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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文章就大陆媒素教育的学理与实践发展作了简要叙述，并在与台湾比较的视野中区辨差-异，习得经验。认为，海峡两岸媒素教育的学理相较，显示出大陆胜于广度而台湾胜于深度。与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媒素教育实践相比，大陆虽晚10余年，依然体现出不少个性鲜明的“在地化”特征。尽管大陆与台湾媒素教育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脉络、体系，但如将已走过理念推广期、正进入政策执行期的台湾媒素教育视为海峡对岸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那么，在比较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推行主体多元化；二是教育内容对象化。
       关键词：媒介素养教育；学理；实践；大陆；台湾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4－0069－04
       媒介素养教育是为使受众具备媒介素养而开展的教育。尽管这一教育早已从理论层面进入实践层面，但如何界定媒介素养依然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一大问题。在美国媒介素养领袖会议的定义中，“媒介素养是一种接近、分析、评估和产制多元形式的传播的能力”。
       大体而言，媒介素养教育(以下简称“媒素教育”)的基本理念可以被区分为以下5点：第一、媒介信息是被建构的；第二、信息是渗进价值观念的对现实的再现；第三、每种媒介使用各自独特的规则(即“符号系统”)来建构信息；第四、个人以自身的经验为基础去诠释媒介信息并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第五、媒体受到经济和政治情境中利益的驱动。当前，媒素教育在模式上逐渐超越传统的保护主义，进入到强调受众主动探索的新阶段。其目标不仅要使受众免受媒介负面信息的影响，而且重视受众使用媒介的正面经验，在单纯地解构媒介文本外，也让受众能够产制自己的媒介文本并参与到媒介组织中。
       媒素教育在不同的时间被引人到我国海峡两岸。20世纪90年代初，它进入台湾地区，距今已有10多年，并经历了理念推广、政策确立和政策执行3大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2年10月是理念推广期。在此阶段，3种不同的推广主体(以媒体识读教育基金会、富邦文教基金会、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以台湾公共电视台为代表的媒体和以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为代表的学界)或分立，或合作。分立之时，各推广主体结合自身资源特点在不同领域独立、自主地推动媒素理念，合作之时，它们或两三联合，以媒体的管道资源携手学界的智库资源，或整体合作，结成“媒体素养教育策略联盟”，以团体整合之优势，参与媒素教育公共政策的制定；而2002年10月台湾“教育部”《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的正式发布可视为台湾媒素教育从学界理念落实为公共政策的标志点。此份政策文件经4个月的讨论与规划后最终完成，详细叙述了台湾媒素教育的重要性、愿景和政策3个部分；2002年后，台湾媒素教育开始进人政策执行期。原先各推广主体的社会议题已上升为公共政策，开始由台“教育部”等以行政规制的方式推进媒素教育，其具体框架为台“教育部”负责研议与审查媒体素养教育的规划和政策方向，并推动、督导与评估有关之活动，而地方和民间则凭借行政部门建立机制与提供资源的支持，行具体执行之责，以体现各项计划为地区本位的主体性。
       与台湾相似，大陆地区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最早起源于学界，并同样经历着先理念再实践的发展轨迹。时间上的后发性使得大陆媒素教育相对而言尚处于初期，但地域的异质性仍使它体现出自身的“在地性”。下文拟就大陆媒素教育的学理与实践发展作一简要叙述，并在与台湾比较的视野中区辨差异，习得经验。
       一、学理发展与两岸比较
       1997年，卜卫于《现代传播》发表的《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一文预示了大陆媒素教育的正式开篇。该文参考了英国、美国和台湾地区的媒素理念与实践，依次对媒素教育的概念、意义、内容和方法作出系统阐述，并引用台湾学者吴翠珍对电视素养内容的分类作为假设大陆媒素教育内容的依据之一。此后，经历了几年的时断时续，大陆媒素教育研究自2003年开始进入快速成长期，2004年更被誉为“媒介素养教育年”，研究论文增多，研究学者增加。而2006年6月复旦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的成立，可视为大陆媒素教育领域建制化的开始。
       总体而言，大陆媒素教育的相关论文大多遵循概念界定——内容分析——方法探索的研究思路。在此之外，还有其它4种主要取向：第一是介绍媒素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如宋小卫的《学会解读大众传播——国外媒介素养教育概述》、张艳秋的《加拿大媒介素养教育透析》等；第二是有关特定媒介的媒素教育，多以电视、网络素养教育为主，如蒋晓丽的《信息全球化时代中国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生成意义及特定原则》、凌燕的《培养传媒时代的合格观众——谈电视媒介素养教育》等；第三是有关特定社会群体的媒素教育研究，如戴怡平的《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南长森的《论成人媒介素养教育》、牛新权的《论农村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林晓华的《论少数民族的媒介素养教育》等；第四是有关媒介素养现状的实证调查，如鲍海波等的《象牙塔里看媒介——西安大学生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和刘佳的《上海大学生媒介素养调查报告》等。
       如将海峡两岸媒素教育的学理相较，则显出大陆胜于广度而台湾胜于深度。2004年以来的热潮吸引了不少大陆学者进入媒素研究领域，研究群体的扩大也带来了研究方向的多样化，许多学者开始从不同交叉领域探寻媒素教育的亚层次，出现了上述4种其它研究取向，而在广度方面，台湾虽在传播学、教育学这两个传统视角外，又出现了以管理学视角审视媒素教育的硕士论文，如朱其慧的《媒体素养社会行销研究——以台湾主要推行媒体素养非营利组织为例》，但相对较少的研究群体并未带来更多样化的取向；在深度方面，台湾学者对媒介素养基础理论的梳理与阐发更加深透。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点：一是在媒素教育的复杂源流上，台湾整理细致而大陆尚缺。如吴翠珍的《媒体素养与媒体教育的流变与思辨》一文，就法兰克福学派、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符号学、文化研究等支撑理论如何影响媒素教育进行了清晰的梳理，而大陆学界尚未将这些基础理论完整整合到媒素教育的渊源中，大多从“媒介素养”是什么开始，而忽略了“媒介素养”这一论域的复杂由来；二是在媒介素养的内涵上，大陆学者或从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借鉴经验，或从媒素教育目标出发进行逻辑推演，与根据台湾媒介生态特点而强调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台湾学者相比，对媒素内涵的研究尚缺乏与本土经验相结合的“在地化”意识。当然，产生的原因可能卜卫在1997年就已提及：“由于没有一定的实验基础，我们还不能提出我国媒介教育的系统内容，但可根据上述分析提出媒介教育内容的假设”。
       二、实践现状与两岸比较
       当大陆媒素教育的学理还处在理念导人、理论梳理阶段时，媒素实践也相应地处于初始阶段。目前，在呈现点状分布、尚未丰富多元的大陆实践中，媒素教育的形态多集中于学校教育，并逐步开始从高等教育机构向中等和初等教育机构扩散；媒素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域也多集
       中于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深圳。
       与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台湾媒素教育实践相比，大陆晚了10余年，lO余年的差距使大陆媒素教育实践在比较的视野中还处于台湾的“理念推广期”。然而尽管如此，大陆媒素实践依然体现出不少个性鲜明的“在地化”特征。
       第一，在推行主体上，政府部门积极参与，成为多项大型媒素教育理念推广与实践活动的主要主办者。2004年12月，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7个机构联合主办，由共青团上海市委、共青团中央宣传部等机构联合承办的“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于上海举行，媒介素养教育便为其中一项主要议题。2006年1月，由中共闸北区委宣传部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合作的上海市闸北区“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活动正式启动，将在大陆首次对青少年、家长、教师及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进行基本的媒介素养知识普及。除此之外，该次为期两年的实践活动还包括形式不同的主题实践和对公众实际媒介素养状况的调研等内容。
       第二，在教育对象上，由于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的颁布，使得与该精神有所重合的青少年媒素教育在议程重要性、教育资源等方面占有相对优势，成为目前大陆媒素教育实践的重点领域。如2005年5月央视少儿频道推出青少年近用媒体的新版《新闻袋袋裤》栏目，栏目定位为由儿童采编、制作和播报的日播少儿新闻栏目；2005年6月深圳青少年报社、特区教育杂志联合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开始在全市各主要中小学推行媒介素养教育，内容包括举行“媒介素养进百校”系列活动，于中小学校分发科普读本、进行媒介素养方面的讲座、培训。在该年9月深圳报业集团与宝安区上合小学联合举办的“媒介素养进校园”活动中，报业集团的资深记者就向学生们讲授了“少年儿童理性地辨别各类媒介信息的意义，并教授他们学习如何使用传媒、如何利用传媒发展自我”。
       尽管大陆与台湾媒素教育的发展有着各自的脉络、体系，但如将已走过理念推广期、正进入政策执行期的台湾媒素教育视为海峡对岸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那么，在比较的视野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一是推行主体多元化。在台湾地区，因非营利组织追求公共利益的目标与媒介素养理念相合，其提供多元服务的功能又与媒素教育实践相符，因此，它们往往成为媒素教育的先锋推手。台湾地区以媒体识读教育基金会、富邦文教基金会等为代表的非营利组织就在媒素教育的发展中成为重要行动主体，在理念推广期，它们与学术机构、媒体共同合作推广媒素理念，形成“媒体素养教育策略联盟”。在政策确立及执行期，它们又成为管理部门规划督导、社会团体具体执行这一模式的执行主力。目前，处在理念推广期的大陆媒素教育已不乏学术机构和媒体的加入，甚至还拥有政府的认同和支持，但仍欠缺众多社会团体的参与，如能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吸纳更多元的社会力量共同努力，打破政府主办、学术机构或媒体承办的常规模式，相信更能体现媒素教育这一公民教育的本质。二是教育内容对象化。在内容已经细分的台湾媒素教育中，针对学前儿童、小学生、中学生、本科生甚至研究生都分别有特定的对应课程、教材或教辅资料，同时，结合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同一教材又可能包括教师版和家长版，如台湾公共电视台出版、政大媒体素养研究室编著的《别小看我》系列，就分别出版了教师版《别小看我媒体互动教学手册》、亲子版《家庭媒体环保DIY》及儿童版《我看媒体、别小看我儿童活动本》等3册教材、游戏箱和媒体素养互动VCD，其中的专题也涉及到新闻、广告、戏剧、综艺等多个具体的内容领域。相对而言，大陆的媒素教育实践还处在理念导入式的知识普及阶段，缺少能提高传播效果的对象化教育内容，还未将学理性的媒素理念操作化为能被不同群体所接受的多层次知识体系。
       无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传播媒介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渗透力，才导致起源于欧美等地的媒介素养理念与实践在海峡两岸各自生根、发芽，同时，由于产生背景的不同，两岸的媒素教育分别走出了自己的轨迹。先于大陆发端的台湾媒素教育趋前一步，成为前者可资借鉴的先行力量，但在不远的将来，相信不断加深的两岸互动，将带来大陆与台湾地区媒素教育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