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处祖国东南一隅，背山面海，封闭的地理环境成为闽人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基础。土著闽越人的文化底层与北方移民文化的融合，造就了福建汉民群体的特殊性，在中华文化中极具特色。福建汉民的历史、现状与区系结构不仅是福建地方史的课题，更是我国区域汉民族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近十余年来，厦门大学陈支平教授在这个领域饶有建树，继《近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福建宗教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客家源流新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之后，最近又推出新著《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下简称《民系》)。此书代表了福建地方史与区域汉民族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是关于福建汉民人群来源、分类研究的第一部系统、全面的著作。
《民系》第一、二章分别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论述了福建汉民的历史来源。第一章“北方汉人入闽的历史进程”，从宏观上总论了北方内地汉人迁移闽中的历史。作者始终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全局，考察汉唐以来中原内地政治局势的演进对汉人南迁入闽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该书并未将汉人入闽史简单地归结为逃避中原战乱之流民史，而是看到军事移民、落难仕宦乃至开发移民等常规移民在汉人入闽史上的地位，突破了汉人入闽史，乃至汉民南迁客居史研究的传统认识框架。第二章以“福建汉人的民系分布”为题，是各个民系的微观历史，叙述了六大汉人民系的迁入与形成过程，并从分域开发史的角度依次阐明了福建汉民从人群迁徙到聚族而居，再到聚落成长、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相对稳定的六个分域人们共同体的历史。这种分系的微观历史探索，显示了作者对闽中社会史的深谙，使得该书明显区别于以往的福建地方史论著，避免了对闽人来源的研究流于笼统概述的通病。
阐明福建汉民及各系的来源后，作者在第三、四两章追述了福建汉人内部诸民系间以及汉民与其他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当然，“福建汉人民系之间的相互交融”一章并没有直接从文化因素交融与变迁的分析人手，而是分别抓住历史上发生的六大民系之间以及各民系内部的迁徙做文章，主要依据谱牒资料，寻找福建省内部不同族姓分别在六大民系间及民系内部迁徙的线索。在福建数一数二的巨姓林氏在全省的扩展史就是一个典型个案。作者收集了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编撰的10部《林氏族谱》，以多重证据说明林氏自晋代最先迁入福州、莆田，其后裔又在不同时期进一步迁徙，遍布并融合到福建汉人所有民系，是很有说服力的。如果说第一、二章分别从宏观、微观角度阐述了汉人入闽的历史，那么此章则是这一历史描述的延伸，而且把这种描述和研究推向了更精细的显微层面。
历史上入闽汉民与少数民族，尤其是原住的越系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是当代福建汉民文化的重要构成因素，第四章“汉人民系与少数民族的血缘文化融合”就对此作了深入探讨，既梳理不同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又重视文化因素融合的具体情节。在汉人与越系人群的交融方面，作者一方面纵向考察了秦汉时期楚汉民族的入迁及其与闽越人的融合，晋唐以来入迁汉人与山越及其后裔畲、蛋的融合，并通过史志的钩沉，找到了历史上闽越遗民山越、畲、蛋等相继汉化而融入福建汉人诸世家大姓的不少个案；另一方面，还分析了越系人民民间信仰中的蛇崇拜、民间婚俗中的“不落夫家”和“抢婚”、生活习俗中的椎髻与女劳男逸、越语等文化因素在入迁汉民社会中的影响和跨文化传承。在汉人与回族的文化融合方面，作者同样历时地讨论了唐宋以来阿拉伯穆斯林人群落籍闽南，明代以后汉化，同时回族文化的诸因素也影响闽南民间汉人风尚习俗的历史。这些实证的论说，显然较之以往那些将福建汉人都追述成百分之百的“纯种”中原汉人，而且是世家豪门后裔的旧学更贴近历史的真实。
《民系》的最后两章分别从分系和总体的角度勾画福建汉人的文化特征。在“福建汉人各民系的人文性格”一章中，作者认为受地理、语言、区域小经济圈等差异的影响，各个民系也就自然形成了互有差异的人文性格，并通过大量事例分别予以说明。民系人文性格，也即族体心理或民族性问题，在西方民族学的发展史上也是“二战”以来新出现的研究领域，在我国民族学界还鲜有人涉及。因此，《民系》在这点上不但是福建地方社会史与人文研究的一个创新，还丰富和发展了我国汉民族学研究的实践。最后，全书以“福建汉民的人文特征”作结，探讨了六大民系的共性，找寻到了福建汉民区别于其他区域汉民的个性社会特征，并从地理环境的相对独立、闽越文化的积淀、海外人文的侵染等方面探讨福建汉民人文个性的来源。作者立足区域汉民社会文化的实证探研，成功地跳出了以往文化史研究中只看到“中华文化精神”，不见区域文化个性的学术误区，为全书的主题论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自上个世纪3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先后在《
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重要文献中从个案社区文化的调研入手解剖了汉族社会的传统结构与乡土性格，在国内外的民族学、人类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建国后，为了适应民族地区社会改革的需要，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我国民族学研究的重点，甚至一度将民族学等同于“少数民族学”，汉民族学研究主要局限于汉族发展的总述以及港台地区华南客家的研究，因此陷入了低谷。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族学界再次提倡汉民族学的研究，出版了不少成果，近年还成立了“中国民族学学会汉民族分会”，定期举办汉民族学的讨论会，促进了汉民族学研究的发展。但可以说，迄今为止的汉民族学研究仍嫌创新不足。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汉族本身也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集团，从民族语言学的分类来看，汉语就包括了北方、吴、湘、赣、闽、粤等不同的“方言”；从地域传统来说，闽台文化、岭南文化、江浙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等，类型有别，源头不一，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和而不同”(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汉民族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就应加强对地域汉文化的专题研究，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和把握汉民族文化的构成。《民系》在这方面作了重要而有益的尝试，该书以福建汉人这一汉民族集团中相对独立的、低一层次的“族体”为讨论对象，并区分福建汉人的内在分支——实际上就是再低一层次的诸“族体”，突破了“一统”汉族的旧认识框架，无疑是我国区域汉民族学研究中的一项创新实践，也代表了其重要的发展方向。
(作者吴春明，1966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秦慧颖，女，1976年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地址：福建省厦门市，邮编361000)
[责任编辑 贾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