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认识的历史，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本文对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发展历程、研究范围和方法进行了探讨，试图建立起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谱系，构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和理论框架。
关键词：民族关系 思想史 方法
作者崔明德，烟台大学副校长，教授。地址：山东省烟台市，邮编264005。
一
20世纪80年代末，我曾发表文章，提出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建议；参见崔明德：《关于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几点想法》，《研究生通讯》1988年第1期；崔明德：《应当深入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烟台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997年，我又提出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体系的问题，参见崔明德：《关于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构想》，《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试图构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理论与研究框架。后来，我欣喜地看到学术界已有一些专家、学者开始研究中国古代、近代和现代历史上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民族关系思想，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学术界已对隋文帝、长孙晟、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唐宪宗、李绛、唐文宗、唐宣宗、李德裕、司马光、丘浚、魏源等人的民族关系思想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由于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队伍不够强大，所以，其影响在目前还无法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为使这一学科健康发展，现在重提这一话题仍有其必要性。
第一，从知行关系来看，一般来说，应是先有思想后有实践行动，思想决定或影响着行动，一切行为、政策、策略和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意念和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所以，研究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涉及到民族关系的事件及政策，都离不开历史人物对民族关系的思考与认识。
第二，深入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既能更好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关系史，又能丰富中国思想史。
第三，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有助于解决中国民族史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民族战争的性质、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等若干重要的理论问题始终没有达成共识。究其原因，除了学者们理论水平的差异、对史料取舍的不同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研究的方法。对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仍然固守原来的思维模式，继续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笔者认为，如果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就会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逐渐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开创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新局面。
第四，从国内外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研究民族关系思想既是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民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国内学术界关于“民族思想”的研究热潮，与重视和研究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发展趋势恰相吻合。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美国学者穆艾·洛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参见\[美\]穆艾·洛：《民族主义》，《国外社会学》2002年第6期。韩国学者李克灿将民族主义定义为意识形态和运动，参见\[韩\]李克灿：《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通论》，《民族译丛》1988年第4期。英国民族主义经典作家厄内斯特·盖尔纳则认为，“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它作为一种情绪或者一种运动，可以用这个原则作最恰当的界定。”\[英\]厄内斯特·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的“民族主义”条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的专家、学者大都认为，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见袁咏红：《关于民族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是什么？在定型之前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它是如何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走向近代的民族主义的？章太炎曾经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章太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民族主义与古代民族关系思想的联系。其实，孙中山、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民族主义思想都曾受到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影响。由此可见，研究民族关系思想能够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找到历史源头。
第五，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可以更好地为当前制定民族政策、处理现实的民族关系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历史上既有友好往来也有兵戎相见。历代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史学家，几乎都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有切身体验和深刻认识，形成了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并在民族关系思想指导下制定了一系列的民族政策。这些思想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积极开展民族关系思想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当今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制定合乎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政策提供一些理论借鉴，必会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团结。
第六，这是进一步繁荣学术研究事业的需要。在民族学和历史学的一级学科中，民族关系史及民族史、思想史等分支学科都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而作为认识历史上民族关系以及指导民族政策制定的民族关系思想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太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见。这种状况，既与大力繁荣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形势极不相称，也不利于多学科的协调发展。无论就繁荣学术研究事业而言，还是从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需要而言，都有必要建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这一学科。
二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各类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认识的历史，既有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和普通民众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总结和反思，也有他们对当时民族关系现状的理性思考和客观认识，还有他们对民族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预见。反思是为了吸收前人的智慧，汲取前人的经验，接受前人的教训；预见未来走向，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和处理民族关系。当然，他们的反思和认识，有的属于真理，有的或许是谬误；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则非常偏颇。他们对未来民族关系的预设方案，有的符合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有的则过于理想而不切实际。
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大致萌芽于华夏族的形成时期，成型于春秋战国，发展、丰富于秦汉及魏晋南北朝，成熟于隋唐，完善于以后的各个朝代。
尽管比较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形成时间略晚一些，但在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或称夏族、诸夏、华族)形成前后，即有对华夏族与其他部落或部落联盟关系的初步认识，这些认识应为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雏形。
《尔雅·释语》云：“夏，大也。”《
尚书正义》释“华夏”一词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这其中已经透露出民族分别的信息。历西周文、武、成三代的史佚所提出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僖公十五年、成公四年。的观点，则从另一方面去认识当时的民族关系。西周末或稍后的春秋时，华夏族与其他民族的分别更加明显，形成了华夏与“五方之民”的概念。《礼制·王制》云：“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西方曰戎，北方曰狄，南方曰蛮。“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礼记正义》卷12。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民族战争或民族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夷夏之别、夷夏之防的愈益严格，汉族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几乎都对民族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逐渐形成了系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这其中既有夷夏对立、夷不乱华和尊王攘夷的观点，也有以夏变夷的主张。如管仲等人提出了“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的观点；周襄王时，阳樊人苍葛提出了“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的观点；孔子等人既提出了“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偪好”，《左传》定公十年。又提出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论语·颜渊》。等观点；孟子等人则提出了东夷之人与西夷之人“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的观点。即使在《
吕氏春秋》中，也出现了“善为君者，蛮夷反舌、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之”《吕氏春秋·功名》。和“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吕氏春秋·为欲》。的见解。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方面，孔子不仅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而且提出了“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王制》。的既对少数民族进行教化又应尊重其历史和风俗的原则。在这一时期，最典型的民族关系思想莫过于魏绛的和戎论。在魏绛看来，和戎有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边鄙不耸，民狎其野，穑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晋，四邻振动，诸侯威怀，三也。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左传》襄公四年。
两汉时期，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在传统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大一统思想影响以及秦汉以来统一局面的基础上，大都继承和发展春秋以来的大一统思想，将蛮夷戎狄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如贾谊的“首足”观、汉文帝的“使两国之民若一家子”B16《
汉书》卷94《匈奴传》。思想、司马相如的“遐迩一体”思想、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观、韩昌和张猛的“汉与匈奴合为一家”思想、杜钦的“阴阳一体”观、《
淮南子》中的夷夏一圈思想等等。在如何处理民族关系方面，两汉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的思想也日臻完善，如汉文帝的“以恩德安抚”《
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少数民族的思想、贾谊的“以厚德怀服四夷”《贾谊新书》卷4《匈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的“战德”观点、董仲舒的“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华书局1975年版。的观点、汉宣帝的“推亡固存，信威北夷”《
资治通鉴》卷27。思想、赵充国的以夷击夷思想、《盐铁论·地广》篇中的“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宴然无事”的观点、谷吉的“羁縻不绝”思想、侯应的“威制百蛮”观点、扬雄“在夷貉则来之”《法言·修身》。的主张、公孙禄的“以威信怀伏夷狄”《
汉书》卷45《息夫躬传》。的思想、班固的“恩威并用”的观点、何休的“夷狄能慕王化，修聘礼，受正朔者，当进之”《春秋公羊传解诂·庄公二十三年》。和“不殊其类”《春秋公羊传解诂·昭公四年》。的见解，等等。此外，匈奴等少数民族的政治家也对历史上及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反思，提出了“今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B16等理论见解。以上说明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这时出身于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对民族关系的认识甚至比汉族政治家还要深刻，既出现了如苻坚所提出的“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以及对夷狄应以“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
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卷114《苻坚载记下》。等理论观点，也出现了如姚苌所阐述的诚信理论。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以江统为代表的《徙戎论》等深入阐述民族关系的理论文章，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
晋书》卷56《江统传》。
隋唐时期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时期。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隋文帝为代表的建立在民族关系基础之上的君臣一体及威服德怀理论，以长孙晟为代表的“离强合弱”理论，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爱之如一”及“诚信”理论，以褚遂良为代表的“先华夏而后夷狄”、“畏威慕德”及“以信义而抚戎夷”的理论，以刘袆之为代表的“皆患夷狄”观，以张柬之为代表的蔑视夷狄观，以陈子昂为代表的“以夷制夷”理论，以魏元忠为代表的“损彼之强为中国之利”理论，以狄仁杰为代表的不事四夷、适度而治及“推亡固存”理论，以郭元振为代表的“顺其情，分其势”、不妄受夷狄之惠以及兼顾各方情绪的理论，以唐玄宗为代表的多事四夷理论，以苏頲为代表的灵活羁縻及无为无事理论，以王晙为代表的安置降户理论，以韩愈为代表的以是否知礼仪作为区分民族的理论，以裴光庭为代表的“化流无外”理论，以唐德宗为代表的威信并立理论，以陆贽为代表的理戎之要最在均齐理论，以李绛为代表的和亲理论，以唐宪宗为代表的“推布诚信”理论以及唐文宗的“天下一家”、唐宣宗的“绥柔荒远”思想等等。上述理论既丰富多彩，又有一定深度，突出反映了这一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成熟程度。
宋元明清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完善及理论总结的时期。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对夷夏之别、诚信、正统与非正统、民族战争、互市、和亲等问题都作过比较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如民族和睦、民族平等等一系列理论见解，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族关系思想。辽、夏、金、元尽管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它们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历史和现实民族关系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在民族关系思想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如辽道宗所提出的“示信以怀远方”《
契丹国志》卷9《道宗天福皇帝》。的观点，金朝文人李纯甫的“中国心学、西方文教”，《
金史》卷126《文艺传下·李纯甫传》。赵秉文的“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统，缭塞垣以杜外夷”（金）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0上《章宗尊号表》。的见解，元好问的中州观，元世祖的“天下一家”《
元史》卷4《世祖纪一》。和“圣人以四海为家”《
元史》卷6《世祖纪三》。的思想，元初名儒许衡的不分胡越，“天下一家，一视同仁”、（元）许衡：《鲁斋遗书》《语录》下，明万历十四年刻本。“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
元史》卷158《许衡传》。的主张，郝经的“今日能用中国之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与宋两淮制置使书》，《郝文忠公集》传三十七。的思想，以及脱脱的“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权衡：《
庚申外史》卷上，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的决断，都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发展与完善，具有典型意义。
明清的帝王也在认识民族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深刻见解。明太祖朱元璋曾宣称：“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皇明诏令》卷1《谕中原檄》。“朕既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宁如一”，《明太祖实录》卷53。并且多次阐述“圣人之治天下，四海内外，皆吾赤子，所以广一视同仁之心。朕君主华夷，抚御之道，远迩无间”《明太祖实录》卷134。以及“天下守土之臣皆朝廷命吏，人民皆朝廷赤子”《
明史》卷316《贵州土司传》。等理论观点。明成祖阐述了“人性之善，蛮夷与中国无异”《明太祖实录》卷126。和“华夷本一家”、“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者，皆朕赤子，岂有彼此”《明太宗实录》卷264。以及“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其间于华夷”《明太宗实录》卷32。等理论观点。清雍正帝曾宣称：“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贡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臣民之道者，万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东华录》雍正七年九月癸未上谕。并深入阐述了“中国一统”的理论观点：“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大义觉迷录》，《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这些论述显然是对传统民族关系思想的理论总结。
三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多学科交叉和融合的结晶，与民族学、历史学、思想史、文化史、儒学史、边疆史地及外交史等学科及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研究范围也比较宽泛。举其要者，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条件
各个时期民族关系思想观念的产生和发展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密切相关。如先秦时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就与当时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比较激烈有一定关系；传统的夷夏对立观的形成、强化及淡化，既与不同的地理环境有关，也与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军事、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的差异有关，还与不同民族的认识能力和认识视野有关；尊夏贱夷和“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就与当时“（夷狄）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
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的局面密切相关。荀子所讲的“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荀子》卷4《儒效》。尽管存在以地域论民族或论华夏的局限，但他毕竟注意到了民族关系思想与地理环境之间的联系；王安石和叶适的民族关系思想，就与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相互交错以及严重的社会危机密切相关。
（二）探究民族关系思想的渊源、发展脉络及演变轨迹
尽管不同时期不同人物在阐述民族关系思想时的视角及理论深度不尽一致，但因他们一直浸染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所以，他们在构建某一概念时所使用的语言、所运用的材料以及思维方式，都能在先秦时期儒家经典中找到类似的东西。汉唐时期的“先华夏而后夷狄”的论点，“爱之如一”、“四夷一家”、“胡、越一家”、“诚信”及“大一统”等理论，以及明太祖的“四海内外，皆吾赤子”和明成祖的“华夷本一家”的理论观点，大都有其思想渊源，笼统地说，大都来自先秦时期政治家和思想家对当时民族关系的基本认识。如孔子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荀子说“四海之内若一家”；孟子将儒家圣人划入夷类，当然涵有“四海一家”的思想；在《
尔雅》“释地”篇中，“四海”包括夷、狄、戎、蛮等诸多部落。由此可以看出“华夷本一家”的思想渊源。即使孙中山对中国民族关系的一些理性认识，也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有一定的渊源关系，1923年，他在《中国革命史》中就曾说过：“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
同时，我们也应当努力探究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脉络及演变轨迹。如汉武帝的民族关系思想先由和亲向“图制匈奴”转变，在匈奴远徙之后，又由“图制匈奴”向“威震匈奴”和“臣服”匈奴转变。到了晚年，汉武帝“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明确表示“不复出军”，并将丞相车千秋封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
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再如辽朝前期，其君臣普遍存在强烈的自卑心理，对占领中原、在中原称帝缺乏信心，甘于被人称为“夷狄”。述律太后就曾说过，“自古但闻汉和番，不闻番和汉”。（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3《太宗嗣圣皇帝下》。辽太宗耶律德光在消灭后晋之后，还有较强的自卑心理，对自己的“天子”之位心存疑虑，很怕别人把他视为假天子。《新五代史·四夷附录第一》载：“汉家仪物，其盛如此，我得于此殿坐，岂非真天子邪？”到了辽朝中期，辽朝的君臣普遍怀有与中原王朝宋朝平起平坐的心态，到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宋朝公开承认辽朝与宋朝的平等地位。据《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四月辛巳条记载，是年，辽朝出使宋朝的副使杜房与宋朝馆伴使程琳争论位次时说：“大国之卿，当小国之卿，可乎？”程琳回答说：“南、北朝安有大小之异？”到庆历二年（1042）增加岁币时，辽兴宗已不再满足于平等地位，而是希望跃居宋朝之上。他一再坚持在辽、宋和约中将宋朝所送岁币称为“献”，“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因为“‘献’乃下奉上之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辽朝后期，辽道宗不仅把自己的政权视为“绍百王之正统”《
全辽文》卷2《遣萧好古赐高丽国王太子册》。的正统王朝，而且把辽朝境内外的其他少数民族称之为“夷人”。刘辉在道宗大安末年就在上书言事时把西部少数民族都称作“番”，将辽朝境内之民都视为“中国之民”。参见《辽史·文学下·刘辉传》。辽天祚妃萧瑟瑟在《讽谏诗》中则把女真人视为“夷人”。而天祚皇帝本人即使在投降金朝时，仍然宣称自己的“正统”地位：“伏念臣祖宗开先，顺天人而建业，子孙传嗣，赖功德以守成，奄有大辽，权持正统，拓土周数万里，享国余二百年，从古以来，未之或有。”《
全辽文》卷3《降金表二》。金朝君臣的民族关系思想也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大致说来，在金朝前期，金人对自己被称为“夷狄”大为反感，海陵王完颜亮就曾明确表示：“朕每读《鲁语》，至于‘夷狄虽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朕窃恶之！岂非渠以南北之区分，同类之比周，而贵彼贱我也。”张棣：《正隆事迹记》，傅朗云：《金史辑佚》，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从世宗朝开始，金朝君臣抢过“华”的位子，把“夷狄”的帽子扣在南宋、高丽等称臣纳贡的政权头上。到章宗、宣宗时代，金朝继续以“华夷之辨”来解释民族关系，掀起了德运之议，自居正统，把南宋贬入“闰”位。参见齐春风：《论金朝华夷观的演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6期。
（三）探讨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流派和民族关系思潮
民族关系思想流派是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和普通知识分子在认识和反思民族关系中形成的派别，民族关系思潮是在一定时期内认识民族关系过程中反映某些人利益和要求的一种思想倾向。从有关记载来看，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着民族关系思想流派和民族关系思潮。如赵国围绕是否实行“胡服骑射”而展开的大讨论，汉武帝时期关于和亲问题的三次大讨论，西晋上层就如何对待内迁诸族的各种观点，前秦苻坚在位时关于诚信问题及出兵东晋问题的大讨论，北魏孝文帝时期关于迁都等“汉化”问题的大讨论，唐太宗时期关于安置突厥降户问题的大讨论，唐后期大臣们关于南诏问题的礼仪之争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思想流派和思潮。对这些思想流派和思潮的梳理及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当时的民族关系思想动态，更好地理解当时的民族政策及处理民族关系的方式。
（四）挖掘和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具体内容、实践成效、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
在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中，人们对夷夏之辨的认识最为普遍，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就有夷夏有别、内夏外夷、先夏后夷、尊王攘夷、以夏变夷、夷夏一家等具体内容。各个朝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几乎都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讨和阐述。
思想是行动之母。民族关系思想的基本功能就在于对民族关系实践的指导，所以，研究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践成效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的主要职能之一。其实，许多民族关系思想在指导实践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华夷一家思想、羁縻思想、怀柔思想、以夏变夷思想、爱之如一思想、诚信思想等等，都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巩固及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任何一种思想都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及时代意义，中国民族关系思想也不例外。如唐太宗民族关系思想的价值，不仅在于维持了以唐朝为中心囊括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大一统局面，而且唤起了少数民族自尊的觉醒，也把当时的道德水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五）研究民族关系思想的深化与完善的过程及方式，考察和分析民族关系思想在当时被接受的程度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一个不断深化和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也不例外。如民族和睦、民族平等及“天下一家”的思想就有一个不断深化与完善的过程。从先秦时期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中经汉朝司马相如的“遐迩一体”、司马迁的诸族同祖观以及前秦苻坚的“混六合以一家”，再到唐太宗的“爱之如一”，发展到元世祖和许衡的“天下一家”、明太祖的“华夷无间”、明成祖的“华夷本一家”和清雍正帝的“中国一统”，一直到康有为的“满汉不分”和孙中山的“五族共和”，从中可以看出民族关系思想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发展历程。
在一般情况下，作为政治家的封建帝王的民族关系思想，很容易被臣民们所接受并付诸行动。但作为政治家的大臣的民族关系思想，如果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相吻合，则比较容易为多数人所接受；如果他们的思想认识与最高统治者的思想认识不合拍，则很难成为主流思想，也就很难成为行动的指南，唐太宗时期褚遂良的民族关系思想就是如此。而西汉政治家和思想家贾谊的“三表”、“五饵”的分化、瓦解、改造和同化匈奴的方案，因其理想主义色彩太浓，不切实际，并没有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
（六）分析民族关系思想的特点、实质、影响及历史局限
无论是汉族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还是少数民族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大都具有一定的特点，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也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如汉武帝时期的“以其故俗治”《
资治通鉴》卷21。思想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唐、宋、明、清王朝的羁縻府州县制、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都与“以其故俗治”的思想有关。如宋朝“因俗为治，夷民安之”；《
宋史》卷404《张运列传》。明朝也“皆因其俗，使之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无相携贰，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
明史》卷76《职官五》。清朝初年，对南方少数民族“一切政策，悉因其俗”；《清圣宗实录》卷15。到乾隆时期，仍然“因俗习为治”、“因其俗以治之”、“顺其俗而抚治之”，《
清朝通典》卷26。并对归附的土司一律“准以照旧袭封”、《清世宗实录》卷41。“有归顺者俱加安抚，令其所得”。《清实录·贵州资料辑要》，贵州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30页。唐、宋、明、清的这些做法，从思想来源上讲，都与“以其故俗治”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七）研究各个民族历史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矛盾、统一及其根源
尽管政治家和思想家、史学家在对民族关系的总结、认识和反思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矛盾之处，但相对而言，政治家的思想矛盾更加突出一些。如唐太宗一方面认为“夷狄亦人”、“亦有人心”，另一方面又认为“夷狄人面兽心”，《
资治通鉴》卷197。应对他们时刻保持警惕；一方面强调对少数民族“绥之以德，使穷发之地尽为编户”，《
资治通鉴》卷198。另一方面又主张对少数民族政权应分化、瓦解，大施离间计；一方面强调“使四夷如一家”，“胡、越一家”，另一方面又提出了“中国，根本也；四夷，枝叶也”《
资治通鉴》卷195。的命题。总的来看，唐太宗思想的矛盾统一在大一统理论上面。
（八）比较各个时期各个阶段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同，比较不同民族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同，比较各类人物民族关系思想的异同，并深入分析其异同的原因
在民族关系思想方面，可以进行比较的领域还是相当宽泛的。如汉、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宋辽夏金时期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史学家司马迁与班固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政治家汉武帝与唐玄宗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汉元帝与匈奴呼韩邪单于的民族关系思想之比较等等。
在比较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政治家和史学家对同一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认识。如对回纥出兵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一事，作为政治家的唐肃宗就给予很高评价。他曾对回纥叶护说：“能为国家就大事成义勇者，卿等力也。”并颁布诏书颂扬回纥：“蒙犯不以辞其劳，急难无以踰其分。固可悬之日月，传之子孙，岂惟裂土之封，誓河之赏而已矣。”B12《
旧唐书》卷195《回纥传》。而史学家对此的认识则截然相反。五代时刘昫等人就认为：“肃宗诱回纥以复京畿，代宗诱回纥以平河朔，戡难中兴之功，大即大矣，然生灵之膏血已干，不能供其求取，朝廷之法令并弛，无以抑其凭陵。忍耻和亲，姑息不暇。”B12欧阳修和宋祁等人也对此事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夷狄资悍贪，人外而兽内，惟剽夺是视。故汤、武之兴，未尝与共功，盖疏而不戚也。太宗初兴，尝用突厥矣，不胜其暴，卒缚而臣之。肃宗用回纥矣，至略华人，辱太子，笞杀近臣，求取无倪。德宗又用吐蕃矣，劫平凉，败上将，突破西陲。所谓引外祸平内乱者也。”《
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
政治家和思想家、史学家之所以会在同一问题的认识上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主要因为政治家比较注重功利性，而思想家和史学家则主要重视价值判断，所以，他们的认识更加理性一些。如王夫之对唐肃宗向回纥借兵的认识与评论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他认为，唐肃宗“急用回纥疾收长安者，以居功固位不能稍待也。……盖其时上皇在蜀，人心犹戴故君，诸王分节制之命，玄宗且无固志，永王璘已有琅邪东渡之雄心矣。肃宗若无疾复西京之大勋，孤处西隅，与天下悬隔，海岱、江淮、荆楚、三巴分峙而起，高材捷足，先收平贼之功，区区适长之名，未足以弹压天下也。故唯恐功不速收，而日暮倒行，屈媚回纥，纵其蹂践，但使奏效祟朝，奚遑他恤哉？决遣燉煌王以为质而受辱于虏帐，其情然也。”③《
读通鉴论》卷23《肃宗》。王夫之的深刻认识和精辟分析，既直截了当地点出了政治家的功利性，也深入分析了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还明确指出了向少数民族借兵的后遗症：“用夷者，未有免于祸者，用之有重轻，而祸有深浅耳。”③
（九）关注非理性的思想认识、迂腐的观点甚至“谬论”
由于不同政治家、思想家及史学家分析问题的视角的差异、提出理论的动机的差异以及他们所处地位的差异，他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民族关系认识自然会不尽相同，有的比较接近真理，有的显得比较迂腐，有的在当时可能被视为“谬论”。民族关系思想史不仅要把已被后人验证的正确观念和理性的思想认识纳入其中，同时也要关注非理性的思想认识、迂腐的观点甚至“谬论”。一方面，正确的认识因为非理性认识的存在而更加突出自己，强化自己；另一方面，因为在古代封建专制制度下，非理性的思想认识有时会成为历史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我们不但要重视得到后人验证的正确观念，更要关注各种“谬论”。否则，正确的思想认识甚至真理因缺乏对比和参照，也许会减少理直气壮的勇气，民族关系思想的传统也将失去接续历史、现代与未来的黏合剂。
（十）研究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各个民族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及史学家等代表性人物的具体民族关系思想，即个案研究
这些人物基本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汉族代表人物，二是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三是如金日磾等“汉化”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四是如中行说、李陵等“胡化”的汉族代表人物。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人们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比较关注，但对“汉化”和“胡化”的代表人物则注意不够。其实，这两种类型人物对中国民族关系历史的发展进程具有一定的影响。由于这两类人物的特殊经历以及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对当时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有其独特的感悟和认识，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进行认真探索和总结，以反映中国民族关系思想的全貌。
四
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是一个新兴学科，研究方法自然没有固定模式。那么，如何开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呢？笔者认为：
第一，需要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确切含义，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弄清民族关系思想史与民族学、民族关系史、历史学、民族史、思想史等学科的关系。
第二，努力发掘、整理有关民族关系思想史的资料。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可资利用的资料很多，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汉文古籍和档案资料，如各个朝代的正史、实录、方志、野史、杂史、诏书、会要、类书、诗文等。二是少数民族古籍及档案资料，如古突厥儒尼文献资料、回纥文文献资料、藏文文献资料、粟特文献资料等。三是西方、波斯及阿拉伯的文献资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虽然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国内少数民族，但也有如康居、嚈哒、坚昆、宁远等一部分域外民族，还有如匈奴等跨境民族。所以，国外文献也留下了一些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方面的有价值资料。四是考古资料，包括出土文物和简牍、文书、碑铭等文字资料。如宋元丰七年(1084)立于今甘肃岷县一通题为《广仁禅院碑》的碑石，碑文不仅提到“传曰用夏变夷，信哉其言乎”，而且总结了历代统治者以夏变夷的理念。参见张雍：《陇右金石录》卷3。再如立于今云南大理的《南诏德化碑》，也对当时的民族关系思想有所反映。五是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和民间流传的歌谣传说等，这类材料可以生动、真切地反映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大致面貌，以补充文献记载之不足。
客观地说，有关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研究的资料还是比较丰富的，如果将上述各类资料配合利用，必会挖掘出民族关系思想史的丰富内容。但是，当下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对这些资料还没有加以系统的收集与整理。近年来虽然整理出版了一些关于少数民族史方面的资料，但迄今为止，却未见到关于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方面的专题资料问世。因此，努力发掘与整理有关资料，实乃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的奠基性工作。这需要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做大量细致的工作。
第三，按照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详细列出在民族关系思想史领域的代表性人物，然后对这些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进行深入研究。
从汉族方面来说，代表性的人物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的管仲、魏绛、左丘明、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墨子等，秦朝的秦始皇、吕不韦，西汉的汉高祖、刘敬、臧衍、吕后、樊哙、汉文帝、贾谊、汉景帝、司马相如、晁错、汉武帝、王恢、韩安国、田蚡、汲黯、刘安、张骞、解忧公主、司马迁、赵充国、魏相、萧望之、汉元帝、贾捐之、王昭君、陈汤、甘延寿、谷吉、韩昌、张猛、侯应、杜钦、郭舜、扬雄、公孙禄、王莽等，东汉的光武帝、班彪、班固、邓太后、朱辅、汉章帝、孟云、窦太后、耿秉、曹凤、杜崇、汉安帝、张璫、陈忠、班勇、李进、虞诩、梁商、李固、汉桓帝、胡爽、赵温、汉灵帝、程包、李颙、蔡邕、汉献帝、荀悦、何休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统、徐光、杜预、陈寿、常璩、祖逖、桓温、殷浩、范晔、萧子显、冯跋、高闾、高欢、崔鸿、魏收等，隋唐时期的隋文帝、长孙晟、高颍、隋炀帝、裴矩、唐太宗、房玄龄、长孙无忌、窦静、魏征、褚遂良、颜师古、杜楚客、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棻、李延寿、刘袆之、陈子昂、狄仁杰、郭元振、唐玄宗、苏頲、王晙、韩愈、杜佑、卢俌、于休烈、裴光庭、唐德宗、李泌、陆贽、李绛、李德裕、高骈、崔安潜等，宋明时期各代的帝王以及欧阳修、薛宗正、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朱熹、叶适、郑樵、文天祥、李纯甫、赵秉文、元好问、许衡、郝经、脱脱、胡三省、马端临、丘浚、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除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和史学家之外，李白、杜甫和岑参等文学家的有关作品也体现了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
从少数民族这方面来说，代表性的人物包括两汉时期匈奴的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壶衍鞮单于、虚闾权渠单于、呼韩邪单于、颛渠阏氏、车犁单于、蒲奴单于等，南北朝时期柔然的社崙、大檀、吴提、予成等，吐谷浑的伏连筹、夸吕、世伏、诺曷钵等，突厥的木杆可汗、佗钵可汗、沙钵略可汗、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射匮可汗、统叶护可汗、默啜可汗、暾欲谷、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苏禄等等，回纥的菩萨、怀仁可汗、英武可汗、登里可汗、武义成功可汗、保义可汗、崇德可汗等，吐蕃的松赞干布、名悉猎、乞立赞、尚结赞、论恐热等。其他如乌孙的猎骄靡、肥王、乌就屠等，南诏的皮罗阁、异牟寻、酋龙、阁罗凤等，契丹的李尽忠、孙万荣、李失活、可突于、郁于等，奚的李大辅、李鲁苏等，铁勒的夷男等。此外，有一些虽为少数民族，但他们在中原建立了政权，这些人的民族关系思想也颇有特色。如十六国时期的石勒、石虎、慕容儁、苻坚、苻融、慕容垂、姚苌、姚兴、赫连勃勃等，辽朝的辽太祖、辽太宗、萧太后等，金朝的金太祖、金太宗、金世宗等，西夏的李元昊等，元朝的成吉思汗、窝阔台、忽必烈、耶律楚材等，清朝的世祖、圣祖、世宗、高宗诸帝。还有一些本为汉族人后来又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他们的特殊经历以及所处的特殊环境，他们对当时的民族关系也有一些独特认识。如滞留匈奴的中行说，先后投降匈奴的卫律和李陵等。只要我们对上述代表人物的民族关系思想逐一深入挖掘与研究，就会重现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光辉，丰富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第四，把民族关系思想与社会政治背景联系在一起，透过历史背景去体验与挖掘思想，以揭示民族关系思想的实质及价值；有的政治家或军事家在历史文献中只留下了他们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些实践活动，并没有留下他们直接对历史和当时的民族关系进行总结、评述、反思及认识的言论，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他们的实践活动来挖掘、分析及阐释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当然，这种方法往往会使思想显得有些零碎，需要我们把各种零碎的思想资料拼成一幅动态的全景画面。
第五，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考察和审视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基础上，正确把握和提炼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历程。所谓历史的即指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而逻辑的即指理论，就是对客观进程的本质的和规律性的认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要求我们历史从哪里开始，逻辑就从哪里开始，历史的起点就是逻辑的起点，历史的进程就是逻辑的进程，历史的结论就是逻辑的结论。而且，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讲，思想的基础是认识，认识的基础是事实。因此，全面客观地考察和审视民族关系发展的历史事实，是正确把握和提炼民族关系思想发展历程的基础工作之一。
第六，加强学科之间的整合。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与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及思想史、民族史、边疆史、文化史、儒学史、中外关系史等密切相关，建设和发展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既需要吸收上述学科中的研究力量，又需要借助上述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依靠上述学科的配合与协调，才能较快地建立起并建设好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换言之，科际整合是中国民族关系思想史学科建立与建设的捷径。当然，科际整合并非简单切割上述学科的有关部分加以拼凑，而是要在吸收、消化上述学科的有关理论、研究方法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
当然，无论是一个学科的建立，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学术累积。我想，只要热心于民族关系思想史的专家学者能够目不旁鹜、专心致志地精心探索，民族关系思想史就会成为一门具有无限生机的独立学科。
〔责任编辑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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