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史》中关于党项人的称谓并不完全统一，在涉及到部族时也使用唐古一词。唐古是Tangut的对音，这个族称可能是契丹借自突厥或回鹘，通常用来指那些被纳入辽朝国家体制的党项部族。这些部族主要来源于帝国早期对党项部落的扩张和掠夺战争。在行政和军事意义上，唐古诸部已经属于辽代国族（契丹人）的一种。
关键词：唐古党项《
辽史》部族
作者杨浣，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邮编200433。
党项是公元6世纪中期出现在青藏高原东北的一个民族，又称党项羌。党项之名最早来自汉人的记载，而突厥人则称其为“Tangut”。《
隋书》卷83《党项传》载：“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猕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距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毗伽可汗碑》载：“十七岁时，我（毗伽可汗）出征tangut。我击溃了tangut，夺得他们的儿童、妇女、马匹和财物。”转引自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63页附录《毗伽可汗碑》东面第24行。Tangut在汉语里的对音是“唐古特”或者“唐兀惕”，由于发音的关系，词尾音“t”常常被弱化或剥落，从而形成“唐古”或“唐兀”的书面记录形式。参见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汉语词汇“唐古”最早见于元代官修的《
辽史》中，然而相对于书中纪、传、表、志中常见的“党项”一词而言，它的使用频率和范围都极其有限，主要出现在部族志、部族表、百官志中。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此轻彼重的现象？党项和唐古是不是同一个民族？如果是的话，为什么《
辽史》不使用一个统一的称呼？是昧于无知还是有意为之？
在《
辽史》体例中，党项和唐古各自独立，属于不同的概念。党项被归入属国、属部之范畴，而唐古则属于部族之行列。
所谓属国（部）系指向辽朝纳贡的邻国或部落。参见蔡美彪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页。属国与辽朝的关系并不稳定，他们虽然在政治上追随辽朝，却朝贡无常；在军事上有从征的义务，但是兵无定额，具有很大的独立性。《
辽史》卷36《兵卫志下》载：“辽属国可纪者五十有九，朝贡无常。有事则遣使征兵，或下诏专征；不从者讨之。助军众寡，各从其便，无常额。”辽朝对于其部酋，则“大者拟王封，小者准部使。命其酋长与契丹人区别而用，恩威兼制，得柔远之道”。《
辽史》卷46《百官志二》。
《
辽史》开列的属国中，关涉党项人的有西夏、党项、河西党项、党项部、隗衍党项部、山南党项部等众多国家和部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西夏被看作是党项人政治利益的最大庇护者，但是辽人却认为它是鲜卑人后裔的政权。《
辽史》卷145《西夏外纪》云：“西夏，本魏拓跋氏后也，其地则赫连国也。”由此来看，整个辽代，党项人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而是呈现出大分散、小聚居的诸部族形态。这些部族之所以进入属国系列，主要是由于他们处在辽朝统治范围的边缘和外部，基本上不属于辽国家体制的组成部分。
党项在辽代是很重要的一个民族，在文献中它常常与突厥、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吐浑、新罗、吐蕃、室韦、沙陀、乌古等族并列。从10世纪初到11世纪末，辽朝不得不经常对其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征伐行动，以消除辽朝经营西北和西南边疆的威胁。1125年，党项首领小斛禄曾经邀请流亡途中的辽朝末代皇帝天祚帝到其领地山金司避难，辽朝遂赐予小斛禄西南面招讨使的官职。参见《
辽史》卷30《天祚皇帝本纪四》。这都表明作为属国的党项在辽代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所谓部族是指在行政上和军事上完全隶属于辽朝国家的那些部族。《
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云：“旧志曰：‘契丹之初，草居野次，靡有定所。至涅里始制部族，各有分地。太祖之兴，以迭剌部强炽，析为五院、六院。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胜兵甲者即著军籍，分隶诸路详稳、统军、招讨司。番居内地者，岁时田牧平莽间。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家给人足，戎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东踰蟠木，西越流沙，莫不率服。部族实为之爪牙云。’”《
辽史》卷31《营卫志上》则进一步总结说：“分镇边圉，谓之部族。有事则以攻战为务，闲暇则以畋渔为生。”部族的主要职责是为国家镇守边境。部族有自己的领地，其内部适合战斗的部民被编入军队籍贯，隶属于诸路详稳、统军和招讨司。住在内地的部民从事耕作田牧，守卫边防的部民则依靠畜牧为生，织毛饮奶，以为衣食。他们民风质朴，勤奋劳作，既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又能够在军事上保家卫国。按日本学者岛田正郎的意见，“这种部族当然是辽代游牧人户的编制，是由从脱离所谓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集团部族的本来意义，转化为专制国家的行政上、军事上的部族。它包括从旧契丹氏族集团转变的部族、以契丹人为成份的新编成的部族和以被征服民族为成份新编成的部族等三类”。［日］岛田正郎著、何天明编译：《辽代的部族制度》，《蒙古学信息》2000年第3期。这三类部族是“维系二百余年辽王朝统治基础的基石”。武玉环：《辽代部族制度初探》，《史学集刊》2000年第1期。《辽史·营卫志》共举出了圣宗年间存在的54个部族，其中冠以唐古名义的有6个：
此外，这六支唐古部族同样出现在《
辽史》的《兵卫志》和《百官志》中，这表明唐古诸部族在辽朝具有较为稳定的形态。而且显然上述唐古部族应该就属于《
辽史》卷32《营卫志中·部族上》所言“奚六部以下，多因俘降而置”的一类辽朝体制内部族之一。
关于这些唐古部族的来源和设置原因，《辽史·营卫志》并没有直接给出判断，仅仅指出它们大多是“圣宗以唐古户置”。但是仔细分析《辽史·营卫志》的编纂体例和原则，可以得知更多的相关情况。
《营卫志中·部族上》概括了辽代自远祖到圣宗以来的部族建置情况，其在总结圣宗时期部族建置情况时说：“圣宗之世，分置十有六，增置十有八，并旧为五十四部；内有拔里、乙室已国舅族，外有附庸十部，盛矣！”
关于这54部族，《
辽史》卷33《营卫志·部族下》逐一进行了详细的列举，其中属于圣宗时期的有34个部族。这些部族在志中的列举次序并非随意，而是根据部族设置的先后次序和建置类型来进行的。圣宗34部的排列次序就很有规律，依次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从撒里葛部起至涅剌女直部共16部；第二类从奥衍女真部到河西部共14部；第三类从薛特部到五国部共4部。为什么这样分类呢？志中其实早已道破了玄机：“奥衍女真部。圣宗以女真户置……自此至河西部，皆俘获诸国之民。初隶诸宫，户口蕃息置部。讫于五国，皆有节度使。……五国部。……已上圣宗以旧部族置者十六，增置十八。”《
辽史》卷33《营卫志下·部族下》。
原来这样的分法是基于这些部族不同的来源基础上的。第一类部族是从圣宗之前旧部族中分离出来的，即从所谓辽内四族和太祖十八部里分出来的。第二类部族则是从诸宫中分离出来的，诸宫就是诸斡鲁朵，也就是说这类部族是从辽朝各君主皇后居地所在的营帐中析出的。第三类是圣宗时期增添的新部族。《
辽史》认为后两类部族析出是因各宫中以及部族中人口繁衍过盛而致。圣宗此举恐怕还有削弱政治对手的意义在内，因为圣宗之得国和景宗体弱早亡有密切关系，实属偶然。其统治前期，朝政完全把持在以太后萧氏为代表的后族集团及前诸帝拥护者手里。圣宗亲政后自然会想尽办法来夺回权力。利用太祖制定的旧法斡鲁朵法，析解宫卫，离散部族正是为达到强干弱支这一目的而做出的举措。
上表中唐古诸部都属于第二类型部族，即唐古诸部族都是从诸斡鲁朵中析出的。既然唐古诸部来于各斡鲁朵，那么各斡鲁朵中有没有唐古人、它们又是从何而来的？《辽史·营卫志上》提供了辽圣宗以前的各斡鲁朵的情况，共有7处，分别是太祖的弘义宫、太宗的永兴宫、世宗的积庆宫、应天皇太后的长宁宫、穆宗的延昌宫、景宗的彰愍宫以及承天太后的崇德宫。尽管《辽史·营卫志上》也提到了斡鲁朵中人口的来源如太祖的弘义宫“以心腹之卫置，益以渤海俘，锦州户”，但是从这些文字中却找不到任何能够与唐古直接对应的地方。
那么是不是《
辽史》对于圣宗时期唐古诸部族来历的记载有误呢？笔者认为结论大致没有错，只是史实颇为隐晦难明。唐古诸部人户的来历其实就藏在斡鲁朵人户的类型中。斡鲁朵的人户分为两类：正户和蕃汉转户。正户是指契丹本族的人户；蕃汉转户是指汉族和其他部族的人户。统计显示这七宫蕃汉转户的户口总数达51,000多户。毫无疑问，圣宗增置的部族就是从这五万人户中析出的。《辽史·营卫志》虽然没有明确斡鲁朵中是否包含有唐古户，但是追究一下这些蕃汉转户的原来身份，问题似乎有解决的转机。原来这些转户的一个主要获得途径就是战争掳掠，参见姚家积：《辽代的番汉转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版。其最初身份是“皆俘获诸国之民”。诸国之民都包括那些人呢？从辽代早期的对外征服战争来看，主要有奚、室韦、汉、渤海、阻卜、高丽、党项等。然而，唐古部族之名在辽代国家的兵戎大事之中居然毫无踪迹。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王国维《鞑靼考》曾经指出：辽代所谓阻卜即鞑靼也。参见王国维：《鞑靼考》，《辽金时代蒙古考》，内蒙古自治区文史馆，1984年。唐古是不是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呢？
关于辽代早期被征服的异民族部族情况，宋人叶隆礼还有一说：“复有近界鞑靼、于厥里、室韦、女真、党项，亦被胁属，每部不过千余骑。”（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这里他举出的党项在《辽史·营卫志》里却丝毫没有提到。无独有偶，遍检《
辽史》甚至其他辽代材料，以唐古命名的部族也只在《辽史·营卫志》等出现过。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对应的关系？能够形成这样的联想，当然首先是基于以往学者对tangut和党项关系所做出两者等同的判断之上。参见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史实的对应情况而论，辽代唐古诸部即党项之一支也是成立的，不过有关这些唐古部族的来历似乎已经被后来的史籍编纂者所忽视或忘记。
第一，从辽史所载的早期诸帝斡鲁朵所领人户来讲，太祖弘义宫所领祖州下就有党项人户存在，虽然它属于私人性质的投下城，但是能够从一个侧面说明斡鲁朵中党项转户的存在之可能性。如：“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
辽史》卷37《地理志一》。
第二，在太祖所建立的18部族中像乙室、乌槐、品、突举、涅剌等部族都曾经直接占有大量的党项俘虏。如：“（会同四年春正月）庚辰，涅剌、乌隗部献党项俘获数。己丑，诏定征党项功。”《
辽史》卷4《太宗本纪下》。“会同四年，涅剌、乌槐二部上党项俘获。乙室、品、突举三部上党项俘获。”《
辽史》卷69《部族表》。他们自然会成为太祖、太宗所立的斡鲁朵的基础之一，圣宗所分裂析置的正是这一部分部族人口。
第三，从辽朝早期征服和掠夺战争的指向来看，党项人口无疑是一个重要猎取目标。从公元916年到1001年85年的时间里，辽朝所发动的席卷到党项的战争就达到22次之多。这些战争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俘获。如公元916年征伐突厥、党项诸部的战争，一次就俘获人户达到一万五千六百。再如公元924年，征伐阻卜、党项，俘获不可胜纪。激烈频繁的战争带来了大量的俘虏，如何处置这些人户呢？屠杀自然是一个选择，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辽代统治阶级也发现了俘虏人口的经济和军事价值。他们或者把其原地安置或迁移到契丹本部：属于农业人口的往往建州置城，任其耕作以助国储；属于畜牧的往往并入部族，战时戍边打仗，平时畜养游牧，以助国旅。《
辽史》卷74《韩延徽传》载：“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
辽史》卷32《营卫志中》载：“边防糺户，生生之资，仰给畜牧，绩毛饮湩，以为衣食。”大量的党项人户应该是被并入了斡鲁朵的部族组织中。
第四，唐古诸部族及部族军的驻地与党项有着密切的关系。辽圣宗所设置的唐古诸部族，大部分隶北府，其节度使属于西南路招讨司。虽然史书未载它们的具体驻地，但是从西南路招讨司的接壤西夏的辖区范围和控制西夏的职责来判断，（宋）叶隆礼：《
契丹国志》卷21云：“云中路控制夏国。置西南路招讨府、西京兵马都部署司、金肃、河清军、五花城、南北大王府、乙室王府、山金司。”。这些唐古部族应该与同属该司的其他部族相距不远，因为只有这样的组合才能构成一个系统的对西夏的防御体系。《
辽史》卷33《营卫志下》明确记载其驻地的属于西南路招讨司的部族有涅剌部和涅剌越兀部，曰：“涅剌部。其先曰涅勒，阻午可汗分其营为部。节度使属西南路招讨司，居黑山北（按：中华书局点校本疑“居”为“戍”字，甚是），司徒居郝里河侧。”“涅剌越兀部。以涅剌室韦户置。隶北府，节度使属西南面招讨司，戍黑山北。”
这两个部族的戍守地点均为黑山北。关于黑山的地望，有学者认为其在大兴安岭的南侧。参见何天明：《辽代西南面招讨司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此说恐怕存在问题。与辽人同期的宋人就云州云中郡（大同）四至说：“云州云中郡……今契丹伪号西京。东取妫州路，至幽州七百里。正西微北至单于都会府三百里。西北南至代州界一百五十里。北至长城蕃界三百里。西南至并州七百里。西北至黑山七百里。东北至阳河曲蕃三百四十里。”（宋）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北蕃地理》。大同府西北方向七百里，怎么会跑到大兴安岭南侧呢？所谓黑山应该就是今包头市西北部的黑山。参见樊文礼：《辽代的丰州、天德军和西南面招讨司》，《内蒙古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唐古诸部既然与涅剌等部戍地接近，那么它们的驻地也应该在黑山附近地区。
关于北唐古部，《
辽史》说它隶属于黄龙府都部署司，戍地在府南，由此可判断这应该是一支戍守在契丹本部重镇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附近的唐古部族。参见张修桂等：《辽史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它可能来自于邻近的隗衍党项部，关于隗衍党项部的驻地虽然《
辽史》没有写明，但是《
辽史》卷33《营卫志中》记载了同为隗衍名义的突厥部族的戍地为“隶北府，属黄龙都部署司”。有此大致可以确定隗衍党项部驻地当在附近。北唐古部也在黄龙府下，二者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非常有可能的。
关于南唐古部，按《辽史·营卫志下》的说法，它隶属于北府，而《辽史·兵卫志中·众部族军》则明确记载它为“屯驻本境”。本境暗含的意思就是南唐古部族军并没有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那么南唐古的本境在哪里？《
辽史》卷30《天祚帝本纪》载：“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会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糺而毕十八部王众谕曰：‘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二百。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欲借力诸蕃，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轸我国家，忧我社稷，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者乎？’遂得精兵万余，置官吏，立排甲，具器仗。”由此材料可以知道此唐古部族当与阻卜部族、乌古里、胡母思部族等是比邻而居的。阻卜是辽代漠北地区的强大部族，在10到13世纪的汉语文献中，与它接近的部族中虽然看不到唐古的名称，却经常看到党项与之攻战来往的记载。这些党项是否就是南唐古部的故土和母族呢？《
辽史》开列的59个属国中，党项、阻卜、胡母思赫然在目，且次序十分相近，难道与大石西奔所历诸部的次序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巧合吗？并且在诸多小属部中也有党项部及其他党项部。因此，阻卜附近的党项有可能就是所谓唐古“本境”。
同为戍边西南的力量，既然涅剌部族与党项为邻，那么唐古诸部族必然离党项也不远。或许“契丹统治者为了区分两种性质不同的党项部落，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译名，将那些顺服归化了的党项部落称之为‘唐古’，即将党项最原始的称呼还归了顺化的党项部落，而将那些尚未顺服归化的党项部落则仍称之为‘党项’。”汤开建：《关于弥罗国、弥药、河西党项及唐古诸问题的考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甚至或许考虑到唐古和党项同族，所以辽朝政权才安插了一些属于契丹族的部族如涅剌、涅剌越兀、乌古涅剌从旁加以协同和牵制。作为部族的唐古人属于辽代国族（契丹人）的一种，被纳入了辽朝国家的行政和军事体制，从事生产劳动，戍守边疆。
然而为什么辽人要用唐古这样的名字来指称进入国家部族的党项人，而不用其他更容易形成二者主观认同障碍的名称？因为根据北方民族语言的传统，Tangut（唐古特）本来就是党项的另外一个名称，作为被指称者的党项人应该知道两个族称间的亲密联系。《
辽史》中唐古之名的渊源在哪里呢？
除数量极少的人名和官名外，《
辽史》中所有唐古词汇都集中出现在部族志、百官志、部族表中，而纪、传中几乎未见，这说明唐古之称呼的使用范围是十分有限的。似乎在修国史之辽人（元代人所修《
辽史》蓝本据辽人耶律俨《实录》）的意识中，只有在提到辽朝国家体制内的部族时才会书写到唐古的名称。考虑到元人主持《
辽史》修撰的背景，唐古一词会不会是蒙古人留在《
辽史》里的痕迹呢？因为蒙古人通常称呼党项为唐古特或者唐兀剔。参见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51页。但是这依然不能解释何以它的使用范围是如此的狭窄：何以蒙古人不把唐古一词扩延至其他党项部族？
从另一角度看，最早是突厥人使用Tangut一词来指称党项的，后来回鹘人也使用这个名称。西夏虽未征服高昌回鹘，但从吐鲁番等地出土的回鹘文文献看，宋元时代新疆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西夏人入居。参见杨富学：《回鹘文化与党项关系论稿》，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473页。契丹曾经先后被这两个民族长期统治过，在早期辽代文化和统治阶级的构成中，回鹘因素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参见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从契丹本族的语言来看，它属于原蒙古语，与突厥语言系统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参见孟达来：《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154页。很可能突厥、回鹘对于党项的称呼在历史和空间上被早期辽代契丹人所沿袭。契丹在崛起的过程中掳掠了大量的Tangut人户，他们被编入属于辽代国家体制之内的部族系列，并且仍然允许存在某唐古部的习惯称呼。这些以唐古命名或者最初以唐古户来构成的诸部族作为辽朝国家部族体制的一些建制而长期得到保留，其建制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便是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部众因为异文化的同化而忘记了族属的认同，甚至整个部族已经不是原来的唐古人而是契丹人。可以说，唐古名称是原契丹文化对Tangut的历史记忆，这就是为什么单单在部族名称中才能见到唐古的原因。除此而外，关于《
辽史》其他各处以及保留下来的其他辽人记载为什么通用党项名称，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是辽人受到汉文化的浸染和影响，因此采纳了历史上汉人对Tangut的习惯性叫法，如河西党项等；二是史书利用的原始资源几乎都是汉人或者汉文化的，辽与Tangut的关系记录在像《
续资治通鉴长编》这样极其重要的材料中统统书为党项，治史者岂能辨之？
〔责任编辑贾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