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成 编译
本文探讨了企业家阶层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两个重要论点；一是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减小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尽管家支在新企业的起步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它已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负担。二是企业家在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诺苏彝族与汉族企业家之间界线的划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表现。认同是一种个体和集体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他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对认同产生影响。当企业家之间以及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时，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就将得到发展，以期通过企业家和经济发展成就在国家内部得到尊重。
关键词：民族企业家 民族认同 家支认同 彝族
作者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东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地址：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Duisburg—Essen University，47048Duisburg，Germany。编译者吴志成，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高级研究学者。地址：天津市。邮编300071。
一、导言
本文是有关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企业家调查项目的研究结果，重点研究企业家阶层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市场力量和私营经济的发展正在逐渐减小家支对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影响。尽管家支在新企业的起步阶段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它已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负担。因此，企业家面临商人的两难困境——利益最大化和与家支团体分享财富、就业机会的道德义务之间的冲突。尽管家支仍然扮演关键的角色，然而企业家通过创造新的超越家支的模式，加强了民族认同意识。
第二，诺苏彝族企业家阶层正在巩固和加强一种共同和共享的彝族认同意识。尤其是他们在经济上的成功正在成为日益增强的个体与民族自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家在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先锋的角色之间摇摆，从而也存在一种矛盾关系。经济发展过程必然伴随着对资源的控制和民族之间的竞争甚或对立。
第三，通过划分彝族与汉族之间的界线，民族认同意识得到发展。认同是一种个体和集体的过程，因而只有在与其他群体(汉族)进行交互作用或者划分界线时，企业家阶层才能对认同产生影响。
第四，当企业家之间以及其他彝族人之间存在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时，诺苏彝族企业家的民族意识就将得到发展，以期通过企业家和经济发展成就在国家内部得到尊重。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本项田野调查为期四年，涉及自治州所辖的10个县：甘洛、冕宁、昭觉、盐源、雷波、美姑、布拖、普格、喜德和金阳，它们大部分属于贫困县。项目的着眼点包括：诺苏彝族企业家对地方政治的作用，新企业家在社区的社会结构变迁中所扮演的角色，诺苏彝族企业家的发展及其对社会动员的影响，社会组织(家支)和由经济社会变迁引起的经济思想的作用，企业家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等。这一调查的经验部分包括一个问卷表和一系列半标准化的采访，这两种调查方式提供不同类型的信息，因而适用于某些特殊的调查范围(比如，某些政治敏感问题不便在问卷中出现)。
调查问卷表由43个问题构成，分别涉及以下一些方面；以前的工作经验，独立开业的原因，与其他企业和企业家的联系，与当地政府和官员的关系，对地方政策和政治的评价，与自己家支在经济上的关系，社会关系和民族关系的作用，对取得经济成功所需要素的评价，公共捐款问题，非政府的企业家协会的必要性及其功能，民族隔离(segregation)问题，对不同社会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威望以及当地政府和党组织的工作、民族关系的评价，对生活目标、社会问题、市场经济以及私营企业家阶层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以及他们自己在社会和政治中的角色的评价。
笔者所做的采访则试图揭示诺苏彝族和汉族企业家对自己如何评价，以及一个群体的成员如何使自己区分于另一个群体。此外，家支的角色、民族隔离问题、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困难以及个体对民族关系的态度等也是采访的目标。总共有138位私营企业家回答了问卷表并接受采访，每个县还有8至10位当地(县级、乡镇级和村级)官员接受采访，借此获得了有关统计和书面材料。
本研究工作也涉及汉族企业家。因为彝族和汉族企业家之间的比较有助于认识两个民族的企业家在经济和社会行为上的不同特点，这对研究工作至关重要。彝族对汉族的比例设置为二比一，这一比例反映了彝族企业家是主要调查对象的实际情况，同时又为与汉族企业家进行比较采集了足够的信息。比较主要涉及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思想、行为上的差别，对社会和民族资源的不同利用，以及相互感知。
接受采访的诺苏企业家的年龄主要在30至55岁之间(占87.7％)，其中21％的企业家没有上过学，39.5％的人上过小学，34.6％的人上过中学，只有4.9％接受过高于中学水平的教育。在进入企业家阶层之前，诺苏企业家以前的职业主要是农民、干部或雇员／工人。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在其职业生涯中至少有过一次行使干部职能的经历，他们大多是村级干部。这是由于干部在党内工作以及所受到的锻炼，使他们拥有较高的教育水平、组织能力和知识，同时也拥有通向不同网络的权力。很多诺苏企业家曾从事过农业贸易，或者有作为个体公司和私营公司雇员的经验。
从就业状况看，自治州的大多数劳动力已经在私营经济部门就业。私营公司大多是属于个体经济、小型手工业、运输业、建筑业、餐饮业(饭馆、旅店等等)、商贸以及其他服务行业(修理、电脑服务、娱乐)的小型公司。其中，从事农产品加工的私营企业已经发展为当地的支柱型产业。大型公司正在稳步出现，但是发展速度还很缓慢。在商业方面，尤其是在大型商业企业中，诺苏人所占的比例依然很小。
三、家支认同与民族认同
诺苏人是一个以家支为基础的群体，其成员源自共同的祖先。这些家支有着相同的姓氏和血缘关系。
在农村地区，一个家支的成员大多生活在一个地方，通过共同的经济活动、祭拜仪式和团结构成稳定的单位。家支又分为世系，它们构成来自同一个祖先的血缘分支。家支在诺苏社会中既作为一个经济单位，又作为一种团结的来源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其成员基于相近的亲缘，从而受相同义务的约束，如都有相互帮助和支持的责任。一个家支可能有数万人。即使在今天，家支依然是认同意识的一个中心要素。因为诺苏人只要属于一个家支的成员，他们在传统上就不以其民族为基础，而是根据其家支将自己区分于其他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支成为认同意识的主要参考要素，家支内部的团结保证了心理上的稳定。
目前，存在一种矛盾的情形：一方面，作为提供社会确定性、相互资助和个体认同意识的社会组织，家支仍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按照许多企业家的说法，家支系统也妨碍(或限制)着诺
苏人共享的(民族)意识的形成。迄今为止，家支的利益依然优先于彝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利益。由于企业家的涌现，至少在其初始阶段，一种超越家支的意识正在产生。伴随社会变革和社会经济化发生的经济层面和道德层面的紊乱，认同意识已经变得非常脆弱。
在家支的社会和经济功能方面，血缘关系或家支关系为企业家创建公司获得投资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私营企业家几乎没有获得银行贷款的渠道，家庭成员和有血缘关系的成员就成为贷款的重要来源。它体现为不同的形式：由自己本身就是企业家的家支成员提供贷款，或与银行和信贷机构有着良好关系的家支成员帮助其家支内部的企业家获得贷款。凡是家支内部的企业家有良好的偿付能力，就可能存在一种相互扶持的系统，家支自身甚至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扮演担保人的角色。这不仅适用于银行贷款的情形，而且也适用于私人贷款。在这些情况下，家支的荣誉构成信任和信誉良好的基础。
同样，单个家支内部企业家网络的形成，可能导致家支内部一系列从事生产和市场营销的公司应运而生。如果有人创建一个生产公司，其他人就会创建产品运输公司，还有人在城市地区开设产品销售公司。同时，家支拥有更强大的社会经济功能，家庭和家支的成员已成为家支企业的资本提供者或劳动者，这就是家支的经济化过程。这种经济化意味着成功的企业家被要求承担家支头人的职责。81位诺苏企业家中有21位(主要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家)承认，他们被自己的家支或世系成员推举为这样的“头人”，他们的意见举足轻重，参与家支的重要决定并被征求建议。按传统习惯，成为诺苏家支的头人并不为特殊的出身、血统或成员资格的规则所约束。家支的头人不是被选举出来的，而是由于他的能力(聪明、勇气、智慧和信誉)及其出色的成就得到广泛认同，适合这个角色，从而成为一名领导型的人物。
与此类似，家支还发展出一种类似家支协会的组织形式。在这种协会中，对家支的义务是最重要的，成员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所有家支成员具有同等权利。在火把节期间，要举行一年一度、所有成员都参加的“小聚会”，每三年举行一次“大聚会”，费用由参加者分摊。家支协会构成了一种典型的民族网络，家支和家支关系也具有对内和对外的功能范围。在公司内部，需要雇用家支成员，保持与家支成员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公司的所有领导岗位都掌握在这些人手中。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公司属于“家支公司”。超过40％的受访者愿意雇用世系和家支成员，认为对非家庭和家支成员寄予信任存在风险。因为在困难时期，本家支员工愿意在必要时无偿劳动，他们可靠、顺从，尤其存在一种信任纽带。
然而也有不同意见，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家相信，随着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公司发展受家支因素的影响逐渐减少，呈现出有利于雇用非家支成员的倾向。这是由于家支的纽带和义务往往会削弱公司的运作，因为亲属工作不佳或没有效率而批评或解雇他们，可能导致家支内部的严重对立。家庭成员通常更难控制或指导，非理性的模式可能引发冲突。
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家庭和家支成员不应该在自己公司工作，否则公司运行期间容易出现问题，产生意见分歧；而且，他们无法按普通员工的表现来评估家庭和家支成员，很难批评或调任这些成员。所以，21％的企业家已经辞退了家庭和家支的成员，有些人改为以钱物的形式提供资助。
对这些企业家来说，重要的是发展自己的企业，而不是某人是不是其家支的成员。这反映出一种趋势，即家支的凝聚力随着企业家阶层的出现而不断弱化。企业家的经济选择可以帮助克服不安全感，促进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增强民族企业家的自信。企业家社会阶层意识的形成也有助于促进他们承担起家支已无力胜任的社会义务。通过新兴的企业家，一种超越家支的意识正在形成。对于家支在企业中的影响和作用，接受采访的诺苏企业家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视其为一种负担，也有的视其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持。
诺苏企业家对家支承担着相当大的责任与义务。根据调查，企业家对家支资助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社会公益与福利：在家支成员患病、贫困和负债时予以帮助，支付学费，资助中小学教育后的再教育或职业培训。
第二，社会义务：承担用于典礼性节日的费用(如婚丧嫁娶)。
第三，家庭商品和服务：建造新房，支付亲戚嫁妆，出资置办摩托车、小汽车和电力设备。
第四，乡村建设：出资修建饮水设施、电力设施，购置卫星电视天线，建立学校和医院，植树造林，修建公路，并承担饮水、用电等费用。
尽管大多数人无法逃避这些责任，但有三分之一的人抱怨这些负担。作为家支成员，企业家在市场上将陷入如下两难困境：不管家庭或家支成员对公司发展有无贡献，他们在工作岗位或物质方面都有义务关照这些成员，而这样反过来又会阻碍公司在市场上的有效运作。在这个意义上，家支作为一种民族网络对很多企业家来说是不利因素。只有在家支团结最小化的情况下，企业家在财务上才能生存下来。这正是商人两难困境的表现，即陷入了公司赢利与家支共同体道德义务二元论的局面。在家支贫困而企业家有义务资助它们的地方，家支很快成为一种负担。另一方面，至少在很多诺苏企业家的头脑中，家支的作用逐渐下降。资助家支不再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目标，只有少数人表达了资助家支的愿望，甚至有多达三分之一的人明确将这种负担视为诺苏企业家落后的原因之一。
此外，对企业家来说，朋友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增加。50.6％的受访者认为，朋友和没有亲缘关系的其他人对获得信贷或商业资助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有9.9％的人强调村落社会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于城市里的公司，与同学和以前同事的关系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曾经在同一个地方党组织或党校共事的干部之间的关系也非常重要。
结果，超越家支的网络的作用日显重要。其中，同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越来越成为社会关系的中心要素。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也将两个民族的企业家带入以信息传达为特征的社会环境。政府通过规定企业家有义务加入企业家协会的方式，创造了一种超越民族的相互融合、相互包容的社会交往形式。
一半以上的诺苏受访者定期与其他企业家交换意见。但企业家(尤其是诺苏企业家)之间每周定期进行的这种交流则不多，这不仅是因为商家没有足够时间，而且还因为各县诺苏企业家相对比较分散，而汉族企业家则集中于各县的县城。但企业家并不只是通过企业家协会相互联系。由于几乎一半的诺苏企业家是党员，他们与官员的关系要好于与汉族人的关系，而且通过这些关系可以更容易解决社会问题。汉族人则相反，他们通常通过与汉族企业家的关系联系当地其他汉族人来解决问题。
随着非血缘关系的作用日益增长，诺苏人作为一个民族族群(而不仅是一个血缘家支)的认同意识得到加强。这种认同意识还在成长过程中，而且，社会和经济变迁以及人口移动在一定程度上都削弱了家支的权力，界线的划分越来越多地呈现民族化的趋势，而较少由家支决定。
企业家阶层使得这个经济化过程和超越家支的团结形式的形成更为简单，因为企业家不
再仅仅把自己视为家支的成员，而且还把自己视为诺苏企业家共同体的成员。这样，民族群体就变成一个期待民族团结的社会空间。通过企业家阶层获得新的民族自信，更容易获取资金，获取众多新型消费品以及新技能和新知识，这些都在改变着民族内部的关系。
四、经济成功：日益增长的个人和民族自信的组成部分
经济实力是拥有广泛自治和民族自信的重要前提。像这样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补贴的地区，很难保证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因此，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国家在资助的发展目标上就拥有发言权或决定权。而更大程度的自治还意味着一个有能力参与社会和国家协商的社会集团(企业家)的产生。
采访显示，大部分受访者不是把他们归于个体，而是归于民族企业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认为，诺苏企业家敢于冒险，有社会责任感，拥有社会共享的知识；他们愿意为地方和民族的发展出力；作为一个民族，诺苏只有发展经济、提高教育水平，才能生存下去，而企业家必须为此出力；企业家是凉山地区经济发展的先锋队。几乎所有企业家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为凉山的发展出力，很多人的目标已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的家支上。
地缘是诺苏企业家的一个重要资源。他们通过语言和共享的象征物所表明的家支关系、网络和同属于一个民族的成员资格，可以更方便也更容易地管理公司和处理生意。大量诺苏企业家将党员资格、以前担任干部或人大、政协代表的经历用于权利、特权和资源的竞争上。民族间的差异相应地体现在他们不同的参政方式上。大多数诺苏企业家试图通过当地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来解决问题，而汉族企业家则主要尝试用其他方法来解决问题或弥补不利条件，比如通过捐资助学、捐资修建公路等。
此外，诺苏人与汉族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文化分工。在凉山州的有些地区，诺苏人在大型私营工业(建筑、采矿和制造业)中所占份额低于5％，在第三产业(贸易／餐饮和服务业)中所占份额略高于10％。这说明大部分需要较大投资、更多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而且创造较大利润的企业都由汉族企业家经营，大部分诺苏企业家经营那些只需要较少资源的第三产业的小公司。在诺苏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县里，尽管诺苏人在私营经济中所占比例较高，但仍小于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民族竞争也体现在诺苏干部和企业家的密切合作上，他们试图利用民族资源弥补劣势与不足。这种合作有不同的形式，如通过当地政府给予诺苏企业家有利条件而获得优先权，对汉族企业家尤其是对那些移民来本地区的企业家征收特别赋税。这样，汉族企业家就觉得自己处于不利的条件，感到很不公平。诺苏企业家则抱怨银行通常不给诺苏人贷款，他们认为汉族企业家比较容易从银行获得贷款。
同样，作为民族竞争的一部分，已经出现新的民族隔离形式。民族隔离，或按民族情况划分的不同群体，不仅发生在文化或地域方面，而且也发生在经济领域。比如，民族隔离体现在有关代表企业家的组织的问题上。两个企业家群体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一个自治的、非政府的企业家组织是必需的，几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都支持按民族界线来区分这种协会(一个诺苏企业家协会，一个汉族企业家协会)。相当多的受访者认为，两个民族之间存在利益分歧，也许只有通过分离的协会才能体现和代表这些不同的利益，这一结果令人惊讶。
关于与其他企业家的定期交流，在较发达的县，没有一个汉族企业家定期参加与诺苏企业家的交流，而诺苏企业家与两个群体都有交流。然而在不发达的县，这些交流似乎更为频繁，虽然企业家也是更多地在各自民族中建立联系。
表1和表2说明了就业中的民族隔离因素，其中诺苏企业家比汉族企业家更愿意雇用自己民族群体的人。究其原因，一是诺苏企业家在道德上有义务雇用本家支或本村人。作为报答。这些工人提供一种特殊形式的信任，他们接受汉族工人不愿接受的情形，例如低劣的工作条件或在公司困难时拖延支付工资。二是诺苏人在工资方面更廉价，而且他们主要干体力活，尤其是脏或特别危险的工作。三是诺苏人认为本民族工１人彼此亲密，相处更融洽，矛盾较少。在相互存有偏见的情况下，汉族人不愿意为诺苏企业家工作，冲突情形较为常见。
五、民族企业家的双重角色：
民族象征传承者与现代化代理人
在笔者调查过程中，每位诺苏受访者都以穿上诺苏人的传统服饰留影来展示他们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如今，当地虽然已普遍使用陶瓷器具、玻璃制品和筷子，但诺苏企业家通常还要用民族传统器皿(以黑、红、黄色描绘的木制杯子、长柄勺子、木碗)装盛具有诺苏特色的菜肴坨坨肉，来招待被邀请的客人。这是诺苏人的风俗和传统，至少当有客人来访时使用具有诺苏特征的器具，表达了某种严肃性。这些物品在所有企业家家中都可见到，它既作为日常用品，又是象征性的物品，是一种文化符号。它们象征着与汉族日用品的不同，象征着诺苏企业家的民族属性。这种象征性具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它超越了家支，而与民族相关。作为现代性传输者的诺苏企业家特别坚持这一象征性。很多大型企业的企业家还建造了具有传统象征意义和传统风格的新房子，收集毕摩(在诺苏人中享有较高威望的祭司与术士)文本、护身符和偶像。
此外，作为民族人，企业家主要通过五种关系来定义自己：一是通过与祖先、世系、诺苏历史和文化的共同关系；二是通过体验本民族文化受到威胁的共同关系；三是通过与应受到保护的生活方式的共同关系；四是通过与诺苏语言和文字的共同关系；五是通过对毕摩这个既是文化、社会以及象征资本的，也是宗教、祭仪和土著知识的载体的共同信仰。
同时，诺苏企业家与诺苏干部之间也出现了一种竞争。尽管后者曾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控制着资源，不过现在企业家阶层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挑战者，他们不仅开始控制诺苏人的物质资源，而且开始控制着越来越多的象征性资源。这一新的群体不断增长的自信不仅存在于企业家个人中，而且存在于他们在社会和经济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中。这种自信以对其群体所在地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企业家阶层为自豪的形式，也促使他们意识到自身能力以及作为一个民族的成功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少数企业家，主要是大型企业的企业家，仍然坚持企业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和保卫者的观念。然而，在市场中生存的必要性、教育水平低下和个体的利己主义，都削弱了这一观念。当地也盛行这样一种悲观看法，认为汉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占据优势，诺苏人在经济发展中落后，因此受过较多教育的人和年轻人已逐渐丧失民族语言。在城市地区，大型企业家、受过良好教育阶层以及官员的子女，现在大多只说汉语，在像西昌这样的城市以及西昌以外城市地区的诺苏家庭中，年轻人使用诺苏语言的正急剧减少。很多企业家对诺苏“文化”的前景表示担忧。
这里的问题是，诺苏企业家在充当现代性先锋的同时，是否又在弱化诺苏人的认同意识和象征?他们不过是在引进衍生自现代资本主义和多数民族的象征，这就促进了诺苏人在文化上的同化，而非促使一种更为强烈的民族意识的形成。
很多诺苏企业家的“现代化”体现在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上。这种新的生活方式特别对年
轻人产生巨大影响。通过他们的经济实力、消费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企业家正在制定社会的和象征的民族标准。
例如，购买外国豪华汽车就是展示自己财富的一种炫耀方式。大型企业的企业家通常开着比当地官员更为豪华和昂贵的汽车。当地群众视此为一个企业家展示成功的方式。然而，并非每个企业家都追求这种生活模式，在消费行为上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这种炫耀性消费在城乡之间、大小型企业的企业家之间都有不同的表现。在企业家收入较高并且他们的生活方式更为高贵优雅的县里，炫耀奢华更为明显。而且，越来越多的诺苏企业家把子女送到凉山州以外的昂贵的私立精英学校。
这种消费方式由于具有行为榜样的功能，也影响到非企业家的诺苏人，尤其是年轻人、官员、小型企业的企业家等。这样的生活方式成为越来越多的诺苏人的追求目标，但这个目标只有通过企业家的行动、依靠他们设想的对利润的期望才能达到。
在作为现代性代理人的角色方面，诺苏企业家通过自身的生活模式改变着有关认识、价值观(如关于财富、财产、奢侈，以及有关竞争、经济自由、创新和市场行为的要素)和结构(如利益组织、当地公众收入的结构、劳动力市场等)。他们作为潮流设定者和有关品味的行为榜样也发挥着不可忽略的影响。
可见，诺苏企业家的角色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以对当地发展和社会变革作贡献为形式的“现代性”，另～方面是以对当地的风俗、语言和文化的威胁为形式的“现代性”。
六、发展中的民族认同意识：划分界线
认同意识的形成有赖于对“其他人”群体的界线划分，这一群体代表着个体和集体认同意识的核心要素。这种“我们”／“他们”的界线划分可以借助诺苏和汉族企业家各自对对方群体的陈述来解释。目前，尽管业已固定的看法与各种偏见在不同的族群中到处可见，但是诺苏和汉族企业家对对方或对自己的族群并没有一致的感知。
在两个企业家群体之间。下列基本差异和自我归属在对彼此的评价中清晰地显示出来，作为一种设想的差异，几乎在所有县里都可以发现。受访企业家接受访谈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双方群体企业家的特点?这里所探讨的并不是客观上的差异，而是那些行为者自己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共有52位彝族和30位汉族受访者回答了“什么是诺苏和汉族企业家之间的主要差异”这一问题。
笔者从调查中了解到，汉族企业家对诺苏企业家的负面评价是：他们经常用盈利款待亲属；对市场知之甚少，对企业不善管理；喝酒太多，酒后好斗；文化程度低而且懒惰；变化无常，今天开办一家企业，明天又可能关闭；对外界思想不开放；只在喝酒上有竞争力；不懂法，感觉他们来源于奴隶社会。汉族企业家对诺苏企业家的正面评价是，有些人能吃苦。
诺苏企业家对汉族企业家的负面评价是：不关心他人的利益，没有同情心；只关心自己(而诺苏人则比较关心自己的群体)；没有美德，只将盈利用在自己身上；不可靠，大多数人很坏；不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汉人有钱会变富，会用他的盈利进行再投资(而诺苏人不会，因为他们得照顾自己的家支)；如果有相同的教育程度，诺苏人会胜过汉人。诺苏企业家对汉族企业家正面评价：在管理和技术上有一套；拥有更多知识和资本。
诺苏企业家对于自己的正面评价是：能用盈利帮助家支，富裕后能帮助他人；对亲属有责任心，能为社会公益事业捐款；真诚坦率，慷慨大方；能吃苦，勇敢坚强；如有劣质产品，可以随时退换。他们对自己的负面评价是：文化程度低，大手大脚；由于有家支意识，很难富起来；只顾他人，不顾自己；学习新东西有困难。
汉族企业家对自己的正面评价是：文化程度高，经营管理有方，更为面向市场，富有创新精神，面向未来。他们没提供有对自己的负面评价。
从双方企业家的陈述看，对社会的经济主义的理解可以反映出不同的世界观。这不仅仅涉及血缘关系，当地诺苏人要比汉族人更具血缘观。然而，诺苏企业家对此的评价是肯定的，汉族企业家则持否定的评价。
此外，诺苏企业家认为汉族的经济至上主义不符合道德标准，而汉族企业家对诺苏企业家的非经济义务也表现出负面的态度，认为这违反商业精神。对于汉族来说，尽管遵循社会标准的非经济的利益和行为也具有重要意义，汉族企业家还是批评诺苏企业家的观点不符合由经济指导的“现代”市场关系和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汉族更确切地表达了关于现代性的固定看法：开放的、世界性的、标准的商业惯例。这里的重要原因是，凉山的汉族企业家大多由外地移民或他们的后代组成，他们自然和原住民群体分离而居。
但是，汉族企业家认为自己具有的这些理性的、经济主义的考虑，仅仅存在于想象中，只是一种虚构。因为汉族企业家的行为方式也并不总是仅仅由经济理性支配的。比如，超过一半的受访汉族企业家认为，保持社会联系在他们的商业生涯中是有利的，甚至必不可缺。他们大多数人曾给行政部门或为社会公益事业捐过款，社会义务也是捐款的主要目的。三分之一的汉族受访者宣称，照料自己的家族是生活的一个主要目标，一些人也给他们老家的亲戚汇款。这表明，诺苏人持有的明显的、非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分界线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偏见的基础上的。
由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目标密切相关，人们通常不仅是为了物质利益，而且也是为社会承认、社会声望、地位和权力而奋斗。只顾努力获取利润而不考虑自己生长于其中的共同体，会促使怨恨产生，导致自己被排斥在外。所以，企业家往往不仅努力创造经济资本，而且也同样努力去获取社会资本。这一点既适用于诺苏企业家，也适用于汉族企业家。区别仅仅基于社会要素的强度，这种强度不取决于民族因素，而是取决于地方因素。这意味着，它与一个人和当地社会结构的结合相关，诺苏企业家和当地境况的结合要比汉族企业家更为密切。
认同意识的概念还包含了其他要素。与汉族代表的访谈表明，当这一群体划分自己与诺苏人的界线时，他们仅仅将自己限定于正面的自我形象，而很多诺苏企业家则批判地分析自己的民族性。因此诺苏人的“我们”并不是无条件的假设，其同质性的本质也受到质疑。这表明，不能将认同意识理解为一组固定的民族标志，而是一种界线划分，这种划分包括少数民族批判性的自我反省，而且这种反省成为适应经济要求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诺苏企业家和汉族企业家这两个群体的陈述还表明，他们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与成见，但这并不是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情况也许和私营经济为两个民族都提供了就业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可能性这一事实有关，而在经济改革开始以前，也许只有汉族人才能在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部门工作或从事官员的职业。
七、结论
诺苏企业家作为凉山地区一个新兴的经济精英阶层，在发展诺苏人的认同意识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企业家阶层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一批具有社会意识的商业精英，而且加强了诺苏人的认同意识。在形成认同意识的四个标准中，企业家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这些标准涉及超越家支的民族认同意识的产生，诺苏人以经济为基础的新的自我意识的发展，企业家作为传统的传承者与现代性的传输者之间双重角色的启示，以及诺苏和汉族人之间界线的划分。
虽然诺苏人将自己描述为勇敢、开放、诚实，但他们在经济和教育上落后，组织上没有形成一个社会实体，也没有能力以任何重要的方式与汉族竞争。由于这个原因，在诺苏企业家们看来，一个企业家阶层的发展非常重要。诺苏企业家是现代性的代理人。通过他们的财富、消费行为、习惯及其生活方式，他们设定着社会和象征的民族标志，从而为凉山彝族新的认同意识作出贡献。尽管当前家支的纽带和认同意识还很强大，但诺苏人共享的民族意识正在日益形成。家支组织的重要性伴随着这一制度变革而发生变化。
研究表明，诺苏人对自己的民族没有统一的认同意识，这些认同意识是多元的。彝族是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中国公民、彝族成员、凉山诺苏彝族、一个特殊的社会等级、所在家支、村落。但他们也是党员或企业家阶层的成员。这种情况可能使他们在不同的身份中以及在不同的参考系和界线之间进行“转换”。诺苏人代表着一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很大差异和对立程度的认同与忠诚的异质性共同体。但就企业家阶层而言，又有着重要的共同性，它存在于与民族性、他们的文化和发展的联系之中。这样，企业家就成为诺苏人未来的重要塑造者，他们不仅追求个体或部分体系的利益，而且还意识到他们在现代化中的社会功能。这样，与家支的联系将逐渐为一种与他们的民族的关系所取代，道德标准也因此将不按照家支标准来定义，与彝族的关系将越来越多地取代与家支的联系，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民族认同意识。
但是，为什么诺苏企业家发展民族意识，而不发展阶级意识或所在省份或国家的意识呢?一个主要原因是企业家中强大的文化(族群)民族主义，其目标是保存和支持语言文字与传统，同时，现代化已被认为是对他们自己文化进行再评价的前提，有了它，民族性才算完整。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人，彝族人渴望得到尊重，他们试图通过文化政治和民族企业家阶层，而不是阶级意识或中国公民意识来改变自己有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样一种状况。
[责任编辑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