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民族学家、民族史学家马长寿先生（1906—1971）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他的遗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于2006年6月付梓问世。该书由李绍明、周伟洲等整理，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620千字。
笔者拜读之后，深感此书是马长寿先生应用近代民族学理论和方法，结合民族学田野调查和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堪称凉山彝族研究的经典之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笔者认为，时至如今，此书仍是国内外内容最为丰富的凉山彝族民族志著作，加以调查时间较早而弥足珍贵。概括地说，此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此书是深入实地考察的学术成果。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的基础，同时也是获取第一手资料最关键的步骤和手段。本书的写作，就是立足于马长寿先生对凉山彝族地区长达八九个月的实地考察。1936年秋，马长寿先生进入正在筹备中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工作。当时，为了开展对四川民族的研究，同时搜集一部分民族文物，成立了“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组四川民族考察团”，由以马长寿为首的三人组成，其任务“一为研究民族，一为收集标本”（上册，第1页）。他们首先进行的是对凉山彝族的考察。所以如此，据马长寿先生书中所言，是因为“大凉山素称‘独立’之区，强悍剽劫，为诸族冠。作者取‘仁者先难’之义，故求先考察罗彝”（上册，第1页）。从1937年1月23日考察团抵达屏山县城开始，到6月17日离开汉源县止，共在彝族地区停留145天。
此后，他们又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关于进行第二次考察的原因，马先生自述：“第一次罗彝考察，余于文化人类学方面，多注意于社会组织、宗教仪式等，而忽略于物质文化。同时，余所预定之罗彝生命统计与经济统计，虽于山陵民族与平原民族各得资料若干，而以未明土司区域之情况为憾。故第二次决定注意物质生活与技术文化，同时又选择一土司区域为进行各种统计之区。”（上册，第72页）第二次调查活动从1939年12月10日至1940年4月5日，前后共115天。
除了两次实地调查外，马长寿先生还在居留成都、乐山期间，多次与凉山田坝土司岭光电等彝族人士会晤，向他们析疑问难，补充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资料。为了能够更好地同彝人交流，马长寿先生还刻苦学习彝语和彝文，很快就达到熟练运用的程度，以至在数月后用彝语向昭觉的彝人演说时，“诸彝相顾惊异，以为作者亦马家罗彝也”（上册，第55页）。至1940年底，他们基本完成了调查研究工作，并提交了马长寿先生所写的研究报告，此即《凉山罗彝考察报告》的最初稿本。
马长寿等人在凉山彝族地区进行的调查，无论从时间之久、路线之长还是从程度之深来说，在当时国内外学人中均无出其右者。他们一行在凉山彝族地区长达260天的考察期间，间关跋涉，可谓艰难备尝。该书第一章《凉山罗彝区域纪行》，即是其艰苦行程的真实记录。上世纪30年代的凉山彝族地区，全然不同于今日。那时此地还被视为“蛮荒之区”，不仅交通闭塞，条件恶劣，道路崎岖嵯峨，至为难行，而且彝区民风剽悍，民族关系紧张，加之盗匪横行，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正如书中所云：“自逊清时，英人布克尔在牛牛坝遇刺后，中外探险者，以至凉山为畏途。前年马边县天主堂法国一神父在甘尔蒲田又遇险身亡，行人闻之，愈为裹足不前。”（上册，第29页）可见在当时的情况下，欲在此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确实需要具备超凡的勇气和为科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马长寿先生在此期间，就数次遭遇险情，与死神擦肩而过。他记述道：“……余前行数伍，转弯，至卢家寨村口，迎面来一凶彝，气势炎炎，以枪拦吾去路。余近视之，面目通红，酒味冲鼻，始知其为一醉罗。醉罗自言曰：‘吾恩札毕摩，土司我杀过，洋人我杀过，我为天中之最狠者’云云。言毕两手持枪，一膝委地，向吾射击。时正危极，后行者已赶至。尼区黑彝夺其枪，并呵止之。醉罗舍枪，以手夺吾杖，别吐自吾后出，以手枪抵其额。吾恐攘变，急舍手杖，醉罗夺之，折为二截。且操汉语对吾等言曰：‘汝等不服，随便择一空地，比试枪法，我射死你也算，你射死我也算！’尼区黑彝拖之一旁，口犹念念詈骂不止。”（上册，第34页）后来得知，此醉汉即前年杀死法国神父的凶手。类似遭遇不止一次，马长寿等人田野考察之艰险，由此可见。
第二，此书是一部完整系统的民族志著作。本书共分十一章：第一章《凉山罗彝区域纪行》为两次实地考察的笔记日志，详细而生动地记述了考察经过和作者的心得与感受。第二章《罗彝之起源神话》、第三章《罗彝古史钩沉》和第四章《凉山罗彝迁徙史》，是运用民族学方法对凉山彝族社会历史与文化历史所做的研究。第五章《凉山罗彝系谱》和第六章《凉山罗彝社会组织》是对凉山彝族制度文化的研究。第七章《凉山罗彝之一生》是对凉山彝族人生礼仪的研究。第八章《凉山罗彝物质文化与技术文化》是对凉山彝族物质文化的研究。第九章《凉山罗彝巫术祭祀和信仰》和第十章《凉山罗彝历法与年节》是对凉山彝族精神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研究。第十一章《凉山罗彝之故事》则是对凉山彝族民间故事的研究。
马长寿先生此书，从宏观处显气势，于细微处见功夫。他对于凉山彝族衣食住行、农工牧渔等物质文化，以及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神话传说等精神文化，无不予以详尽记述。其文化视野相当宏阔，对所见所闻广搜博洽，信笔出颖，是关于当时凉山彝族社会生活史的真实记录，为人们留下一部宝贵的史料，足以嘉惠后学。
在考察与写作的过程中，马长寿先生十分注意资料的完整性。例如，他记载凉山彝族的巫术和祭祀时，不仅详细记载了各种巫术的过程，而且绘制了实施各种巫术时器物的排放和使用顺序，非常直观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马长寿先生还在书中翔实地记载了当时凉山彝族的社会生活状况，为我们描绘出20世纪上半叶凉山彝族社会的历史画卷。他所记录的许多社会现象，如今早已不复存在，而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也发生了变迁。因此，本书翔实的记载以及作者手绘的大量插图，成为我们了解和认识那个时代彝族社会的重要依据，它对今日乃至对以后的学术研究的作用都是无可替代的。
第三，此书是综合运用田野考察和文献资料的研究成果，堪称综合、全面运用各种学术资料的典范。马长寿先生在本书中将田野考察资料、汉文文献资料及彝文文献资料熔为一炉，加以综合运用，从而极大地开辟了研究的视野，解决了学术上的许多疑难问题，体现出这部著作不同寻常的学术水平。马长寿先生在书中除利用了诸如《唐书》、《
唐会要》、《蛮书》、《
宋史》、《
云南通志》等汉文文献外，更充分地利用彝文文献说明问题。马先生尤其重视彝族经典，认为“罗彝经典，虽为今罗禳祈卜诅之书，然若干重要史料，皆埋藏于经典行句之间”（上册，第72页）；“历史资料之最可靠者，当无过于有宗教性之经典”（上册，第175页）。因此他在考察中“博采罗经传说，作为民族历史研究之资料”（上册，第45页）。
通检全书，马先生抄录并翻译的彝文经典有：《训世经》、《创世经》、《招魂经》、《指路经》、《堵帖经》、《医治经》、《净涤经》、《库扫经》、《投祢经》、《智经》、《送庐经》、《卜日算年经》、《毕尔瓦穆籍经》等，多达10余种、70余卷，极大地丰富了彝族研究的资料库。例如，关于凉山彝族的来源与迁徙问题的讨论就突出地反映出资料来源的丰富性。在此之前，学者大都以汉文文献为依据，持彝族从西北迁入凉山之说。马长寿先生在第一次考察时，从田野调查中得知凉山彝族的先民孤纥、曲聂两支均来自云南，但未得到有关史料依据以证实之。他在第二次考察时，在越西一带获得彝文经典《招魂经》和《指路经》，经中逐一记述了他们从云南迁入凉山的每一村落和每一居地的情况。依据这些资料，马长寿先生澄清了凉山彝族的来源，并明确了其迁徙路线，证据充分而确凿，令人信服。对于口头资料，马长寿先生也很重视。例如，他在第一次考察时，路遇西宁沟一名“野老”名王安民者，此人详细讲述了罗彝迁徙的历史。马先生认真做了笔录，认为“此资料于凉山东部罗汉殖垦史，关系甚大”，因而十分珍贵（上册，第8页）。
马长寿先生对于彝族经典的记载并非盲目信从，而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加以判断、分析，去伪存真。他对《创世经书》末篇所记载的罗彝迁徙史的纠谬最为典型。经过严密细致的考证，他得出如下结论：“……因此种种理由，吾故断定创世上所云迁移一节为乌古氏等伪造，且为种族偏见所蔽，故不惜移尾作头，倒为因果，至铸成罗彝历史上一大谬论。”（上册，第165页）马长寿先生治学之谨严，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此书是一部对凉山彝族社会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著作。马长寿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受过系统、严格的学术训练，既掌握田野调查的基本技能，也具有高度的理论素养。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一书中。此书不满足于对所见现象的单纯描述，而是随处加以深入的理论分析，达到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效果。
例如，在对凉山彝族社会组织的分析中，马长寿先生首先对凉山彝族社会组织中的家庭、宗族、家族（或胞族）等概念进行研究，明确指出：在凉山彝族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是宗族，“家庭以宗族意志为意志，本身无自由意志；家庭以宗族活动为活动，本身无自由活动”（上册，第258页）；“经济虽以家庭为单位，然家庭经济，不特不能违反宗族之公共利益，而且须以供给家庭生活之余，于宗族中之近亲，有赡老、恤孤、润贫、扶助、庆吊之责”（上册，第258页）。其婚姻制度，实行的也是以宗族为单位的族外婚制。这样的结论，对于我们理解凉山彝族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在对凉山彝族系谱的研究中，马长寿先生充分利用田野考察中搜集的系谱，结合中外各种关于系谱的理论研究成果，对凉山彝族系谱的渊源、保存方法及传播途径进行探讨，最后指出：对凉山彝族氏族进行分类的方式，系谱优于体质测量。因此，他主张氏族分类应以系谱为最可靠的资料。根据此一原理，他按系谱对凉山彝族氏族做了细致的分类：孤纥系中包括69族，曲聂系中包括32族，总共101族。马长寿先生的研究，为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尤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名民族学学者，马长寿先生对他所研究的民族及其文化保持了客观、严谨的科学态度。一方面，他非常尊重彝族和彝族文化，对彝族及其文化的感情流宕在字里行间；另一方面，他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当时彝族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这种科学客观的治学态度，使本书得以准确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凉山彝族社会的状况，也体现出马长寿先生作为优秀民族学家所具有的高尚品质。对于凉山由来已久的“汉罗交恶”（即汉彝关系恶化）的问题，马先生也作了实事求是、公允准确的分析。他依据大量事实，指出“此交恶事实，固由于触景生情种种事实之演变，然亦有与时俱累之心理基础为其背景”（上册，第15页）。为此他呼吁“边地有司当体‘国内民族一切平等’之意，思如何引渡淡化同胞，消灭民族偏见，共济时难”（上册，第17页）。这在大汉族主义倾向在社会文化界占据主流的当时，至为难能可贵。
马长寿先生接受过严格、系统的人类学训练。他这两次在大凉山彝族地区的考察是全方位的，既涉及文化人类学，也涉及体质人类学。在对社会文化情况展开调查研究的同时，也对当地彝人的体质情况做了测量，从人类体质特征方面来探索彝族的人种类型，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相比较而言，后者尤为不易。其原因，乃“以罗彝恐测去体态高度，凭而诅死也”（上册，第57页），故大多不予配合。尽管如此，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这一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收获。在第一次考察期间，共对黑彝88人、白彝170人进行了体质测量，加上对成都彝族学员黑彝9名、白彝17名的测量，共计对黑彝97名、白彝187名进行了体质测量。
无论是文字资料抑或口头资料，马长寿先生都忠实地笔录下来。这种全文照录的文字，在书中随处可见，给我们留下珍贵无比的原始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价值越来越凸现出来，给后人的研究带来极大的裨益。在此过程中，马长寿先生也付出了极大的劳动。他对《训世经》的记录情况，即可为例。他说：“《训世经》为古文，颇费诠释。作者博采众议，而融会之。觉其通达无滞，始笔于书。”（上册，第83页）他对于彝族文物的搜集，成就也十分显著，包括器皿、工具、兵器、服饰、宗教用品及文书等，并在该书第96至102页详细地开列了清单，可谓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对于这样一部体大思精、肆外闳中的学术专著，笔者无力全面评衡，只好取“弱水一瓢”，略品而已。马长寿先生既有宏博渊深之学，又有融会贯通之才，使《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成为一部才、学、识皆臻上乘的佳作。尽管著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但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是上世纪凉山彝族研究的最高学术成就之一，我们称其为凉山彝族研究的经典之作，当不为过。当今学界风气颇多浇漓浮躁，我们实应以马长寿先生等老一辈学人为楷模，摒弃一切世俗的喧嚣，扎扎实实地做学问——这也是笔者读罢此书之后的真切感受。
《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一书得以出版问世，李绍明、周伟洲诸位先生的整理之功不可泯没。1940年马长寿先生将此书基本写成后，由于时局动荡，加之马先生本人也是辗转颠踬，居无定所，稿本一直存于箧中，未能付梓，竟默默地沉积了六十余年。2004年，马长寿先生的学生周伟洲教授自马先生家人手中得到了这部珍贵的遗稿。为了彰显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成就，让更多的学术界同人从中受益，由李绍明、周伟洲两位先生领衔，组成“马长寿遗著《凉山罗彝考察报告》整理组”，成员有袁晓文、李锦、且萨乌牛、罗凉昭、耿静等，对书稿进行了系统整理。由于书稿写就已经六十多年，又是一部未最后完成的手稿，所以整理任务十分艰巨繁重。今天我们能读到如此完美的版本，得遂珠还合浦之愿，自应感激此书整理者所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作者罗贤佑，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南大街27号，邮编100081）
〔责任编辑 李 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