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白鸟库吉于80年前解读的一批鲜卑词语进行了重新审订，并在其基础上补充了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若干”、“去斤”、“普”、“阿六敦”、“贺六浑”五个词，同时提出了利用鲜卑人名字来考释鲜卑词义的可能性。
关键词：鲜卑语 词语考释 鲜卑人
作者聂鸿音，1954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研究员。地址：北京市白石桥路27号，邮编100081。
历史学家习惯把公元317年到581年称为东晋十六国和北朝时期。在这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北方的大片地区都处于鲜卑人的统治之下，鲜卑语在中国北方一度成为仅次于汉语的第二大语言，其影响至少一直延续到了7世纪中叶。然而由于史书记载的缺乏，学界至今对这种语言仍然知之甚少。如果我们以后能够有效地发掘并利用相关的资料，那么必将大大地有利于蒙古史乃至中国民族史的研究。本文试图总结和分析前人的主要研究成果，并补充几例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鲜卑语事实，以供蒙古学家和历史文献学家参考。
一
对鲜卑民族的研究由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外国传教士发其端，当时的流行看法是把匈奴认作蒙古祖先，把鲜卑认作通古斯祖先。传教士的著作中有时也列举一些阿尔泰语言来进行比较，但都因资料相对琐碎，似乎难以对他们的结论构成强有力的支持，所以也很少引起今人的注意。相比之下，真正有资格成为这一领域研究名著的是白鸟库吉在20世纪20年代写下的《东胡民族考》，这部书几乎成了从那以后所有相关研究的基础。
《东胡民族考》的主旨在于探索汉唐之间“东胡”族群的人种学来源，但其篇幅的大半都是在解读鲜卑语言。众所周知，我们至今还没有见到真正的鲜卑语文献存世。《隋书·经籍志》里虽然记载有题为“国语”或“鲜卑语”的书籍十余种，约八十卷，但这些书早已亡佚，我们无法知道其内容，甚至无法知道它们是用什么文字写成的。因此，和研究许多中国古代民族语言一样，学界研究鲜卑语只能以汉文史书中记载的音译鲜卑词语为基础，这包括用汉字记录的鲜卑部族名、人名、地名和少量普通词语。大致说来，白鸟库吉考释鲜卑词语的方法是这样的：先遍查汉文史书，把可以认为是属于鲜卑语的词都拣选出来，并尽可能地考定每一个词的确切词义或意义范围，再遍查蒙古、通古斯、突厥语言资料，看看有哪些词在读音和意义上都与汉文史书所记相符，从而认定这些词与鲜卑语同源。例如《魏书·官氏志》有“叱奴氏后改为狼氏”一条记载，他据此估计鲜卑语“叱奴”(
* ino)应是“狼”的意思，再通过与蒙古语族诸语言的对照，发现“叱奴”在读音和意义上都符合于喀尔喀语的 (狼)和布里亚特语的 (狼)，于是判断“托拔(鲜卑)语之叱奴，乃 、 之对音也”。毫无疑问，这是文献学界考释古代词语时惯用的正确方法，由此得出的结论本不致引起严厉的质疑，但是白鸟库吉在使用这一传统方法时却在历史文献学和音韵学细节上出现了一系列不应有的疏忽，这使得他的著作屡受后人指摘。人们认为他固然读书勤奋，引证繁博，整理的资料颇有利用价值，但“不分古今中外，强为比附，因之其结果不免于失败”。
在白鸟库吉之后，中国学者专门论述鲜卑语言的文章笔者见到两篇，分别出自方壮猷和缪钺之手。方壮猷的论文基本上是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中有关章节的重复甚至摘译，其得失都与白鸟库吉相同，谈不上有什么新意。相比之下，缪钺论文的水平则要高出许多。他从古代汉文史籍中辑录了大量史料，加上他自己的精辟分析，首次清晰地描述了北朝时期鲜卑语的流传使用情况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然后他又几乎是逐条辨析了白鸟库吉所用的汉文史书例证，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从而对白鸟库吉的考释方法提出了鲜明的批评。当然，作为历史学家而非语言学家的缪钺并没有论及具体词语的比较，这是他所从事的专业使然。
正如缪钺所指出的，白鸟库吉认定的鲜卑语词有一些被建筑在了史书讹文的基础之上。例如《魏书·官氏志》说“渴烛浑氏后改为味氏”，白鸟库吉据此认为鲜卑语有读若“渴烛浑”的一个词，意思是“味”，于是他提出这个词相当于蒙古语的 (有甘味)，而实际上他不知道《
魏书》的“味”其实是“咮”字讹文，清代陈毅在《魏书官氏志疏证》中早已指出过这个误字，并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它“本当作朱”。“渴烛浑”在鲜卑语中的意义虽然不明，但与“味道”有关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的。又如“拓跋”与“秃发”本为同一鲜卑语词的异译，而白鸟库吉误视为两个不同的词。又如《魏书·官氏志》说“尸突氏后改为屈氏”，其中“尸突”本是“屈突”讹文，《广韵》、《
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均作“屈突”可证，而白鸟库吉误认为鲜卑语有读若“尸突”的一个词，意思是“屈”，于是将其比附为蒙古语的akdoi(屈)，又指“尸突”为“户突”之讹，越发差之千里了。
白鸟库吉在研究方法上还有一个失误，那就是在没有任何文献语义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大致的读音来寻找同源词。例如他把鲜卑语的“慕容”比附为蒙古语的bayan(富)，但任何文献都没有说过“慕容”是“富”的意思；他又把鲜卑语的“咀石兰”比附为蒙古语的arsalan(狮)，但任何文献都没有说过“咀石兰”是“狮”的意思。更有甚者，白鸟库吉先是把作为山名的“弹汗”比附为蒙古语的 (白)，后来又把作为姓氏的“素和”比附为蒙古语的同一个词。蒙古语 (白)通常音译为“察罕”，“察”与“弹”、“素”在读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是不言自明的。
在白鸟库吉之后也有欧美学者从事过鲜卑词语的考证。除了伯希和在《通报》上发表的一些零星意见以外，卜弼德所写的论文《拓跋魏的语言》可称作此类研究的代表。应当承认，卜弼德能够熟练地利用高本汉的中古汉语构拟成果，这使得他在文章中并没有留下像白鸟库吉那样多的音韵学疏漏，也使得他正确地识别出了汉文古书中对同一鲜卑词语的各种不同译法，然而总的来看，卜弼德的研究并没有越出白鸟库吉的范围。他的文章中除了复述白鸟库吉、伯希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的词语考证结论外，属于他个人意见的部分则常常是想象多于实证，令人在钦佩其才华的同时也感到一丝惋惜。
显然，为避免在今后的研究中出现同类的错误，我们首先应该把考释的范围限制在那些在古书中附有较明确词义提示的鲜卑词语之内。
二
经缪钺初步拣选，白鸟库吉所考词语在古书中附有释义的共计40个，其中关于“可寒”、“处”、“阿干”、“恪尊”、“直真”、“乌矮真”、“比德真”、“朴大真”、“胡洛真”、“乞万真”、“可薄真”、“拂竹真”、“咸真”、“契害真”、“折溃真”、“附真”、“羊真”等17个词的考证笔者认为是可以信从的，本文不再重复，下面对其余的22个词逐一加以分析，以作为对缪钺文章的补充。白鸟库吉和缪钺都征引了很多史料来证明某词确实属于鲜卑语而非别的什么语言，为避免重复，笔者在以下的讨论中将不再偏重于此类内容，而较偏重于对词语读音和意义的审订。另外，白鸟
库吉有时列举阿尔泰诸语言的大量词例以探寻鲜卑语的本源，笔者只从中选了比较贴切的一两个，目的是求行文简洁。
鲜卑 《史记·匈奴列传》“黄金胥纰”，司马贞《索隐》引张晏云：“鲜卑郭落带，瑞兽名也，东胡好服之。”白鸟库吉据此判断“鲜卑”是“瑞”的意思，相当于满语的sabi(瑞)；“郭落”是“兽”的意思，相当于蒙古语的gumksu(兽)。这一解释有两点值得商榷。第一，从司马贞《索隐》的口气看，“鲜卑郭落”只是“瑞兽”的“名”，而不作“瑞兽”解，犹如“北京”是城市名而不作“城市”解一样。“瑞兽”可以是麒麟，也可以是龙。第二，“鲜卑”在颜师古注《汉书·匈奴传》中也作“犀毗”、“师比”，以此看来，“鲜”字的对音当是si而不当是sa。
祁连《汉书·武帝纪》颜师古注：“匈奴谓天为祁连，祁音巨夷反，今鲜卑语尚然。”白鸟库吉据此判断“祁连”是“天”的意思，相当于满语的kulun(天)，词义无疑但音韵不切。匈奴语今天也已失传，其来源难以考知。
慕容《晋书·慕容廆载记》：“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白鸟库吉和缪钺已指出这两种解释均不可信，“慕容”的词义实际上不得而知。白鸟库吉将其比附为蒙古语的bayan(富)，不但没有词义根据，而且音韵也不合理。《
元和姓纂》载：“鲜卑慕容氏，音讹为慕舆氏”。据此则“慕容”在当时的读音似乎应该是
*moyo之类。
宇文《周书·文帝纪》：“其俗谓天曰宇，谓君日文。”白鸟库吉据此判断“宇文”是“天君”的意思，并认为“宇”相当于布里亚特语的u(广大)，“文”相当于满语的bogin(君主)。按bogin是契丹的“孛堇”和女真的“勃极烈”，意为“长官”，并没有“天君”那么高的地位。《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宇文氏)因自号俟汾氏，后音讹为宇文。”“俟汾”是“草”的意思，与“天君”无关，由此考虑，《
周书》解“宇文”为“天君”应属附会，不可轻信。
俟汾《资治通鉴·晋纪三》武帝太康六年胡三省注引《何氏姓苑》：“鲜卑呼草为俟汾。”《琅琊代醉编》卷四作“侯汾”。白鸟库吉以“侯汾”为正字，认为相当于布里亚特语的 和卡尔梅克语的 (草)。缪钺已指出“侯汾”实为“俟汾”之误，“俟”字古音
*gi，则与 不能形成对音关系。
磨敦 白鸟库吉原引《诸史夷语解义》“宇文氏称母为磨敦”，认为“磨敦”相当于通古斯诸语的mama(母)，音韵不切。事实上如缪钺所说，陈士元《诸史夷语解义》中那句话的根据是《周书·晋荡公护传》，“磨敦”本是“阿磨敦”的省称。笔者建议把“阿磨敦”(母亲)构拟为’amatun，其中的ama是“母亲”的意思，相应的形式在几乎所有的语言中都可以找到；tun是女性词尾，相当于“可敦”的“敦”。
莫贺《宋书·吐谷浑传》载叶延“立子视连为世子，悉委之事，号日莫贺郎。莫贺，宋言父也”。白鸟库吉据此判断“莫贺”是“父”的意思，相当于布里亚特语的abaga(伯叔父)。这显然于理不通——身为父亲的叶延怎么会管他的儿子叫“伯叔父郎”?事实上即使如《
宋书》所载，父亲管儿子叫“父郎”也不可能。笔者很怀疑《
宋书》中的“父”字是“大”字形讹。若果真如此，则父亲称世子为“大郎”就顺理成章了，“莫贺”可以认为是梵语mahā(大>的对音。北朝人有参照梵语起名的习惯，如北周孝闵帝名觉，字陀罗尼，“陀罗尼”显然是梵语dhāranī(真言)的音译，由此又可推知“觉”为梵语bodhi(觉、菩提)的义译。
乞伏、纥干、托铎《晋书·乞伏国仁载记》：“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在昔有如弗斯、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阜陵。乃杀马而祭之，祝日：‘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焉。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凭依，字之日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日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白鸟库吉据此猜测“乞伏”是“小儿”的意思，相当于蒙古诸语言的6bun或k bung(子)一类词，又认为“托铎”(非神非人)相当于蒙古语的 ik—tei(奇异的)，而没有谈及“纥干”(依倚)。事实上，笔者觉得我们目前还没有能力解释这三个词，因为《
晋书》给出的意义线索并不清楚，白鸟库吉寻找的同源词也在音韵上差得很远，例如“托铎”的古音大致应该是
*thak—dak，与蒙古语的 ik—tei(奇异的)应该不会是同一个词。
秃发《晋书·秃发乌孤载记》：“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白鸟库吉据此判断“秃发”是“被”的意思，相当于蒙古语的debel(皮外套)。按以“皮外套”与“被”为同源，不易使人信服。
托跋《魏书·序纪》：“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白鸟库吉视这一解释为后人附会而不予采纳，应该是有道理的。“托跋”与上文“秃发”本是同一姓氏的不同译法，古书歧为二解，自然不可轻信。白鸟库吉纯粹从对音出发，认为“托跋”当是突厥语Tabga 的音译，这一假说流传甚广。按Tabga 一词见于突厥语、阿拉伯语及拜占廷希腊语文献，汉语音译一般作“桃花石”，指中原一带地区，或以为乃“托跋”音译。
铁弗《魏书·铁弗刘虎传》：“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白鸟库吉认为“铁弗”的意思是“野合”，相当于满语的dufe(淫乱)。这个解释大有问题——“胡父鲜卑母”的儿子不一定是“野合”、“淫乱”所生，“野合”、“淫乱”也不可能用作人的姓氏。我们与其将“铁弗”解为满语的dufe(淫乱)，还不如视之为蒙古语tal(半)和梵语putra(子)的合成词。putra在佛经中正译作“弗”，如 āriputra译作“舍利弗”。
推寅 《魏书·序纪》：“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白鸟库吉据此判断“推寅”是鲜卑语，义为“钻研”，相当于满语suimbi(和面、磨墨)，音义全然无稽。仔细体味一下《魏书·序纪》的这几句话可以知道，作者在这里并不是像在解释别的词那样，把“鲜卑语”和“魏言”(汉语)并提，而仅仅是把“人”和“俗”并提，换言之，《
魏书》中并没有说“推寅”是鲜卑语。事实上，把“推寅”认定为汉语可能更合理一些，它使我们想到了“推演”一词，《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其中的“推演”明显是“钻研”的意思。
屈孑 《魏书·铁弗刘虎传》：“卫辰第三子屈孑，本名勃勃，太宗改其名曰屈孑。屈孑者，卑下也。”白鸟库吉据此判断“屈孑”是鲜卑语，义为“卑下”，相当于蒙古语的küdeli(野鄙、粗暴)，或许可从。
木骨闾 《魏书·蠕蠕传》：“木骨闾者，首秃也。”白鸟库吉据此判断“木骨闾”是“秃头”的意思，这本是正确的，但他却提出这个词同源于蒙古语的 、mükhüri等词。 的意思是“球”，mükhüri的意思是“回旋”，拿来与“秃头”比较，其想象力未免过于丰富。按《
魏书》说，“木骨闾与郁久闾声相近，故后子孙因以为氏”，从古声类上看，“骨”与“久”无疑可通，而“木”与“郁”却不可通。笔者不知道《
魏书》中的“木”是否“于”字的形讹，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于骨闾”(郁久闾)的读音很容易使人想到后代的Uygur(回鹘)或Yugur(裕固)。
侯尼于《北史·齐显祖文宣帝纪》：“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产，命之日侯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白鸟库吉据此判断“侯尼于”是“有相子”的意思，相当于蒙古语的 (征兆)，音韵明显不切，但由于“有相子”的释义不明确，所以笔者还很难断定这个词到底是什么。
豆卢《北史·豆卢宁传》：“北人谓归义为豆卢。”白鸟库吉认为“豆卢”与蒙古语的türü(政府)，满语的durun(规矩)相当，音韵基本符合，但词义似乎相差较大。“归义”本是“归附”的意思。
俟勤地何、莫堤、郁若、受别 《南齐书·魏虏传》：“又有俟勤地何比尚书，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别官比诸侯”。这四个词白鸟库吉只解释了一个，即把“俟勤地何”比附为蒙古语的erghin—tulgai(首长)。应该注意的是，《
南齐书》说的仅仅是“比”而非“为”(是)，换言之，“尚书”并不是“俟勤地何”一词的汉译。鲜卑的原始职官制度笔者尚不十分清楚，这里不准备详加讨论了。
三
白鸟库吉对鲜卑语的解读中有一个很值得称道的地方，那就是他看出了鲜卑姓氏和相应的汉姓之间的语义对等关系。
北魏孝文帝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曾下令禁止在朝廷说鲜卑语，并把鲜卑贵族的原有姓氏改为汉姓。这次改姓的详细内容记载在《魏书·官氏志》里，从中可以看出孝文帝改姓的方式有两种，其一是从原鲜卑二字或三字姓中抽取一字为汉姓，如伊娄氏改为伊氏，丘穆陵氏改为穆氏，等等；其二是把鲜卑姓氏意译为汉语，这也就是白鸟库吉借以解读鲜卑词语的另一条途径。下面我们逐条看看白鸟库吉的解读意见。
宥连 《魏书·官氏志》：“宥连氏后改为云氏。”白鸟库吉据此知“宥连”是“云”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蒙古语的egülen(云)。按此说正确，“云”在《华夷译语·天文门》的汉字注音是“额兀连”，蒙古文作ehülen，今东乡语“云”作olian，正与“宥连”相合。
是楼 《魏书·官氏志》：“是楼氏后改为高氏。”白鸟库吉据此知“是楼”是“高”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女真语的“斜鲁”和满语的suger 的(高)。按此说不妥，“是”字为古正齿音，在阿尔泰诸语的对音中与齿头音s－的并无通转先例。今考《华夷译语·方隅门》有“上”一词，汉字注音是“迭额列”，蒙古文作dehere(现在读de：r)，应该是“是楼”的正解。de可以与“是”字对音，参看汉字“提”(
*de)从“是”得声。东乡语有d i r (上、上面、高)一词，正与“是楼”相合。
拔列 《魏书·官氏志》：“拔列氏后改为梁氏。”白鸟库吉据此知“拔列”是“梁”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Gold语的bul6(柱、柄、干)。按此说可疑。“拔列氏”在《广韵》、《通志·氏族略》、邵思《姓解》、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中都作“拔列兰氏”，姚薇元已指出今本《魏书·官氏志》“拔列”下夺“兰”字，则“拔列”的实际读音应是
*baleran之类。
叱奴 《魏书·官氏志》：“叱奴氏后改为狼氏。”白鸟库吉据此知“叱奴”是“狼”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喀尔喀蒙古语的 ono(狼)。按此说正确，“狼”在《华类译语·鸟兽门》的汉字译音是“赤那”，蒙古文作 ina(现在读t∫on或t∫ono)，《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译语·走兽门》音“狼”为“赤奴”，正与“叱奴”相合。
出连 《魏书·官氏志》：“出连氏后改为毕氏。”白鸟库吉据此知“出连”是“毕”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蒙古语的e ul(终、极、达到)。按此说可疑。“出连”的对音当是 ulen之类，与e ul不尽相合，况且“毕”字在这里的意义并不明确，笔者不知道它指的是“终结”、“全部”还是“捕兽网”，因此还不敢贸然下结论。
壹斗眷 《魏书·官氏志》：“壹斗眷氏后改为明氏。”白鸟库吉据此知“壹斗眷”是“明”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达斡尔语的getukun(明白)。按“壹”为古影母字，译声母g绝无可能，白鸟库吉解释说，这是人们把“壹”讹读成了get，实在显得牵强。今考《华夷译语·时令门》有“兀都儿”一词，义为“昼”，蒙古文作üdtür(现在读eder)，当与“壹斗”近似。另外，若把“眷”视为阿尔泰诸语言中常见的语尾，那么似可将“壹斗眷”的读音假定为
*idürgün，与蒙古语形式相通。“昼”的词义与“天明”有关，这是可以不必解释的了。
吐奚 《魏书·官氏志》：“吐奚氏后改为古氏。”白鸟库吉据此知“吐奚”是“古”的意思，并认为它相当于喀尔喀蒙古语的 (老、古)。按“吐奚”的对音应是tuxe、tuki之类，与 差距过大，若要音韵相合，似可考虑蒙古语的t x(历史)。
屋引 《魏书·官氏志》：“屋引氏后改为房氏。”白鸟库吉据此认为“屋引”是“房”的意思，相当于通古斯诸语的akdu、hagdu(家)。按所考显然音韵不切。事实上“房”也许并不是“屋引”的义译，而是从“屋”字望文生义而来的。
除以上所述之外，白鸟库吉还试着解读了“素和”、“嗢石兰”、“破多罗”、“尸突”、“渴烛浑”五个姓氏。其中“尸突”和“渴烛浑”实际上是失校造成的错误，笔者在上文已经说过了。至于素和氏改和氏、嗢石兰氏改石氏、破多罗氏改潘氏三例，白鸟库吉自己也承认当时的鲜卑人改姓是仅仅从语音上考虑的，这样，为它们强作训诂反而显得多余。
四
如果沿着白鸟库吉分析姓氏的道路走下去，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些前人没有注意到的鲜卑词语，以下略举数例。
若干 《魏书·官氏志》：“若干氏后改为苟氏。”《
元和姓纂》：“若干氏出自代北，以国为氏。”按“若”字在古代的对音是 ，参看梵文 译作“般若”；“干”字在古代的对音是qan，参看samarqand译作“撒马尔干”。阿尔泰诸语言中没有声母 ，则“若干”的对音大致是naqan。考《华夷译语·鸟兽门》有“那孩”，《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译语·走兽门》有“奴害”，相应的蒙古文作nuqay(现在读noxoe：)，意思是“狗”。“若干”与nuqay的区别仅在词末辅音的转换，犹如altan和altai那样的关系，这说明鲜卑语的“狗”读作“若干”无疑。汉人姓氏中不用“狗”字，所
以改用了读音相同的“苟”。
去斤 《魏书·官氏志》：“去斤氏后改为艾氏。”《元和郡县志·延州肤施县》：“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县界流入，《地理志》谓之清水，其肥可燃。鲜卑谓清水为去斤水。”由此可知鲜卑语的“去斤”是“清”的意思。“去斤”的对音大致是kegin。考《华夷译语·通用门》有“格格延”一词，蒙古文作gegehen(现在读 )，意思是“明”，因与下文“浑”相对，故知“明”在这里是“明澈”的意思。又《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译语·地理门》有“革根”一词，意思是“清”，大约与现代土族语的 ：n(清澈的)相当。这说明鲜卑语的“去斤”合于蒙古语的“格格延”、“革根”，意思都是“清”。汉人姓氏中不用“清”字，所以改用了“艾”。“艾”可以解作“苍白色”，与“清”义近。《荀子·正论》“共艾毕”，杨惊注：“艾，苍白色。”
普 《魏书·官氏志》：“普氏后改为周氏。”《隋书·周摇传》：“其先与后魏同源，初为普乃氏，及居洛阳，改为周氏。”陈毅《魏书官氏志疏证》据此认为《
魏书》“普”下夺“乃”字，而“周”则是“普乃”的反切拼音。看来陈毅对音韵学一窍不通——“普乃”无论如何也拼不出“周”来。今考《广韵》、《
元和姓纂》、《通志·氏族略》等书均作“普氏”，知《
隋书》“乃”字是衍文。依《官氏志》惯例，笔者判断鲜卑语的“普”是“周”的意思，它也许相当于蒙古语的bθx，义为“全体”、“全”。“全”与“周”意义可通。《列子·天瑞》“天地无全功”，张湛注：“全犹备也。”《左传·文公三年》“举人之周也”，杜预注：“周，备也。”
除去以上所举之外，《魏书·官氏志》中还有少量改姓的例子也可能暗示着鲜卑语的某些词义，如俟力伐氏后改为鲍氏，奚斗卢氏改为索卢氏，大莫干氏后改为郃氏，土难氏后改为山氏，叱干氏后改为薛氏，叱卢氏后改为祝氏，冤赖氏后改为就氏，等等。这些例子中大约都隐含着某种形式的“义转”，以笔者的学力还不能准确地说明它们。
顺便提请学界注意的是，鲜卑人的“名”和“字”之间有时也存在意义上的对应。例如：
阿六敦 斛律金字阿六敦，据《北齐书·斛律金传》，其祖上是高车勅勒部人，道武帝时归魏，笔者估计他的家族在北齐时早已惯用鲜卑语。“阿六敦”的对音大致是altun，这显然是突厥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共有词“金”，相关的词例有现代维吾尔语和撒拉语的altun，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和塔塔尔语的 ，乌孜别克语的altin，图佤语的aldγn，西部裕固语的 ，意思都是“金”。蒙古语的“金”在《华夷译语·珍宝门》的汉字译音是“安坛”，蒙古文作altan(现在读alt)。可知斛律金的“字”是鲜卑语，“名”则是“字”的汉语义译。
同一个人的少数民族语姓名和汉语姓名具有词义上的联系，这可以看作是中国少数民族取姓取名的惯例，不过在具体取姓名的时候实际上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即如斛律金字阿六敦，“名”和“字”完全是同义词，时代较晚的例子如清代爱新觉罗氏改姓金，而“爱新”正是满语“金”的意思。另一种情况是“名”和“字”之间并非完全同义，而只是在某种语义范围内相关联，时代较晚的例子如金代的徒单镒本名按出，“按出”显然是《女真译语·珍宝门》的“安出”(
*al u)，义为“金”，而汉语“镒”却不是“金”的意思，它只是金的计量单位，《孟子·公孙丑下》“餽七十镒而受”，赵岐注：“古者以一镒为一金，一镒是为二十四两也。”类似的鲜卑语例子如：
贺六浑高欢字贺六浑，见《北齐书·神武纪》。“贺六浑”的对音大致是qarqun，正符合蒙古语喀喇沁话和鄂托克话的xθ：rxθn。蒙古语xθ：rxθn的意思是“可爱的”，与作为“名”的“欢”意义相关联。《古乐府·莫愁曲》有“闻欢在扬州，相送楚山头”之句，其中的“欢”是“所爱”的意思。
少数民族的这样一种起名习惯是从中原汉族那里学来的。众所周知，古代中原人的“名”和“字”之间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语义对应关系。如冉耕字伯牛，取义于“牛耕田”；端木赐字子贡，取义于“给予”；颜回字子渊，取义于“渊回水也”(《说文解字》)；屈平字原，取义于“广平日原”(《
尔雅》)，等等。这类词义对应关系在古汉语研究中常被用作训诂的内容，但在解读一种未知的少数民族语言时却往往不那么有效，我们现在还不敢轻易地运用这批材料，因为与古代汉语相比，古代少数民族词语流传至今的实在太少了，我们对它们的理解也实在太肤浅了。也许随着将来研究的深入，鲜卑人名提供的这些词义会在我们的认识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届时我们也许还会发现，鲜卑语并不像明清传教士们所估计的那样属于通古斯语族，也不像白鸟库吉所估计的那样属于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混合体，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蒙古语言，它很可能就是后来河西一带蒙古族语言和方言的祖先。
[责任编辑 华祖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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