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估计有十余万党项民众先后内附于宋，这些内附党项集中分布在东起麟府、西到环庆的宋夏沿边地区。党项内附后，更加凸显了宋夏沿边地区农牧并举的经济形态；党项也出现了定居的趋势。由于党项内附引起宋夏沿边人口的增加，使大面积山地得到开垦，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以及下游的黄河泛滥产生一定影响。
关键词：北宋 党项 内附
作者杨蕤，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地址：上海市， 邮编200433。
据《
隋书》、《
旧唐书》、《
旧五代史》等史籍的记载，党项族最初居于今川、甘、青三省交界的区域。唐贞观以后，吐蕃渐盛，一部分党项部落开始被迫内迁。学界关于党项内迁的著述颇丰，代表性的著述有：周伟洲的《唐代党项》；汤开建的《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葛剑雄主编、吴松弟著《中国移民史》第三卷等。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廓清了党项内迁的路线、时间、大致规模等问题。这些研究对隋唐五代时期党项的迁徙、分布状况有较为翔实的考论，但对于北宋初期党项迁徙状况及相关问题，则鲜有涉及。《
宋史》、《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等史籍中的一些史料反映，北宋初期居于今鄂尔多斯及其缘边地区的党项部落不断内迁。虽然这一时期党项内附的规模和影响不及隋唐时期，但它使宋夏沿边地区的人口不断膨胀，居民结构、经济状况以及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拙文试图就这一历史现象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
笔者在检阅宋代文献如《
宋史》、《长编》时发现，从五代始便不断有党项部落南迁依附于宋，这一现象在北宋初期尤为明显。 为便于讨论，兹将北宋初期党项内附的史实列表如下：
由于笔者在检阅文献中的遗漏以及史籍阙载，上表恐怕只是反映这一时期党项内附的一部分内容，但从中能够看出一些基本信息。吴松弟先生认为党项第一次内迁发生在隋代，第二次为安史之乱前，第三次为安史之乱后。由此，本文所讨论的党项内附当可看作是党项的第四次迁徙，也是党项从隋代以来迁徙的终结。可以看出，从北宋建国（960）到元丰年间（1078－1085）一直有党项内附，但相对集中的时段却在北宋建国到西夏建国（1038）之间。笔者就表中所提供的信息粗略统计，上述时段内内附的党项近400余族，12,000多帐，28,000多户，28,000多口。此外，还有一部分文献并没提供任何数据，因此内附的党项人口数字应不止于此。考虑到很难确定党项一族和一帐的标准人口数目，所以只能以户为单位估计内附党项的人口规模。若以每户四口人计算（史家一般以每户五口为标准，由于畜牧民族的核心家庭相对较小，故以四人计之），故在北宋建国到西夏建国这一时段迁入宋夏沿边地区的28,000户党项民众约有12万人。考虑到没有明确记载数据的文献以及一些史籍未载的情况，保守估计宋初至少有十余万党项民众迁入宋夏沿边地区。大量党项民众的迁入，使宋夏沿边人口得到较快增长。
史料反映这些内附党项民众多来自今鄂尔多斯及其缘边地区。中唐以来，今鄂尔多斯地区成为接纳内迁党项的主要区域，党项族取代粟特胡人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有研究认为，党项两次大规模地迁徙后，大致有三十三万党项民众散布于“河曲”地区，即今鄂尔多斯地区南缘及长城沿线地带。时隔三百余年，到北宋初期，上述区域党项人口日趋繁盛。如《
旧五代史》卷138《党项传》载：“（党项）其他诸族，散处沿边界上甚众，然皆无国邑、君长，故莫得而纪次云。” 以唐代前期鄂尔多斯地区有二十万党项民众这一保守数字为底数，按4‰（古代人口增长率一般为6‰－7‰，但畜牧民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相对较低，故以4‰为准）的自然增长率计之，三百年后这里的人口规模至少翻了一番。因此，除去人口迁徙以及其他因素外，保守估计北宋初期鄂尔多斯地区至少有四十余万党项人口。目前所见内附党项的史料多为北宋麟、银、保安、环等沿边州县的官吏所禀报，可见宋夏沿边地带尤其是今陕北、陇东一线是内附党项最主要的输入地（北宋鄜延路和环庆路）。宋人也曾讲：“延有金明、府有丰州，皆戎人内附之地。”亦是明证。
北宋初期党项为何纷纷内附？10到11世纪鄂尔多斯地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我们无法彻底揭开这一历史迷团，但可以通过零星的记载做一些分析和判断。文献直接反映党项内附的情形大致有二：一是在北宋政府的武力干预下内附，主要是指通过武力征服的手段。这可以从上表中反映出来。又如嘉祐元年（1061）环庆路经略司言：“环州小遇等族叛，知州张揆以蕃官慕恩等九万七千余人往讨之，斩首一千一百，俘三十四人，羊、牛二千，余党各献马投降，即令依旧住坐。”二是党项部落自愿内附，党项内附多属后者。主要原因有：第一，北宋政府为了军事防御等诸多目的，通过给予土地、授予官职、馈赠钱物等优厚待遇来招诱党项归顺。例如《
宋史》卷491《党项传》载：“环州言，继迁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帐来归，又继迁诸羌族明叶示及仆咩、讹猪等首领率属内附，并令给善地处之。”又云：“环州言熟户旺家族首领春州刺史都子，先为夏州蕃部所略，今复来归，又有三族随至，诏遣使劳赐之。”当然，“元祐分疆”后，宋夏双方基本遵守了“土地换和平”的约定，双方互将逃亡人口送还对方，党项内附的现象因此渐趋减少。第二，从客观条件分析，宋夏沿边地区梳齿状分布着众多河流，水源等自然条件比鄂尔多斯北部沙碛区优越，因此是发展农牧业的极好场所；加之11、12世纪塞北地区气候较为严寒，灾患频仍。因此，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生存环境成为吸引党项内附的重要原因。第三，从生产方式角度讲，散居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党项部落逐渐受到农耕文明的浸染，农耕业对其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而在宋夏沿边地区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使其从单纯的畜牧业生产方式向农牧并举的生产方式转变。
党项内附使宋夏沿边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册府元龟》卷994《外臣部·备御七》唐武宗会昌四年四月己亥载：“奏曰臣所部与绥、银二州接境，二州汉户约五千。自闻国家攻讨夏州，皆藏窜山险，请除二州刺史。”依一户五口标准计之，唐会昌年间（841－846）绥银二州应有二万五千左右的汉人。文献未提及这里蕃户状况，有一种可能是唐时党项习事畜牧，处于分散状态，故难以统计其确数（最多不过与汉人持平）。鄂尔多斯地区的东南一带呈现蕃汉杂居的状态，但具体的蕃汉比例不得而知。不过横山山脉是唐时一条重要的人口分界线，党项部落多居于其北，其南汉人比重较高。这是因为在唐长庆四年（824），唐朝在横山一线修筑了乌延、宥州、临塞、阴河、陶子等五座城寨，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党项的南下。由此分析，唐代横山山脉南部地区汉人比例相对其北部自然会高一些。这一状况在五代时期就开始变化：由于北部党项民众不断地南迁或者附降，北宋初期宋夏沿边党项人口的比重迅速地扩大。《
太平寰宇记》卷37载：“皇朝管（夏州）汉户二千九十六，蕃户一万九千二百九十。”蕃汉人口的比例关系大致为十比一弱。可见蕃汉比例发生了明显变化。当然，夏州处于毛乌素沙地的南缘，适于畜牧，也是拓跋党项割据政权的所在地，蕃户的比例自然会高一点，因此在横山以南的地区估计达不到十比一的蕃汉人口比例。即便如此，有十余万党项民众的迁入，蕃户依然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也可以从文献的描述中体现出来。例如《
宋史》卷335载：“横山延袤千里，多马宜稼，人物劲悍善战，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又《长编》卷314元丰四年七月辛卯载：“鄜延路已有旨，阴遣人招怀横山部落，缘环庆事体相同，又正当界之中，族帐尤更繁伙。”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需指出的是，宋时仅夏州一州所辖人口就达到两万一千多户（蕃汉人口之和），概为十万之众，这也是党项人口迅速增长的又一佐证。
二
由于居住地的改变，内附党项民众的经济状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 宋夏沿边的土地得到大规模的开垦
北宋政权安置内附党项的重要措施就是给予土地。史载：“诏河东转运司，河西戎人归附者徙内地，给以闲田。”又如前所引“环州言，继迁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帐来归，又继迁诸羌族明叶示及仆咩、讹猪等首领率属内附，并令给善地处之”，等等。在土地紧张的情况下，北宋政府甚至购买田地来安置内附党项。王安石曾言：“今诚嵬等自拔内附，若令失所，即恩信不孚，于边事所损不细。臣以谓倍以钱买蕃户地，多给与顷亩，须管优足；未买得地，即且振以粮食，令无失所。”④ 《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乙丑。】足以看出北宋在利用土地诱惑党项内附这一点上用心良苦。西夏建国后与北宋形成对峙局面，北宋以城寨为屯垦据点，大肆招募沿边部族充当弓箭手垦殖，一部分内附党项也应在其中。此外，宋夏沿边存在着一些“闲田”（又称“两不耕地”）和天然草地，内迁党项部落自占田土也应是其土地的来源之一。
宋初党项内附导致多少宋夏沿边土地得到开垦，难以确定。史载：“招环庆荔原堡，大顺城降羌每口给地五十亩，首领加倍，不达，以里外官职田及逃绝田充，又不足即官买地给之。”④若以每口五十亩的标准计之，十余万内迁之众足足需要五百多万亩的土地。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参考，因为不同年份和州县给内附党项土地的标准恐怕有所不同。宋夏沿边有河谷（川地）和山地两类土地，河谷地带可资开垦的土地并不富裕，山地便成为垦殖的对象。宋臣种谔言：“蕃官三班差使麻也讹赏等，十月丙寅于西界德靖镇七里平山上，得西人谷窖大小百余所，约八万石，拨发转运司及河东转运司。”《长编》卷318，元丰四年十月丙子。】德靖镇位于今陕北志丹县城西南方向，处于横山山脉的南麓，为宋人所称的“膏腴地带”。这一区域的河谷较为狭窄，耕地极为有限，大量的粮食恐多为山地所产。学界在论述辽金在塞北的耕地状况时多使用“插花地”一词，意思是农田与非农业用地相间分布。实际上就是在开垦土地的过程中，大量耕地呈现出“块状”分布的状态。宋夏沿边的河流谷地和山区耕地就是这种形态，尤其是山区耕地与草地相间。如《长编》卷56景德元年四月壬午载：“是月，命殿直宋垂远乘传往原、渭、仪等州及镇戎军视放草牧地。先是，垂远言四州军有草，可岁刈取百余万束，以秣饲战马。”即是如此。
（二） 凸显了半农半牧的经济形态
历史上，在中原农耕区与北方畜牧区之间存在着一条农牧交错地带，经济形态为半农半牧或农牧并举。党项内迁后，宋夏沿边地区的经济更是凸显出这一特点。唐人沈亚之在《夏平》中讲到：“夏之属土，广长几千里，皆流沙。属民皆杂虏；虏之多曰党项。相聚为落于野，曰部落。其所业无农桑事，畜马、牛、羊、橐驼。”这段学界甚为熟知的文字实际上是对鄂尔多斯地区党项部落生活状况的最好说明：以部落为单位从事单纯的畜牧业。内迁后，党项民众并未放弃原有的畜牧经济。宋人称：“夏国赖以为生者，河南膏腴之地，东则横山，西则天都马衔山一带，其余多不堪耕牧。” 宋人所讲的耕牧之地实际上是对“半农半牧”经济形态的另一种阐释。当然，由于史籍阙载，不能否定宋夏沿边没有单纯以畜牧或农耕为业的党项部落，但大部分内附党项应兼营农牧业。《长编》载：“环庆路部署张凝领兵自白豹镇入蕃界，焚族帐二百余，斩首五千级，降九百余人，毁刍粮八万，获牛羊、器甲二万。”白豹镇位于今陕西省吴旗县境内，也属于宋夏沿边的“膏腴”地带，故文献中部落的大量储粮极有可能是其自己生产而非交换所得。“刍粮八万”，“牛羊、器甲二万”实际上反映了分布在宋夏沿边的部落兼营农业和畜牧，它是一种相对内敛或隐含的半农半牧方式，这一点往往不为学者所认识。
（三）出现了定居的趋势
山地农业的发展，农耕业的浸染，使得内附党项出现了定居的趋向，这可以从其民居形式体现出来。内附以前的党项部落基本以族帐为活动单位，这不仅是其社会组织的一种反映，同时也体现了畜牧经济不稳定的生存状态。鄂尔多斯地区虽然不具备长距离游牧的地理背景，但党项部落的畜牧方式还是在小范围内移动。内迁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史载：“即至时必有西人侵逼旧地，搜罗劫掠。各家须有窖藏斛豆及木栅屋舍，何由拆移搬运。……所有弃地内住汉蕃弓箭手约九百余户，散在郊野，逐家当此半年，皆有窖藏斛食，又各有土栅屋室，彼既以人马相监，利在抄夺。”一些蕃汉民众以“土栅屋舍”为居，反映出定居的民居形态。文献中甚至有党项居于“土窟”、“土屋”的记载。如《
西夏书事》卷21载：“继世与种谔夜引兵抵其土窟中，使其弟叩门，呼曰：‘官军大集，兄速降，否则族灭矣。’名山使纳其手，扪之少一指，信之，遂率兵数千，户两万余降。”笔者以为，文中的“土窟”应指窑洞。
窑洞是黄土高原地区颇具特色的民居形式，有关这一地区窑洞的记载多见于明清地方史籍中，宋代文献却很少有这方面的信息。窑洞不仅是一种民居形态，更是经济状况的反映。不难理解，以畜牧为业（尤其是游牧）的民族不大可能以窑洞为室；只有农业成为主导产业的时候，定居才成为可能。黄土高原木材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又处于冬季严寒的地带，窑洞当然成为较为理想的民居形式。窑洞的选址多在黄土直立性较好的峁墚地区（山地），实际上与宋夏沿边地带大规模山地开发的历史背景相一致。又《
西夏书事》卷18载：“夏国皆土屋，或织牦牛尾及羖犡毛为盖，惟有命者得以瓦覆，故国中鲜游观所。”文中的“土屋”概指窑洞。宋人郑刚中在《西征道里记》中讲：“自荥阳以西皆土山，人多穴处，谓土理直，无摧压之患。然见路旁高山多摧拆，存者尚如半掌，则土穴疑有压者，居人当自能择尔。” 文中的“土屋”、“土穴”显然是指窑洞，可见宋时窑洞在黄土高原南部农业区内已经较为普遍。因此，内附党项以窑洞为居就不足为奇了。
三
由于大批党项民众涌入宋夏沿边地区，大面积的山地得到开垦，原来呈现疏林－草原的自然植被遭到一定破坏，加剧了水土流失，进而对下游黄河泛滥产生一定影响。
上世纪60年代，谭其骧先生在《何以黄河在东汉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探讨了黄河中游土地利用与下游黄河泛滥之间的关系，指出黄河泛滥的根本症结在于中游不合理的土地利用，使得黄河含沙量大增，泥沙在下游淤积增加河患的频率。学术界也基本认同黄河泛滥的症结在于来自中上游泥沙淤积的观点。而从五代以来，黄河泛滥次数增多，黄患日趋严重。笔者在检索《宋史·河渠志》和《金史·河渠志》等史籍时发现，在北宋建国到金朝灭亡274年间，黄河共发生大的决口30余次（实际的决口次数恐怕不止于此，因为一些大的决口并未载入史册。如，记载中北宋末年和金朝末年决口的次数明显少于平时），平均8—9年就有一次大的决口；北宋时期则4—5年就有一次较大的黄患。文献中也有此时黄河含沙量较大的记载。如《
宋史》卷93《河渠志》载：“盖黄河混浊、泥沙相伴，流行既久，迤逦淤淀，则久而必决者，势不能变也。”又如宋都水监程师孟讲：“每春夏大雨，众水合流，浊如黄河。” 可见在宋人眼里，黄河已经成为一条“泥沙之河”。这些泥沙来自哪里？内附党项到底与黄河泥沙有无关系呢？这在文献中无明确记载，但可以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做一些判断和分析。
谭先生指出：黄河泥沙主要来自中游，而黄河中游地区又可分为三区：第一区，包括内蒙古河套东北角的大黑河、沧头河流域，以及晋西北、陕北东北部、伊盟东南部的山陕峡谷流域；第二区，包括山西的汾水、涑水流域，陕甘二省的渭水、泾水、北洛水流域，以及河南弘农河流域一角；第三区，包括豫西伊洛河流域和晋东南沁丹河流域。对黄河下游水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第一和第二区。当然，从辽河清军、金肃军有农耕的情况推测，大黑河、沧头河流域也应该有规模不等的农业。但不管当时这一地区经济形态如何，其水土流失的程度应不及宋夏沿边地区，因为这一带基本为今天的土默特平原，自然流水对土地的侵蚀度远远低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北宋时山西汾水流域的植被尚好。北宋群牧使欧阳修言：“至于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舍、金城、平凉、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则歧、彬、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以为农田，皆不可复得。惟闻今河东路岚、石之间，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间草软水甘，最宜养牧，此乃唐楼烦牧监地也，可以兴置一监。”“山荒甚多”、“草地亦广”表明河东路存在大量的未开垦土地，农业开发的力度自然较小，所以才是放养马匹的理想场所。由此推断，其自然植被状况尚佳，水土流失的程度也应该不及宋夏沿边地区。由于环庆路以东宋夏沿边特殊的地貌特征，使得由垦殖引起的水土流失尤为严重。从《黄土高原侵蚀程度分区图》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今马莲河以东的白于山区——佳县——神木、府谷一线是黄土高原地区侵蚀度最高的区域，侵蚀度基本在“最强”或“很强之上”。这显示的虽然是现在的情况，但一些基本的地貌、土壤性质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有助于分析宋夏时期水土流失的状况。若拿此图与宋夏沿边城寨分布状况对照，会发现环庆路以东的宋夏城寨刚好处在今天黄土高原地区侵蚀最严重的地区。还需指出的是，从宁夏海原向东北，经甘肃环县、陕西志丹、绥德、山西临县、静乐一线为界，该线西北黄土的粗粉砂含量均高于30%，其东南粘土含量超出15%。故当地人称前者为“沙黄土”，后者为“黄土”。可以看出宋夏沿边基本处在“沙黄土”区，而“沙黄土”区由于土壤颗粒大，土质疏松，更易引发水土流失。综合这些信息，可以认为环庆以东的宋夏沿边地区是这一时期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而这些区域刚好是吸纳内附党项民众的主要区域。只要内附党项在这里开垦山地，就有可能为黄河输送更多的泥沙，这一点也容易理解，恕不赘言。
党项内附不仅使大量山地得到开垦，牲畜的数量恐怕也在增加，较大的载畜量成为破坏自然植被的另一因素。张忠培先生将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地带的环境状况总结为环境适宜——农业发展、文化兴旺——环境恶化——发展牧业、文化衰退——生态恢复、环境适宜——农业发展、文化发达——环境恶化这样的模式。学术界一般也用农牧进退的标准来衡量历史上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的和谐与否，笔者基本认同这一点。但需要注意的是，不可机械地将畜牧业——生态恢复、农业——生态破坏等同起来，历史上一些具体的情况需要做具体的分析。例如，内附党项不仅带来了农业的扩张，而且从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内附时往往携有大量的牲畜，使得这一地区的畜牧业也得到了扩张。宋夏沿边的插花地与草地相间，根本不存在可供轮牧的草场，这样无疑增加了天然草场的生态压力，成为破坏植被的另一个因素，造成水土流失。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把黄河泛滥的全部责任归咎于党项内附而引起的生态失衡，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事实上，北宋在宋夏沿边陈列重兵、修筑堡寨、战事频仍，宋时特定的气候、降水等人为的、自然的要素交织在一起，共同导致了黄河频繁泛滥的事实。不过详细解释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就非拙文所能了。
〔责任编辑 贾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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