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有关羯人西晋时活动的记载颇为罕见，意味着该族人口不多，部落组织正在离散。晋末并州一带的杂胡与匈奴已有明确界限，羯胡被视为杂胡而不属于匈奴的范围。史家将羯胡称为“杂胡”或“匈奴别部”，其实是与五部屠各或匈奴五部相对而盲的。羯胡首领石勒起兵之际麾下同姓人物极少，其本部兵力与刘渊的五部屠各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石勒最初在刘渊政权下组建的胡人武装，其成员多为各种杂胡而未必都是羯族。石勒转战河北后开始大规模扩军，此前被成批卖往河北的并州杂胡纷纷加入其军团。石勒建国后为提升诸胡地位而称其为“国人”，羯胡人数骤然增加并达到惊人的数目。羯胡的语言、风俗及状貌与康居等西域胡相同，西域胡在后赵羯胡之中所占的比例是很可信的。后赵末冉闵鼓动汉人灭绝羯胡，各地的西域胡也一并遭到大规模清洗。并州杂胡的民族认同与河北流民的地域认同，成为石勒羯胡政权核心群体得以凝聚的重要纽带。正是凭借这种特殊的社会政治基础，后赵在与前赵的军事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并州杂胡也最终取代五部屠各，成为十六国初期北部中国新的异族统治者。
关键词：羯胡 河北 并州杂胡 西域胡
作者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魏晋的羯胡是杂胡的一种，具有独特的部族标识，当时称为“羯”、“羯胡”，或与其他杂胡并称“胡羯”。汉与前赵的本部是五部屠各，羯胡则与其他杂胡一并被纳入“六夷”之中。石勒在河北异军突起，大大提升了羯胡的地位。后赵以胡为“国人”，流寓河北的并州杂胡则纷纷涌入羯族。石勒建国前后羯胡人口的激增，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以羯为名的并州杂胡共同体，成为石氏立足河北的主要凭藉。后赵社会、政治基础的扩展，使其在与前赵的军事对抗中最终占据优势。前赵与后赵在北部中国的嬗代，也是五部屠各与并州杂胡的政治交替。我们观察十六国前期的历史演变，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线索。
一、后赵建国前后羯胡人口变化置疑
谭其骧先生说：“晋世崛起中原者号五胡。匈奴、鲜卑、氐、羌皆习见经传史乘，族类源流，班然可睹；独羯族前史未闻。六朝正史载其由来者，仅《晋书·石勒载记上》：‘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及《魏书·羯胡石勒传》：‘其先匈奴别部’二则。”羯胡的族类源流难于辨识，暂且不论，事实上，诸史有关西晋时羯胡活动的记载，也颇为罕见，除太康年间北徙塞外者外，仅涉及上党武乡羯室的部落，这意味着羯胡的人口不多，部落的规模也不大。
《
魏书》卷1《序纪》载：禄官元年(晋太康六年，285)，“穆帝(按即猗卢)始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击匈奴、乌桓诸部。”猗卢七年(晋建兴二年，刘聪嘉平三年，314)，“帝复与刘琨约，期会于平阳。会石勒擒王浚，国有匈奴杂胡万余家，多勒种类，闻勒破幽州，乃谋为乱，欲以应勒”。周一良师说《魏书·序纪》所谓“杂胡”，就是同篇的“匈奴杂胡”。高敏先生也说：“这里的在猗卢国内的‘匈奴杂胡万余家’，显然就是不久前猗卢‘出并州，迁杂胡北徙云中、五原、朔方’的‘杂胡’。”都是可以信从的。
《
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云：“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根据谭其骧的考证：羌渠与康居古音相同，羯胡则为“康居之居民降附匈奴”者。《魏书·序纪》称猗卢在并州“迁杂胡”、“击匈奴”，以“杂胡”与“匈奴”对举，表明并州的“杂胡”与“匈奴”有着确定的界限，而与前后赵邻近的鲜卑拓跋部，对此是很清楚的。《
魏书》卷95有《匈奴刘聪传》、《聪父渊、子粲、渊族子曜传》，又有《羯胡石勒传》、《勒子大雅、从子虎、虎子世、遵、鉴传》。根据魏伯起这样一种分类：刘渊族人及五部屠各是“匈奴”，石勒族人则是“羯胡”，而不是“匈奴”。我们进而对比《魏书·序纪》“匈奴”、“杂胡”、“匈奴杂胡”的用例，又可知在鲜卑拓跋部的观念中，羯胡是属于“杂胡”或“匈奴杂胡”的。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唐长孺先生《魏晋杂胡考》一文，以杂胡泛指魏晋北境“与匈奴有关的各部”，将屠各、卢水胡、羯胡及乌丸、乞伏、稽胡统统纳入其中，显示这些部落或部族与匈奴在源流上的差异。笔者则认为：按照五部屠各、羯胡及其周边各部的印象，羯胡、卢水胡、乌丸是杂胡，五部屠各则不是杂胡而是匈奴。也就是说，诸史将“羯胡”称为“杂胡”或“匈奴别部”，其实是与五部屠各或匈奴五部相对而言的。这与唐文论说的角度不尽相同，望读者能稍加留意。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石勒在冀州众至十余万人，遂“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通鉴》卷87此事系于晋怀帝永嘉三年(309)，又改作“并州诸胡羯多从之”。“并州山北诸郡县”，指并州境内陉岭以北的区域，禄官元年猗卢北迁并州杂胡，所徙之地应距此不远。《晋书·石勒载记上》：“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按：太原阳曲人)。”雁门地跨陉岭南北，石勒与“诸小胡”前往该地，是否与北徙的羯胡有关，不得而知。但石勒最终返回上党，可见与“山北”的族人未能建立联系。张斯“说诸胡羯”，可能也包括猗卢国内“多勒种类”的杂胡。猗卢北迁杂胡中羯胡的人数，以及被张斯说服转依石勒的胡羯人数，都不清楚。然而，建兴二年(嘉平三年)石勒攻陷幽州时，猗卢国内仍有羯胡近万家，人口数万人，他们此前显然未随张斯一同前往河北。《通鉴》卷89晋愍帝建兴二年三月：“刘琨请兵于拓跋猗卢以击汉，会猗卢所部杂胡万余家谋应石勒，猗卢悉诛之，不果赴琨约。”《通鉴》此条所记与上引《魏书·序纪》猗卢七年条应为同一事件，徙于陉北的羯胡最终被猗卢屠戮殆尽。
为进一步考察两晋之际羯胡人口的变化，我们不妨对刘渊、石勒建国前后的情况再作一些比较。《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惠帝失驭，寇盗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泰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无复尺土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此其时矣。左贤王元海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元海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通鉴》卷85晋惠帝永兴元年(304)载刘宣等人语，增“今吾众虽衰，犹不减二万，奈何敛手受役，奄过百年”数句，又改“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为“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杂胡”。此处刘宣等人所谓“吾众”，指的是刘渊、刘宣的五部屠各，其兵力不少于二万。相形之下，石勒起兵时，其本部羯胡的兵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晋书·石勒载记上》云：“初名匈，上党武乡羯人也。……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上党武乡羯人最初保留了部落组织，耶奕于、周曷朱(乞翼加)两代均为部落“小率”。“小率”督摄“部
胡”，但“部胡”的人数应该不多。石勒北上雁门，脱离了上党武乡的羯室。及其返回故土，又劝郭敬趁“诸胡饥甚，诱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看来与“诸胡”的关系疏远。(4)并州刺史、东赢公腾“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部落小率”周曷朱之子石勒也在其中，周曷朱的“部胡”业已离散，是可以肯定的。
《
晋书》卷106《石季龙载记上》云：“永兴中，与勒相失。后刘琨送勒母王及季龙于葛陂，时年十七矣。”石勒称王后在军事上依赖其从子石虎，无须赘述，但石虎永兴年间(304—305)与石勒失散，直到永嘉五年(刘聪嘉平元年)末才由刘琨送还石勒。换言之，石勒最初组建其军团时，石虎并未加入。参与此事的其他石氏族人，诸史也无记载。石虎与石勒团聚后，直到东晋元帝太兴元年(刘粲汉昌元年，318)，石勒军中才有其他石姓人物出现。此后石勒麾下同姓大量增加，诸史所见有大约三十人，其中石挺为石勒从弟，石弘、石宏、石恢为勒子，石虎为勒从子，石邃、石斌、石鉴、石世为石虎子，石闵为石虎养子石瞻子，石会原名张匈督，石勒赐名石会，事迹均见后述。其他大多数人与石勒是否有血缘关系，不得而知。由张旬督、石瞻、石闵等人的事例推测，这些身份不明的石姓人物，与石勒、石虎本来未必都是同族，甚至未必就是羯胡。我们知道，刘渊起兵之初，专以刘姓诸王及其姻亲呼延氏领兵。石勒起兵时，部将中却不见其石氏族人的踪影，两者形成明显的对照。石勒军中当时羯胡的比例不高，这也是一项重要证据。
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后赵建国前后，羯胡的数量在急剧增加。《
晋书》卷7《康帝纪》建元元年(石虎建武九年，343)六月，“石季龙帅众伐慕容鱿，鱿大败之。秋七月……丁巳，诏曰：‘慕容鱿摧殄羯寇，乃云死没八万余人，将是其天亡之始也。’”晋康帝此诏以“羯寇”泛指后赵，所谓“死没八万余人”，不一定都是羯族；而且此事出自慕容鱿使者的报告，也许有夸张的成分。
另据《晋书·石季龙载记下》：石(冉)闵杀孙伏都，“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内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武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内，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御览》卷120《偏霸部四》“后赵石虎”条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后赵录》作“诸胡羯无少长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人，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御览》卷357《人事部一五》“须髯”条引《
晋中兴书》作“冉闵杀石鉴及羯胡数万人。于时人有高鼻多须者，无不滥死”。《御览》卷357《人事部一六》“血”条引《后赵录》则谓伏都“攻石闵不克，为闵所杀，横尸相枕，血流成渠，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更是人所熟知的例子。石闵所诛“胡羯”二十余万，其中固然有被误杀者，但大多数为羯胡应该没有问题，《
晋中兴书》径称冉闵所杀者为“羯胡”，原因大概就在这里。此役死难的羯胡以数万乃至十万计，更是令人惊异。如此众多的羯胡来自何处?他们何以能迅速聚集到石勒军中?本文关注的重点也在于此。
二、河北羯胡的来源与石勒的“并州之思”
石勒军团是在刘渊政权下组建的，该军团最初的成员，则出自张匈督、张伏利度两个部落。《晋书·石勒载记上》载：“时胡部大张(勹背)督、冯莫突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甸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聚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勹背)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己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元海。元海署(勹背)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匐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日会，言其遇己也。”
石勒率张(勹背)督降汉，刘渊即“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石勒此时所统，当是张旬督、冯莫突部的数千部众。谭其骧先生认为：石勒之羯是依附于康居(即羌渠)者，张(勹背)督及后赵诸张则多为羌渠本土人。唐长孺先生则提示：羯胡与西域胡“决不能相等同”。张(勹背)督、冯莫突及其部众的确切族属，已无从查证，但至少可以说他们不是羯人，更不是与石勒同部。石勒在接管张匈督、冯莫突部的同时，又命张甸督为兄，并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这个情节耐人寻味。张匈督改作石勒同姓兄弟，也就进入了羯族。此人原系胡部大，其族属的变化是否影响整个部落，其部众的族属是否也随之变化，还不清楚，但我们至少澄清了一个事实：石勒军中的羯胡乃至其石氏族人，本来未必都是同族。
《石勒载记上》又云：“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元海加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张伏利度本人是乌丸，其部众之中想必也有乌丸。但“魏晋以后的乌丸已是杂胡”，张伏利度部屯聚的乐平，又与羯室所在的武乡邻近，其部落中可能掺入羯人或其他杂胡。此后刘渊使刘聪攻壶关，又命石勒“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石勒的七千兵力，正是张匈督部与张伏利度部的组合。张伏利度此前与石勒“结为兄弟”，编入石勒军团后是否也易为羯族，甚至像张匈督一样改作石姓，已不得而知。但石勒军团由各种杂胡集结而成，则是显而易见的。
石勒夺取壶关后移师河北，其大规模扩军也在此时。《文选》卷59沈休文《齐安陆昭王碑》李善注引朱凤《
晋书》：“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谓之羯胡。”为我们考察石勒麾下羯胡的兵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唐长孺说：“这一条指出羯胡分布地区既不限于羯室一地及其附近，亦不包括关中秦凉杂胡如屠各、卢水等。可惜本条无头无尾，没有说清楚所徙者之种族及何处徙来，但就前后所徙而言即是不止一次，而其分布地区也较广，当时除匈奴以外，别无他族可以相当。我们知道所谓内徙匈奴诸部实际上很多只是曾经为匈奴役属而已，不必即为匈奴族。魏晋期间匈奴部族正在或业已分解，杂胡、山胡、羯胡一般都号为匈奴，其实都是极其含糊的泛称。”此说发人深思。
朱凤《
晋书》这一条材料，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将“羯胡”与“河北诸郡县”联系到一起。“河北诸郡县”，指河水以北的冀州及司州东北部一带。尽管上引朱文无头无尾，“没有说清楚所徙者之种族”，但西晋末年并州胡被大量卖往“河北诸郡县”，却是我们已知的史实。《晋书·石勒载记上》：“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赢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此处所谓“山东”，主要就是朱凤所说的“河北诸郡县”。并州胡被司马
腾掠卖至冀州，羯族“部落小率”之子石勒亦不能幸免，可见其数量十分可观。
唐长孺先生指出：严格地说，羯胡“应限于河北区域内亦即山西、河北间的新徙诸胡”。“新徙”是一项关键的说明，石勒就是从并州“新徙”到冀州的。当时与石勒经历类似的“新徙”之胡，也大量活动于“河北诸郡县”。石勒在河北为“盗”，所招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八骑”，族属相当杂乱。目前已知王阳为胡人，孔豚可能也是胡人，夔安为天竺人，郭黑略可能也是天竺人，呼延莫为匈奴人，刘膺、刘征、刘宝、赵鹿可能也是匈奴人，唐长孺先生说：这三个刘氏“假使不是南匈奴，也是屠各，西域人的可能性较小。”马长寿先生说：“赵鹿疑亦匈奴人，汉有赵信及赵安稽，《赵书》陇城陈安部下小将有赵牢，疑皆为同族。”所据为《
汉书》卷55《卫青传附赵信传》、《
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御览》卷465引《赵书》。张瞳仆、张越可能是羌渠人，支屈六为月支人。唐长孺先生说：“这些与石勒同起的胡人假使不是牧人，就是与石勒一样被掠卖的并州胡”。马长寿先生说：“十八骑”中“恐有很多人和石勒一样，原系并州胡而以奴隶的身份被掠卖到太行以东黄河以北大平原一带的”。都是信而有征的。这也回答了河北的羯胡“何处徙来”的问题：他们大多就是西晋末年被掠卖到河北的并州胡。
《石勒载记上》复谓石勒攻陷魏郡、汲郡、顿丘诸垒壁，“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这些被石勒授予将军、都尉之职的垒主，所领疑即其本垒之兵。我们由此可以推测：石勒在河北任用胡人将率，大概与其收编当地胡人武装有关。诸史载刘聪称帝，授石勒并州刺史；石勒斩王弥而并其众，刘聪署石勒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石勒据襄国，刘聪又署石勒“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这一系列任命意味深长。我们知道石勒本人久已脱离并州，督并州诸军事、并州刺史都是遥领的虚衔。五部屠各多为并州籍人，并州刺史又是其乡官，但刘聪却绕过刘氏诸王或其他屠各显贵，将此职授予羯胡首领石勒。这样一种特殊的安排，不仅证明石勒在汉政权中实力强大，而且证明其麾下确有大量并州人。冀、并诸州“杂夷”的主要成分就是“杂胡”，其中并州“杂胡”是包括石勒本部的上党武乡羯胡，以及石勒从并州招集的“胡羯”在内的；冀州“杂胡”则包括“河北诸郡县”的羯胡在内。
《
晋书》卷33《石苞传》载：“苞曾孙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特加优宠，位至司徒。”其中“俱出河北”一句尤其值得注意：“河北”是一种新的地域联系，对石勒军团乃至后赵政权而言，这种新的地域联系已超越本籍(石勒本籍为并州上党武乡，石朴本籍为冀州渤海南皮)、门第(石勒为羯族部落小率之子，石朴为西晋公族)乃至民族(石勒为羯胡，石朴为汉族)的界限，成为其内部成员得以凝聚的重要纽带。
《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先是，王弥纳刘暾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暾征其将曹嶷于齐。勒游骑获暾，得弥所与嶷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会弥将徐邈辄引部兵去弥，弥渐削弱。及勒之获苟唏也，弥恶之，伪卑辞使谓勒曰：‘公获苟唏而赦之，何其神也!使唏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谓张宾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后，已有规明公之志，但未获便尔。今不图之，恐曹嶷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勒以为然。”并州是石勒的“桑梓本邦”，也是其军中并州杂胡的“桑梓本邦”。《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并州”条记石勒占据并州后设立武乡郡，可知其确有“并州之思”。《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刘聪署石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通鉴》此条下增“以慰其心”四字。《石勒载记上》另载刘聪署石勒“都督冀幽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进封勒为“本国上党郡公”。究其本意，也是为了笼络石勒及其羯胡军团。我们说“河北诸郡县”的羯胡来自并州，这是一项重要的旁证。
三、国人体制的确立与羯胡阵容的扩展
至此我们了解到：石勒军团乃至后赵国中的羯胡，是以流寓河北一带的并州胡为主的。问题在于，这些并州胡，并非统统出自石勒本部的羯族。《晋书·石勒载记上》载：永嘉三年(刘渊河瑞元年，309)，石勒在河北，军力扩大到十余万人，乃引“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其中夔安、支雄、呼延莫、王阳都是胡人，上文已有论说。《鸣沙石室佚书》所收伯希和写本《
晋纪》记太兴二年事：石勒“从子虎、从弟挺、石会[有缺文]刘勿慝、孔苌、石他、忧安、王[有缺文，最后一字仅余麦旁]，晋人则[下略]”云云。周一良师《晋书札记》“石勒载记”条引此文，谓“忧安”系“夔安”之讹，推测王某可能就是王阳，并说王某以上孔苌等人“皆是胡人”，可以信从。《
晋书》卷105《石勒载记下》：太兴二年，勒称赵王，署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支雄、王阳“专明胡人辞讼”，与其胡人的身份有关；张离、张良、刘群、刘谟“司典胡人出内”，肯定也是胡人。以上诸胡出自不同部族：支雄为月支胡，张离、张良可能是羯胡，也可能是西域胡。呼延莫是南匈奴贵姓，刘群、刘谟、刘勿慝可能是五部屠各的刘姓。王阳、孔苌的族源不明。石勒此时用人之例，正是其军中羯胡族源复杂性的缩影。
《晋书·石勒载记下》录石勒称王事，又说：“号胡为国人。”我们知道汉赵国的本部是五部屠各，“胡”为“六夷”；后赵的本部则是“胡”，“胡”为国人。《晋书·石勒载记上》称石勒先人为“匈奴别部羌渠之胄”，唐长孺先生说“当时称为别部，本来表示其非一族”。这类别部“只是曾经为匈奴役属而已”，我想他们其实就是杂胡。
《晋书·石勒载记下》称石勒“制法令甚严，讳胡尤峻”，其例甚多。如“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翥曰：‘夫人君为令，尚望威行天下，况宫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何人，而不弹白邪?’翥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人，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又如“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人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樊坦称“羯”而犯律，说明“羯”与“胡”都在讳例，而民间对石勒一族仍以“羯”相称。石勒“讳胡”，“号胡为国人”，则说明羯人此前与其他杂胡一律称“胡”，而诸“胡”在汉赵国内的地位低于五部屠各，被排除在“国人”之外。后赵建国后“胡”人升为“国人”，石勒本部的羯族当然尽
在其中。后赵羯胡地位的变化，带动了羯胡人口的增加。问题是诸史所见后赵的羯胡，究竟出自哪些部落或部族?
羯胡的状貌与汉人迥异，史籍中多有记载。《晋书·石勒载记上》载：“卖与茌平人师欢为奴。……欢亦奇其状貌而免之。”石勒早年事迹中掺杂各类神怪故事，多为后赵史家的杜撰之辞。师欢“奇其状貌”，也有附会的成分。但石勒特殊的状貌与其种族有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晋书·石季龙载记上》：石宣于石虎诸子中“最胡状，目深”。“目深”为当时公认的“胡状”，石宣系石勒族孙，所谓“胡状”，也是指羯胡的一般状貌。又诸史述冉闵“率赵人诛诸胡羯”事，或作“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或作“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或作“人有高鼻多须者，无不滥死”，已见上引。谭其骧说石宣“胡状”之“胡”，“其义至狭，既非诸夷之泛称，即匈奴亦不在内，乃专指形状特异之后赵国人即羯人而言”；又说“冉闵所诛限于羯而不及匈奴”，都是言而有据的。此事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在“赵人”的普遍印象中，羯胡的状貌为“高鼻多须”。
然而，我们知道，西域胡的特征也是“高鼻多须”。冉闵发动赵人灭绝羯胡，西域胡可信一同遭到清洗。羯胡中所含西域胡较多，以往史家已有阐述。唐长孺先生说：“我们虽然不能说(西域胡)即是羯胡之主要成分，但所占比重相当大。”又说：“羯胡的宗教、风俗与西域之昭武九姓相同”，再加上相貌的特征，“西域胡在羯胡中必占相当重要的地位”。石勒“十八骑”中有支屈六，“将率”中又有支雄，据前引《
元和姓纂》辑本卷二“支”氏条，此姓当为月支人。《晋书·石勒载记上》载石勒文武臣僚上疏劝进事，领衔者为“石季龙及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这里的左司马“张屈六”，应即支屈六。后赵上层人物中张姓颇众，谭其骧先生推测其“殆多羌渠”。又说“‘(勹背)’及‘屈六’乃羯人常用之名，如石勒初名(勹背)，石虎祖日匈邪，十八骑中有支屈六是也”。《晋书·石勒载记上》称石勒所从部大张匍督为“胡”，谭其骧先生说：“盖晋世胡与羌渠本已难于区别，且(勹背)督部众中多胡耳。”又说：“羌渠与羯，语言文化，业多同化。”都是正确的意见。我们因此可以断言，在冉闵事件中被杀的“羯胡”数万人或“胡羯”二十余万人中，西域胡所占比例是颇大的。
《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载：冉闵政变时，龙骧孙伏都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欲诛冉闵。“羯士三千”，自然都是羯人。冉闵斩伏都等后，“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此令首先针对羯人无疑，而羯人再度被称为“六夷”，沿袭了汉赵国的传统。冉闵又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武官皆晋级，“羯胡数万人”随即被杀，可见羯人当时是被视为“胡”的。冉闵相继发布禁令，或称“内外六夷”，或称“胡”，并不直接称“羯”，“羯”与“胡”的界限已相当模糊。石勒军中及后赵境内的大量羯胡，其中包含许多其他杂胡，这也是一项重要证据。
如前所述，石勒“十八骑”中有呼延莫，此人后为石勒“将率”；石鉴部将率步骑七万分讨石祗，其中又有侍中呼延盛。呼延莫、呼延盛疑为同族，均出自南匈奴贵姓。石勒署以“司典胡人出内”的刘群、刘谟，伯希写本《
晋纪》所见刘勿慝，可能是五部屠各。我们知道，石勒与汉赵国长期对峙，其间有大批匈奴人口转入石勒军中。《
晋书》卷102《刘聪载记》：“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转投石勒的汉国“司隶部人”，其中也应有刘聪本部的五部之众。这些人在汉国并不称“胡”，与单于台所辖六夷中的“胡”即杂胡判然有别。不过，石勒“号胡为国人”，胡的地位大幅提升，进入石勒政权的匈奴部众，是否恢复胡的身份，是否与羯胡一并跻身国人的行列，目前还难于断言，但魏晋时匈奴蜕变为杂胡的情况相当普遍，“胡”与“杂胡”的称谓也经常混用，呼延莫及其他匈奴本部的人物，流落河北后实际上已与杂胡无异，他们在石勒军中或后赵政权下，极有可能与羯人一道称“胡”，并被晋人视为“羯胡”。
石勒征战河北各地，大批汉人进入其军中。唐长孺说：“石勒集团的核心十八骑虽有胡人，但也不一定都是胡人，他所统领的队伍也应该以汉人为多……他攻破魏郡、顿丘的壁垒，‘简强壮五万为军士’；攻陷了冀州郡县堡壁之后，才拥有十余万之众，这一些军队显然是被迫当兵的汉人。”当然是可信的。但是在石勒军中及后赵政权下，也有汉人变作羯胡的事例。《晋书·石苞传》：苞曾孙朴没于后赵，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已见上引。另据《晋书·石季龙载记下附石闵传》：冉瞻少年时为石勒所获，勒“命季龙子之”；季龙对瞻子闵又“抚之如孙”。石朴及冉瞻父子改为石勒族人，可能都是孤立的事件。但汉人当时能够进入羯族，其他杂胡能够进入羯族更是毋庸置疑。
总之，后赵建国前后羯胡人口的激增，其中掺杂大量其他部族的成员，主要就是西域胡等各类杂胡。石勒是杂胡，与其共同起兵的胡人大多也是杂胡。活动于河北一带的各种胡人，羯胡是杂胡，西域胡、乌丸等也是杂胡。大量杂胡加入石勒军团，构成后赵政权的本部，凝聚为以河北为根据地以羯为名的杂胡共同体。“晋人称羯常常泛指杂胡”，大概也是出于此类背景。后赵本部杂胡的人数，远远超过汉赵本部的五部屠各；后赵立国所凭借的社会政治基础，也比前赵更为广泛。咸和末年刘曜、石勒决战关中，前赵的五部屠各最终消耗殆尽，后赵的杂胡却得到不断的补充。后赵在与前赵的对抗中逐渐占据优势，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前赵与后赵在北部中国的嬗代，也就是五部屠各与杂胡的政治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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