法是否可信，这又牵扯到其所著《心史》的真伪问题。郑思肖《心史》究竟是不是元代史籍，还是明末清初的南方遗民为寄托民族大义而假借郑思肖之名杜撰出来的伪书，学界尚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心史》的真伪，在没有形成定论之前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书中所载元代历史的一些细节，如果能够找出相关的其他史料作为佐证，则其记载应当是可信的，至少关于这些细节的记载，可以作为珍贵的元代史料来使用。杨讷、陈高华、陈福康等先生就认为《心史》并非伪书。钟焓也认为，“《大义略叙》可以确定为一篇史料价值很高的元代文献”，其说甚是。
郑思肖与忙哥刺是同时代人，《大义略叙》写于至元十九年，修改于至元二十年，距离忙哥剌卒年只有四五年的时间。对地位仅次于太子真金的安西王忙哥刺的死因，郑思肖是关心的，也是有所了解的；此外，他撰写《大义略叙》，是因为“叛臣在彼，教忽必烈僭俾南儒修纂《大宋全史》，且令州县采访近年事迹，又僭作《鞑史》，逆心私意，颠倒是非，痛屈痛屈，冤何由伸”，因此要还原历史的真相。与蒙古统治者有关大汗的家事或密闻“非可令外传”的习俗(这正是元朝史书中看不到忙哥剌死因相关记载的重要原因)相比，作为南宋遗民而又具有强烈爱国情结的郑思肖，对蒙古统治者有着强烈不满的心理，才将忽必烈家族的“丑事”如实记载下来。那么，郑思肖的记载是否真实可靠?史料中还能否找出一些相关的佐证呢?结合相关记载，我们不难发现，忙哥剌在任安西王期间的确对汗位心存觊觎，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二
封王后的忙哥剌为自己建造的王府宫室，尽管有忽必烈的心腹、京兆路总管兼府尹赵炳“裁制”，但王府宫室的建造规格以及名称，仍然体现出这位藩王的不臣之心。
早在至元五年，刘好礼即向忽必烈建议，认为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镇之，并且宜“创筑都城”。至元十年，忙哥刺开始营建王宫。史载宫室“营于素浐之西。毳殿中峙，卫士环列，车间容车，帐间容帐，包原络野，周四十里。中为牙门，讥其出入。故老望之，眙目怵心，赍咨啧啧，以为有国而来名王雄藩，无有若是吾君之子威仪盛者”；“土木之工，雕楹绘墉；朱尘绮疏，匹帝之宫”。“匹帝之宫”说明安西王宫殿可以和元大都的宫殿相媲美。这并非溢美之词，让我们将二者进行一番对比。
元大都宫阙正殿大明殿的建造时间，史书记载不一。《元史·世祖纪》载，至元十年十月，“初建正殿、寝殿、香阁、周庑两翼室”。“十一年春正月己卯朔，宫阙告成，帝始御正殿，受皇太子诸王百官朝贺”。据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元大都的宫阙是至元十年开始建筑，至次年告成。但《
南村辍耕录》中却明确记载：“正衙日大明殿，日延春阁。……至元八年八月十七日申时动土，明年三月十五日即工。”相对明朝史臣编纂的《
元史》来说，《
南村辍耕录》的作者陶宗仪是元人，并且关于元大都宫阙的记载非常详细，数据也很精确，记载大明殿建造的时间也精确到了动工之日的具体时辰，因此陶宗仪的记载应该不会有误。那么，大明殿应该是至元八年八月至次年三月建成的，这与姚燧“匹帝之宫”的说法在时间上也正相吻合。
大明殿有正殿11间，“东西二百尺，深一百二十尺，高九十尺”；殿后廊柱7间，“深二百四十尺，广四十四尺，高五十尺”；其后有寝室5间，东西夹室6间，后连香阁3间，“东西一百四十尺，深五十尺，高七十尺”。据此，大明殿的殿基约为200尺×410尺，长宽比例约为2：1。元代的尺度大抵承宋代三司布帛尺之旧，约合今31厘米，若按元代1尺约合今0.31米计算，则大明殿殿基的长、宽应为127米、62米(实际数字应稍大些)。殿基的高度为十尺，约合3米。这是大明殿殿基的长度、宽度和高度。据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发掘，安西王府遗址正中宫殿殿基的长、宽、高度，约为185米、90米、5米(或更厚，其中2米已深入地表下)。长与宽的比例也约为2：1，与大明殿比例相同。与一年之前即已建成的元大都宫阙正殿大明殿相比，安西王宫正殿殿基，无论长度、宽度还是高度，均超出大明殿的殿基。一位藩王的王宫正殿殿基，超出了皇宫正殿殿基，按照封建礼制，这无疑是明目张胆的僭越，这不正体现出忙哥刺这位藩王的不臣之心吗?
不仅殿基超过了皇宫，就连宫殿的名称，忙哥刺也以大汗自居，俨然视自己为封国的皇帝。
斡耳朵乃古突厥语(ordu)，后移植到蒙古语(始读作ordu，继读作ordo)和波斯语中，是“营帐或宫殿”之意，是蒙元大汗才可以拥有的，而安西王的京兆和开城王府，竟然也被称为斡耳朵。嘉庆《成宁县志》载：“旧志云，元世祖封其子忙哥刺为安西王，开府京兆，今名其城为阿尔垛，即今斡耳垛社，故址犹存。”《清一统志·西安府》亦云“俗名其地为斡耳垛”。解放前伪西京筹备委员会陈子怡曾对安西王府进行过考查，并撰有《西京斡耳朵考》一文，称安西王府遗址，“俗名达王府”；“元代安西王之斡耳朵，大约东西南北当以五六里(华里)为度”，“中间是王宫”。直到今天，当地居民仍称王府遗址为“达王殿”，又名“斡耳朵”。作为藩王忙哥刺，忽必烈的诏书中明确称其王府为“宫邸”，安西王府还要取名为“斡耳垛”，这分明是越制了。不仅如此，安西王府城角的构造也破费心机，“城的四角均向外突出，突出部分的平面近半圆形，直径在29—30米左右”。@据辛玉璞研究，这种半圆形的城角，属于现代军事学的“环形防御”原理，从设计的主观动机和军事攻守的实际效用来看，正体现出了忙哥刺的“不轨之心”。
此外，安西王宫之华丽，按照马可·波罗的描述，也不亚于元大都的皇宫宫殿，甚至是“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考古发掘的建筑材料残片，有灰色和黄釉板瓦片、黄釉琉璃瓦片、黄釉龙纹滴水瓦片、黄釉龙纹圆瓦当、三角形龙纹和花叶纹滴水瓦等，还有线雕的石刻残片，门道中有石础和铺石。王宫大殿的台基是以土和瓦砾相间夯筑的，夯土每层厚0.08－0.1米左右，然后再铺一层瓦砾，厚0.02－0.03米许，铺得很平整(经过夯打)，整个台基就这样一层夯土一层瓦砾夯筑起来。用这种方法夯筑的城墙，从坚固程度和防潮作用来看，都较唐代(大明宫)殿基的筑法进步了许多。难怪马可·波罗来华游经京兆府时，就对安西王宫大加称赞。他说：“城外有忙哥刺王的宫。宫很华丽。我就要告诉你们了。宫在一个大平原上。到处有川河、湖沼、源泉。宫的前面有一很厚很高的墙，周围有五迈耳(miles)，建筑极佳，并设的铳眼。墙里有许多野兽飞禽。墙围之中央即王宫。宫很大并很华丽。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宫里有许多伟壮的殿，同美丽的房屋。到处皆油漆绘画，用金叶、蔚蓝和无数的大理石来装饰。”从王宫遗址残存的建筑材料的残片和台基的夯筑方法，以及马可·波罗在看到过大明殿之后，对安西王宫殿还发出“比这再好的是没有了”的感叹，我们不难想象出元代安西王宫是何等的雄伟壮观与华丽坚固。
而开城王宫的壮丽程度，从考古发掘的建筑材料也能体现出来。1985－1992年，开城文物工作站对开城安西王府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发现遗址台地田埂边堆积有琉璃砖、瓦、瓦当、滴水、脊饰以及板状忍冬纹、草叶纹墙面装饰材料残块。其中出土的琉璃瓦、瓦当、滴水，分瓷胎和陶胎。陶胎主体以高浮雕龙纹，上舌上卷，三足三爪。有描金，鎏银，反映出安西王开成府宫殿建筑级别高，规模宏大，金碧辉煌的气势。京兆和开城，一个是冬驻地，一个是夏驻地，在忙哥刺看来，就是要将其建造成封地内的大都和上都，这不正是忙哥刺不臣之心的体现吗?
三
至元十五年十一月，忙哥刺薨。忙哥刺死后局势的变化，尤其是王相赵炳被杀事件，则明确告诉我们，安西王府和元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非常尖锐。让我们先来看看赵炳的情况。
赵炳“甫弱冠，以勋阀之子侍世祖于潜邸，恪勤不怠，遂蒙眷遇”，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深得忽必烈的信赖。至元九年，忽必烈因“关中重地，风俗强悍”，因此选派“刚鲠旧臣”、心腹赵炳出任京兆路总管，兼王府府尹。同时，安西王府宫室的营造，必须“悉听炳裁制”，这实际上是要赵炳而不是忙哥刺本人做官室建造的总负责人。赵炳的选派和负责王府宫室营造，说明忽必烈似乎并不完全放心其子安西王忙哥刺。情况的确如此，《元史·赵炳传》记载：“王府吏卒横暴扰民者，即建白，绳以法。”说明在日常政务开展过程中，安西王府的属官对赵炳的工作并不是完全支持的，甚至可能是起阻挠和破坏作用的。设想如果没有安西王的支持和纵容，王府的属官怎敢与忽必烈委派的王府府尹相对抗?而赵炳因为有忽必烈的支持，所以在禀告忙哥刺之后，“横暴扰民”的王府吏卒才能被绳之以法。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赵炳既是辅佐忙哥刺的朝廷重臣，同时也是忽必烈监管王子的心腹，对此忙哥刺应是心存不满的，这从后来发生的事情也能体现出来。
至元十四年，也就是忙哥刺死前一年，赵炳被加封为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这是继商挺和李德辉之后的第三任安西王相，说明赵炳在安西王府的权力被加强了。同年，安西王奉命北伐，其驻兵基地六盘守者构乱，赵炳自京兆率兵往捕，元恶授首。十五年春，六盘再度发生叛乱，赵炳复讨平之。六盘山是忙哥剌开城王府所在地，也是忙哥刺的驻兵基地，从军事意义上讲，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安西王府，自然是忙哥剌苦心经营的重点；忙哥刺刚刚离开王府北伐，六盘山就接连发生两起军事叛乱，而这个时间又正好在忙哥刺死前一年左右；这两起军事叛乱，又都是忽必烈的心腹王相赵炳从京兆率兵前往平定的，赵炳本人又是在忙哥刺死后被王妃鸩杀的；郑思肖说忙哥刺是“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综合这些因素，不禁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六盘山驻兵叛乱，干脆就是忙哥刺北伐前的精心策划?即便不是这样，其中也是疑点重重。
至元十六年秋，赵炳奉旨入京，忽必烈于便殿召见赵炳。《元史·赵炳传》所载君臣之间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
帝劳之曰：“卿去数载，衰白若此，关中事烦可知已。”询及民间利病，炳悉陈之，因言王薨之后，运使郭琮、郎中郭叔云窃弄威柄，恣为不法。帝卧听，遽起曰：“闻卿斯言，使老者增健。”
主政关中数载，竟使赵炳衰老许多，这其中的因由也许只有忽必烈最为清楚。当听到赵炳谈起忙哥刺死后，郭琮、郭叔云准备“恣为不法”时，忽必烈大吃一惊，由“卧听”而“遽起”，说明他对安西王府的动向非常关注，这也是他一直不放心忙哥刺的心理的自然反映。因为赵炳最熟悉安西王府的情况，又是自己的心腹大臣，于是忽必烈立即改派赵炳为中奉大夫、安西王相，兼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课程屯田事，余职如故，令乘传偕敕使数人，前往平定六盘之乱。忽必烈的做法显然是进一步加强了赵炳的权力而削弱了安西王府的权力，目的是为了控制安西王府，稳定局势。但赵炳一到六盘，即被王府囚禁，很快便被王妃毒死于平凉狱中。赵炳被王妃鸩杀，说明数年来他和王府之间累积的矛盾和冲突已尖锐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也说明他是安西王府实现政治意图的最大障碍，因此安西王府必欲除之而后快。而王妃敢于公然鸩杀赵炳，说明安西王府是早有所谋，是做好了相应的斗争准备的，其实质则是安西王府对朝廷不满的公然宣示，也可以说是对忽必烈的一次公开挑衅。
赵炳死于至元十七年三月，此案由忽必烈亲自审讯，并且时间长达四年多，这充分说明赵炳事件的复杂性以及忽必烈对忙哥刺死后安西王府动向关注的密切程度。案件审理的结果，自然是郭琮、郭叔云被正法，但商挺墓志所载王府女奚彻彻死前的供词，却牵扯到安西王府首
任王相商挺及其子商王献，这又使案件进一步复杂化，并引起忽必烈的震怒。忽必烈震怒的背后，是商挺辜负了他的信任和厚望。商挺也是忽必烈的潜邸旧臣，自然也是忽必烈的心腹。至元十年王相府设立伊始，商挺便被忽必烈任为首任王相。忽必烈曾告诉他“河迤西尽以委卿”，足见忽必烈对这位王相寄予了何等的信任以及何等殷切的期望。但数年之后，商挺在安西王府的所作所为却招致忽必烈的怀疑，并最终被治罪。至元十四年，世祖诏忙哥刺北征，忙哥刺命王相商挺曰：“关中事有不便者，可悉更张之。”表现出他对商挺的高度信任。如果说这不足以说明商挺和安西王之间的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忙哥剌死后，商挺在王妃授意下两次请求忽必烈让阿难答嗣位，同时自己又是王妃擅杀赵炳事件的涉案人，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商挺和安西王之间的关系绝非一般。在发现商挺已失去了对自己的忠诚而站到安西王一边后，忽必烈召挺，“拘于赵氏，王献下狱”，后因商挺年事已高，加上诸儒纷纷说情，最终“不可全以无罪释之”而“籍其家”。
赵炳从至元九年任京兆路总管、安西王府府尹开始，到至元十四年，加镇国上将军、安西王相，其后两度平定六盘之乱，忙哥刺死后又向忽必烈面呈郭琮、郭叔云恣为不法事，再到以钦命乘传偕敕前往六盘收拾乱局，最后被王妃鸩杀。八九年间，赵炳的表现的确不负忽必烈所望，体现出他对忽必烈的耿耿忠心。赵炳个人地位的不断上升，权力的不断加强，终因与安西王府矛盾的白热化而被杀，折射出以忙哥刺为首的安西王府和忽必烈之间的矛盾不断升温乃至激化。商挺作为忽必烈非常信任的潜邸旧臣，最终却被安西王府利用，这背后除了忙哥刺及王妃恩威兼施的竭力笼络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安西王府与元朝中央政府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结果，从中也能折射出忙哥刺势力日渐坐大，对汗位已构成严重威胁。
四
既然忙哥刺和忽必烈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那么造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领兽纽金印的安西王忙哥刺，地位如此尊荣，还会对自己的大汗父亲心怀不满呢?让我们先来看看忽必烈正后所生诸子的封王及立储情况，这是解决忙哥刺和忽必烈之间冲突的关键所在。察必皇后所生四子中，除了早死的朵儿只之外，真金、忙哥刺、那木罕三人中，忙哥刺封王最晚。这其中的玄机，王宗维先生分析得很有道理：
中统二年真金封燕王时，皇太子尚未确立。至元三年封那木罕为北平王，四年封忽哥赤为云南王，六年封奥鲁赤为西平王，而真金之后的忙哥刺迟迟不得受封，而在《世祖本纪》等书中忙哥刺依次排列为第二，并未见有任何受贬之事。其不得受封的原因，正是忽必烈在考虑谁当立为太子，为汗位继承人的问题。直至刘好礼建言“陕西重地，宜封皇子诸王以图之”后，忽必烈仍未授忙哥刺以安西王出镇，而以亲王镇之。所以，对至元五年至九年十月前，忙哥刺以亲王镇京兆，开府期间，仍是皇太子的候选人。直至立真金为太子的大局已定，发布诏书前数月，先宣布封忙哥刺为安西王，使安其心；真金立为太子后，益加封忙哥刺为秦王，先赐螭纽金印，后赐兽纽金印，“一藩二印，两府并开”，这是没有先例的。
按照蒙古汗位继承的习俗，大汗诸嫡子均有资格继承汗位，因此真金、忙哥刺、那木罕均可成为忽必烈的考察对象。据王宗维先生的分析，忽必烈在汗位继承人问题上，是考虑、选择了很长时间的。在继承人确立之后，他对原先的候选人之一、三子忙哥刺，给予了“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补偿和相应的安抚。若此，真金、忙哥刺、那木罕兄弟之间在皇太子人选问题上，难免不会出现矛盾和竞争。《史集》的一段记载，正反映出了忽必烈诸皇子在汗位继承问题上是存在矛盾和斗争的：
合罕在数年之前，当海都的军队还未[掳]去那木罕之时，曾无意中说出了由他继承大位，这个热望[一直]都存在他心中。但后来，合罕注意到真金很聪明能干时，就很喜欢他。当脱脱蒙哥[已经]把那木罕送回之后，合罕命令立真金为合罕。那木罕难过起来，他说道：“他[真金]继位后，将怎样称呼你呢?”合罕生了气，把他大骂一顿，从自己身边赶开，并说道：“不许再来见我!”他[那木罕]过了几天就死了。[合罕]立了真金为帝。他在位三年，也去世了，其宝座则被封存起来。
从《史集》的记载来看，忽必烈在册立真金为皇太子之前，曾考虑过立那木罕为太子，自然，那木罕的哥哥忙哥刺也当在被考虑之列。至元八年，忽必烈告诉云南王忽哥赤王府文学张立道说：“汝等为我家事甚劳苦，今欲事朕乎，事太子乎，事安西王乎?惟汝意所向。”在太子人选尚未确定的情况下，忽必烈的话显然也把忙哥刺包括在太子人选之内。等真金册立之后，那木罕继承汗位的热望被彻底粉碎了，自然而然地生出了怨恨之心，并且向忽必烈流露出来，结果招致忽必烈的训斥。如果《史集》的记载属实，那么那木罕之死，很可能与太子人选之争有关；退一步讲，即使如《
元史》所讲那木罕死于大德五年，而忽必烈对那木罕“不许再来见我”的训诫，也明确表达出了他在汗位继承问题上的态度。
既然被封为北平王的那木罕对二哥的太子之位心存觊觎，那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并且手握重兵的安西王，又怎能对汗位继承无动于心呢?更何况他的两府，安西王府所在地西安是历朝古都，六盘山又曾是蒙古大汗铁木真和蒙哥的行宫、父皇忽必烈的驻地，忙哥刺本人即视京兆和开城如同大都和上都。安西王府和开城王府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这段特殊的历史机缘，又怎能不令忙哥刺对汗位继承产生非份之想呢?在经过长时间的期待之后，父皇并没有立自己为皇储，这又怎能不招致忙哥刺心生不满甚至怨恨呢?因此，在任安西王和秦王期间，忙哥刺利用自己的权势和手中的重兵问鼎汗位，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正因如此，忽必烈在册立太子的诏书中特意告诫真金说：“昆弟宗亲，尔其和协。……尚其戒哉，勿替朕命。”《史集》也记载，伯颜(原名阿不别克儿)因为在忽必烈晚年谈到皇位继承问题，忽必烈认为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为此，忽必烈“过份高兴”，奖赏了伯颜，并以赛典赤来称呼他。这正反映出真金兄弟之间存在的纷争以及忽必烈对兄弟争夺汗位的担心。
五
正因为忙哥刺对汗位心存觊觎，封王期间又位高权重，盛极一时，非其他诸王所能比，所以忙哥刺死后，忽必烈便立即展开削藩，这反映出野心膨胀的忙哥剌对皇权构成的威胁着实不小。
至元十七年，南宋灭亡，忙哥刺辖地作为对宋战争的前线以及军事基地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宋元战争刚一结束，忽必烈立即罢黜安西王相府，恢复陕西四川、甘肃行省，加强朝廷对陕川、甘肃等地的直接控制。其中立陕西行省于京兆，以前安西王相李德辉为参知政事，兼领钱谷事。同时，将安西王任命地方官员的权力也收归中央。忙哥刺封王期间，有权任命辖区内的地方官员。史载忽必烈“诏许凡官关中者职与不职，听其承制迁黜”，甚至包括当地各种宗教管理官员的任免权。至元十四年，安西王就曾颁发令旨，任命李道谦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但至元十七年，这份权力已收归中央：“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葆真大师诸路道教提
举李道谦可授陕西五路西蜀四川道教提点兼重阳万寿宫事。”至元二十年，“定拟安西王王相府首领官令史，与台、院吏属一体迁转”，将原王相府的官员转入行省地方官府，裁撤王相府官吏。同时，朝廷又以治书侍御史杜思敬“出为安西路总管，佥陕西行省事”，这表明朝廷已将安西王领地各级官员的任命权收回。
忙哥刺死后，安西王妃迫不及待地命商挺两次向忽必烈请命，拟让阿难答袭封，但均被忽必烈拒绝。至元十七年，阿难答袭封，但权利已远远不如其父忙哥刺。宋元战争结束后，元朝政府即将安西王属下的大批军士转向屯田。西安、延安、庆阳、平凉、风翔等处均是屯田的主要地区。世祖末，忽必烈相继阅实安西三道军户，又设置陕西蒙古军都万户府辖治陕甘蒙古军，原来隶属安西王相府的礼店等处探马赤军及汪氏家族统率的巩昌兵，也都转由行省或宣慰司统辖了。安西王府的军权也逐步收归中央。史料显示，至元二十五年以后，安西王开始向朝廷请求赈济。二十六年，世祖下诏：“罢皇孙按摊不花所设断事官也先，仍收其印。”次年五月，又诏：“罢秦王典藏司，收其印。”表明忽必烈成功废止了“一藩二王”，收缴了秦王印。至成宗初，阿难答领地有“合罕朝臣及必闍赤担任课税长官，他们按照朝廷命令，供应安西王之需”。可见，安西王领地的赋税征收权也逐渐被陕西行省所掌控。由上述可见，世祖末、成宗初，元廷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安西王的官员任免权、军权、财权等陆续收归中央，安西王的权力一步步被削弱了。至皇庆元年(1312)，改安西为奉元路，连安西的名称也不让存在了。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忙哥刺在任安西王、秦王期间，以京兆、六盘为分地，统领河西、吐蕃、四川等处广阔领地，辖区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宁夏、青海、西藏等地，还扩展到内蒙南部、山西西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北部、贵州西部和云南北部。不仅如此，安西王所辖川陕地区正位于元朝攻灭南宋的军事前线，“为天子援袍鼓，进退诸军，于外以捍侮西北”，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而所辖河西地区，又是连接元朝中央政府和吐蕃的枢纽。由此可见，忙哥刺不仅担负着防御察合台、窝阔台西北诸王进攻的军事任务，而且也肩负着接应吐蕃，经营秦蜀，南下攻宋等艰巨任务，因而忽必烈给予“一藩二印，两府并开”的独尊地位，并且使其拥有辖地内的军、政、财权，还可以颁发“教令”，具有圣旨般的权威，地位至尊，俨然国中之国。加之他本人曾是忽必烈长期揣摩的皇储人选，种种缘由助长了他问鼎汗位的野心。忽必烈的两位潜邸旧臣、从二品的安西王相，商挺最终被忽必烈治罪，赵炳最终被王妃鸩杀，均与忙哥刺觊觎汗位有关。忙哥刺建造的安西王府和开城王府，俨然就是元朝的大都和上都，其建造规格及宫室名称，均体现出了这位藩王的不臣之心。因此，郑思肖《大义略叙》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忙哥刺之死，一定和汗位之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就是郑思肖所说“尝谋篡父位，事泄为父杀”。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