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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全球性公共产品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市场法则的维护和修复。WTO、IMF、WB等全球性经济组织以及UN、EU的理性及其目的在于通过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推进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形成，协助世界各国防范抵御化解经济风险，保障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运行良好。曾经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稳定世界金融秩序作出贡献的中国，实际担负了跨国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的职能。这个职能的扩展将是中国领导并建立一个新的亚洲资本市场，推进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进程——中国圆。由单一化的经济效率的追求到普遍的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全球化的经济合作之下第一次成为人类可望的理想和可行的实践。
       关键词：全球性公共产品；中国圆；新经济自由主义；全球自由经济制度；民间金融制度
       中图分类号：F11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8)04－0017－09
       今天的中国不但不可能置身于全球化之外，而且早已投身其中。“我们参与世界贸易组织(WTO)标志着我国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1993年起，我国一直是发展中国家中的第一引资大国，1995年起，一直是全球第二引资大国，仅次于美国”。结果是，我国的外汇储备余额跃居世界之首。
       我们需要一个对人民的能力而不是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的政府。
       ——R.W.Reagan.1976
       楔子：全球性公共产品概念化之缘起
       自由金融制度是市场经济在开放社会的体现，市场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本质是自主经济，而经济体在本质状态下的自主在我国并不真实存在。但是，中国既然选择了市场经济，那么经济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放松市场管制)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三大途径，也是新经济自由主义的三大理论基石。而全球化的经济必然囊括所有的民族国家于其中，而任何一个民族国家也不可能逍遥于全球化之外。从而，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形成，便成为又一个新的自然而历史的进程。所谓全球新经济秩序不过是市场机制及其普世法则的普遍体现，是推进自然与人类资源全球性充分合理配置的有效保障。
       “全球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华盛顿共识’巩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即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计划。……三个主要派别……之间的争论……最主要的是关于如何建构新全球经济，如何实现世界秩序，保持长期稳定。”
       对于开放的经济，经济秩序总是天然的，这就是市场决定的供求法则；问题的另一面是，自从政府成为经济生活的新的主体以来，这个天然秩序常常被扼喉而至于窒息。在当下中国极端的体现是，大学毕业生竟以不薪谋求就业，还得感激雇主的雇佣。
       面对经济全球化之大趋势，世界要做什么?中国要做什么?世界以及中国如何恰当地选择并安排自己的未来，这是本文的写作动因。
       1.最初的触发点：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对我的启发——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求真实地并且急迫地存在，现实却没有有效的供给。(1)危机中的政府失态。在非市场经济体中，政府与市场各自对配置资源的强度的不同，通过政府与企业的间离度得以体现。东方的经济体更多的是政府与企业在实质上不分彼此，最终由于政府的无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或者企业的失败导致政府的垮台；(2)危机的爆发凸显出国际性经济组织的失灵，缺乏有效应对区域性经济危机的机能，无法提供开放性经济系统所需的跨国界服务，即区域性或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
       2.国际安全互保的启示——区域性或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雏形。我在澳大利亚对美国与澳大利亚的国防互保有切身感受，美国对澳大利亚提供的国家安全保障与对美国本土是共时性的(如美国对本国空军的装备与对澳空军的装备是同步的)；以及美国与日本的《安保条约》(1952年签订，1997年两国再签《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既然国家安全实现的途径具有多样性的可能，那么国家经济安全是否也可以通过国际性的合作得以保障呢?这是我提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初衷。
       3.马克思主义的启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表明了其所有理论的展开都是依据于给定的条件或前提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必须是以时间条件地点的转移为转移，否则，我们就没有了真理而只有教条。当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之时，是否明白了实施市场经济的前提?根据2003年的全国性调查，我国公众基本科学素养水平为1.98％，而人群中能够说清楚市场经济是什么的人不到5％。显然，婴儿不是不可以走路，而是婴儿一定走不好路!
       4.理念：秉承与阐发。(1)我有限的经验告诉我现实中并不存在超越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经济体，我所依据的验证原则，乃在于经济的运行方式是否更具有、更可能保障普遍的效率与普遍的公平的实现，这也是全球新经济秩序形成的起点。(2)单纯的制度以及制度性的安排可能于事无补：需要认真思考的是，什么才能够持久以至永恒?(3)行为是思想与意识的体现，行为的偏差总是源自于思想的偏差。人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够思想的动物，而行为支配于思想，学者乃至全人类都是思想的奴隶。走向市场经济，就应当是自由的思想主导着自主的行为；市场与自由、平等是共生的；人民愚昧的结果必然是文明的衰败；有什么样的臣民就有什么样的君主；学者的立场是全社会的，学者代表着社会的良知和良心，不代表也不能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一个学者可以什么都不做，但是面对现实，他唯一不能的是沉默!
       5.结论：我提供给大家的思想。(1)我国尚未充分市场化，这与别人承认与否无关；(2)我国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就在金融领域；(3)全球化是全球经济的市场化，这是不可回避的；(4)全球化并非是无序的，市场法则的自发作用与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就是保障；(5)全球经济秩序重塑的唯一依据是人类的共同理性与人性基础——追求全人类福利的最大化；(6)中国金融创新只能是市场化取向的，这也是中国有可能成为新的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者的前提；如果中国是国际大家庭中的合作者，那么中国重塑大国地位的条件也就成熟了；(7)市场化体现在哪?金融的体现不过是有钱的怎么做、做什么?没钱的怎么能得到钱，以及怎么去运用它们，这就是金融市场的供求；(8)当下，中国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需求者，而不是主要和主动的供给者，尽管我要论证的恰恰与之相反。
       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Max Weber
       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作用空间
       “你必须让市场来决定。”
       “对于财产权利以及个人拥有随心所欲地处置自身及其所有物的自由这样一些观念，洛克和休谟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理性依据。这是18世纪的贡献之一，今天我们仍然呼吸着这种空气。”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成果，其经济学的现代演绎便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尽管亚当·斯密并没有明确定义他的经济自由主义，也没有给出竞争的确切含义，但我们几乎都明白，竞争与垄断一样都只是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途径，而竞争是其更可能的方
       式。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一种有意地把竞争、市场和价格作为其指导原则，并利用国家实施的法律结构使竞争尽可能地高效与有益的政策。”这里的“法律结构”就是公共产品，它是“自由”最可靠而最有效的保障。
       自由主义经济制度(laissez faire)的第一次证明得自于亚当·斯密。“每个人改善自身境况的一致的、经常的、不断的努力是社会财富、国民财富以及私人财富所赖以产生的重大因素。这不断的努力常常强大得足以战胜政府的浪费，足以挽救行政上的大错误，使事情趋于改良。譬如，人间虽有疾病，有庸医，但人身上总似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力量，可以突破一切难关，恢复原来的健康。”斯密认为社会的演进取决于新制度的确立，这个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一自由的经济制度产生的根本动力及其推动机制是由理智指引下的人性的自我改善，由于这样的理智，约翰·穆勒演绎出“经济人”的经典表述，并为西尼尔表达为“经济学公理”，更被弗里德曼称为人类的伟大思想(M.Friedman，1979)。而“经济人”是不需要暴力斗争的，因为“对他自己，对他自己的身心，个人就是主宰。”(John S.Mill，1859)。否则，“一个日益强大的政府迟早将摧毁自由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繁荣”，而“斯密的经济原则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有组织的、顺利运行的制度为什么能在没有中央指导的情况下获得发展并繁荣兴旺，同时告诉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可以不采用强制性手段而使人们相互协作。”
       “在不确定的世界，人类设法以制度把人际之间的互动建立结构。制度就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也因此成为塑造经济、政治、与社会组织的诱因架构(D.North，1994)。
       市场是自然秩序，自由是天然禀赋，竞争是生存本能。“凡达到过繁荣和自由的社会，其主要组织形式都必然是自愿交易。不过我们要赶紧补充一句：自愿交易并不是达到繁荣和自由的充足条件。这至少是迄今为止的历史教训。许多以自愿交易为主组织起来的社会并没有达到繁荣或自由，虽然它们在这两方面取得的成就要比独裁社会大得多。但自愿交易却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M.Friedman，1979)而那个充分条件是什么呢?
       “这个世界对自由还从未有过一个恰当的定义，……现在，也非常需要这么一个定义。我们都宣扬自由，但我们用着同一个词汇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做同样的事。”阿伯拉罕·林肯是理想的，更是务实的，他的话依然能够描述我们今天的处境。
       我相信，全球化的经济一定是对亚当·斯密经济自由主义旨趣最强烈的伸张。“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这种内在逻辑一旦走上了国际化的轨道，是不会停息的。无论是大卫·李嘉图还是卡尔·马克思，都对这种内在逻辑做出过深刻揭示。”
       所有的国际机构，诸如WTO、IMF、WB等全球性经济组织的理性及其目的就在于促成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形成，协助世界各国抵御经济风险，从而，这样的组织，在实质上必须也必然地成为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以保障世界各国经济在全球化进程中运行良好，这就是弗里德曼没有说出来的充分条件，尽管往往事与愿违。
       当下，全球外汇交易已经背离了实体经济的运行，在每天20000亿美元的交易中98.5％只是纯粹的货币交易。难道我们还不能因此而感受到经济竞争一如体育竞赛，没有人认同也不可能认同任何违反规则的行为；难道我们还不能因此而感受到，世界性的经济秩序的重塑是如此的重要以致刻不容缓?从而，在以全球性公共产品为基础设施的世界新经济秩序的形成，就是世界经济一体化为自由联合体的真正实现。
       近20年间迅猛发展起来的金融全球化不过是私人资本推动的结果，是私人资本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发挥重组经济资源作用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私人资本超越并取代了国家资本，晋身而为全球资本并成为自由金融制度全球化的唯一杠杆，这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其实，如果没有资本力量自18世纪以来的全球性拓殖，人类的经济理智远不可能有如今天清醒和切实可行!
       既然，我们的血液需要自由地奔流，为什么作为经济生活的血液的金融活动不可以在一切经济活动中自由地流动呢?
       一切担心不过是杞人忧天!有谁想过如何防止血液流出体外?为什么我们却要限定资源的自由流动呢?而唯一需要清楚的是，如何防治金融以及经济血管的破裂或堵塞?
       (新自由主义是)“由于处于复合相互依赖中的各方意识到发生冲突的代价太高，成员间为了管理和限制利益冲突而达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一Ernst Hass.1983
       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
       全球经济的迅速增长，形成30多年来范围最广泛、势头最强劲的发展格局。投资公司布里奇沃特同仁公司追踪的60个国家无一经济衰退，这是1969年以来没有过的。2003年至2006年全球GDP的平均增幅也是1970年代以来最强劲的4年(IMF，2006)。
       而针锋相对的见解也并非没有道理，“过去4年全球经济的繁荣，从来就不是可持续的。因为这是建立在不稳定的全球空前失衡的基础上的……”“世界将失去‘供需方程式…，一个失衡世界的人为繁荣即将逆转(Stephen Roach，2006)。
       隐忧肯定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无法藏匿的。毕竟“混乱的思想和混乱的感觉导致混乱的言论。”这正是廓清迷雾之时，也是重建全球经济新秩序之机。全球经济秩序不过就是维护资源在全球自由流动的血管、维持全球经济肌体健康成长的机制。“秩序的重要性和价值会随着构成因素多样性的发展而增加，而更大的秩序又会提高多样性的价值，由此使人类合作秩序的扩展变得无限广阔。”自然，如果美国不远离美国的理想，美国仍然是当下最可能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社会，我们应当确保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不要有意或者无意地为那些最贫困的人设置陷阱——比如不充足的发展援助、贸易保护主义障碍、不稳定的全球金融环境，设计不当的知识产权规则，等等。这些措施阻止了低收入的国家沿着发展阶梯向上行进。”。
       而“如果有效率的进程同时又是道德的，那么便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我并不认为19和20世纪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布罗代尔在其临终前的最后讲话中也说：“我的立场是不认为人类拥有广阔的自由的，这也是我最大的悲伤之一。每当我就此思考时，我看到人类的自由越来越狭窄。”而“随着全球化和自由化的节节胜利和无法控制的自由主义思潮的蔓延，曾长期存在的富有凝聚力的社会、有效的政府职能和成功的社会合作都出现了问题。……果真如此的话，人类进步的前景就令人堪忧了。”
       思想之如此不同，悲伤的氛围一样。悲伤又从何而来?
       尽管国际间的经济合作在资本主义开始大行于世时即已开始。“直到十三世纪仍成为中世纪文明特征的国际主义，在各个国家的行为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们从来不会在控制商业活动方面作过任何尝试，我们也决找不到什么可以叫做经济政策的迹象。”
       
       亚当·斯密断定，价格体系能够自发形成社会经济系统的最富有效率的运行从而获得自由经济体的最佳效果。这一状态在斯密身后，经由边际分析方法的引入而表达为“帕累托最优”。这也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最后被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取代的理论基础，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根由：“市场失灵”更可能并正由市场本身得以矫正，如同药物最终需要通过人体的免疫能力的修复和改善才能奏效一样。“市场失灵并不是把问题转交给政府去处理的充分条件。”“公共政策干预的主要理由在于市场结果的经常的、无数的缺点。然而，对于政策制定或政府干预来说，这种理由还仅仅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
       当政府刚刚可能从弗里德曼那里引申出了提供公共产品的充分条件时，这个条件就已经开始不那么充分并正在消失在人们的失望之中了。
       一方面，庸医的普遍存在，令我们对医院心有余悸；另一方面，我们的理解力的偏差导致的谬误如同一个病人到底要不要求医问药一样不值得讨论。公共产品的提供从来都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能正常运作之时，而不是成为家常便饭，恰恰相反的是，市场机能的恢复正常才是公共产品提供的目的，公共产品不过是一架运作自如的、如同为市场这张地毯随时保洁的吸尘器。
       而人们对“拉美经济”失去的10年倍感痛惜也成了借以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强有力依据，并以为找到了更有力的佐证：“那些拒绝在美国重压下开放资本账户的经济体例如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印度、越南，逃过了一劫，因为对冲基金无法袭击他们。而香港这样没有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的地区，因为资本账户开放，都受到对冲基金的反复攻击超过一年。可以说是资本账户开放让亚洲的发展模式受挫。”
       其实，拉美以及东亚的劫难，都与经济全球化本身无涉，问题只不过简单到如同避免游泳者在游泳池中丧生一样；因此，拉美问题是不可能泛化的。台湾经济自由化的经验教训表明，如果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能够主动适应本体经济自由化的趋势，自能化险为夷而趋利避害，问题恰恰出在台湾“决策者对经济自由化缺少认识和信心，以至踌躇不进”，这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导致自由经济系统效率丧失的典型个案。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我们需要努力的是在资本的无限扩张之下，国际社会如何更有效地推进“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并维护世界及各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全球性公共产品及其可靠的提供者——联合国(如果美国不能取代它)、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尽管这些组织曾经的表现不尽如人意。事实上，“全球化的明显加强……最明显的表现……就是第一个真正全球金融体系的创立。”
       经济全球化是全球性的经济合作，这一广泛性合作的基础——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形成，即世界新经济制度的建设，是国家间的不断谈判、协议及其监督执行的结果。这个新秩序形成的理论前提是新自由主义，而其现实基础是历史真正进入了依靠国际间普遍合作的新制度的确立而实现全球治理的时代：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避免“全球机构被富裕和有权有势的人所控制，他们根据其既得利益来调整全球化的游戏规则”。
       “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概念规定了一种普遍的过程，它产生了组成现代世界体系的国家和社会相互联系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蕴含着构成现代世界共同体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互动、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安东尼·吉登斯，1992)。
       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预见到这个全球化合作时代的来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因此，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乃是唯一合理的行动。”显然，全球性公共产品依然遵循着经济学最基本的规范和原则。“资本看好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增长率，而是更多地考虑如社会公正、政治稳定、司法独立、经济自由、有序监管等因素，而这些大多属于制度的范畴，资本压力现在已成为推动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由单一化的经济效率的追求到普遍的社会公正的实现，在全球性的经济合作之下才第一次成为人类可望的理想和可行的实践。
       查理曼大帝“认识到在一个退化到农业国家的社会里，货币所将要起的作用……。查理曼的货币改革……的伟大与独创性就在于认识了事实。”
       —————Henri Pirenne.1936
       新灯塔的曙光：中国圆——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形成的作为及其可能
       “中国的改革重塑了全球经济和全球政治。”
       “中国应领导建立亚洲资本市场。”
       人民币汇率的接连不断地主动升值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必然态势的导引：中国圆。中国有责任正确地展露新的全球姿态(Global Attitudes)。
       中国经济在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态势下，成就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至少在数量上)。既然lO年前中国能够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为维护、稳定世界金融秩序作出巨大努力和积极贡献，今天当然更有条件并且当仁不让地推动并领导建立亚洲资本市场，推进人民币的世界货币进程——在大中华经济区域的基础上主动并且稳步有序地建立“中国圆”自由经济区，尽管中国目前在事实上还不是全球性公共产品的真实供给者。
       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亚洲经济大国普遍地缺失开放、稳定而完善的资本市场，也就难以在危机来临之际及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以化解之。
       中国应该树立足够的信心、增强真正的实力，树立真实的泛亚洲资本市场的坐标轴，在香港和上海等地推动并建立泛亚洲资本市场，聚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香港等地的大量外汇储备，避免大量的区域资金流向纽约、伦敦市场，及时推进人民币的世界货币化进程——在大中华经济区域的基础上主动并且稳步有序地建立“中国圆”自由经济专属区(这也是香港经济曾经的成就)，担当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产品持续的供给者。而惟此有中国稳定的经济增长、中国稳定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也才最有可能有效防范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再次发生。
       “第四种社会制度……是把社会生活的多元特征与合理的计划系统协调起来。”
       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于缺乏市场经济经验与现代市场文明形成的社会而言，市场经济的真谛及其内在的和谐显然是难以体会、更难以体现的。
       而一切创新的经济学不出乎于新的效用或效率的创造。米塞斯认为，创业精神指的是人在市场上的行为，它成功地引导着资源流向满足消费者的需求(Mises，1949)。这是我们需要真正努力的方向。“我们要有意识地创造一个有利于人们开发他们创造力，并能够使他们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
       中国这一伟大而切实的抱负能否实现，还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政府，更取决于中国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时刻，如何才能使我们的选择更加合理化呢?
       
       这依赖于我们的学术、政治和道德，“所有的学者都必须植根于一个特定的背景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利用各种前提和偏见，而这些前提和偏见会干扰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感知和理解。”“不论是市场还是政治体制，都比不上它们在观念上理想化了的模式所具有的功能。这是一个经常为社会科学家与哲学家所忽视的真理”。沃勒斯坦认为这个更美好的历史社会体系只可能是社会主义的，因为它是“能保持一个高水平的生产率，并能改变分配制度的唯一可替代的世界体系。”而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早就说过，生产率是市场统一的结果。
       “自愿交易是繁荣和自由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国家，80％以上的银行是民营的，甚至100％。当然，在我国目前的情境下，没有国有或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是根本不可行的。然而，如果这样的银行一直据于垄断地位，市场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民营经济最终还会萎缩直至一如国有企业一样垮掉。
       2005年日本经济学家松井范悖告诉我他在孟加拉国农村的成功经验，那不就是一个(有息)私人银行的雏形?而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完全得自于民间资本良好的聚散机制，如果没有温州的“地下钱庄”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温州。
       因此，中国能否成为新世界的希望，能否成为新秩序的缔造者，不在于是否首先进入世界资本市场，而在于国内资本市场与金融制度的创新是否率先向国内民间资本开放——推进中国私有银行制度在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最基础层面的首先进入。“解放了的私人事业将会促进全体人民的最大利益。”“对政府来说，重要的不是去越俎代庖，做那些个人已经在做的事，也不在于它是否做得更好或更差，而是去做那些目前根本无人去做的事情。”
       当重新面对凯恩斯曾经面对的现实，我们今天是否清醒：错误地理解和运用了凯恩斯思想的正是我们。至少，联合国在人类的第三个千年到来之际，已经明白其自身的责任。“到2015年，当我们回顾过去时，能够说我们确实做到不遗余力了吗?”(Kofi Annan，2006)。
       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以及每一个政府只需要各尽其责、各守本份，那就是全球性公共产品最强的可靠性所在。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依然遵循着郑和的路线，并将责无旁贷地为全球自由经济制度(global free economic regime)开拓更大的全球平等竞争空间(dobal level pla－ying field)，而决不谋取“中华治下的和平”(Pax China)。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是老子的教导：“治大国若烹小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