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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从文在他自传里写他头回到北京：“从湖南到汉口，从汉口到郑州，从郑州转徐州，从徐州又转天津，十九天后，提了一卷行李，出了北京前门的车站，呆头呆脑在车站前面广坪中站了一会儿。走来一个拉排车的，高个子，一看情形知道我是乡巴佬，就告给我可以坐他的排车到我所要到的地方去，我相信了他的建议，把自己那点简单行李，同一个瘦小的身体，搁到那排车上去，很可笑地让这运货排车把我拖进了北京西河沿一家小客店，在旅客簿上写下——
       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
       便开始进到一个使我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
       而我头一回到北京时已年届三十，比沈从文长了十岁。是一个初夏日里，去参加《人民文学》举办的笔会。那时主编是王蒙，我的若干小说经由他的手发了头条。参加那个笔会的人有马原、刘索拉、莫言等一干八十年代初刚冒头的文学新秀。而《人民文学》那一时真是虎虎有生气。我在湖南时，常听得搞文学的人说，北京每年只去一次，思想上可得一年营养。这样的说法里就有从文公的那点意思，因北京有“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上一堂课，对人心灵竟可福泽一年。我便是怀了这样一点意思，从老北京站下来，心里头升起第一个愿望是：去看天安门。仿佛去圆一个久远的梦，而人生亦是从那梦里头延伸出来的。
       三十岁，被称为青年作家，带着以文会友的心情，参加了那次笔会。会议期间去看了两个人，一个是沈从文公的学生汪曾祺。因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小城无故事》，即是请他来作的序。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关于汪先生》，表达了一个后学对于汪先生的敬仰。他是我认为的中国当代作家中传统文化同诗意美学最纯粹的传人。他的文学亦是汉语言表现力的一座当代高峰，几乎无人能出其右。汪先生住蒲黄榆，一栋旧楼里紧巴巴的两居室。据说是北京京剧团的宿舍。汪先生见蒋子丹带我来看他，极是高兴，当场还画了一幅芍药图送我——现在这幅画还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汪先生很善谈，语多幽默，当是率性之人。我问他最近写什么，他一笑，说，写菜谱。原来汪先生亦是一位美食家。他很多散文里写到吃，读来催人欲涎。看的第二个人是钟阿城。且那一晚便是睡在阿城德胜门外的家里，聊天到夜深。他家是北京的老四合院。他家就是一间大平房，外带一间厨房。去的那天碰到了北岛，话很少地坐在那里。有人介绍说我以前也写过诗。他哦了一句，大框边眼镜后的眼瞳里没什么表情。但他只是沉默，并不阴郁。我想这便是诗人的样子。阿城不同，阿城只要打开话匣子，妙语便汩汩流出，又时时惹你喷饭。同阿城聊天是断不会有呵欠产生的。聊天半夜，我们跑出他的院子到街上的公厕撒尿。公厕是灰砖墙，半人高，站着小便亦可探头赏街景。北京的夜胡同真是有老舍笔下的韵味。阿城对我惊呼道：啊呀，这么长一泡啊!我听他聊天，一直就憋着，因我不忍离开他的精彩绝伦。到这一时，真是像陆放翁写的诗：“如巨野受黄河倾。”一泻为快，膀胱得了解放。
       又去看故宫，又去爬八达岭，又去摸十三陵前的石狮子同圆明园旧址的断壁残垣。心里是起了浩大的叹息。
       那一回回长沙后，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见人便谈起在北京的见闻种种。有点沈从文形容的“呆头呆脑”。开了这个头以后，我便常常去北京了。有时勾留数日，有时住上半年，最长时亦呆过一年。这便有点“营养过剩”了。但现在要我来说北京，我会说，我们离开不了她，但我们也喜欢不了她一虽然她是一个使人“永远无从毕业的学校”。
       我到北京时亦去看过几回史铁生。头一回是我带我老婆一起去的。那时他还没搬到水碓子，还是住在雍和宫旁一个老四合院里。开门的是他父亲，有花白的头发同平淡的笑容。铁生是我景仰的作家。我喜欢他早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同《我与地坛》。一个人的生命同他的文字的关系，是如此血乳交融，读来让人唏嘘感动。经历了生与死的挣扎，却是归于一种令人震惊的无畏的沉静。修得来的便是真正一颗赤子心。同坐在轮椅上的铁生聊天，可感知他内在的精神力量，和超越一切对生命束缚的达观。铁生笑起来时，脸上竟有生动的孩子气，极富感染力。他后来身体每况愈下，隔两日要做全身血液透析。见人时亦有明显疲惫之形。所以我后来到北京，便不敢轻易去搅扰。最热闹一回是李陀从美国回，同了我和余华朱伟一起去看铁生，又把他邀到一个酒楼包间里吃饭聊天。席间为一个文学观念上的问题，铁生同李陀辩起来，李陀是激情奔涌，铁生则是思路绵密。那一回，我感到铁生有很好的辩才。最重要的，是铁生有自己的文学理想同原则，并且有捍卫的果决。我后来有段时间住在安贞桥附近，离地坛公园不远。有天黄昏时我散步到了公园里，一个人走了一圈。望到暮霭中镀金般的树梢同塔顶，一派壮丽又一派落寞，我便对自己说，这就是史铁生的地坛。
       香港回归那一年，我在北京小住了半年多。住的是离中国美术馆同三联书店很近的西扬威胡同，一处有假山回廊的院子。我朋友刘波租了这地方，据说签了十年的租约，租金不菲。因传这院子曾是张作霖在北京的两处帅府之一，后又成了辜鸿铭老先生的私宅，而解放后又住过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庭院深深，有一脉气象。早起闻得鸟叫如露滴，还有看门人莳花弄草及扫地声音。北京这样的大院很不少，西扬威胡同左近几处胡同里亦是深藏得有，不显山，不露水，住的不是达官便是贵人。而大院紧邻的是普通百姓的四合院，一静一动，互不相扰，一墙之隔，仿佛是两个世界。我经常一个人跑到中国美术馆去看画展，或到三联书店去看书。亦有时去看一场小剧场实验话剧。有回看一场戏，发现导演是我一位中学同学。演完了，我站在台下喊他，他扭头见到是我，骂了一句乡骂，说你找得老子好苦!我在那院子里找人借了单车，一个人在附近胡同里穿来穿去，没有目的，只东张西望，我喜欢有些胡同的热闹，亦喜欢有些胡同的安静。春日里有扬尘，又有柳絮，满天空飞，是胡同里的一道别样风景。但你若落下车子，站到某一四合院门前张望，则有老太太老大爷盯你的眼神极警惕，仿佛你是一个贼。
       也在那一年，中国文坛走了两位了不起构人物。一是王小波，一是汪曾祺。刘波虽是商场人物，却极爱读书，且判断力亦极好。我住他院子里，有回在他书房看到一本黄封皮的《黄金时代》，顺手要借了去看。刘波说，这个人的书不错，值得一读。我一看作者名字叫王小波。想起在朱伟编的《三联生活》上有他的专栏“晚生丛谈”，文字波俏幽默，思想犀利尖刻，很是喜欢。没料他亦写小说，搬回房间一读，则不能罢手。我觉得这是我当时读到的最好的小说。后我又读到他在《小说界》上发的《红拂夜奔》，更其觉得精彩。那种上天入地的想象，同汪洋恣肆的挥洒，及那种在经验之外的腾云驾雾，完全是中国文坛的一种异数。而当时他的那本《黄金时代》印数极少，一般书店根本看不到。我同刘波有回聊起他来，二人因皆欣赏他的才情，便谈到要做他的书。刘波的公司那时已涉足出版业，他便说此人前途无量，要趁他尚未火起来，把他的版权统买下整体包装来出版。又问我认不认识王。我摇头说不认识，但有个人肯定会认识，就是朱伟，因他的杂谈文章是朱伟在他的刊物上推出来的。我遂把朱伟介绍给刘波，三个人又就出版的事谈了二气。朱便去找王。回信说，王因他妻子李银河到英国去了，现一个人躲到京郊一处地方写作，与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仅是一只呼机。但朱伟不断呼他，却不见他回机。又隔数日，朱伟跑来，面色异样，道，再也看不到王小波了，他昨天去世了，很突然，是猝死的。朱又说李银河正赶回来，过两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式。我同刘波听了一时惘然。隔了一气，刘对朱伟说我们一同去参加吧。顺便请你介绍认识李银河，还是要商谈版权的事。王小波的死，更坚定刘波要做他的书。那天我们三个人就去了八宝山。我是平生第一回参加一个我从未谋过面的人的遗体告别式。但我心里对王小波却是很亲密。见到李银河，显得很苍老，但看上去很有克制力。王小波遗体上覆盖了他的三本书的海报：《黄金时代》、《青铜时代》、《白银时代》。署名是花城文艺出版社。朱伟过来说，他同李银河说了，李说王小波生前把这三本书的版权卖给花城了。花城正赶着在印。刘波听了只摇头，很是惋惜，懊恼迟了一步。
       
       王小波去世不久，汪曾祺老先生亦驾鹤西归。我从报纸上看到这消息，当时很冲动，想去参加悼念。因我对汪先生为文为人皆极景仰。有年开青创会，我带着苏童叶兆言等人去看他，当其时，汪老先生极兴奋，谈笑风生。叶兆言碰碰我说，趁老先生高兴，找他索签名书吧。我特别喜欢读汪先生的散文，有一篇写北京午门，他说他站在午门前，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他心里一点是热的。又一篇写他老师沈从文，沈先生逝世后他参加他的追悼会，说沈先生死后很安详，躺在花丛中，面色如新。汪先生看他一眼，又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他哭了。我亦看得哭出来。所以那一时我亦是想去看他一眼。这么个人，就这么样地走了，我心里有种凄然。但终于我还是克制住了，我没有去参加悼念活动。只在心里头回想着同他老夫子几次交往时的音容笑貌。他老夫子嗜酒，有回到湖南来，喝了许多的酒，我到宾馆去看他，话特别多，手舞足蹈，侃侃而谈。我脑子里便都是他那一时的模样，又亲切又伤感。
       我在安贞桥附近一条小街上住了一年多。因《环球企业家》二OOO年时又拉回到北京来办，就在老中央美院的院子里，王府井旁边。我每天都到编辑部去看稿。我不喜欢北京人的饮食口味，但喜欢王府井前头黄昏时一长溜的各地风味小吃。下了班之后我慢慢游过去，常常是这个摊子前吃几串烤羊肉，那个摊子前吃几块豆腐干。华灯升起来，周围人很多，有吆喝声忽长忽短，是一种俗世生活的满意。到周末，同了一起办刊的也是长沙人的搭裆老周，开了台丰田佳美满北京城寻长沙米粉吃。或者便是找湘菜馆，专挑了最辣的湘菜，辣出一脑壳的汗来才算过了把瘾，正如同在小剧院无意中见到长沙老同学，彼此吼叫几句乡骂那样。二OOO年的春日里沙尘暴甚是厉害，刮得大白天亦要打亮车灯。而这一年里，网络经济也是闹腾得甚嚣尘上。满街上的广告无不是．com，且还拿了葛优同谢霆锋来做网站形象代言。机场高速路上，是大幅的英特尔公司的芯片广告：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确实的，那年头，网络经济来势凶猛，恍若也是给了这世界一颗奔腾的心。我们的杂志文章里，亦充满了王志刚、张朝阳、丁磊、田溯宁这样一些数字英雄的名字。我参加过好几回网络峰会，听这些英雄你方唱罢我登台，把虚拟经济的前景吹得天花乱坠。这样的景观，我想也只有北京才达于盛极，其他的地方怕是难得一见的。不管网络经济的繁荣几多虚假同短命，但那一时我确是感到改变人类生存方式同命运的革命是轰轰烈烈到来了。我心里头亦有高尔基描写的海燕迎接暴风雨来临时的那种兴奋同欢悦。我记得我还经常跑到北大去听一些经济学家的讲座。真是如沈从文讲的，有“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且“无从毕业”。
       但我并不怎么喜欢北京的生活。一个南方人，有顽强的饮食口味，很不惯于北京的吃食。我租住在一个大院里，回家来烧水喝，不锈钢壶底皆是起一层白壳。北京的水质太硬，太碱，极难入口，逼得我常常是买矿泉水来喝。且我房东又常趁我不在时开门进来，仿佛他有什么金银细软，我随时会卷了走似的。我觉得受到污辱，便向他抗议。他嬉皮笑脸答应，但仍是隔三岔五地偷偷进来。我跟他说我租了这房子，租金一交是一年，这一年里房子的使用权便是我的，你要进来，可以，但须经我同意。他一脸讶异，好像我说的话乃是不可思议。北京人便是这样，极自我中心，且还有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与爱管闲事的德性。我搭档老周在北京有相熟的女友，常来看他。有回他老婆来探亲，两人进了电梯间，开电梯的是位中年妇女，故意声音很高地说一句话，仿佛自言自语，却显是为了说给老周的老婆来听：男人一个人在外头啊，可要担心，我还没见过不吃腥的猫呢!结果弄得那晚上老周很不太平。而且北京也太干燥，每回下飞机不久，嘴巴便要起一层壳。拿舌头在上面舔，给点水分。春天里风沙又很大，满街扬尘，睁不开眼来。而且北京的店铺，一到晚上大多便打烊，只有白天的喧嚣，没有夜晚的繁华。这使我觉得北京可以事业，不可以生活。
       北京的夜生活酒吧里倒是有。三里屯是我常去的地方。有时一个晚上转两三个酒吧喝酒聊天。有的酒吧有音乐，有的没有。我喜欢坐在有音乐的酒吧里。北京酒吧里还真是有些好歌手。没有名气，却是唱得非常好。尤其是有些摇滚歌手。他们嘶哑的声音里，有血液燃烧的火焰。有一回我还买了张“鲍家街43号”乐队的碟，里头有首《晚安北京》，我极是喜欢：我将在今夜的雨中睡去伴着国产轧路机的声响伴着伤口进裂的巨响在今夜的雨中睡去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北京有许多未眠的人，亦有许多孤独的人。他们在深夜里嚎叫。
       还有一回在一个酒店里有一场几乎全北京的摇滚乐队皆来参加的PARTY，为的是纪念甲壳虫乐队首张唱片发行五十周年。我在那里看到了中国摇滚最精英的人物。我还看到刘欢仅仅是挤坐在台下的观众席上。那样的夜晚，我才听到了北京人精神上的声音。
       第二天的夜里，我坐最末一趟航班回长沙。我在舷窗上鸟瞰北京无涯的灯海，心里亦悄悄响起了一句歌词：晚安，北京。晚安，所有未眠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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