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中平五年单于羌渠被杀，导致南匈奴内部严重分裂。羌渠子於扶罗部､国人杀其父者与并州屠各，是汉末魏晋时参与南匈奴故地政治角逐的三种势力。建安初呼厨泉凭借袁绍的支持，返回南匈奴故地并重新掌权。平阳战后呼厨泉转投曹操，得以维持其南匈奴共主的地位。并州刺史梁习在任数年，大大削弱了南匈奴的实力。曹操划定五部，南匈奴诸部被进一步分割。去卑监国，则以南匈奴的衰落而告终。嘉平年间刘豹兼并五部，标志并州屠各的崛起。司马氏增置三率､四率，意在利用南匈奴势力瓦解并州屠各的一统之局。去卑子刘猛泰始中出任中部帅，就是出于这一计划。刘豹系并州屠各的首领，与於扶罗子､左贤王某并非一人。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宗族部落的混编，成为双方政治合作的重要前提。刘豹顶替於扶罗子､左贤王某，进入南单于的继承序列。汉赵史家则在此基础上，伪造了刘豹､刘渊父子的世系。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之间存在隔阂，刘猛起兵反晋，未能获得其余各部的响应，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关键词:南匈奴 并州屠各 去卑监国 刘豹 刘猛
作者陈勇，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建安二十一年(216)七月，曹操将南单于呼厨泉留质于邺，另遣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去卑监国的结局如何?诸史语焉不详。嘉平三､四年(251—252)间，右贤王刘豹兼并五部，引起邓艾､司马师的警觉。刘豹世系的真伪，也是众说纷纭。事实上，去卑监国以南匈奴的衰落而告终，刘豹则是后起的并州屠各的首领。去卑､刘豹两大部族政治上的交替，构成南匈奴史上一个关键的变化。
一､南匈奴分裂后於扶罗部的动向
《
后汉书》卷89《南匈奴传》载:“单于羌渠，光和二年立。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张纯反叛，遂率鲜卑寇边郡。灵帝诏发南匈奴兵，配幽州牧刘虞讨之。单于遣左贤王将骑诣幽州。国人恐单于发兵无已，五年，右部醯落与休著各胡､白马铜等十余万人反，攻杀单于。单于羌渠立十年，子右贤王於扶罗立。持至尸逐侯单于於扶罗，中平五年立。国人杀其父者遂畔……而於扶罗诣阙自讼。会灵帝崩，天下大乱，单于将数千骑与白波贼合兵寇河内诸郡。时民皆保聚，钞掠无利，而兵遂挫伤。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乃止河东。须卜骨都侯为单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虚其位，以老王行国事。单于於扶罗立七年死，弟呼厨泉立。单于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以兄被逐，不得归国。”
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右部醯落与休著各等攻杀单于羌渠，导致南匈奴内部的严重分裂。羌渠子於扶罗（注：《
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
魏书》载:“中平中，发匈奴兵，於夫罗率以助汉。”於夫罗即於扶罗，上引《
后汉书》中“将骑诣幽州”之“左贤王”，正是“率(南匈奴兵)以助汉”的於扶罗。）部与“国人杀其父者”，（注：此处“国人”指南匈奴贵族，亦即诸史所谓“贵种”或“国中名族”，如接替羌渠为单于的须卜氏。）形成持续对立的两种势力:前者以於扶罗､呼厨泉单于为首，活动在河东､河内一带;后者以须卜单于､南匈奴老王为首，占据了南匈奴故地。休著各胡即并州屠各，是介入南匈奴内部纷争的第三种势力，一般认为即汉武帝朝入塞的匈奴休屠部后裔。汉末魏晋时南匈奴地区的政治角逐，正是围绕这三种势力展开的。
单于於扶罗“诣阙自讼”，此前南匈奴的内部纠纷大概多由汉廷裁决。灵帝死后何进､董卓交替执政，对南匈奴地区失去控制。羌渠被杀引出南匈奴各方的冲突，也只能由他们自行处理。於扶罗所将数千骑，即其带往幽州的兵力，一直无法同须卜单于､南匈奴老王及其国人抗衡，于是就出现了於扶罗､呼厨泉兄弟长期“不得归国”的局面。须卜骨都侯立为单于､老王代行国事，则表明南匈奴在其故地凌驾于并州屠各，处在政治上的主导地位。
《后汉书•南匈奴传》又说:“及车驾还洛阳，又徙迁许，然后归国。”此处“归国”者指单于呼厨泉，“徙迁许”者指献帝。（注：黄烈说:“继於扶罗为单于的呼厨泉仍然驻于平阳，而右贤王去卑已投降了曹操，曾随献帝迁许，然后才回到平阳。”(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9页)黄烈将《
后汉书》所言“归国”者释为去卑，是值得商榷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单于呼厨泉”条只说右贤王去卑归国，而不提单于呼厨泉归国，有些不合情理。该条上文说呼厨泉兴平二年立为单于，“以兄被逐，不得归国”;下文说他建安二十一年“来朝”，上下文之间记述他献帝都许后“归国”，其实是一项必要的铺垫。由此可见，《南匈奴传》所言“车驾还洛阳”后“又徙迁许”者仍是献帝，而不是右贤王去卑;“然后归国”者指单于呼厨泉，也不是右贤王去卑。）献帝“徙迁许”在建安元年八月，呼厨泉“归国”则在献帝“徙迁许”后不久。呼厨泉“归国”后依旧保持了单于称号，可见他确已成为南匈奴各部的共主。问题在于，兴平二年(198)因国人抵制而“不得归国”的呼厨泉，建安之初何以又顺利归国了呢?
建安五年十月官渡一战曹胜袁败，但并州降曹却是在建安九年八月。呼厨泉此前“归国”，必然得到袁绍的认可。《
三国志》卷13《钟繇传》载:“匈奴单于作乱平阳，繇帅诸军围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到河东，众甚盛。”注引司马彪《战略》云:“袁尚遣高幹､郭援将兵数万人，与匈奴单于寇河东。”同书卷15《张既传》载:“袁尚拒太祖于黎阳，遣所置河东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单于取平阳。”诸史所言“匈奴单于”指呼厨泉，其与郭援､高幹等人奉袁尚之命“取平阳”，在建安七年九月至八年三月间。（注：《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七年载:“(袁)绍自军破后，发病欧血，夏五月死。小子尚代，(袁)谭自号车骑将军，屯黎阳。秋九月，公征之，连战。谭､尚数败退，固守。八年春三月，攻其郭，乃出战，击大破之，谭､尚夜遁。”）上引各条所述不尽相同，当以《钟繇传》最为翔实。呼厨泉“作乱平阳”的缘起不详，但他遭钟繇围困后，郭援､高幹立即发兵救援，可证双方存在一种同盟的关系。傅幹说“袁氏背王命，驱胡虏以陵中国”，“胡虏”也包括南匈奴在内。从於扶罗“诣阙自讼”不果，到其弟呼厨泉与袁绍政权携手:建安初期呼厨泉率於扶罗余部顺利“归国”，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呼厨泉凭借袁氏的支持返回南匈奴故地，压倒“国人杀其父者”，重新占据该地区政治上的主导地位。并州屠各此时的动向不明，但显然也不能对呼厨泉及於扶罗余部构成威胁。平阳战后呼厨泉转投曹操，使其在政治上获得了新的立足点。此后呼厨泉依旧保留了单于的名义，说明“国人杀其父者”或并州屠各，都无力取代其南匈奴共主的地位。袁曹之争的转折关头，呼厨泉在南匈奴故地持续掌权，是於扶罗部､“国人杀其父者”及并州屠各关系的一大变局。
二､去卑监国与南匈奴诸部的衰落
《
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载:於扶罗立为单于后，“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与范书所述不尽相同，原因是於扶罗部活动的区域并不固定，大致在河东､河内一带。兴平二年於扶罗死，其弟呼厨泉代为单于。《
后汉书》卷102《董卓传》载:同年十二月，献帝自长安东归，为李傕､郭氾等所阻，董承､杨奉“密遣间使至河东，招故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并率其众数千骑来与承､奉共击傕等”。《后汉纪》卷28兴平二年十二月壬申条文略同，《
后汉书》卷9《献帝纪》､卷89《南匈奴传》亦载此事。（注：《后汉书•献帝纪》及《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作“左贤王去卑”，皆为“右贤王”之讹。）献帝东归之际，去卑在河东附近活动，并与白波帅李乐､韩暹､胡才等人关系密切，其为於扶罗､呼厨泉部下名王无疑;去卑为董承､杨奉所招，随白波诸帅为献帝护驾，也应该是受呼厨泉的派遣。（注：黄烈说:“这里没有提到於扶罗，於扶罗是这一年死于平阳的，当时可能在病中，或已死，故由右贤王去卑率众前往。”又说∶“从驻守河东，以及数千骑的人数都可说明去卑属於扶罗，而不属于仍在离石单于庭的老王所统。”(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189页)实际上，《后汉书•南匈奴传》已说呼厨泉立为单于在兴平二年，去卑为献帝护驾在建安元年。也就是说，去卑为献帝护驾，是受单于呼厨泉派遣，於扶罗此时已死。不过，黄烈说去卑“不属于仍在离石单于庭的老王所统”，还是对的。）
献帝至安邑，韩暹拜征东将军，胡才拜征西将军，李乐拜征北将军，与杨奉､董承共同“持政”，（注：参见《
三国志》卷6《董卓传》。）来自河东的诸将中，只有去卑一人的下落，史家未做交待。（注：《三国志•张杨传》又说:“天子之在河东，杨将兵至安邑，拜安国将军，封晋阳侯。”张杨此前为於扶罗所挟持，其“将兵至安邑”和於扶罗有无关系?去卑是否已返回本部同於扶罗会合?均不见记载。）《三国志•董卓传》说:“太祖乃迎天子都许，暹､奉不能奉王法，各出奔……才､乐留河东。”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韩暹､胡才､李乐等人相继与之决裂。去卑与曹操的关系，诸史也无记载。不过，由曹操后来选择去卑监国一事推测，他们之间并未发生严重冲突。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十年八月，曹操讨乌丸，并州刺史高幹“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曹军击之，“幹还守壶关城”。建安十一年正月，“公征幹。幹闻之，乃留其别将守城，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单于不受。公围壶关三月，拔之。幹遂走荆州”。高幹“走入匈奴，求救于单于”，可知呼厨泉降曹后仍称单于，并且居于南匈奴各部之中。卢弼《集解》说:“本志卷十六《杜畿传》云:‘会白骑攻东垣，高幹入濩泽。’弼按濩泽县属河东郡，高幹盖由壶关而平阳，而濩泽，而上洛，欲南奔刘表。”卢氏认定呼厨泉是在平阳，其说本于李贤。但高幹自壶关入南匈奴境域，向单于求救不遂，旋又返回壶关，（注：《
三国志》卷6《袁绍传》载:“(建安)十一年，太祖征(高)幹，幹乃留其将夏昭､邓升守(壶关)城，自诣匈奴单于求救，不得，独与数骑亡，欲南奔荆州，上洛都尉捕斩之。”然而另据上引《武帝纪》，可知高幹为单于所拒，又返回壶关，被曹操围困三月后才“南奔荆州”，《袁绍传》所言似嫌过于简略。）单于所在之地，应该距上党郡治壶关不远。因此，我怀疑呼厨泉此时是在并州北部，而不是河东的平阳。（注：《后汉书•南匈奴传》於扶罗“止河东”事下李贤曰:“止河东平阳也。”同传呼厨泉“归国”事下李贤亦曰:“归河东平阳也。”《通鉴》卷61，献帝兴平二年条载:“南单于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居于平阳。”疑本于李贤。但上引范书､李注显然有所抵牾:李贤说於扶罗“止河东平阳”，范晔说“复欲归国，国人不受”，也就是未能“归国”;范晔说呼厨泉“归国”，李贤又说是“归河东平阳”。）
高幹逃离并州后，梁习接任并州刺史。《
三国志》卷15《梁习传》云:“时承高幹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单于恭顺，名王稽颡，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后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唐长孺对此有一段解释:“《梁习传》所说的不单是胡狄部落，也有兵家，但迁送到邺的必然也包括许多并州的部落人民，他们完全成为曹魏的士家了。留在并州的‘胡狄’，虽然自有其酋王，保留了部落形式，但是却受地方官的统治，像州郡编户一样‘服事供职’。”（注：参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31页。）
盘踞在并州一带的“胡狄”，主要就是南匈奴诸部。高幹联络单于呼厨泉拒曹而为所拒绝，但南匈奴各部在高幹败后“张雄跋扈”，又表现出潜在的割据倾向。《梁习传》说“单于恭顺，名王稽颡”，提示梁习的种种举措，正是针对南匈奴酋王的。（注：“义从”是“由少数族组成的军队名”，说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29页。）梁习所发“丁强”，系“胡狄”之兵无疑。陈寿称“单于入侍，西北无虞，习之绩也”，也是着眼于此。建安二十一年“单于入侍”前夕，南匈奴各部完全受制于曹魏的地方官，丧失了割据本土的实力。右贤王去卑监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三国志•武帝纪》载: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后汉书•南匈奴传》载:建安二十一年，“单于来朝，曹操因留于邺，而遣去卑归监其国焉”。李贤注:“留呼厨泉于邺，而遣去卑归平阳，监其五部国。”然而，建安元年至二十一年，去卑究竟是随呼厨泉一同“归国”，还是随献帝在许，诸史并无记录。《
晋书》卷56《江统传》载江氏《徙戎论》曰:“建安中，又使右贤王去卑诱质呼厨泉，听其部落，散居六郡。”“诱质”之说仅此一见，去卑是否参与曹操的密谋，也不清楚。
《后汉书•南匈奴传》呼厨泉“归国”条李贤注:“归河东平阳也”;去卑“归监其国”条下李贤也说是“归平阳”，但据上文考证，建安十一年高幹起兵之际，呼厨泉屯驻壶关一带。因此，去卑是否“归平阳”监国，也还不能确定。李贤称去卑“监其五部国”，同样需要斟酌。《
后汉书》､《
三国志》有关去卑监国的文字，都没有提到五部，江统《徙戎论》更是明确说“听其部落，散居六郡”。吕思勉谓“六郡”即并州所统六郡国:太原､上党､西河､乐平､雁门､新兴。（注：参见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页自注。《续汉书•地理志》并州有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雁门､朔方､北地､代十郡。另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正月条载:“省云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县领其民，合以为新兴郡。”《
晋书》卷97《北狄匈奴传》说匈奴入塞“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则又有平阳而无雁门。）由此可以肯定:右贤王去卑监国之际，曹操尚未划分五部。
《晋书•北狄匈奴传》载:“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众为五部，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注：《
通典》卷195文略同，关于曹操分立五部的背景，则谓“以其既在内地，人众猥多，惧必为冦，始分其众为五部，立其中贵者为帅，选汉人为司马以监督之”，云云。此说又见《
太平寰宇记》卷1。）梁习在并州刺史任上数年，大大削弱了南匈奴的势力。南匈奴之众名义上由去卑管辖，实际上却成了曹魏的编户。曹操划定五部，并州“胡狄”的力量被进一步分割。曹操选汉人为司马监督五部，去卑监国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
三国志》卷30《鲜卑乌丸东夷传》云:“建安中，呼厨泉南单于入朝，遂留内侍，使右贤王抚其国，而匈奴折节过于汉旧。”去卑“抚国”后，南匈奴更加屈从于曹魏，表明其实力地位在继续下降，也已不及“汉旧”了。
建安年间五部初建时，五部之众是否均为南匈奴?其中是否搀杂其他部族(如休屠各)?仅靠目前的材料，难于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过，泰始年间，并州屠各酋王刘豹与南单于后裔刘猛分掌左部､中部，表明五部的重建可能就是并州屠各与南匈奴的分治。泰始七年(271)中部帅刘猛起兵，其他各部并无反应，主要也由于他们所属的部族不同。中部都尉辖六千余落，仅占五部三万余落的五分之一。魏晋之际南匈奴与并州屠各实力差距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三､并州屠各的崛起与刘豹统一五部
汉末以降，屠各在并州一带的活动，是有迹可寻的。
《
后汉书》卷95《张奂传》载:桓帝永寿中，“休屠各及朔方乌桓并同反叛，烧度辽将军门”。李贤注:“度辽将军屯五原。”《
初学记》卷18､《
太平御览》卷700引《东观汉记》文略同。《后汉书•张奂传》又载张奂“乃潜诱乌桓，阴与和通，遂使斩屠各渠帅，袭破其众，诸胡悉降”。《
后汉书》卷120《乌桓鲜卑传》载:“桓帝永寿中，朔方乌桓与休著屠各并叛，中郎将张奂击平之。”以上各条是有关并州屠各最早的记录。唐长孺说:“休屠各所居大概与朔方､五原相近。”（注：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83页。）
《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又载:“熹平三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击破之。”唐长孺说:“这又是在北地的休屠各。”（注：③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84页。）而“休著屠各”的称谓，说明他们是永寿年间出现在并州的休著各，而不是滞留于河西的休屠余部。
《后汉书•灵帝纪》说，中平四年十二月，“休屠各胡叛”;中平五年正月，“休屠各胡寇西河”。同年三月，“休屠各胡攻杀并州刺史张懿，遂与南匈奴左部胡合，杀其单于”。单于羌渠为东汉发兵招致国人反叛一事，亦见上引《后汉书•南匈奴传》。唐长孺又说:“此时南单于庭在离石，休屠各又寇西河，攻杀并州刺史，可能就在并州。”③攻入西河的屠各，被记作“休屠各”或“休著各”，应该是永寿中居于朔方､五原附近的屠各的余绪。并州屠各参与攻杀单于羌渠，是其介入南匈奴内部事务的开端。此后他们是否同南匈奴杂居，不得而知。呼厨泉与南匈奴老王的对峙，持续到建安初年呼厨泉“归国”之际。然而，直到曹操将呼厨泉留质于邺并派去卑监国时，南匈奴与并州屠各之间仍有明显的区别，双方远未融合。《文选》卷44陈孔璋(琳)《檄吴将校部曲文》云:“大举天师百万之众，与匈奴南单于呼完厨，“呼完厨”诸史皆作“呼厨泉”。及六郡乌桓､丁零､屠各､湟中羌僰，霆奋席卷，自寿春而南。”檄文发布于建安二十一年十月，（注：郝经:《续后汉书》卷25《曹操传下》录此檄，系于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苟宗道原注曰:“陈琳辞。按此檄《文选》首载‘尚书令荀彧’，则十七年伐权时也。檄中乃载平汉中张鲁及胡濩降封列侯等事，则二十年事也。十七年伐权时荀彧自杀，至是岂有彧哉?盖此檄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伐权时文也。故正文削去尚书令荀彧等数字，则事与文合矣。”）文中“匈奴南单于呼完厨”与“屠各”并举，是一个确凿的例证。
南匈奴故地政治主导权的转移，发生在司马师兄弟执政期间。《
三国志》卷28《邓艾传》有一段关于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关系的重要文字:“时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艾上言曰:‘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为前代重患。自单于在外，莫能牵制长卑，诱而致之，使来入侍。由是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以单于在内，万里顺轨。今单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多纳用焉。”
“大将军司马景王新辅政”，在魏齐王嘉平三､四年间。（注：《
晋书》卷2《景帝纪》载:“宣帝薨……天子命帝以抚军大将军辅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迁大将军，加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并州右贤王刘豹并为一部”，大约与之同时。“诱而致之，使来入侍”，指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诱质呼厨泉事。“今单于之尊日疏”，按胡三省的解释，是指“南单于留邺，虽有尊名，日与部落疏”。（注：《通鉴》卷75，魏邵陵厉公嘉平三年八月条胡注。又《通鉴》所录邓艾语与上引《三国志•邓艾传》文略同。）这表明南单于依旧“在内”为质，但此人是不是呼厨泉，还无法确定。（注：《
三国志》卷2《文帝纪》载:黄初元年(220)，“更授匈奴南单于呼厨泉魏玺绶，赐靑盖车､乘舆､宝剑､玉玦”。距呼厨泉立为单于已有二十五年(195—220)，距呼厨泉留质于邺也有四年(216—220)。《
晋书》卷3《武帝纪》载:“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设坛于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单于四夷会者数万人。”距兴平二年呼厨泉立为单于有七十年(195—265)之久。假如呼厨泉二十岁左右立为单于，此时已超过九十岁。《
魏书》卷70《常景传》载常景曰:“昔咸宁中，南单于来朝。”距呼厨泉立为单于又有八十余年，呼厨泉已到百岁以上。泰始以后乃至咸宁中入朝的南单于究竟是不是呼厨泉?令人生疑。）“外土之威寖重”，指刘豹兼并五部一类行动，胡三省也说是“左贤王豹居外，部族最强，其威日重也”。（注：《
资治通鉴》卷75，嘉平三年八月条胡注。）去卑“子不继业”，可知此时去卑已死，其后人则失去监国的地位。邓艾“闻刘豹部有叛胡”，提出分国的方案，（注：上引胡注于“离国弱寇”一句下又云:“离国者，离匈奴刘豹之国为二也。”）说明单于“在内”，对刘豹并不具有约束力。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在于去卑､刘豹来自不同的部族。刘豹“并为一部”，标志着并州屠各在南匈奴故地的崛起。南匈奴各部包括其单于家族的式微，则为刘豹的入主提供了条件。
那么，刘豹所属的部族又是如何确定的呢?《
太平御览》第119卷《偏霸部三•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云:“咸熙中，(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注：原文作“洛阳国”，衍一“国”字，据《晋书•刘元海载记》改。）晋文王深待之。”《晋书•刘元海载记》文略同。这是刘豹屠各身份的关键证明。“晋文王深待之”，疑为汉赵史家的夸张之辞，姑置不论。司马昭以刘渊为任子，意在约束刘渊之父，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以断言:刘渊之父此时就在五部，而且是五部的重要首领。刘渊出身屠各，以往史家多有论说;刘豹为刘渊之父，也见于诸史记载。所以，结论就是:刘豹本人的部族也是屠各。
《徙戎论》称“咸煕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与上引邓艾分而治之的建议，应该有内在的联系。江统所谓“一部”指刘豹部无疑，而在该部“分为三率”的同时，刘豹之子刘渊又在洛阳为质，这并不是偶然的。凡此种种，都出自司马氏控制刘豹的计划。
刘豹､呼厨泉分属不同部族，对司马氏来说，刘豹兼并南匈奴后，呼厨泉继续以单于的身份留质于京师，就变得毫无意义。咸熙年间刘渊“为任子在洛阳”，正是刘豹在五部中居于高位的证据。建安后期，曹操将呼厨泉留质于邺;五十年后(216—265)，司马氏又将刘渊留质于洛阳。呼厨泉是否与刘渊一同被留在洛阳?是否参加了晋武帝的即位仪式?都无从了解。但我们注意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单于比以下历代单于，其卒年及继承者，《后汉书•南匈奴传》中均有记录，惟独呼厨泉的卒年､继承者不详，令人困惑。
泰始年间(265—275)刘渊一直在洛阳为质，表明同一时期刘豹在五部的地位并未下降。南单于咸宁中“来朝”，此前显然不在洛阳。刘豹是否取代呼厨泉而称单于，不得而知，但他兼并五部后的实际地位已超越呼厨泉，则是无庸置疑的。《徙戎论》说咸煕之际刘豹部“分为三率”;“泰始之初，又増为四”。司马氏的意图，就是利用南匈奴尤其是南单于后裔，瓦解并州屠各的一统之局。三率､四率的具体分配方案，诸史并无记载。然而，去卑子刘猛出任中部帅，可以肯定与此事有关。（注：值得一提的是，泰始七年起兵叛晋的中部帅刘猛，在文献中又被称为单于。《
晋书》卷97《匈奴传》载:"泰始七年，单于猛叛，屯孔邪城。"《
通典》卷195《边防一一•北狄•南匈奴》､《
太平寰宇记》卷192《四夷二一•北狄•南匈奴》､《通考》卷341《四裔考一八•匈奴》同。吕思勉推测“盖猛时自称单于”(吕思勉:《
两晋南北朝史》，第23页自注)，不无道理。）
泰始十年后刘豹死，刘渊代为左部帅。太康十年(289)，刘渊改任北部都尉。（注：《文选》卷49干宝《晋纪总论》:“彼刘渊者，离石之将兵都尉。”李善注:“太康八年，诏渊领北部都尉。”）刘渊以北部人任左部帅，又以左部帅迁北部都尉，招致史家的质疑。如唐长孺就说:“帅与都尉既然只是一官的改称，刘渊先已为左部帅，何故以改官名之故并改其领部?我们知道部落酋长是不能像地方官那样随便调动的，刘渊以北部人统左部，又从左部调回北部是难以理解的。”永兴元年(304)，成都王颍拜刘渊为北单于。唐长孺又说:“此时早已没有北匈奴，何来北单于，且南单于此时也已虚位，假使刘渊为南单于嫡裔，为什么不叫他当南单于。”唐先生的结论是:“这些纠纷都由于刘渊本非南匈奴之族而发生，他实是北部屠各人，领北部都尉，所以任之为北单于。”（注：以上均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1页。）刘豹嘉平年间兼并五部后，并州屠各成为该地区政治上的主宰者。司马氏采纳邓艾的主张，将刘豹部反复分割，南单于一系去卑的后人则被安插其中。但刘豹､刘渊相继担任部帅或都尉，显示并州屠各在五部一带保持了影响力。我甚至怀疑:刘渊能在左部､北部之间调动，是因为左部､北部都是并州屠各的势力范围，其职位的变更，不过是在并州屠各内部的移动。
刘渊以北部屠各人领北部都尉，又被任命为北单于，说明北单于以“北”为号，是由刘渊所在的北部决定的;也说明此时单于的确定，与单于的部落或部族聚居的地域有关。就地域而言，刘猛自立为单于，仅仅代表他所在的中部。相对于北部都尉刘渊的北单于，中部帅刘猛就是中部单于。左部帅刘豹为并州屠各酋长，而非於扶罗之子。同时担任中部帅的刘猛，则是南单于嫡系，去卑的后人。他们两人不属于同一部族，更不是同一家族。就部族而言，北单于刘渊，代表其所属的并州屠各;刘猛自立为单于，则是代表其所属的南匈奴余部。
四､刘豹世系的造伪与刘猛起兵的背景
去卑为呼厨泉部右贤王，已见上引各条。去卑的这一身份，证明其与於扶罗､呼厨泉血脉接近，均出自南单于一族，而且都是单于羌渠的后裔。《晋书•刘元海载记》:“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
太平御览》卷119《偏霸部三•十六国春秋•前赵录》文略同。《后汉书•南匈奴传》李贤注:“於扶罗即刘元海之祖，呼厨泉即元海之叔祖。”但唐长孺已证明刘渊出自屠各，“本非南匈奴之族”。《刘元海载记》所述诸刘世系，“有出于伪托之嫌”。（注：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1页。不过，以往史家多接受《载记》之说，如马长寿就说:“左贤王刘豹，系前单于於扶罗之子，兼为左部帅。时左部最强，魏嘉平间，刘豹并诸部为一。”见《北狄与匈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6页。黄烈则说:“於扶罗子刘豹为左贤王，充任左部帅;刘豹死后，豹之子刘元海代为左部帅。”(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第194页)）本文进而说明:於扶罗子､左贤王某系南单于嫡裔，与咸熙年间(264—265)担当五部首领的屠各刘豹，也不是同一人。
刘渊地望､职位的混乱乃至围绕其身世的种种疑点，皆源于前赵史官的造伪。（注：唐长孺说:“结合时人称之为屠各的诸例便显得《刘元海载记》所述有出于伪托之嫌。《刘元海载记》出于《十六国春秋》已不待论，而《十六国春秋》的根据大约出于和苞《赵记》之类，那是前赵史官颂扬其君主的著作，自然完全照刘曜自己所述记下来，且为之修饰，大都是靠不住的。” (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1页)）问题在于，屠各刘渊究竟怎样被编入南单于的族系?刘豹与刘渊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
并州屠各酋长的假托世系，可以追溯到刘渊之父刘豹。单于呼厨泉留质于邺，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始终维持了胡姓､胡名。只有於扶罗子､左贤王某改为汉姓､汉名，是不可思议的。笔者以为:於扶罗之子､左贤王某所使用的姓名，应该也是胡姓､汉名。他被称为刘豹，其实是后人的附会。嘉平年间，并州屠各酋长刘豹统一五部，此人使用的是汉姓､汉名，南匈奴贵族也有使用汉姓､汉名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有两位右贤王刘猛与刘宣。唐长孺说:“刘渊的假托世系，自然首先要取得匈奴贵族如刘宣的承认。”又说:“一个屠各酋长掌握的实力要比空名的左右贤王大得多，刘宣等凭借屠各实力而假以南单于世嫡之空名，企图恢复匈奴旧业，这样就造成了合作。”（注：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402页。）刘豹顶替於扶罗子､左贤王某，被编入羌渠､於扶罗､呼厨泉的继承序列，占据了“南单于世嫡”的位置。与此同时，一部分南匈奴贵族则变为并州屠各的族人。《晋书•刘元海载记》称左贤王刘宣为“元海从祖”，而刘渊在其伪托的世系中是於扶罗孙，因而刘宣在辈分上就是於扶罗的兄弟，这是一种尊贵的身份。并州屠各与南匈奴宗族､部落的混编，在双方的关系中具有深远意义:南匈奴贵族向并州屠各酋长表示臣服，双方在血脉上则融为一体，“这样就造成了合作”。刘豹､刘渊最终被编入南单于的族系，这是一个关键的情节。（注：以往史家对刘豹的年龄多有疑问，唐长孺说:“《载记》称其父刘豹之死在树机能起兵反晋之后，也就是在泰始十年之后，而其为左贤王乃在呼厨泉始立之时，也即是汉兴平二年(195)，从这一年到泰始十年(195-274)有八十年之久，假使刘豹以二十岁左右为左贤王，则死时将在百岁左右，而刘渊生于魏嘉平中(249-253)，则刘豹生他时年龄超过了七十岁，有点不近情理。”(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99页)这也是他们否定刘豹为刘渊之父的重要旁证。现在我们知道:刘渊之父刘豹与於扶罗子､左贤王某，其实是两个人。如果刘豹嘉平年间统一五部时，年龄在三四十岁，他在同一时期生刘渊，就不存在问题。如果刘豹嘉平三､四年间统一五部时四十岁左右，到泰始十年(274)后去世时六七十岁，年龄也是合理的。）
从这种特殊的角度观察刘猛起兵的背景，我们会得到一些新的见解。
《晋书•刘元海载记》刘宣等人谏刘渊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涂地，单于之耻也。”《
资治通鉴》卷85惠帝永兴元年所载刘宣语，缺“右贤王猛”以下数句。江统《徙戎论》在“并州之胡”三分､四分一事下又说:“于是刘猛内叛，连结外虏。”祝总斌对此表示质疑:为什么江统提到的“刘猛内叛”，“并非指整个匈奴五部”?（祝祝先生认为:《
晋书》卷57《胡奋传》仅称“匈奴中部帅刘猛叛”，未涉及别部，“恐属最近事实”。实际上，“起兵反晋的只有中部帅刘猛，而且在并不很短的一年中，其他各部并未响应”。他进一步推测:“刘猛可能看到西北树机能起兵，错误地以为时机已到，便贸然响应，结果不但其他四部并不附和，而且连‘中部’内部意见似乎也有分歧，经过晋将何桢的策动，帐下将李恪便把刘猛杀了。”（注：祝总斌:《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中国古代史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4-137页。）
然而，中部帅刘猛起兵反晋，“其他四部并不附和”，似乎另有原因。《晋书•刘元海载记》载曹操分南匈奴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注：《
太平御览》引《前赵录》云:南单于呼厨泉入朝，“魏武因留之。为分其众为五部，以左贤豹为左部帅，其余帅皆以刘氏为之”。“贤”后脱一“王”字､“帅”前脱一“部”字。《晋书•刘元海载记》上条疑即本于《前赵录》。）刘猛一族此时归入何部，并不清楚。但我们知道:魏末刘豹将南匈奴各部“并为一部”时，去卑“子不继业”，失去了统摄南匈奴各部的地位。刘豹其时为左贤王､左部帅，其部族盛极一时，与去卑后人显然并非一支。
《
魏书》卷95《铁弗刘虎传》载:“铁弗刘虎，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猛死，子副仑来奔。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诰升爰一名训兜。诰升爰死，虎代焉。”刘虎为去卑孙､诰升爰子､刘猛从子，则刘猛应该是去卑子､诰升爰兄或弟。（注：林幹据《魏书•铁弗刘虎传》制成《铁弗匈奴(刘虎)世系表》，附于所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后，该《表》内容为: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去卑子匈奴北部帅刘猛，去卑子诰升爰(一名训兜或训儿)——刘猛子副仑，诰升爰子刘虎(一名乌洛孤)，虎从弟路孤——刘虎子务桓(一名豹子)，务桓弟阏陋头——务桓子悉勿祁，务桓第三子刘卫辰——悉勿祁子某，卫辰子直力鞮，卫辰第三子勃勃(一名屈孑，亦作屈丐，后改姓赫连)。）这是与刘渊同时的近邻拓跋族的记载，他们对刘猛与去卑乃至刘渊的关系，都是很清楚的。（注：《
魏书》卷1《序记》云:“匈奴别种刘渊反于离石，自号汉王。”唐长孺说:“按照当时习惯用语，所谓‘别部’､‘别种’乃是服属于一个主要部族的其他部族或部落，魏收称刘渊为匈奴别种就说明其非南单于一族，结合《
魏书》卷23《魏操传》所载操所著的《颂德碑》称刘渊为屠各匈奴，就可知道与刘渊同时的近邻拓跋族内很清楚刘渊乃是屠各族。”(唐长孺:《魏晋杂胡考》，《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99页)）
独孤及《毗陵集》卷10《唐秘书监独孤府君墓表》载乌和有二子，“长曰去卑，为右贤王。建安中，献帝自长安东归，有李傕､郭汜之乱，右贤王率其部卫车驾还洛，遂徙迁许，复归国，卒。次弟猛代立”。与《魏书•铁弗刘虎传》不同。如果建安元年去卑为献帝护驾时二十岁左右，泰始七年刘猛起兵(196—271)时，他已到九十五岁左右。按《唐秘书监独孤府君墓表》的说法，刘猛为去卑次弟。如果刘猛小去卑五岁左右，也已是九十岁左右。他以这样的高龄率部起兵，不近情理。因此，《魏书•铁弗刘虎传》所述去卑､刘猛､诰升爰的世系更为可信。（注：该《墓表》舛谬甚多，说详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0页。去卑､刘猛兄弟为尸利之孙､乌和之子的说法，也不载于史传。但《墓表》所记独孤部与去卑的渊源关系，与上引《魏书•铁弗刘虎传》可以互相印证，似乎不能轻易否定。）同《传》说刘猛死后，刘虎父诰升爰“代领部落”。《通鉴》卷93也说诰升爰“代领其众”。诰升爰得以代领刘猛之众，正由于他是去卑子､刘猛兄或弟。
邓艾主张二分刘豹部，并建议加去卑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注：《
三国志》卷28《邓艾传》。）江统则说“咸煕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司马师对邓艾之谋虽“多纳用焉”，但这项分割刘豹部的计划，直到咸煕年间(264-265)司马昭执政后才得到落实。刘豹泰始十年后死在左部帅任上，说明司马昭将刘豹一部“分为三率”后，仍为刘豹保留了部帅的职位。而去卑子刘猛在司马昭分立“三率”或晋武帝増“三率”为四率时出任中部帅，确实也被授予“显号”。不过，中部居于太原大陵一带，（注：《晋书•匈奴传》云:“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魏末改部帅为部都尉，中部都尉与中部帅居地应该是一致的。）与邓艾“使居雁门”的提议有一些出入，这应该是由南匈奴余部尤其是去卑后人的实际分布状况所决定的。
总之，西晋初年的左部帅刘豹､中部帅刘猛，分属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两大部族。刘豹将五部并为一部，刘猛则靠司马氏的扶持出掌中部，他们之间长期存在隔阂，并州屠各与南匈奴也未能真正融合。泰始七年，刘猛起兵反晋，其他四部并未响应，主要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责任编辑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