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学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在现代命运多悲，然而，历经磨难，生生不息，在今天的生命力更得到激活。
关键词：国学；中华命运；生生不息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069—06
现在人们好谈“国学”，从概念上来说，国学一般指中国传统的学术简称，不过，如果从完备的学科意义上来说，乃是指运用现代立场与眼光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门学问。它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传统学术的内容；其二是用现代眼光来阐释与创新传统的学术。因而振兴国学不仅是指光大传统，更主要是指激活国学的理论创新精神，后者尤其是我们今天进行文化创新时所要秉承的融合中外、新陈代谢的精神与能力。
一、国学兴起与现代中华命运
从国学的历史来看，她与中华文明的兴衰起伏息息相关。是中华民族面临从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的动荡变化的命运遭际所催生的学术文化。当时的特定情境，激活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内在生命精神与忧患意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心理与文化，是维系民族生存的文化纽带。其中学术文化乃是最核心的部分。它从求真问道的高度来建构文化，是文化的形而上之道。人们通过学术来对经济政治军事等问题进行探讨，尤其是对人本身的问题进行探索，从本体论的高度来求得文化的底蕴。先秦时以儒道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便鲜明地彰显了这一点。
中国的学术不同于西方自古希腊起就形成的学术观念，后者注重学术的求真性，追求学术的工具性与逻辑性，而中国学术更注重她与宇宙天道与社会人生的结合，追求学术中真善美境界的融合，将学问的道德修养、社会实践相结合。从亚理士多德与孔子学术价值观的比较中便可以见出这一点来。孔子教育学生时曾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说：“士，志于道”，儒家《礼记·中庸》中提出学习的境界为：“博学之，慎问之，明辨之，笃行之。”明代东林党人顾宪宗提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是这种读书求学与天下之事相关联的学术价值观的体现。国学的学术价值观正是直接传导了这种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学术价值观念。国学研究的对象为传统的经史子集科目，以及现代西学东渐后的相关学科，但内在的学术精神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生价值观念相通的。
国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便是体现出中国固有学术的文化守护与精神家园的建设功能。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各国文明相异的地方，在于她以现实的学术文化来代替宗教情结。中国虽有土生土长的道教与印度传来的佛教。但并不占有主流的地位。主流的思想文化乃是中国自先秦时代形成的儒道两家的思想文化。其中的学术部分构成这种思想文化的理性精神与实践精神，融化在人格道德境界的构造上面。具备审美与超验的蕴涵，能够代替宗教的情结与理想境界，传导出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人生价值观念。使中华民族即使在遭受悲剧时也能够找回自己的精神家园，维系住自己的道德信仰。
因此，正是这种固有的“一国之学”，构成中华文化的特点，排除了宗教意识对于民族精神的笼罩。只有在主流思想文化中衰之时，才会有宗教信仰的泛滥。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以及中唐时代。
正因为这样，这种学术文化的接续，是中华五千年文明亘续不绝的重要条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生生不息，走出困厄，与学术与文化的新陈代谢，自强不息的创造与转化直接相关，因而文化复兴总是与民族复兴密切相关。近代以来国学的兴起，正同中华文化在世纪之交的命运走向相关。是20世纪前后一批著名的思想家与学问家担负起中华文化之再造历史重任，融合中西文化，开拓创新的产物。它可以大致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之前。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古老封建帝国的衰朽，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滞后与愚钝也显示出来，于是在西方科技文明与学术文明的影响下，先进的中国人在呼唤政治改良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从最早的林则徐、魏源到维新运动人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都体现出这种融合中西，寻求变法图强的学术精神。国学正是在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它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将学术与天下人生相关联系的优秀传统的彰显。百日维新的失败，使人们看清了封建顽固势力的衰朽与残忍，也对于中体西用文化路径的无助，于是引起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人物一方面引入西方的启蒙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于传统文化加以倡导，以激发民族革命的思想，并且将二者有机地加以联系，比如当时的革命党人与著名学者章太炎即是一位国学大师，他对于西方的学术也很有兴趣，曾宣传西方的进化论与自然科学，写有《菌说》这样的文章，但章太炎更感兴趣的是他原先所受的国学教育。章氏在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面发表了许多宣传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的文章，以达到抨击清满清政权，鼓吹反清革命的目的。鲁迅在1936年写的《关于太炎先生的二三事》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当时的主张有两条，一条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另一条则是用国粹(国学)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早在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按“内典”即佛典)以上内容实际上包括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各个学科。章氏于1906年于东京创立国学振兴社，仿效日本一些学者用一国固有之学问来弘扬民族精神的做法。章太炎的国学振兴社培养了近现代中国的许多国学大家，鲁迅即接受过他的教育。中国近现代的国学思潮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但辛亥革命后，军阀统治使人们对于原来的革命十分失望，再加上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好的东西泛滥一时，国粹主义与袁世凯倡导的尊孔读经使人们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厌恶的心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十月革命的爆发，马克思主义主义传人中国，同时西方学术长驱直入。导致了20世纪初以来，人们在西方民主与科学影响下的文化思路，于是“五四”在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学术与文化的同时，开始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与学术文化的全盘接受。矫枉过正，走向文化的偏激也是在所难免的。这是国学形成的第一阶段的态势。
第二阶段——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这是国学研究最为辉煌的时期。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作重点介绍。
自“五四”之后，随着人们对于当时的国势以及文化选择的重新思考，于是中国固有之传统再度被人们所审视与反思，正是在这一反思意识之上，形成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国学兴盛时期。当时的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率先开办国学门等形式的国学教育，其中蕴涵着明显的文化选择与教育改革的意识。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清华大学国学门开学典礼的致辞时感叹：
现在中国所谓新教育，大都抄袭欧美各国，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悉心研究。所
以本校同时组织研究院，研究高深之经史哲学。其研究之法，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以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
曹云祥先生提出，国学研究是要“寻出中国之魂”，即中国文化的精神，也是当时许多国学研究实体与人物的共同想法。
值得关注的是，开学那天，梁启超作了题为《旧日书院之情形》的学术演讲，意欲从中国传统的学术与教育中找回现代教育所丢失的精神蕴涵。当时的国学人物提出“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口号，在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前提下，重铸学术与教育之魂。从宏观战略的高度上提出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在重建中华文化与中华之魂时的意义。足可以为今人借鉴。当时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以及中央研究院均为国学研究的重镇，尤其是清华国学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更是具有学术偶像的意义，至今仍然广受世人的感佩。当时全国的高校纷纷创办国学教育，比如东南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成果。国学在当时的兴旺，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人民在近代以来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反思的过程中形成的必然产物。
当时的国学重镇主要有这样几个地方：一、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二、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三、前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四、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等等。尽管当时的国学研究与教育辉煌一时，但后来为什么都沉寂了呢，也是今天人们经常要问的问题。我认为对此要作具体分析，个人认为大致有这么几层原因：第一，从总体上来说，当时中国处于内忧外患的条件下，教育改革与发展受制于时代的播迁，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许多志士仁人的国学教育理想只能付诸东流。一代大师往往在时代痛苦下走向死亡，比如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自沉便是不幸年代所造成的。第二，如何处理现代西方学科体制与国学教育体制的关系，这是最难应对的难题。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人们要恢复中国传统学术的地位，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上，如何做好固有之学术与现代学科体制之关系，往往顾此失彼，牵一发而动全身。结果国学教育因为无法应对当时整体上的西方学科体制，只能偃旗息鼓。清华大学的国学命运除了1927年王国维的遽逝之外，还因其他几位教授疲于应对的实际事务而最终辍办。比如陈寅恪要同时兼任历史系与中文系的教授，而国学则是文史不分科的。西学分科与国学教学体制的暂时龃龉造成了这种结局。而李济则成天在外面搞考古与野外作业，无暇专心从事课堂教学与书斋研究。导师制固然对于指导学生有好处，但清华国学院的导师制太负托于几个名师身上，没有形成总体性的师资力量，替补无人，一旦导师发生变故则全局随之垮塌。值得为今人深思。但尽管是这样，当时的清华首届国学班培养出来的一批人材许多后来成了国学大师，比如著名的古汉语专家王力，历史学家谢国祯、姚薇元等人都是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证明这种国学教育的成效是显著的。第三，任何教育改革在开始时总是要付出实验代价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在观念上与运作上，如何在探索中取得经验，是需要一定条件与时间的。前人没有做完与做好的事，需要我们今天再接再励，一往而无前。
第三阶段——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目前。这是指建国后国学命运的沉浮。建国后，虽然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也进行了新研究，在教学上也加入了古典文化的内容，而且西方学术分科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与教学带来了许多新气象。但是由于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科重视不够，再加上厚今薄古指导思想的偏颇。因此，国学作为一门系统研究与阐释中国传统学术的学问，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基本上销声匿迹。在“文革”中更是受到整体上的打压。进入新时期之后，国学才获得了复兴的条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学与国学教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等学者倡导下，有了长足的发展。近年来，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复兴，国学全面复兴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国学的消长升降与中华文明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也是关乎民族兴旺的宏图大业。
二、国学建设与当代中国
国学通过学术层面反映出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走势。当前的许多问题通过她而得以折射。当前中国许多问题虽然不是国学所能解决的，但是作为一种学术文化与思想文化，作为民族精神建构的核心部分，国学理所当然地与社会人生、国事兴亡联系在一起。
在当前，中国面临着快速发展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存在的不平衡问题。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十年动乱之后兴起的，由于中国古代一直是以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道德信仰的源泉，因此，十年动乱对于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破坏，造成了自上而下普遍的道德信仰危机。特别是在相当一部分官员当中，道德伦理几近虚无，根本没有古代仁人志士所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境界，丧失道德理想后的人格成了培育贪腐的温床，人们普遍为道德信仰的沦丧而苦恼。而国学并没有发挥出自己固有的作用，处于沉潜废弃的地位。不能不令人感到叹扼。
由于中国全球一体化过程中的西方文化的长驱直入，而中国固有的文明形态还处在浇漓与沦落的情状中，因此，中国目前的大众文化受西方商业文化的影响日渐加剧，出现了一边倒的状况。许多年轻人对于西方的流行文艺趋之若骛，而对于自己的固有传统却茫茫然。
在教育体制，我们目前沿用的模式基本上是自西方传来的教育理念与方式，而国学自有的教育模式却遭受冷遇。应当说，西方的教育理念与方式，对于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从事包括中国传统在内的研究与教学，产生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但是国学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注重有机性、总体性，将教育与道德人格相结合的优秀精神却受到割裂。在现有的学科体系内，没有国学的一席之地，没有专门的国学学位，从而直接制约了国学专门人才的培养。这是极不应当的。像中国有着几千年教育资源的国度，国学教育理所应当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这几年当局也加大了投入，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这些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学科意义上去加以研究的，目前包括国家社科基金在内的各级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的申报审批与结项鉴定都是按照西学的学科目录去归类与运作的，按照国学自身的特点去从事立项与研究的项目还没有。这样做的结果势必使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研究落人削足适履的窠臼。我们在建国后所以产生不出超过以前水平的国学著论，比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黄侃、刘师培、钱穆等人那样的国学研究经典，这与我们完全沿用现代学科分类框架，有着直接的关系。
从我国持续发展的方向来看，未来中国的发展必然是在科学发展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发展，它是以体现和谐社会为指归的发展。在21世纪之后漫长的发展阶段中，中外文化的交与交撞将是必然的。像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欲与世界对话，必然要凭藉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世界交流，从而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学作为支撑中国强盛与辉煌的学术文化。其作用在未来中国发展遥宏观战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我们振兴国学的最好时机。
从多元文化的建构来说，中国走向世界，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当然
离不开对于传统文化优势的利用与开发。不仅中国自己的文化与教育应当体现出“和而不同”的和谐特点，使传统与现代互相包容，互相促进。更重要的是，中华文明走出国门，为世界的和平进步作出自己的贡献，其中文化的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而国学的振兴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功夫。目前世界各国建立孔子学院，兴起汉语热便是有力的证明。
目前国学建设面临着各种挑战，存在着许多误解。有必要加以解析。
首先，一些人对于振兴国学往往视为对于传统的简单回归，一谈国学便是复辟封建思想，这是极大的误区。如果我们稍微了解国学的历史阶段便可知道。国学正是在吸收西方近代以来启蒙思潮下对于传统学术进行清理与研究的。国学人物对于封建思想的糟粕从来就是持批判的态度的，在国学的著名学者那里，都是非常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传来的学术理念与方法来从事研究的。如梁启超运用欧洲启蒙主义思潮对于中国传统小说的解析；王国维借用德国美学与哲学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阐释；陈寅恪对于西方史学理论的吸取。尤其是一些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人物，如侯外庐、郭沫若、范文澜等人都是这样做的。现在我们重倡国学，决不可能倒退到“五四”之前的立场上去，这是肯定的。重倡国学，不仅是开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更主要地是光大与传承其中的理论创新精神与能力。
其次，一些人认为传统与现代不相容，既然提倡现代化，就不能再要传统。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与和谐理念及其辨证法思想是不相符的。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来看，现代文明正是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获得长足发展的。欧洲文艺复兴正是从古希腊文化中寻找到人文的始祖。现代发达国家的文明无一不是与传统共生共荣。中国古代《
周易》中说：“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无穷谓之通”，文明的发展与演变既有变易的一面，更有相通的一面，片面强调其中的一面都有悖于和谐中庸的精神。当代中国的发展既不能复古，更不能割裂传统。民族精神的培育离不开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不能离开五千年文明的源头。现代化决不能建立在西化的空中楼阁上面。
再次，振兴国学，也不能回到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上去。国学是会通中西的学术体系，它的精神与方法从来都是兼容并包的。而民族主义的文化立场则是盲目自大，拒斥一切来自国外的文化与学术，这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的精神，以及各国文化多元互补的立场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历史上，因为这种貌似“爱国”而实质误国的狭隘立场导致祸患的事例是很多的。它足以为今天我们的文化发展所借鉴。
振兴国学，目前关键是要抓住机遇，落实到实际行动与措施上去，具体说来，我认为，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举措应当可以实施：
第一，应将它落实到人才的培养上面。要勇于冲破目前的办学机制，用创新的思维来办国学教育。国学的根本精神与西方学术理念有着很大的不同，这就是它将学术的训练与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从最早的西周官学到孔子创办的私学，再到秦汉之后的各类学校，无论是官学还是书院，都注重将学术教育与人才培养融为一体，学术增进了学生的人格，而人格又升华了学术的境界，呈现出良性的互动。近现代以来的国学大师传承了这种优秀传统。从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到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都是这种对于传统国学精神的制度实践，收到过很好的效果。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些国学实体都中断了。但是留下来的经验与教训却是可以为后人师的。兴办国学教育，首要的在于将国学研究与人才的培育结合起来，培养一支人品与学问俱佳的国学研究队伍，使国学文脉得以脊续，精神获得传承。
第二，要改革中国目前的学科建制，使国学有机融入现有的学科建制。近现代以来，中国的学科建设偏重西方的学科理念，无形中造成了学科建设中的注重分离的现象，国学作为学科建设所以后来流失，与这种西方本位的学科理论与建制有着直接的关联。毋置讳言，现代的学科建制主要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与传统的学术经史子集的建构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貌合神离的问题。西方将文史哲分类的学科建制，对于将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有着很大的用处，但是也造成将研究对象人为分割的弊端，与传统学术文化的总体性、有机性原则相违离。而国学讲究治学的总体把握，注重义理、考据与辞章的一体化，这种精神与方法，在现代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中，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国学在现代社会的教育中作为一种学科建制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承，无疑是一种有益的选择。前几年有的高校实行的创办文史哲班也是在这方面的尝试。因此，与人才培养相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要以创新的意识予以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筹措。这包括国学专门人才的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学位体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等。尤其是国学学位的设置可谓迫在眉睫，真正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人才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