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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调查与研究]从“军城”到“治城”:北边民族交错带城镇发展的一个轨迹(摘要)
作者:张 萍

《民族研究》 2006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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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北榆林是晚近成长起来的边疆城市。明初那里还只是一个小村庄,蒙古和明王朝之间的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契机。榆林由军事驻所到三边雄镇,进而成长为地方行政中心,并由此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最终形成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的发展历程中具有典型意义。
       关键词:明清时期 榆林 “军城” “治城”
       作者张萍,女,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2。
       
       明清城市发展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故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参见何一民:《清代城市的历史地位——兼论加强清代城市历史研究》,《光明日报》2005年10月11日。而明清边疆城市以及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交错地带城市发展的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不仅关注者少,更缺乏对边疆地区以及边疆民族交错地带城镇发展一般规律的总结,与对内地城市的研究相比,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相当差距。目前关于历史时期西北城镇研究的论著,较重要的有葛剑雄:《从历史地理看西北城市化之路》,王乃昂、程弘毅:《武威城市历史地理初步研究》,均载《历史地理》第二十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武文军:《西北城镇衰落的原因及历史教训》,《西北史地》1988年第1期;石培基:《历史时期西北城市发展简论》,《人文地理》2000年第3期;王致中:《明清西北城市若干社会经济功能特征试探》,《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魏英丽:《明清时期西北城市的商帮》,《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岱宗:《明清西北城市的市民社会经济生活》,《兰州学刊》1988年第1期;王宗元、李并成:《武威绿洲城镇的形成与变迁》,《西北师大学报》1983年第4期。这些均属综论性文章。其他则主要集中在对部分较大的单体城市的研究。对十三朝古都西安的研究最为集中,且大多针对汉唐时期长安城进行研究。有关兰州、宝鸡的论著也有少量发表,如鲜肖威:《兰州城市聚落的形成与发展》,《经济地理》1982年第2期;赵世英:《兰州旧城兴废始末探识》,《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王瓒叔:《宝鸡城市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总体来说,研究成果较单薄。应该说,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边疆城镇的发展、演变及盛衰起伏远较内陆城镇复杂得多,其特殊发展道路亦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对于今天边疆民族地区城市建设更可以提供历史的参考。基于此,本文拟以明清时期陕北榆林城市的发展为例,探讨这一时期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及深远影响。 
       一、明代榆林城镇的崛起
       今陕北榆林市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漠与陕北黄土高原交接地带,东经108°58′-110°24′、北纬37°49′-38°58′之间,是今天陕北地区的一个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从城市发展进程来看,榆林城市兴起的历史并不算长,由于这一地区一直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聚居地,故行政建制起步迟。宋元以前,榆林作为地名尚未出现。明初榆林开始出现居民点,文献上称之为榆林庄。侯仁之先生认为,榆林庄居民点的出现,与普惠泉的水源“应有密切关系”。侯仁之、袁越方:《风沙威胁不可怕,“榆林三迁”是谣传》,《考古》1976年第2期。地方志载:“(榆林城内)偏北有普惠泉,水由山根涌出,流而成渠,灌溉园圃,郡人半汲食之。”民国《榆林县乡土志》卷1,《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三册,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7年版。永乐初年“守臣奏筑营寨,集军望守”,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8《附录•碑文•新建榆林卫庙学记》,三秦出版社1996年版,第814页。于是改榆林庄为榆林寨。
       榆林城镇的崛起与明王朝对蒙古战争有密切关系。明初,元朝蒙古政权被推翻以后,蒙元残余势力被驱赶到漠北草原地带。这些残余势力退回草原游牧之区,重整旗鼓,成为朱明王朝的一大对抗势力,史载“元人北归,屡谋兴复。永乐迁都北平,三面近塞,正统以后,敌患日多。故终明之世,边防甚重”。《明史》卷91《兵三》。洪武年间,明王朝初建伊始,对北部边疆采取了积极进取的策略,建立了一整套带有攻击性质的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大宁、甘州为连结点,分设都司与行都司,把所辖的开原、广宁、开平、兴和、宣府、东胜、宁夏的各镇卫连结起来,形成坚固的防线,力图将蒙古势力阻隔在漠北之地。这一防卫体系以辽东、大同、东胜、甘州为主体,基本沿黄河以北布设,榆林地区位于河套以内,军事地位本不重要。“土木之变”,英宗被掳,同时蒙古军队南进,占据鄂尔多斯地区。这样,蓟州、宣府二镇成为明朝国都北门的重要屏障,开始与大同处于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延绥镇(初设治于今陕西省绥德县)、山西镇(今山西省偏头关)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为防范入套蒙古族对延安、绥德与庆阳等地的骚扰,正统二年(1437),镇守延绥等处都督王祯开始在榆林一带修筑城堡,设防备敌。沿边共修筑城堡二十五座,参见《明史》卷91《兵三》。大致分布在榆林边区,今长城沿线, “延绥二十五营堡,东自清水营,西至定边营,俱系通贼紧阔处所”。余子俊:《处置边务等事》,《余肃敏公集》卷之一,《明经世文编》卷61,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成化时期,余子俊筑边墙(今称长城),改守套为守边墙,至此,明王朝北边防线内移到边墙以内,榆林地区真正成为防卫前线,边镇将领也加强了榆林寨堡的拓修工程。
       成化七年(1471)闰九月,巡府王锐在原榆林寨基础之上拓修城堡,立榆林卫于此。参见谭希思编辑:《皇明大政纂要》卷30,湖南思贤书局刊本。九年六月,余子俊将延绥镇移驻于榆林卫城,榆林正式成为整个长城沿线的重要守卫据点,延绥镇的中心,全镇的心脏。榆林堡改建为延绥镇城,主要是考虑到它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整个陕北长城沿线,榆林基本上处于中间地带,是联系东西各路营堡的中坚,而向南与绥德、延安以及葭州(今陕西佳县)均有便捷的道路联系,是集军、运输以及传递军机最方便的地点。
       伴随榆林军事地位的提高,镇城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成化初余子俊在迁移延绥镇址的同时,即将原榆林堡向北扩建,扩建的部分当时称做“北城”,旧有部分则称“南城”。成化二十二年,巡抚黄黻又展拓关城。弘治五年(1492)巡抚熊绣展拓南城,形成周围凡一十三里三百一十四步的规模。正德十年(1515)又增修南关外城。隆庆元年(1567)再加筑一段外罗城,于是形成了榆林城的最后规模。以后嘉靖、万历年间各届巡抚又有修缮,“渐用砖甃”,② 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一《地理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然规模无变化。入清以后,又有多次修缮,一直维持到清后期,由于风沙湮埋才在北墙部分向南收入大约一百六十丈左右,以后城池再无变化。可见榆林城镇的最终形成,明代是一个关键时期。
       榆林是以军事城堡的形式出现的,升堡为镇,榆林的官兵人数急骤增多。康熙《延绥镇志•地理志》载,万历年间驻军达3644人,马骡1978匹(头),为此需要相应修建各衙署。据万历《延绥镇志•镇城图》中的标注以及相关资料记载,当时榆林镇城中的军政衙门有布政司、管粮厅、兵备道、都察院、总督府、会事厅、左营衙门、右营衙门、医学、城堡厅、游击衙门等,另外还设有官方驿站榆林驿,征收商税的税课司等。从以上衙署设置情况来看,其军事性质非常明确。榆林镇城的修筑也大半考虑军事防御需要,“镇城半倚驼山为固,西临榆溪、芹河诸水系,极卫中地”。②榆林城布局北依长城,西、南两面以河水护卫,东部有驼峰山高地,完全体现了边城要塞的防卫需要。这种军事地形的选择,影响了镇城发展的走向,几次拓城都由于受到东西两面河水和山势所限,只能向南北发展,形成南北狭长的不规则矩形布局。
       
       二、军卫带动下的城镇政治、经济职能扩展
       伴随镇城军事重镇地位的提高,榆林的经济与文化进一步发展,镇城的政治与经济职能也在加强。镇城中设有总镇署,作为三边总镇,政令中枢,榆林成为这一带号令四方的中心。另外榆林镇城还担负着保证下属营堡军需供应的重责,城中设有“广有库、新建库、抚赏库、榆林卫库、神机库、军器库、利益库、药局、置造局”⑤⑥ 万历《延绥镇志》卷2《边饷•贮所》,明万历三十五年刻本。等不同功能的仓库,储存边镇所需各种物资,为边镇物资调配服务。如本省及山西、河南民运粮或折色征发的银、布等,当时布政司规定“鄜延本色输镇城,环、庆等处输边堡”,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二《食志•运法》,《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延绥东路城堡附近无屯田,所需军事供应除一部分由盐商以引盐籴豆运赴外,大部分靠镇城东调,延绥东路货品来源也大多靠镇城转运。镇城的抚赏库、药局、置造局尚储有“发买到江浙等处缎绢、梭布、皮料”等物品,以及“川广诸药料”、“发买到诸铜铁督匠打造盔甲、炮铳诸器械”。⑤可见镇城的货物来源不仅有邻近省区如山西、河南者,且包含有江南、川广南方市场上的货品,这些货品主要也是用于边镇各营堡军需服务的。另外自余子俊创建镇城以后,为保证榆林官兵子弟文化素质的提高,立即着手发展教育,兴修屯田。“清厘陕人有伍籍诡落及罪谪者,徙实之,择其才子弟为建学立师,教之,又开界石外地兴屯田,岁得粮数万石,事皆创始,而经画焕然,自是榆为雄镇”。⑥发展高峰时,榆林已是“屹然为三边雄镇”,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8《附录•碑文•重修榆林镇城记》,第819页。成为西北边陲屈指可数的繁华城市。当时榆林镇城中聚集着大量军事将领,多“素封”之家,这些官宦世家聚居镇城,改变了城镇的整体文化氛围。榆林城镇建筑格局十分规整,所建衙署、庙宇、学宫及官员府邸、富户宅居、店铺等多仿效京城建筑风格,为砖瓦结构,四合院式建筑,亭台楼阁、牌坊、塔楼,素有“小北京城”的称誉。参见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11《城乡建设志》,第331页。
       军事与文化的发展,又带动了商品经济的进步,明代的榆林成为北部边塞的商业中心城市。明代中后期,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具有商业化发展趋势,相关内容可参见张萍:《明代陕北蒙汉边界区军事城镇的商业化》,《民族研究》2003年第6期。镇城南北两区均分布有米粮市、柴草炭市与盐硝市。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鼓楼前,南米粮市、柴草炭市,俱在旗神庙前后,盐硝市各随南北米粮市、凯歌楼位居城镇中心,是全镇最繁华的区域,也是市场集中区。杂货市在凯歌楼前,以后又经发展向北延续直达鼓楼附近,驼马市在凯歌楼南,猪羊市在税课司南,即南城新明楼附近。镇城广有仓前又有木料市,参见万历《延绥镇志》卷2《钱粮下•关市》。由于北城为镇城中心,故各市场均偏居城北。南部米粮市、柴草炭市则居南关之外,旗神庙前(旗神庙在南关外)。很明显,这一市场不仅仅是为南城居民购买米粮、柴炭、盐硝而设,同时承担一定的批发功能,设于南关外,既方便附近地区粮食售卖者随近就市,同时不受城门启闭的制约,方便转输。
       除供边镇服务的军需市场外,榆林镇城北尚存在一处大规模的交易市场,即与北边蒙古交易的官方贡市市场——红山市。红山市距离榆林镇城偏北约十里许长城口外。参见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二《建置志•市集》,《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嘉靖四十三年(1564)为方便双方贸易,延绥镇将在此督筑易马城,成为陕北地区最大的边贸市场,“当贡市期,万骑辐辏”,涂宗浚:《镇北台记》,康熙《延绥镇志》卷之六《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交易相当活跃。
       贡市是蒙汉间官方互市的一种形式。由于明王朝自建立伊始即与蒙古处于对立状态,故双边百姓互市贸易受到很大限制,明政府对蒙古长期施行经济封锁。嘉靖初年,双方达成协议,在榆林等蒙汉交界处开设互市场所,进行官方贸易,红山市是其中之一。其时规定:“汉商以茶、布、绸缎等上市,禁易粮食、铜铁器;蒙古以羊、牛、绒毛、皮张等上市,禁易马匹。”隆庆五年,明穆宗接受了高拱、张居正等人建议,对蒙古采取缓和互市政策,九月,红山市再次开市。在此之前,延绥镇动用十万两库银,“委官带领铺商人等前往出产缎布等货的地方,照依彼时市估银两易买,星驰运赴市所,专备易马”。当时巡抚郜光先著文《仰仗天威疏》康熙《延绥镇志》卷之六《艺文志》,《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记录了此次互市的前后经过,从中可以了解到如下信息:
       第一,此次互市以官市为主。官市资金来源包括“客兵银一万两,专备抚赏……专听互市一切宴赏之用,事完分别造册奏缴”。其他还包括各镇“椿朋、内赃、地亩等银,原系买补各营入卫倒死马匹正项”银,现用为易马之资。可见,延绥镇互市皆由本镇出资进行交易。
       第二,官市以易马为主,所用的货品包括绸缎、梭布、茶叶等,这些货品均为镇城官将带领本镇铺商人等前去产地买来。这种交易将官方与私商结合一体;商人参预其中,既是官方代表,物品的采购者,又是互市市场交易者,对带动榆林镇城商品交换的发展是有利的。
       第三,对商贩明确限制。“大家止许市马一二匹余,小家或每家一匹或两家一匹,不许贪多拥挤、货物不足,徒费往返”。
       第四,确定了以后双边互市的时间,即每年的三月,“每开市一次,许十日即止”。
       蒙汉双方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双边经济发展形式各异,互利互惠的双边贸易是无法用政治力量加以遏止的。大量蒙古牧民对内地商品的需求与依赖形成巨大的市场潜力,这种潜力在明代却因双方战争而受到限制,使之发展扭曲,一直延续到明末。
       万历以后,蒙汉双方在红山互市的次数不断增多,商品交易额十分可观。尤其万历九年以后,红山互市几乎年年举行,政府投入的易马银均在一万两左右,每年购易马匹都在一千匹以上。如:
       (万历)九年,红山互市,用银九千一百三十六两零,易马一千六百二十匹,时虏往西,未全市故。
       (万历十年)九月,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一百二十两零,易马一千九百七十四两(匹)。
       (万历)十一年,红山互市,用银九千三百一十九两零,易马一千七百五十八匹。
       (万历十二年)九月,红山互市,用银九千二百七十五两零,易马一千六百七十匹。
       (万历)十三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六百九十九两零,易马一千六百八十三匹。
       (万历)十四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七百三十七两零,易马一千六百八十五匹。
       (万历)十五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三千六百一十八两零,易马一千九百八十一匹。
       (万历)十六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八两零,易马一千八百二十四匹。
       (万历)十七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二千五百五十八两零,易马一千七百六十八匹。
       (万历)十八年,红山互市,用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一两零,易马一千八百四十二匹。
       (万历)二十九年,复款互市红山,用银二万五千三百九十六两零,易马二千七匹。
       (万历)三十年,红山互市,用银二万三千六百一十三两零,易马一千九百九十六匹。万历《延绥镇志》卷3《纪事》。
       红山互市不仅限于官方贡市,与之并行的尚有民市开放。民市是在官市之外,蒙汉两族百姓或商贩间的交易。这种交易早在明初即有,但由于政府限制,一直未得到扩展。隆庆五年,明政府在开贡市之后,又允许百姓间互市,“官市毕,听民私市”。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卷2《封贡考》,《中国西北文献丛书》,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影印版。民市贸易得以迅速发展,当时民市无论从双方交换的货品种类还是数量上都要远远大于官市贸易。据《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载,双方互市的商品,内地有缎、绸、布、绢、棉、针线、篦梳、米、盐、糖、果、梭布、金等,蒙古牧民有马、牛、羊、骡、驴、马尾、羊皮、水獭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明政府与蒙古间的官市贸易逐渐衰落,民市贸易则不断发展,明政府对蒙汉民族间的贸易干预也在不断减少,红山市也由年市到月市直到清初演变为隔日市。不管怎样,红山市官市与民市都是由商人直接参预其中的,官市贸易中易马货品也大多由商人随将官去产地购买而回,民市中更免不了商人的参预。明代陕西商帮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在这种边市贸易中获利的,由此也能反映出红山市发展的另一个侧面。总之,红山市构成榆林商业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民众紧紧联为一体。
       
       当然,从明代榆林城市商业发展来看,其商业职能主要还局限于官方市场,或为满足镇城及周围堡寨军事消费提供保障,或为官方互市提供场所,它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官方市场调控与军事和战因素的影响,市场辐射范围与影响力还十分有限。
       三、清代榆林府的设置及其政治、经济职能的强化
       入清以后,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大大改变,随之而来原明代北边军防体系亦为之改观。清军入关以后,在完成平定中原、稳固政权统治的前提下,统治者进一步致力于对边疆地区的控御与开发。康熙三十年(1691),康熙帝亲往塞外,抚绥安辑喀尔喀蒙古,至多伦淖尔(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县)主持会盟,受喀尔喀汗及各台吉朝,编审旗分,与内蒙古四十九旗同列。三十五至三十六年,康熙帝又三次出塞,御驾亲征,平定了蒙古准噶尔部以噶尔丹为首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统一了漠南、漠北蒙古,将内外蒙古正式纳入大一统王朝统辖的版图之内。边疆开发进程进一步加速,蒙古民众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改变,而陕北地区也由明代的边防前线退居为内陆省区。伴随着陕北边塞内地化的发展进程,陕北与鄂尔多斯地区汉蒙关系走上正常化轨道,民族交往不断加强。康熙三十六年伊盟盟长松拉普奏请朝庭,“乞发边内汉人,与蒙古人一同耕种黑界地”。③ 《清圣祖实录》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所谓黑界地,本是清初政府在蒙汉边界划定的两族隔离的中间地带,而此时伊盟盟长却主动提出要与汉民一起开发原来的封禁地。与此同时榆林道官员佟沛年也提出“以榆、神、府、怀各边墙外地土饶广,可令百姓开垦耕种,以补内地之不足”。民国《榆林县乡土志•政绩录•兴利》,《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三册。清政府考虑到利害得失,最终决定“有百姓愿出口种田,准其出口种田,勿令争斗”。③自此放宽了蒙汉边界政策,允许汉民到长城以北地带与蒙古牧民合伙开垦边外土地,“黑界地”转为“伙盘地”。参见道光《增修怀远县志》卷4《边外》,清道光二十二年刻本。这样,榆林沿边开放,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吸引了大批山西、河北等地民众、商贾来此垦田、经商并移民定居。民族间的经济交往逐渐打破时空界限,市场交易也不仅仅局限于红山市一地一时。清朝初建之时,榆林驻军尚未完全撤出,蒙汉双边仍以互市为主,红山市从正月望日后开市,“间一日一市”,互市货物,汉商以“湖茶、苏布、丝缎、烟,不以米,不以军器”,蒙古牧民所带的货物多为“羊绒、驼毛、狐皮、羔皮、牛、羊、兔,不以马”。(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二《建置志•市集》)
       随着蒙汉双边经济往来的增多,包括榆林地区在内的北边边区军事防卫性质逐渐弱化,撤镇设县成为当务之急。雍正九年(1731),政府正式在今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原明代边镇地区施行改制,撤镇设县。今榆林地区正式设置以府、县为单位的行政治所,划界分疆。一方面,榆林因具有最为有利的交通与地理位置,另一方面原有的明代北边重镇的旧有基础,使其当仁不让地成为这一地区府治所在地,即榆林府,府下设附郭县及神木、怀远(今陕西横山县)、靖边、定边五县,榆林正式成为陕北地区的行政中枢。
       作为地方上府一级的行政治所,榆林府城的政治职能更加突出。雍正九年设榆林府、县署后,原明代的旧有衙署城堡厅改为府署,知县署占用原察院,道署移建在新明楼巷。在此之前的康熙初年就曾整修或重建各衙署,原明代榆林城北部所建榆林卫、兵备道、管粮厅、布政司等带有军事性质的衙署或已废弃,或改作他用,而相应地增修、扩修了文庙、学宫、书院各种文教设施以及钟楼、鼓楼、凯歌楼、新明楼等各种城市标志性建筑。自康熙至乾隆年间又修建了万佛楼、文昌阁等宗教与文化性建筑,城市的军事氛围一扫而空,军事城镇转向地方化发展,榆林城市性质彻底改变。
       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又批准榆林府部分地区“准食蒙盐,并无额课”,这样又疏通了鄂尔多斯盐、碱流向内地的通道。双边封锁解除以后,榆林城一改过去东、西、南三路联系,而变为东西南北四达通衢。乾隆以后逐渐辟出榆林长城以北通往神木、定边及鄂尔多斯草原各旗间的通道。以榆林为起点,大体有五条通道,当地称之为“五马路”,较重要的如:榆林城至乌审旗,城川达定边,榆林城至乌审旗达鄂托克旗。民族交往的频繁,交通道路的增辟,都为榆林商贸发展提供了保障条件。此时榆林城市商业的发展一改明时官方控制的局面,进而转为民间交往,其市场辐射力更加增强。每年大批榆林商民携带茶、烟、布匹以及皮靴、火链、佩刀、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挽具、银器等手工业品出口外贩卖,买回蒙古驼、马、牛、羊以及相应的畜产品。榆林城成为北方重要的畜产品集散地及毛皮专卖市场,马、牛、骆驼等均为市场上重要的商品种类。据《榆林县乡土志•物产》载:“本邑地连蒙界,动物之蕃惟马为最,每岁五、七、九月由蒙地来集,市县境四五日或七八日,电驰腾骧队立,身材稍逊于西产,而倜傥过之”;牛则“产自蒙地者多,每岁正、十月集市十余日,购者甚众”;“骆驼,产自蒙地,邑人购回,取其刍茭省而所负重,奔走于并门伊、洛之间,时获什一之利焉”。清代榆林地区多与蒙古进行马、牛、骆驼等牲畜产品的交易,这种交易大多集中于榆林府城,榆林市场担负着北方农耕民族与西北游牧民族双边贸易的中坚与集散职能,可以称之为西北最重要的畜产品市场。
       榆林城作为北方畜产品中转市场从清代至民国一直驰名远近,它的市场吸引范围以及产品销售额都非常可观。据民国时人所撰《延绥揽胜》记载,榆林城“每岁跑边的边客(也叫边商,到蒙古做生意的汉族商民,时仅榆林城就有一千余人)七月回家,秋高牛马肥硕,均牵归贩卖,届期晋商及南路秦川的客人辇金群来,争购牛马,交易畅旺,牛马成群,故有七、八、九、十月四大集会。蒙汉糜集,商贾辐辏,皮毛货物满载汇聚。因之经纪栈店,奔走关说,承交过付之人赖以生活,觅利者充斥市场,驰驱道跑。”转引自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12《商贸粮油志》,第356页。交易范围包括陕、晋、豫乃至直隶各省,每年数量亦不少(见表1)。
       表1 清末民初榆林输入蒙古货物表
       此外,榆林城还担负着内货外运的功能。大量蒙古游牧民族所需货品由本处转输,包括本地所产皮、火链、铜锡器、皮货、羊毛口袋、毡、马鞍挽具、银器等,以及外运而来的湖茶、梭布、烟酒、红白糖等。榆林边商入蒙,大多携带茶、烟、布匹等内地产品进行交易。参见民国《榆林县乡土志•物产》,《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三册;道光《神木县志》卷2《舆地志下•物产》,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顺治十年(1653),榆林、神木二道始行茶法,志载“边地食茶与他省异,茶产于楚南安化,商人配引,由襄阳府验明截角赴榆林,行销榆属五州县及鄂尔多斯六旗,其茶色黄而梗叶粗大,用水沃煎以调乳酪,以拌黍糜,食之易饱,故边人仰赖与谷食等”。道光《神木县志》卷4《茶政》。时发引征商,“商人俱往荆襄市茶,至边口易卖”。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二《食志•茶法》,《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当时行茶者往往“与烟并至”,康熙《延绥镇志》卷之二《食志•烟税》,《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5号。成为销蒙的重要货品。陕北地区榆林为茶、烟总站,许多榆林茶商还在外地设分店,如神木县“南关外茶店一处;高家堡南门外茶店一处;分管札萨克台旗地方茶店一处,用蒙古包设铺,囤茶时有迁移;分管郡王旗地方茶店一处……以上四茶店均系榆商分设”。道光《神木县志》卷4《茶政》。
       
       双边贸易的发展也促进了本城经济的繁荣。道光时期,榆林城市场分为三区,一为县北红山市集,仍为蒙汉交易之处,时称“镇北台马市”,每年五月集会三日。二为县南关集,每年七、九、十月集十日。三为县城集市,“岁无虚日”。道光《榆林府志》卷24《市集》。城内店铺大多分布于城中南北大街东西两侧,此为榆林市场的集中区。其时,榆林城中市场繁荣,“登万佛楼,俯视市廛栉比,似京师崇文市”,顾騄:《榆塞纪行录》卷1“记上”,《中国西北文献丛书》。榆林城市场可与京师崇文门市相提并论,足见其繁华程度。清中叶县中仅当铺就有近三十座,全县牙人十三名。榆林府每年征收商税银一千九百六十两,茶课银三百九十两。参见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课税》。从清中叶以至民国,榆林城商业店铺一直保持在二百家以上。以民国二十年左右的统计来看,榆林城有私营皮毛庄、店铺三十多家;绸缎布匹、百货、烟茶等杂货大商店三十多家,小店铺五十多家,大小杀坊(屠宰)四十多家,粮米店铺七家,盐店五家,染房六家,油坊十多家,大饭馆八家,小饭摊三十多家,货栈三十多家,从业人员一千余人。参见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12《商贸粮油志》,第359页。此时虽距离清代已逾二十年,但商业店铺的数量、规模与清末大体相当,变化不大。
       清代榆林城商业辐射范围大体来说,北达蒙古,西到山西乃至直隶,东至定边以远,南达关中。除北边与蒙古的商贸往来外,本地所产羊皮、绒毛为泾阳毛皮加工的主要原料;蒿子、款冬花、麻油、羔皮、羊皮等货品则远销山西,有些直达直隶;而陕北长城沿线各县所需梭布、棉花、绸缎洋货、铁等货,则又来自山西,销于附近各州县(见表2)。清代的榆林府城是陕北地区名副其实的北边商贸中心,较明代发展程度又有过之。
       总之,清代榆林府的设置为榆林城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行政上的保障,城市转型也成为促进城市繁荣的一个外在动力,今天陕北榆林作为北边重要的政治与经济中心,亦奠基于此。
       表2 清末民初榆林城货物输出统计表
       四、结 语
       陕北榆林市是晚近成长起来的一个边疆城市。明朝初年那里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村庄聚落点,名不见经传。贯穿明王朝始终的北边蒙汉军事战争为其提供了发展的契机,军事争战所带动的地区移民又使榆林由最初的军事驻所,逐渐发展为三边雄镇,城市发展初具规模。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叛乱后,蒙古归宁,蒙汉两族交错地带也成为开放之区。原明代所建军卫已无需存留,划界分疆,设置州县成为现实中迫切所需。在这种形势下,原明代北疆边镇开始重新整合,繁盛一时的三边雄镇榆林不但没有随着边卫的裁撤而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一跃成为榆林府的府城,城市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城市发展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随着北边开放,经济上蒙汉两族伙种制的推广,交通道路增辟,商贸往来增多,榆林城市的经济职能进一步加强,并迅速成长为北边民族商贸中心,其城市地位更加稳固,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彻底完成了城市的转型工作。
       综观历史可以发现,在中国北边民族交错地带,即大体沿明代长城一线,如榆林这样发展起来的边疆城市其实非只一个,在这一地区甚至具有相当的普遍性。翻检今天山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北边地图或地志,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今陕北横山县是由明代的怀远堡改建而来,靖边县在明代本设为靖边堡,定边县为明设安边堡改建而成,甘肃岷县在明代为岷州卫,宁夏灵武市明为灵州所,青海乐都县明代为碾伯所,山西左云县明为左云卫。参见民国《榆林县乡土志•商务》,《中国西北稀见方志续集》第三册。这些县市城镇均是在原明代北边边镇卫所营堡基础之上成长起来的市、县级行政治所城镇,伴随着明代军事防卫的需要而兴起,又随着清代的改制而更新,相沿至今。其城镇发展均经历了这样一个由“军城”到“治城”的发展历程,地区经济开发也经历了一个由边疆到内地的渐进过程,近乎走过相同的城市发展道路,城市的文化内涵也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榆林城市的发展历程就不仅仅代表了其自身,它是这一地区整个城市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是这一地区城市发展总体规律的体现。
       当然,就今天来讲,以榆林为代表的北边城镇总体发展程度仍然是不均衡的,往往有强有弱,经济发展水平也有高有低,这主要与各具体城市所处交通地理位置,所在地域开发程度,以及资源状况有关联。陕北榆林既成为北边政治中心,又成为这一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的繁荣程度非一般城镇可比,这些往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绝非偶然。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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