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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对象征的群体性、主体性、多重性、时空性和传承性等基本特征做了相应的概括和分析。其中群体性是指绝大部分的象征符号都反映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主体性是指任何象征符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都是通过人这一主体来具体操作的；多重性是指某些重要象征符号的表现形式与意指对象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组合关系；时空性是指某些特定的事物和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才具有象征意义；传承性则是指象征符号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作者认为，认识和7解象征的基本特征，对于开展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键词；象征人类学 象征符号 象征意义
       作者瞿明安，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650091。
       象征人类学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一种重要理论学说，与文化人类学的其他理论流派相比，既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共同的地方在于，象征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其他理论流派都把文化作为自身研究的主要对象，从整体上关注人类文化在不同社会中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之处则在于，象征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其他理论流派对文化本身的理解以及研究人类文化的角度存在着显著的不同。
       在文化人类学的其他理论流派中，古典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和新进化论主要关注的都是人类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机制和法则；历史特殊论和文化功能论分别研究文化在各个不同社会中的特殊价值和社会功能；文化与人格学派重点研究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群体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而法国社会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则主要研究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社会事实和二元对立结构。象征人类学虽然也关注人类文化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但却把文化视为一种能够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象征体系，从主位和客位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不同社会中各种文化象征符号所包含的多重意义。这是象征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其他理论流派在研究人类文化方面的根本区别。
       象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它通过采取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以某些客观存在或想像中的外在事物以及其他可感知到的东西，来反映特定社会人们的观念意识、心理状态、抽象概念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作为象征人类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任何一种象征都是由象征符号和象征意义两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其中象征符号是象征意义的表现形式，它们大多以外显的或可感知的具体事物显现出来，是人们储存意义的媒介或载体，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属于象征体系中的表层结构。而象征意义则是象征符号所反映的内容，即隐藏在象征符号之中而被人们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和密码，代表了人们对特定事物的看法和寄予的期望，属于象征体系中的深层结构。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之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联系又相互转化的互动关系，在象征这个整体系统中处于特定的位置，并具有各自不同的功能。象征人类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分析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中各种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它们来研究象征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的特殊价值和重要作用。
       著名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曾对仪式象征符号的基本特点做过深入的研究，他认为仪式象征符号具有浓缩性或多义性、统合性和两极性。有的中国学者完全承袭特纳的这一观点，并将其视为象征的基本特点。还有的学者则在特纳仪式象征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认为象征的基本特征包括双重性或两极性、浓缩性、多义性、变异性和族群性。笔者认为，特纳对于仪式象征符号基本特点的概括，主要是根据他本人对恩登布人仪式象征的调查总结出来的，虽然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恩登布人仪式象征的基本特点，但其中的某些概括(如象征的统合性和两极性)仅仅具有一定的区域特征，而在世界范围内则不具有普遍性。要认识人类文化中象征符号的基本特征，不能仅仅局限于某个单一民族的狭小范围，而应该开阔视野，将思考的对象扩大到世界民族文化的宏观背景中来。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对象征的群体性、主体性、多重性、时空性、传承性等基本特征做了相应的概括和分析，以便为人们开展各种具体的象征研究提供一些理论上的认识视角。
       一、象征的群体性
       这里所说的群体性，是指绝大部分的象征符号都反映了群体的价值取向和心理状态，而不同群体的人们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往往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象征人类学把文化视为一个象征的体系，而文化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又具有鲜明的群体特点。著名人类学家格尔兹认为文化具有公共的性质，文化是公共的，意义也是公共的。文化的公共性其实就是指文化象征符号的表现形式和象征意义获得了特定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们的普遍认同，而某种文化现象只有获得所在社会绝大多数人们的普遍承认，它才可能在该社会中长期存在并沿袭下来。
       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作为信息传递方式的象征符号，无论是植物、动物、器物、建筑、服饰、色彩、数字、空间、时间、人物，还是仪式、礼节、舞蹈、戏剧、体态、姿势、戏谑、宴饮等等，都是人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文化传统，它们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中频繁地出现，充分满足了人们的各种特殊需要，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只要它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中出现时，往往就会引起人们的共鸣，并激发起人们强烈的情感和情绪。不仅象征符号的表现形式为所在社会中的人们所普遍认同，而且其包含的象征意义也为该社会绝大多数的人们所理解，无论其反映的是这个社会中的传统价值观，还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人格特征和心理状态，都带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可以说，任何一种特定事物要成为人们传递信息的象征符号，都必须获得所在社会群体的认可和理解。这是象征符号存在的一个基本条件。只有获得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可和理解，并在这些社会群体开展的特定活动中出现时，某些特定的事物才具有相应的象征意义，以致成为人们传递信息和表达观念的符号载体。
       这种现象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中都表现得十分显著。在那些存在图腾制度的社会中，人们往往把某些特定的动物和植物作为认同自身归属的象征符号。在印度，人们崇拜母牛，把母牛看做生命的象征，杀死母牛即等于亵渎神灵。由于禁吃母牛肉，以致出现衣衫褴褛的农夫倒毙路旁而尸体旁肥壮的母牛却悠闲踱步的现象。印度人禁吃母牛肉并不是一种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带有群体性的生活方式，每个信仰印度教的人都必须严格遵守这一规范，这成了印度人在饮食生活上的一大鲜明特色。又如中国汉族除夕的年夜饭，这是一次通过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参加来象征家庭团圆和睦的年终聚餐活动，是中国人重聚合轻离散的家庭观念最直接的反映。只要一到除夕，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富裕家庭还是贫困家庭，绝大部分人都会为举行或参加这次具有象征意义的年终聚餐活动而忙碌和欣喜。这种现象典型地反映了象征所具有的群体性。山姆大叔之所以成为美国民族的象征，就是因为山姆大叔这个原型反映了诚实可靠、吃苦耐劳的价值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从而被美国人视为民族的骄傲和共有的品质。可以说，无论哪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将那些连本群体的人们都不理解或不熟悉的东西作为自身的
       象征符号来使用。
       象征的群体性特征还表现在，不同群体的人们所使用的象征符号往往具有各自不同的象征意义。其显著表现就是同一种象征符号因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们中具有截然相反的象征意义。如在东西方传统文化中，龙的象征内涵迥然不同。龙在西方人眼里代表人类原始的属性，基督教甚至把龙作为极端的邪恶或魔鬼撒旦的象征。但东方人却把龙看做幸福、活力、健康与生殖的象征，而且用龙的图形来驱邪。与龙在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境遇相类似，蝙蝠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象征意义也是大相径庭。据摩西律法，蝙蝠从邪恶的动物变成偶像崇拜和恐惧的象征。而在中国文化中，蝙蝠则象征幸福，因为汉字蝙蝠的“蝠”与幸福的“福”是同音异字。颜色在不同的民族文化中所表示的内涵也有极大的差异。北欧人认为黄色代表欺骗与胆怯，多为贬义的象征；但中国人则视黄色为帝王之色，是高贵的象征；而在佛教文化中，黄色既有谦虚、谦让之褒义，又有放弃、废弃之贬义。这种现象表明，处于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对本群体认同的象征符号做出符合自身现实生活需要的特殊解释，社会文化差异是导致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人们对各自认同的象征符号赋予不同意义的重要根源。
       除了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们形成本群体具有鲜明特色的象征符号以外，在同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中，不同宗教派别、不同职业群体、不同族群支系、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也往往形成各具特色的象征符号。如在中国汉族传统社会中，曾形成了普遍的祖先崇拜现象，但由于历史因素和文化传播的影响，除了祖先崇拜以外，因宗教派别的不同，不同群体的人们还有着各自崇奉的神灵。其中道教徒把老子奉为教主，佛教徒尊崇释迦牟尼，秘密社团的人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崇拜对象，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更是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行业神崇拜，使得中国汉族的传统宗教信仰形成了多元化的结构。而多元化的宗教结构则形成了多种不同的宗教象征符号和宗教理念，其中宗族成员通过祭祖活动来祈求五谷丰登、人丁兴旺；道教徒通过辟谷、服饵和房中术来追求长生不老，升天成仙；佛教徒通过念经、烧香、跪拜、化缘来追求来世的幸福；而不同职业群体的人们则通过举行有关行业神的仪式活动来祈求获得娴熟的技艺和丰厚的收入。不同群体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生育、财富、地位、健康、智慧、安全、长寿、来世、天堂等人生理想的强烈向往。
       二、象征的主体性
       所谓象征的主体性，是指任何象征符号在传递信息的过程中都是通过人这一主体来具体操作的，人的行为活动和思维方式是象征符号向象征意义转化的中间环节。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交流过程中，由哪些人来作为信息的发送者和接受者，他们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群体来从事这些活动等等，都是象征具有主体性的表现。
       任何一种象征符号在发生意指作用时，都存在着由发送者编码和接受者解码的信息交流过程。在人与人的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使用特定的象征符号进行信息传递，先由发送者编码，再由接受者解码。具体而言，有由个体到个体、由个体到群体、由群体到个体、由群体到群体这样四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由个体到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是指发送信息和接受信息的主体分别是两个不同的个人。在人类社会中，个体与个体之间规范化的文化交流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如恋爱过程。中的青年男女互送礼物，婚礼仪式中新娘新郎之间的共饮共食行为，以及宗教仪式中巫师与某个受礼者之间单独的传授方式等等。在中国某些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中，青年男女除了对唱情歌或直接用语言表达爱情以外，还利用服饰、装饰品、食物、植物、货币、生活用品以及无字情书、约会标记等各种非语言的象征符号来向自己中意的对象传递爱情信息。当双方或一方钟情于对方时，赠送某种特定的礼物来表达爱慕之情就成了打开对方心扉的钥匙。仅仅通过这种互送礼物的简单行为，不费一言一语就可以把两颗跳动的心紧紧相连。而当被追求的一方拒绝另一方的求爱时，也无须直接开口表示，不接受或退回对方所送的礼物就是最好的回答。青年男女通过这些爱情信物传递着用语言难以直接表达的信息，成为沟通双方情意的重要媒介。而某些少数民族中刚刚进入热恋阶段的青年男女还通过极富象征意义的树叶信和约会草标来传递更为深入的恋爱信息，将原先建立起来的恋爱关系继续保持下去，或以此来探知恋人对缔结婚姻关系的想法。这种现象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由个体到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
       由个体到群体的信息传递方式，是指由某个特殊身份的个体使用象征符号发出信息，而由作为群体的众人来解码或接受信息。在有些民族的宗教祭祀活动中，巫师是宗教信息的发送者，而众人则是这种信息的接受者。这种现象还存在于有关民族的传统分配方式中。例如，在云南西盟佤族举行的剽牛活动中，往往由某个比较富有的人按一定的原则为大家提供牛肉，其中牛腿分给主人的父母、岳父母和亲姐妹，表示对长辈的尊敬和对平辈的关心；牛胸部或牛肋骨分给亲兄弟，象征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剩下的牛肉则平均分给在场的每一个人，表明与众人一道分享劳动的果实，这被视为一种互相帮助的行为。这种分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由个体到群体的信息传递方式，即由提供牛肉的主人来发送信息，而由分享牛肉的亲戚和众人来接受信息，形成一种个体与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由群体到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是指作为群体的众人在特定场合中为某个个体赠送礼物或举行象征性的仪式活动，向其传递有关的文化信息，然后由这个特定的个体来接受信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由群体到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举行寿礼时众多的亲戚朋友向某个接受祝福的高寿老人赠送寿桃、寿糕、寿面的仪式活动，在这种赠送寿礼的仪式活动中，送礼物的众人往往成为信息的发送者，而高寿老人则成了信息的接受者。另外，婚礼中众人围绕新娘的各种象征性活动，众多的人们为某个进入青春期的儿童举行成年礼，家庭中的某个重要人物生病时众多的亲朋好友前来看望或送礼等行为举动，也属于由群体到个体的信息传递方式。
       由群体到群体的信息传递方式，是指在不同群体人们的交往过程中，由某一个群体的人们通过特定的象征符号发出信息，而由另外一个群体的人们来接受信息。两个不同群体的人们出于某种目的和愿望，往往集中在一起开展某些带有浓厚象征意味的仪式和社会活动，而这种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通常具有人数多、规模大的显著特点。比较典型的如征战回归的将士受到众多百姓的热情欢迎，两个比邻而居的村寨居民在节日中的联欢活动，某些民族在特定时间和场合举行的具有公众性的大型聚餐活动，两个原先处于敌对状态的部落为了化解敌我矛盾而举行的歃血结盟仪式，以及迎亲仪式中双方亲属成员之间的戏谑关系，这些都属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方式。这种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使双方建立起互信、互助的人际关系，有利于群体的生存与发展。
       除了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存在着人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关系的话，那么人与自然和超自然之间的文
       化交流则表现为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受者都是同一主体的人这样一种单向互动关系。无论是信仰万物有灵的自然宗教，还是信仰制度化的人为宗教，人们都把自身崇拜的对象想像为无所不能的各种神灵。为了实现各自的人生理想或达到宗教信仰的目的，人们通常采取各种象征性的献祭仪式、叩拜仪式、祈祷仪式、朝圣仪式、驱鬼仪式以及宗教禁忌等交流方式向各种不同的神灵传递信息。而这些想像中的神灵所具有的象征意义，都是人们根据自身的心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与某些特定现象相联系而想像出来的。因此在人神交流过程中，发送信息和接受信息的对象都是人本身，而不是人们想像中的各种神灵。
       三、象征的多重性
       象征的多重性是指在同一种文化体系中，某些重要象征符号的表现形式与意指对象之间存在着多重的组合关系。著名象征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曾对象征的多重性特征做过深入的研究。在《象征之林》一书中，特纳把浓缩性或多义性看做仪式象征符号的基本特征之一，并对恩登布人仪式象征符号中的多义性做了精湛的研究。而在《庆典》一书中，特纳则对庆典象征物所具有的多示性、多值性和多义性做了高度的概括。他认为：“这些庆典象征物通常同时代表了许多事物与思想，这种能力的科学术语叫做‘多示性’，即它们能够同时以多种方式‘说话’；它们还具有‘多值性’，即具有多重价值；它们还具有‘多义性’，即可能表示多重含义。”特纳所说的多示性、多值性和多义性其实就是象征多重性特征的具体表现，这三者各有特点但又相互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象征表达体系。下面将在特纳研究的基础上对象征的多重性特征做进一步的分析。
       象征的多重性首先表现在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本身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赋予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任何一种特定的事物和行为本身都具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具体如形状、色彩、数量、状态、特性、品质、个性、能力、功能、姿势、动作、关系、地位、语音和历史因素等等。一般说来，某些象征符号之所以包含着特定的象征意义．，往往是人们运用类比联想的思维方式，将这些象征符号的外部形态、内在属性和其他依据等因素，与那些相似和相关的特定事物和观念相联系而产生的。当象征符号的某种表现形式与某一种特定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相关联时，它就可能被人们赋予相似或相关的象征意义，而当这种象征符号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与其他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相关联时，人们又可能对其赋予别的象征意义。象征的多重性正是某些象征符号本身具有的多样性与人们不同的观念意识和心理状态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组合的结果。
       例如，赞比亚的恩登布人仪式象征符号中的穆迪树因其特定的颜色、状态、形状和人们举行仪式时的行为举动而分别象征乳房、母子关系、母系继嗣、乳房的发育、女人的成年状态、已婚成年妇女、分娩、以及学习女人的责任、义务和权利。墨西哥的瓜达卢佩圣母则因其本身的形象，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基督的特殊关系，以及在墨西哥人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等因素，而分别象征母亲、食物、希望、健康、生命；超自然的拯救和摆脱压迫；以及特选的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并最终成为墨西哥民族的象征。③与此相似的是，中国的长城因绵延万里、巍峨壮丽、气势雄伟、建筑技术高超，以及历史上华夏民族抵御外族入侵等多种不同的原因，而分别象征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保家卫国的坚强意志和大一统的民族意识，并最终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以上这些实例都反映了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其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而被人们分别赋予不同的象征意义。可以说，绝大多数的象征符号与象征意义之间都存在着这种多重组合的关系，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象征符号的多样性和人们观念意识的复杂性。
       象征具有的多重性还表现在同一种象征符号因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中被人们使用而分别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象征符号普遍存在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并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和场合中出现，而不同时间和场合中出现的象征符号往往因其所处特殊环境的差异而包含着不同的象征意义。
       对于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著名人类学家尼达姆曾举蔷薇的例子加以说明，他说：“送给爱人的蔷薇表示火热的爱情；置于棺木之上的蔷薇表示沉痛的哀思；徽章上的蔷薇具有特定意义；广告中的蔷薇则另有含义。”特纳则对仪式过程中象征符号因出现于不同阶段而具有的多义性做过相应的研究。他认为：“同一个象征符号在仪式表演的不同阶段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说，不同的时期里不同的意义变得最为重要。哪一种意义变得最重要取决于它在其中出现的仪式阶段的表层目的。”
       与这种现象相似的是，在云南佤族传统社会中，木鼓因其使用场合的不同而有着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和特殊价值。在举行宗教祭祀活动时，木鼓是沟通人神关系的祭器，通过敲木鼓来传达人们对神灵的虔诚信仰；在部落之间发生械斗的时候，木鼓成了传递军事信息的信号鼓，通过敲木鼓来鼓舞人们的斗志；在举行庆典的娱乐活动中，木鼓又成了特殊的乐器，通过敲木鼓以及跳木鼓舞来表达人们喜悦的心情。另外，木鼓还因其形状与女性生殖器相似而成为反映人们生育意愿的象征符号。
       象征多重性的又一种表现形式是同一种象征符号因主体角色对象的不同而分别具有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正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象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信息传递方式，而在人们接受信息的过程中，不同类型的人通常扮演着各种特定的角色，这些角色分别包括年龄角色、性别角色、辈分角色、职业角色等等，并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点和角色期待。而仪式过程中的某些象征符号往往因这些角色对象的不同而显现出与其身份地位相似的心理意愿和价值取向。在许多民族举行婚宴的过程中，有向不同身份角色的人们敬酒的做法，同样都是向别人敬酒，但所敬的角色对象不同，其包含的象征意义也相应有所差异。向新婚夫妻敬酒表示祝福新人相亲相爱、白头到老；向新郎新娘的父母敬酒表示祝愿其身体健康、寿比南山；向家中的小孩敬酒表示祝愿其茁壮成长、前程远大；向一位前来贺喜的官员敬酒表示祝愿其步步高升、官运亨通；而向某个未婚青年敬酒则表示祝愿其尽快寻觅到理想的伴侣。这种饮食象征符号因主体角色对象不同而分别具有多种象征意义的现象，为人们认识象征的多重性特征提供了一种特定的视角。
       四、象征的时空性
       所谓时空性是指象征符号存在的客观条件，即某些特定的事物和行为活动只有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才具有象征意义，如果不具备这些客观条件，它们就不会产生原有的特定含义。象征人类学虽然把文化视为一个象征的体系，但作为象征符号的具体表现形式通常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才会显现出来的，这里的时空条件包括活动的具体时间和季节以及具体地点和场所等。时间顺序和空间分布成了文化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人们利用象征符号来传递文化信息的重要依据。
       时间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为人们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活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也使得被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象征符号具有相应的象征意义，即某些活动只有在社会规定的标准时间内来举行才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使得时间被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文化色彩。这种现象在各
       种节日庆典、宗教活动、人生礼仪乃至日常工作的时间安排上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任何一个社会中的节日庆典活动，都形成了固定化的时间安排。从每年的第一个月到最后一个月，要举行哪一种节日庆典活动，都不是随意安排的，而是要根据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化传统，按照社会的统一安排，在规定的标准时间内来举行这些节日庆典活动。也只有在社会规定的标准时间内来举行节日庆典活动，这些活动才具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果不到社会规定的标准时间或者超过规定的标准时间来单独举行某些相似的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就不具有节日庆典才具有的象征意义。
       例如，春节是中国汉族一年当中最盛大的节日庆典活动，春节期间要拜年、吃年夜饭、贴春联、放鞭炮，进行其他娱乐活动和祭祀活动。其中拜年、吃年夜饭、放鞭炮和贴春联都是春节期间具有鲜明特色的重要活动，它们分别包含着辞旧迎新、表达美好愿望、合家团圆、驱鬼避邪和喜庆等特定的象征意义。然而，如果人们不是在春节期间而是在平时举行这样的活动，则不具有春节期间举行这些活动的特定象征意义。小孩平时放放鞭炮仅是一种单纯的娱乐活动，而不具有春节期间驱鬼辟邪的象征意义；平时人们开展的人际交往和请客吃饭，也不具有春节期间拜年和吃年夜饭所具有的辞旧迎新和合家团圆的象征意义。
       又如在西方文化中，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才会出现象征乐善好施的圣诞老人和象征再生的圣诞树这两种特殊的吉祥物，而在平时则很少见到圣诞老人和圣诞树的踪影。这种现象表明，节日庆典中的象征符号之所以包含有特定的象征意义，与所在社会规定的节日庆典的标准时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这种象征符号与标准时间的特定关系在宗教生活中也表现得比较明显。各个不同的社会都形成了举行宗教活动的标准化时间安排，所开展的宗教活动往往与这些标准化的时间安排形成一定的对应关系。例如，信仰小乘佛教的西双版纳傣族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关门节至十二月的开门节期间，是信徒开展赕佛活动的专门时间，任何人家都不准盖房子和结婚，而要一心一意地从事赕佛活动，这三个月由此而成了傣族一年当中开展宗教活动最频繁的时间。而过完开门节后，赕佛活动正式结束，原先的禁忌被解除，人们可以随意盖房子和结婚，并开展其他生产和生活活动。
       这种现象表明，在特定时间中开展宗教活动往往要求人们遵守一定的禁忌规范，宗教禁忌规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可以做的是符合神意的事，做了就会给人们带来好运；不可做的则是亵渎神灵的事，做了就会冒犯神灵，遭到报应。在宗教活动中，时间的先后顺序往往成了区分神圣与世俗这一二元对立结构的分水岭。除了节日庆典和宗教活动以外，各种人生礼仪以及日常工作中的时间安排也成了某些活动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条件。
       除了时间顺序以外，空间环境也是象征符号得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象征的空间性是指象征符号与空间环境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对应的配置关系，每一种特定的象征符号都有其本身存在的空间范围，某些特定事物和行为只有在人们划定的空间范围内显现时才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一旦超出了人们划定的空间范围，这些事物和行为就失去了其原有的象征意义。
       象征符号与空间环境之间的配置关系分别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中一种比较突出的形式，是某些特定的象征物必须摆设在人们观念意识中认为合适或正确的空间场所，才具有人们原本的象征意义，如果这种象征物放错了位置或不符合传统规范的要求，那么它们就不可能产生人们意想中的显著作用。如在盛行祖先崇拜的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家庭中，标志祖先神灵角色的神龛、神位和其他象征物必须摆设在房屋中被人们认为最尊贵的位置，要么是房屋的中堂或厅堂，要么是房屋的老房和内房，还有的则放在房屋内外显跟的地方。总之，所摆设的位置必须是人们长期习惯并延续下来的固定地方，只有摆设的特定位置与祖宗神灵的角色形成对应的配置关系，人们认为祖宗神灵才可能显灵，并给人们带来幸福和吉祥，否则，就不可能具有相应的象征意义。
       蒙古族、达斡尔族、鄂伦春族、锡伯族祭祀“敖包”，以及藏族祭祀“玛尼堆”，必须选择野外空旷的地方。其中，前者一般都选在平地、高地、山口、交叉路口等处，而后者则必在选择山口、要道通衢、田间、草原、江边、湖畔、山泉和佛塔之旁。苯教认为，地下的恶鬼和魔鬼住在山里、岩石里和森林里，天上的神则以山、岩石、河流等为化身，而玛尼堆就是各处关隘和路径的守护神。这种现象反映出神灵角色与空间环境之间形成了相应的配置关系。
       五、象征的传承性
       象征的传承性是指象征符号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会因社会的变动而轻易发生相应的变化，其形式和内容会在保持原先总体特征不变的情况下长期延续下来。即使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某些传统象征符号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基本的表现形式和所具有的深层文化内涵也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其传承性远远大于变异性。
       象征作为一种特定的信息传递方式，其本身的形成发展往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某些特定的物品和行为之所以会被人们用来作为传递信息的象征符号，除了其本身具有独特的魅力以外，还在于它们的特定内涵与所在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和心理需要相吻合，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们已在人们的思想深处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心理定势，不会因社会环境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例如，汉族新婚夫妻在婚礼中共同饮酒的风俗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形成，称为“合卺”，这是一种通过共同的饮食行为来表示夫妻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的象征符号。到宋代时这种合卺正式称为“交杯酒”，所使用的饮器由原先的半瓢改为酒杯。直到今天，喝交酒杯酒仍然是新婚夫妻在婚礼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仪式，其象征意义也仍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这充分显现出象征符号所具有的历史传承性。
       在宗教饮食方面，某些来源于宗教经典并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宗教饮食习俗一旦形成，往往就会成为人们的一种行为模式长期延续下来，很少因时间和地点的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如西方复活节的圣餐仪式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中最后的晚餐，届时人们所吃的面包和酒分别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表明人神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至今仍是基督徒在复活节中具有浓厚象征意义的宗教饮食活动。而来源于伊斯兰教《古兰经》中禁食猪肉的风俗则是所有穆斯林都必须遵循的饮食规范，虽然不同的注释家们对穆斯林禁吃猪肉的原因有不同的解读，但这种饮食禁忌已成为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显著标志。除了宗教饮食以外，其他来源于宗教典籍并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习俗和规范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长期传承下来，很少发生明显的变异现象。
       在政治生活中，某些象征符号往往因其本身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而为人们长期使用。象征人类学家科恩认为：“从整体上来说，象征符号和行为模式在变动的社会文化体系中，要比权力关系来得持久不变。像是人格个性、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权势结构等一般性问题，即使处在最激烈的政治变迁环境里，也会继续存在。”他还说：“要想一夜之间改变一个社会中的权力关
       系是可能的，可是许许多多表现和维持权力关系的象征符号会保持下来，即使有所改变，也是极为缓慢。象征符号持续保持并不表示一定要维持跟以前同样的功能。各种象征符号可以有新的象征功能；新的象征符号也能执行旧的象征功能。”①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会中都非常普遍。
       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常把社稷视为国家的象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新建立的王朝都要建立自己的社稷坛，如果社稷坛被毁掉，就意味着一个王朝的灭亡。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虽然一个个王朝不断地被其他的王朝所取代，但无论哪一个新建立的王朝都要建立自己的社稷坛，这就使得社稷坛作为国家的象征能够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延续下来，不因王朝的更迭而消失殆尽。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都要充分利用或在增加新的内容的基础上，延续中原汉族极富象征内涵的传统礼仪制度，使其成为维持和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手段。从先秦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的国家礼仪制度，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不断的王朝更替，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才因国家政体的彻底改变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即使如此，许多原先形成的传统礼仪和习俗仍然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传承了下来。如在当代社会中，为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而由政府出面组织祭祀黄帝、炎帝、大禹、伏羲、女娲等人文始祖的隆重活动就显现出这种倾向。
       一些民族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大力发展当地的旅游业，弘扬民族文化，还专门恢复过去某些独具特色的宗教活动和节日庆典活动，使其成为吸引旅客和增加经济收入的重要项目，并刻意将其打造成象征民族文化的品牌。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傣族的泼水节，壮族的三月三歌会，瑶族的盘王节，彝族的火把节和跳菜，白族的三月街和绕三灵，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哈尼族的长街宴等等。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科恩所说的象征符号在传承过程中会产生新的功能的理论假设。
       综上所述，象征的基本特征分别包括群体性、主体性、多重性、时空性和传承性，认识和了解象征的这些基本特征，对于开展象征人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事象征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应在了解象征基本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对象征符号在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中的差异性和共同性进行深入的分析和阐释，以便从中发现各种象征符号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和重要作用，为揭开人类文化之谜做出应有的贡献。
       [责任编辑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