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分析粟特人移居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建制的沿革，并结合历史文献记载、文物普查和实地调研资料，说明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单位的治城前后共有12处。重点探索各个府州城的地理位置，认为：宥州旧城位于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宥州新城即今鄂托克旗东北部的水泉古城，兰池都督府治城即今鄂托克前旗驻地敖勒召其镇东侧的巴格陶利古城，匡州治城在鄂托克前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长州治城相当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东部保尔浩绍古城，鲁、丽、塞3州的治城分别相当今鄂托克前旗的查干巴拉古城、巴郎庙古城、呼和淖尔古城，含、依、契3州的治城分别相当今鄂托克旗的哈达图古城、敖伦淖尔古城及今乌审旗呼和淖尔古城。
关键词：唐代粟特人“六胡州”治城
作者艾冲，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西安市，邮编710062。
唐代“河曲”是一个多民族散居杂处的地域。④参见艾冲：《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民族研究》2003年第2期。其中，以粟特人（昭武九姓胡）移民为居住主体的“六胡州”位于“河曲”地域的中部偏西。 参见艾冲：《唐代灵、盐、夏、宥四州边界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期。 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经历多次嬗替，情况较为复杂，因而各个时期行政单位的治城所在位置就显得扑朔迷离，长期以来难得其实。参见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中国方域》2003年第2期。 笔者草就此篇，试对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的治城所在做初步探索。
一、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建制的演变
（一）建置“六胡州”时期
粟特人（昭武九姓胡）原居于中亚地区的阿姆河、锡尔河流域，其部分人口后移至东突厥地区，聚族而居。贞观四年（630），唐朝军队平定东突厥后，这部分昭武九姓牧民各以部落为单位归属唐朝，移居“河曲”地域中西部。唐朝在那里建置6个羁縻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以管理当地的昭武九姓牧民。④ 时人笼统称“六胡州”，在行政上划归灵州都督府监管。可见，“六胡州”始建于昭武九姓胡人迁入“河曲”地域的贞观四年。参见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中国方域》2003年第2期。 调露元年（679）之前，“六胡州”各州的刺史分别由昭武九姓胡各部首领担任，属于羁縻性质。这种行政模式稳定了近50年。 ③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调露元年，因单于都护府管内突厥族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发动叛乱，“河曲”的昭武九姓牧民受到外部的武力威胁与袭扰。同年，唐廷对于“六胡州”改变行政管理模式，由中央政府派员充任“六胡州”的行政长官——刺史。这就标志着6 州从此转变为正州，仍旧隶于灵州都督府。 ③此后，“河曲”昭武九姓牧民移居区域的行政建制维持了25年，迄长安四年（704）为止。
（二）建置“匡、长二州”及兰池州都督府时期
据《旧唐书·地理志》载：长安四年，唐朝调整“六胡州”的行政建制，把鲁、丽、塞、含、依、契6州合并为匡、长2州。延至神龙三年（707），增置兰池都督府，管辖兰池、匡、长3州，州之下则以“六胡州”居民为基础分置6县，仍旧隶于灵州都督府。⑦参见《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兰池都督府驻地“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⑨B11《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这一建制保持15年，至开元十年（722）撤销。
开元九年七月，唐朝勘定兰池州叛胡“康待宾之乱”，十年，将昭武九姓的3州复分为鲁、丽、契、塞四州。但在同年九月再度平息“康愿子之乱”后，唐玄宗“诏移河曲六州残胡五万余口于许、汝、唐、邓、仙、豫等州，始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 《
旧唐书》卷8《玄宗本纪上》。 至开元十八年，在“河曲”昭武九姓故地复罢4 州，合并为匡、长2州。⑦无论是“六胡州”，还是匡、长2州，兰池都督府，或是鲁、丽、契、塞4州，其管理区域基本上是重合与一致的。
（三）建置旧“宥州”和新“宥州”时期
唐代的宥州建置分作旧“宥州”和新“宥州”两个阶段。旧宥州是唐前期管理粟特（昭武九姓胡）牧民的行政机构，新宥州则是唐后期元和九年（814）设置的管理党项牧民的州级政区。
旧“宥州”始置于开元二十六年。是年“九月丙申朔……庚子，于旧六胡州地置宥州”。 《
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较为详细：唐朝“自江淮放回原迁胡户，于此（废匡州城）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废塞门县城）、归仁（旧兰池州长泉县城）三县”。这1州3县管理原“六胡州”昭武九姓人口，改隶夏州都督府统摄。宥州“其后侨治经略军”，即“天宝末，宥州寄理于经略军，盖谓居中可以总统蕃部，北接天德，南据夏州”。⑨ 至德二年（757），改称怀德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宥州。唐代宗宝应（762—763）后撤废。 旧“宥州”驻在废匡州城约18年（738—755）。旧宥州寄治经略军城历时32年（755—787），迄唐德宗贞元三年（787）为止。 参见《
资治通鉴》卷232、202；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新“宥州”是指唐代后期为管理党项牧民而建置的州级政区。这与旧“宥州”有所不同，但为说明宥州的建制沿革，须略做讨论。唐宪宗元和九年五月，“诏复于经略军城置宥州，乃为上等州；于州郭下置延恩县，为上县。改隶夏绥银观察使”。B11 元和十五年九月，宥州移治夏州长泽县城（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部城川古城）。长泽县从此改属宥州。参见《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唐书》卷37《地理志一》，《
唐会要》卷70“州县改置上”。
二、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地区行政单位治城有多少
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的行政建制单位究竟有无治城？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具体到鲁、丽、塞、含、依、契6个早期粟特移民组成的州级单位更是如此。
依据各种资料分析，“河曲”粟特移民区域早期的6个羁縻州是有其治城的。第一，这些东迁的粟特人原居中亚两河（锡尔河、阿姆河）一带，具有定居的传统。正因如此，他们从事的畜牧业是一种定居型畜牧经济活动。他们移入“河曲”地域中西部后依然保持其定居传统。参见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艾冲：《论毛乌素沙漠形成与唐代六胡州土地利用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 第二，同期归附的河曲突厥诸部的都督府，皆有其治城。据历史文献记载：贞观四年，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在移入“河曲”地域的突厥诸部建立羁縻都督府以治之。各个都督府都有固定的治城。譬如：化州都督府驻在夏州德静县城；唐代夏州德静县故址，位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西部的补浪河乡魏家峁村。长州都督府驻在夏州长泽县城；唐代夏州长泽县故址，即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东南部的城川古城。祐州都督府驻在银州开光县城；唐代银州开光县故址，位于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东部的开光川河谷。参见艾冲：《唐代东突厥羁縻都督府的置废与因革》，《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2期。 据此推断，在同一时间迁入同一地域的粟特诸部“六胡州”也应有各自的治城。第三，粟特移民居住的“六胡州”地区后期出现的匡州、长州、兰池州、兰池都督府、宥州诸府州均有其治城，可以反证早期的“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6州也必有各自的治城。参见《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第四，武则天神功元年（697），李峤建议加强对后突厥势力的军事防御，“治兵以备之”。同年，李峤奉命督筑“六胡州”诸城，竣工后即兴赋作《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之诗，所谓“奉诏受边服，总徒筑朔方。驱彼犬羊族，正此戎夏疆。三旬无愆期，百雉郁相望。驱车登崇墉，顾眄凌大荒。千里何萧条，草木自悲凉”，正是“六胡州”各有治城的真实写照。《
资治通鉴》卷206，《
全唐诗》卷57。 第五，毗邻鄂托克前旗的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的唐人墓志铭云：“乙未唐上柱……粤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经于鲁州，如□州□□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月二十八日迁窆于□州东石窟原，礼也……”。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盐池县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其中“经于鲁州，如□州”文字，系指粟特人“六胡州”之鲁州、□州治城，这就无可辨驳地表明：“六胡州”确实各有其治城。
粟特人“六胡州”及其后继行政单位的治城究竟有多少？据上述可做初步推断，不同时期的行政单位均有其治城，总数应达至26处。但是，几个时期的行政单位重复驻在某一治城，是不可避免的行政建置现象。除去重复设置者（鲁、丽、塞、契，延恩、怀德、归仁、长泽）之外，还有18处治城。若再除去重复设置之长泉、塞门等6县，则仍有12处治城。这12处治城有无重合者，有待继续探索。至少，旧宥州、匡州驻在同一座城无疑，如此当有11处治城。
三、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地区府州两级治城的位置与分布
由于粟特人“六胡州”地区后期诸府州的治城在历史文献中记录相对较多，易于探求，更因后期诸府州治城与前期“六胡州”治城间存在承袭及变迁的联系，因而在这一节拟采用“逆向推理分析”方法，并参照文物普查资料与实地调研成果，探求诸府州治城的地理位置。
（一）宥州治城的三置两迁
依据本文第一节的论述，开元二十六年，初置宥州于粟特移民“六胡州”故地，治所在废匡州城；天宝末年宥州驻地北迁，寄理经略军城；至贞元三年，废其建制。元和九年，再置宥州于经略军城；元和十五年九月，宥州移治夏州长泽县城；同年，宥州治城因被吐蕃军队攻陷，宥州遂废。长庆四年（824），经夏州节度使李佑奏请，第三度建置宥州，治长泽县城，管2县——延恩、长泽。此后，宥州建制维持至唐朝末年。
宥州的第三个治城——夏州长泽县城，经实地考古调查得知：该古城遗址就是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城川苏木的城川古城。参见侯仁之：《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这一点已为史学界所公认。
宥州的第二个治城，与管理粟特牧民相关，其位置迄今尚不明朗。我们可依据历史文献的相关记载，推断其地理位置。唐贞元二年以前的经略军城，是管理粟特牧民的宥州之第二处治城——宥州新城。它座落在夏州城北偏西三百二十里（一说三百里）处，恰在夏州通向天德军城与丰州城的干线驿路之侧。参见《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 依据这个方位，宥州新城遗址应在今鄂托克旗的巴音淖尔乡与木凯淖尔乡一带。在巴音淖尔乡驻地附近，存在一座古城，被称作“水泉古城址”，该古城座落在巴音淖尔乡后哈达图村西南约2公里。城址内遗物显示为汉代古城，平面呈方形，边长约1000米。城墙系夯筑土墙，基宽1-5米，残高1-1.5米，夯层厚约10厘米。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第584页。 这座古城似乎跟唐代经略军城、宥州新治城无关，然而《
元和郡县志》向我们清楚表明：经略军是迁驻古代的榆多勒城，换言之，榆多勒城并非唐代创筑之城，而是利用汉代古城而修的。再从“水泉古城址”边长达1000米的占地规模来看，显然不是县、乡驻在之城镇，而应是军、州等高中级机构驻在之大城。如此，唐代经略军城、宥州新城的位置，应是今鄂托克旗巴音淖尔乡后哈达图村西南的“水泉古城”无疑。
管理粟特牧民之宥州的第一个治城——宥州旧城，今人更不清楚其所在。我们可透过相关的里程来推断宥州旧城的位置。天宝末，寄治经略军城的宥州，史籍明确指出“距故州东北三百里”，《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或“西南至废宥州三百里”，《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即宥州新城西南距宥州旧城约三百里之遥。 《
通典》记载着废宥州宁朔郡（宥州旧城）与盐、夏2州的正确里程。宁朔郡（宥州）下“东至朔方郡（夏州）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盐州）一百四十里，西至灵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护府八百里”。五原郡（盐州）下“北至宁朔郡一百四十里”。《
通典》卷173《州郡三》。 按照《
通典》宁朔郡（宥州）东距朔方郡（夏州）二百一十里、南距五原郡（盐州）一百四十里的数据，测算宁朔郡旧城（废宥州）所在地，恰与其他相关里程数据吻合。这表明《
通典》里程记载的正确性。另外，《
元和郡县志》、《
通典》均称：灵州至盐州的里程为三百里，盐州至夏州里程三百里。灵州城在今宁夏灵武西南，盐州城即今陕西定边县，夏州城即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古城。3座州城间距里程明确无误，其治城地点也准确定位。笔者以这三城作为参照点，借助史籍所载新宥州（经略军城）、废宥州（宥州旧城）与三城的里程数据，推断出宥州旧城的所在地。参见《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盐州、夏州；《
通典》卷173《州郡三》灵武郡、五原郡、朔方郡。
测算结果是：废宥州（宥州旧城）位于夏州城西偏北二百一十里、盐州城北偏东一百四十里，略当今内蒙古鄂托克前旗吉拉苏木西北查干巴拉嘎苏村东侧的查干巴拉嘎苏古城。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8页。
（二）兰池州都督府的治城
兰池州都督府的治城，位于盐州白池县城北八十里处。史称：“神龙三年复置兰池都督府，在盐州白池县北八十里。仍分六州各为一县以隶之。”《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 白池县，原名兴宁县，龙朔三年（663）初置；景龙三年（709），更名为白池县，“以地近白池，因以为名”。白池县城“南至州九十里”。《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
新唐书》卷37《地理志一》，《
元和郡县志》卷4《关内道四》盐州。
盐州城故址，位于今陕西定边县城西南。白池县城故址，即今鄂托克前旗南境、北大池东侧的“大池古城址”，经考古调查获知，该古城位于“二道川乡大池寨子村南侧。唐代至西夏。平面呈方形，边长约310米。城墙夯筑，基宽2-5米，残高1.5-2米，夯层厚10厘米。东西各设1门。城内文化层厚0.5-0.8米。……城址西北约2.5公里处为其墓地。……出土有‘开元通宝’铜钱等”。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8页。西距北大池约2公里。据此推知，兰池都督府治城应在盐州城北方一百七十里处，恰当今鄂托克前旗驻地——敖勒召其镇附近。在该镇东面迄今存在一座古城遗址，今称“巴格陶利古城”（或称敖勒召其古城），应是唐代兰池都督府的治城所在。兰池州治城与兰池都督府城同在一地，即巴格陶利古城。参见艾冲《唐代“六胡州”与“宥州”故地新探》，《中国方域》2003年第2期；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版。
（三）匡、长2州的治城
匡、长2州的治城，虽然史书未见明确记述，但仍向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探考线索。
关于匡州治城的位置，应在今鄂托克前旗之境。《
旧唐书》载：开元“二十六年，自江淮放回胡户，于此置宥州及延恩、怀德、归仁三县。……延恩（县），开元二十六年，以废匡州置，后随州移徙”。《
旧唐书》卷38《地理志一·宥州》。 延恩县，是宥州的附郭县，与宥州同驻一城；这就是说，宥州、延恩县均驻在废匡州城。从前面的论述已知：宥州旧城，即今鄂托克前旗吉拉苏木驻地西北、查干巴拉嘎苏古城。该古城也就是唐代长安四年迄开元十年的匡州治城。
关于长州治城的位置，应在今鄂托克旗之东半部。当“六胡州”被调整为匡、长2州之后，匡州管辖“六胡州”地区的南半部，这已从匡州城的位置得到证实。那么，长州必然是管辖“六胡州”地区的北半部。具体地说，长州治城相当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驻布隆庙）东部的哈达图村东北、都思兔河南源两条小河汇流处的水利古城（或称保尔浩绍古城），城址出土有汉代五铢铜钱、唐代开元通宝铜钱。东邻包乐浩绕苏木。参见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 此处地形优越，水源近便，适合大型聚落的生存与发展。
（四）鲁、丽、塞、含、依、契6州的治城
“六胡州”的前三州——鲁、丽、塞3州，当分布在“六胡州”地区的南半部，相当今鄂托克前旗东半部、宁夏盐池县与陕西定边县北缘地带。前三州的治城，应不出这一区域。
鲁州治城。1984年，在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出土的唐人墓志铭云：“乙未唐上柱……粤以久视元年九月七日，经于鲁州，如□州□□礼私事，春秋八十有五，以其月二十八日迁窆于□州东石窟原，礼也……。”久视元年（700），乃唐代女皇武则天的年号；乙未年，即武则天证圣元年，公元695年。墓志铭记载的这段时间，正处在“六胡州”建制存续期间。其中“经于鲁州，如□州”文字，系指粟特人“六胡州”之鲁州、□州的治城。参见盐池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盐池县志》，第416页。 依墓志铭可知，墓主逝世后，灵柩经由鲁州而运回□州。随后被安葬于□州东石窟原。据此相互关系，参照文物普查所获古城位置资料，笔者认为：鲁州治城相当今鄂托克前旗东部的“查干巴拉古城”。该古城位于鄂托克前旗查干陶勒盖苏木（驻昂素庙）南部的查干巴拉嘎苏村东北，时代为唐至西夏。其西南方虽有白池县城址，却未被墓志铭提及，显然墓主的灵柩运输路线并未经过该城。丽州治城，从鲁州治城所在的“查干巴拉古城”向西，则是盐、夏二州西赴灵州的交通干道，至今鄂托克前旗三段地乡西部，有一座唐代古城，被当地居民称作“巴郎庙古城址”。经实地调查，这座古城“位于三段地乡巴朗庙村西约1公里。唐代。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520米，南北约500米。城墙夯筑，基宽2-6米，残高1—2米，夯层厚约10厘米。采集有板瓦、兽纹瓦当，以及泥质灰陶盆、罐，白釉瓷盆、罐、碗等残片。”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8页。巴郎庙古城位于宁夏盐池县北缘的苏步井乡窨子梁（唐代墓葬所在）的西偏北方向，基本符合1984年出土的唐代墓志铭述及的“□州”之方位。据《
旧唐书》、《
新唐书》的行文顺序推断，□州当系“六胡州”的第二州——丽州。因此，巴郎庙古城应是唐代丽州治城所在。塞州治城，略当今鄂托克前旗北部、毛盖图苏木呼和淖尔湖西南的“呼和淖尔古城”（或判定为玛拉迪苏木驻地玛拉迪庙西北6.5公里的苏勒德村唐代遗址）。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8页。
“六胡州”的后三州——含、依、契3州，应分布在“六胡州”地区的北部，略当今鄂托克旗的东半部和乌审旗西缘地带。后三州的治城，应不超出这个区域。
含州治城，略当今鄂托克旗查布苏木东境、哈达图村东北的水利古城遗址，亦就是后来的长州治城。参见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集》。依州治城，应在今鄂托克旗驻地——乌兰镇西南、包乐浩绕苏木北部的“敖伦淖尔古城址”。经实地调查，该城址位于“包乐浩绕苏木敖伦淖尔嘎查西约6公里。汉代，该旗文物保护单位。严重沙化。平面呈方形，边长约90米。”《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4页。此座古城在唐代曾被利用。契州治城，故址在今乌审旗嘎鲁图苏木西北部的“呼和淖尔古城”。经实地调查，该城址位于“嘎鲁图苏木呼和淖尔村西偏南、呼和淖尔南侧。西夏。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640米，东西约530米。城墙夯筑，顶宽约3米，残高2.5米。城墙外设有马面。城内文化层厚约1米”。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第581。至于粟特人“六胡州”的县级单位驻地，无从尽知，只好留待异日再行探索。
通过以上初步探索，我们对唐代粟特人“六胡州”地区府、州两级行政单位的治城有了新的认知。尽管仍存在若干疑点，有待继续研讨，但粟特人“六胡州”地区的府、州治城所在位置则基本辨识清楚了。
〔责任编辑华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