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学与国学的基本差异在于：前者的方法与原则是根据本土经验在异邦想象中国，后者则根据中国传统解释本民族的思想与文化历史。在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汉学与国学构成了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精神关系，能够扩展我们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关键词：汉学；国学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7)05—0061—08
一
“汉学”(Sinology)，作为与国学相对的概念，又名“中国学”(Chinese studies)，是指海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思想政治和经济文化的学术研究，当然，在西方学者那里，Sinology与Chinese studies又有着根本区别。“国学”，则专指中国学者坚守民族立场，对本民族的文化历史与思想经典的价值阐释与学术研究；汉学，作为Sinology的对译，显然不同于“汉学—宋学”这一古典意义。汉学与国学之间有其本质差别，实际上，就是生存体验与价值立场的区别，简单地说，就是“想象中国”与“亲在中国”的区别。虽然域外汉学家与国学大师之间不乏交往和交流，但从学问的取向和文化的理解上看，仍然有重大区别。必须承认，自20世纪初以来，汉学就不断向国学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富有开放眼光的国学研究者也早就做出了自己的回应，甚至受到域外汉学的重大影响，像王国维、鲁迅、陈寅恪、胡适、冯友兰、徐复观等等，都不同程度上接受过影响。
外国人对中国政治历史思想与文化的兴趣，虽然自秦汉时期就有零星的记录，但真正作为一门学问的兴起，还是17世纪的事情。从目前编辑的中国与意大利的思想文化交流史、中国与法国的思想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与德国的思想文化交流史中，可以看到，西方人的汉学研究，经历了几次突变：一是马可·波罗式的中国文化旅行印象，二是传教士翟思理、卫礼贤等的中国古代经典西译，三是现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史与文化研究，四是当代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的全面研究。汉学，或中国学，虽曾引起莱布尼茨、黑格尔、罗素等西方思想家的关注，但主要还是汉学家的思想领域。从思想影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对外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孔学、朱子学、阳明学、易学和老庄学上。
外国人往往到中国生活或学习几年，掌握汉语言，阅读汉语经典，了解汉语历史文化与政治现实，然后，从事古典或现代学术研究。他们虽然有中国经验，能够读解汉语文献，但由于不可能真正深入理解中国人的制度约束与生存心理，所以，往往不得不借助想象中的方式理解中国。“想象中国”，并非不需要中国经验，而是指在个体经验与文献重建的基础上能够从异文化眼光来理解中国。由于缺乏真正的中国公民的生存文化土壤，故而，与中国生存总有内在的隔膜，但他们所想象的中国也可看作是历史中国文化的合理部分。即外国人不能从生存的历史性基底上真正理解中国，正如一个中国公民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人骨子深处的价值信念一样。在国外汉学中，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的研究，由于大多能够直接阅读汉语典籍，对中国生存文化有亲缘性理解，所以，他们的汉学能够比较好的尊重中国传统。那么，富有中国生存经验的华人学者从事汉学研究又如何呢?离开中国，就意味着生存现实经验的“中断与空缺”，因为只有与文化生命土壤息息相依，才可能形成基于现实的根本论题。华裔汉学家能够深入地理解中国，但是，由于受制于西方学术价值规范，他们不可能像本土中国人一样理解中国，而且，他们往往不需按照中国的“国学法则”在西方进行学术研究，所以，论题与方法的选择，必然也带有想象中国的成分。
本来，“国学研究”一直不太受域外汉学的影响，从“汉学一宋学”以及乾嘉学派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一直坚守本土立场。但是，近代以降，中国学者倒是从日本汉学中学习了不少东西，无论是思想和方法，“宗法日本汉学”的学者不在少数。事实上，日本汉学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与文化乃至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不少日本汉学家，即使从国学意义上说，也是相当优秀的学者。但是，无论日本汉学对中国历史典籍与文化的了解多么深入，它与中国本土学问还是有其根本区别，与中国活态文化之间还存在隔膜。自20世纪80年代始，域外汉学中，华裔汉学家的成果，得到了中国学者的高度重视，被纷纷译成汉语，例如，美国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叶维廉、许倬云、张光直、何炳棣等等，这无疑直接对当代国学研究提出了挑战。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学的道统受到了破坏，政治意识形态对国学研究的影响极大，批判国学与否定国学，破坏了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传承。糟糕的国学研究，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受到玷污。20世纪80年代伊始，中国文化思想传统得到重视，国学开始复兴，尽管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毕竟迈开了步伐。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学得到真正的复兴，优秀的国学著作和国学研究者开始形成气候。这说明，汉学与国学之间，已经形成了深刻的对话关系。如何真正理解中国思想文化与现实?国学需要参照汉学的成果，与此同时，要想真正认识中国，汉学也必须参考中国国学的重要成果。汉学与国学之间，无论在方法上还是价值取向上，已经达成了许多一致，倒是乾嘉学派的遗风，在当代国学中很难得到忠实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建立对待汉学研究的基本态度，即重视他们的异文化眼光，重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想象，从方法论意义上重新思考传统国学研究的局限。而不能像过去那样，拒绝汉学的方法论影响。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抛弃国学传统，而是要在保持国学传统的基础上借鉴汉学，使国学研究呈现出思想的活力与方法论的开放性。
二
“想象中国”，意味着汉学的某种先在的思想倾向性与价值立场的确立。这在文化研究中是不可避免的选择：每个学者首先是民族文化的产物，必然带着民族的思想价值理想去“想象与理解异邦”。这不仅表现在论题选择上，也表现在价值评判上。
“想象中国”，可以采取正面的严肃的态度，这是学术的基本要求，即惟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形成真正的汉学。当然，“想象中国”，也可采取负面的态度，即丑化中国或把中国现实历史生活的阴暗面揭示出来，这样的研究，往往很难获得科学性或学术性。所以，从根本上说。域外汉学对中国的理解与想象，必须以探索中国的古老生命价值与文化为基本动力，这就使得想象中国或美丽地想象中国成为合法事件。汉学虽然也利用国学的一些基本文献资料，重视我们最优秀的国学研究者的学术成果，但它往往不太重视国学的价值规范。例如，汉学不以整理中国文献为己任，他们比较注重中国文献的传译。更重要的是，他们从自己的认知兴趣出发，从中找到有价值的研究论题，所以，他们在中国边疆学研究方面成就较高。与此同时，他们能够从本有的思想立场出发来理解中国思想的传统，为此，往往能以独特线路勾勒出中国思想史诗意层面的内容。汉学研究，在想象中国的基础上理解中国，把中国思想与文化中“形而上层面的思想”与“形而下层面的文化”，给予同等重视。所以，儒学与经学、易学与老庄学、风水与
命理、家族文化与官僚政治，他何给予同等的重视。汉学，没有国学深处那种深沉的忧患感或者思想恐惧感，因为国学研究有时需要刻意回避一些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意识形态权威的约束，所以，往往只能以曲笔的方式，在小学或文献学研究中，巧妙地融入政治学或存在论的内容。
如何理解中国?如何建构中国学?这是汉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理解中国，有现实中国与历史中国的问题，这一方面需要个人体验，另一方面，则需通过历史文本来理解。通过文本文献或图像材料解释中国，是汉学(sinology)的基本方法。从解释学意义上说，他们首先受制于西方经验或民族思想经验，即必然在自己的母语中想象异文化。通过文本文献或图像材料来想象中国，是汉学的基本想象方式。尽管如此，他们绝不是简单的想象，而是受本土价值观念的指导，然后，通过读解异文化材料，建构自我理解的异文化图像。这显然不同于国学的解释方法，作为国学研究者，我们虽然与古代思想与历史也有极大的时空距离，而且，没有异文化的视域，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依然活在当下的文化中，可以通过现实体验来解读。汉学则必然只能在文献中想象，只能在文献中重建思想与历史。就汉学而言，还原中国古典文化，带有自己的解释学先见与价值倾向。
本土思想经验，是域外汉学理解中国的基本思路。他们以异文化来理解中国，带有自己的前见或合法的偏见。他们从自己的方法与立场出发，不是完全主观的中国幻想。汉学研究，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的真实。他们的方法是外国的，但他们的解释对象又是中国的。他们从王朝历史、考古学、科学史、政治史、经学、宗教、经济学、人口学、法律学、文学、艺术学、饮食和武术等方面来解释中国。应该说，汉学的研究视域，比国学的研究视域更为广阔。从目前域外汉学的成就来看，在中国史考古解释、中国科学技术解释、经典翻译与解释、文学艺术解释四个方面有其显著成就。
先说域外汉学的中国史考古解释。汉学的诗意叙述方法与视角，从《剑桥中国通史》中可见一斑，费正清等从西方的历史价值原则出发，根据中国历代王朝的变迁，从政治、经济、文化专题人手，对王朝历史进行学术评判与叙述。从他们的叙述中，可以清晰地想象中国历史的恢弘与博大；相对而言，华裔汉学家的研究，主要是专题史与断代史，进行通史研究并不多。例如，张光直以先秦考古为中心，孙倬云以西周史为主，何炳棣以人口史与经济史为重点，黄仁宇以明代史为中心。域外汉学的中国通史，往往是以专家主编的方式完成的，例如，费正清、崔瑞德等。史景迁是一个例外，他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文化专题的解释。域外汉学的历史研究，其显著特点是：他们运用历史叙述学或统计学的方法，通过计量史学来研究宋明以来的中国社会经济或人口变迁问题，与此同时，他们并不特别重视史料的堆积和还原，更重视对历史的叙述，即通过个体的叙述把历史的情状展现出来。通过一个叙述结构来整合历史资料，从而形成对断代史或文化专题的系统认识，这与国学中的史家坚守的“言必有据”，“一切通过史料来说话”的历史解释信条有所不同。域外学者，并不特别重视历史文本的语言学还原，当然，他们也以历史文本为基础。在域外汉学中，华裔学者往往具有综合国学与汉学的倾向，因为华裔学者往往在大陆或台港受到过良好的国学训练，但到了西方之后，不能完全按照国学的方法来研究，必须用西方汉学的方法来研究，所以，其历史研究意向呈现出：叙述与观点胜过材料。国学研究中流行的“不要观点而要材料”的倾向，没有史料证据而太多个人叙述的研究，往往在国学中受到排斥。所以，国学多史料，而域外汉学多识见，即通过他们的主体叙述，我们能更好地直接简单地把握历史，相反，国学由于重视原始材料证据，历史面目本身或历史大格局，我们倒是模糊不解。费正清和崔瑞德，在《剑桥中国通史》的总序中写道：“这一代西方的中国史学者在继续依靠欧洲、日本和中国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学研究的扎实基础的同时，还能利用近代的西方历史学术的新观点、新技术以及社会科学近期的发展成果。”∞这种历史解释方法与意识，是域外汉学的基本取向。叙述大于史料的运用，能使历史研究得到更具体的体现，当然，这也与域外汉学家能够运用中国史料的程度有关：越是不能自由运用各种史料，就越重视叙述。从学问而言，可能不够深入具体，但从思想意义上说，这样的解释更能让人明白历史的真谛，当然，也可能陷入自由想象性解释的泥淖之中。
次说域外汉学的中国科学技术解释。汉学的诗意叙述方法与结构，从李约瑟(JosephNeedham)的《中国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中亦可以想见。中国科学技术文明史的研究，历来在国学中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所以，李约瑟所从事的工作显得极为重要。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在李约瑟的叙述中，被串成了一条线，涉及天文、算术、农学和手工制造技术等。在第l卷中，他从语言、地理、历史、思想等多方面探讨中国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他的大科学观念在此得到具体说明。通过对中国经典的解释，特别是易经思想的解释，他形成了认知中国科学技术的基本观点，这种思想综合与叙述模式，是我们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很少采用的。应该说，在李约瑟的研究中，我们对中国科学与技术的理解清晰而完整，显然，这是否代表中国科学技术的真实状况，是有争议的，但他以中国典籍与文献为基础，在对中国科学技术文明的想象中，确实呈现了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诗意特征。更重要的是，在李约瑟的叙述中，还充满了科学史解释的比较文化视野。从柯林·罗南改编的简写本第2卷，可以看出：李约瑟特别考察了中国的数学、天学、气象学、地理学、地质学和物理学，而在第5卷中，则重点考察了道路、城墙、建筑、桥梁和水利工程等。有关科学与技术的整体意识的形成，在认知中国科学文明中显得极为关键，而在国学思维中，我们更重视“点”，殊难形成“面”的系统性认识。从国学意义上，中国科学技术研究还没有受到特别重视，而在汉学研究中，科学技术与中国古典文明的研究是联系在一起的。
再说域外汉学的经典翻译与解释。汉学的诗意叙述方法与结构，体现在他们对中国经典的翻译和释读上面。诗经、楚辞、易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荀子等，都有英译本、德译本和法译本，其中，易经译本最多。这些翻译相当重要，为西方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与历史研究相似，在把国学经典译成另一外国语言之后，他们做的重要工作，不是国学的语言考证工作，不是小学研究，而是思想阐释，他们往往根据民族的思想传统来解释中国思想。从美国汉学的发展来看，华裔学者与西方学者，共同构成了思想交互性的语境，其叙述方法与视角为国学与汉学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最后说域外汉学的文学艺术解释。汉学的诗意叙述方法与视角，具体体现在他们对中国诗歌与绘画的想象与理解上。通过一国之文艺去了解一国之文明，是最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构成西方汉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不过，诗经与楚辞，虽然在中国文化史上
极为重要，但域外汉学似乎关注不够。《
三国演义》、《
水浒传》、《
西游记》等中国长篇小说，已经被译成英文等外国语言文字。汉学对中国诗歌，特别是唐宋诗歌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思想与学术高度。例如，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包括中国文论研究，显示了汉学翻译与解释的独特思路。在经典翻译与解读中，他谈到：“我的首要目标是给英文读者一双探索中国思想的慧眼，而非优雅的英文。”“任何翻译都对原文有所改变，而且任何一种传统的核心概念和术语的翻译都存在这个问题：这些术语对其文明来说非常重要，它们负载着一个复杂的历史，而且植根于该文明所共享的文本之中。”由于形象所具有的重要传播价值，中国艺术在汉学中得到了很好的传播，事实上，域外汉学对中国绘画、雕塑、戏剧、建筑、电影和音乐的理解，使中国艺术能够被自由想象与理解。
汉学家，如果对中国文化充满基本的敬意，确实能从异文化的眼光中感受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美丽，不少汉学家特别具有组织材料和视角选择的眼光，把中国好的思想与文化现象进行了生动的解释。但也有不少汉学研究者对中国充满了恶意，所以，他们的研究偏重中国文化的邪恶面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者只是带着好奇心专门研究中国边缘文化现象。例如，对中国的宦官制度、性生活、买官鬻爵、黑社会等内容充满了研究兴趣。从现代生活出发，他们注重中国革命、政党斗争、政治事变、社会灾难和文化运动等视角观察和理解中国。这些图像所构成的中国，充满了黑暗与压抑，自然不能给人美感，甚至总是给人深重的绝望痛苦。基于此，汉学并不总是富有诗意，从对中国日常生活与中国人性格的解释著作中，往往可见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猎奇以及对中国人性生活的歧视。
从总体上说，域外汉学，就学术价值而言，研究还不是特别系统深入，因为对一国文明与历史思想文化之研究，取决于这一民族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强大程度。如果国家在政治经济与军事上面相对落后，不要指望这一民族的文化能够得到人们的真正的重视，当然，如果思想自身极其深邃，或者曾经有灿烂的古典文明，文化本身还是对人们富有吸引力，像印度、埃及文明，像中国古代文明都是如此。当国家政治经济处于衰弱状态时，我们无力关注国学，而且，国学根本无法与汉学形成对话，不仅如此，错误的意识形态观念还极大地损害了国学。20世纪晚期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随着经济实力的提高，国学的复兴找到了重要的支撑。近年来，汉学名著的翻译日甚，国学研究的新作层出不穷，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与混杂局面。只要他们不是长期在中国生活，就永远不能避免“想象中国”的命运，当然，他们也可能深刻地想象中国或透视中国或预言中国。事实上，美国智库或欧洲思想库对中国社会的想象与分析，就极有针对性，他们可能就是在误解中做出有利于他们的政治外交判断。反过来，他们的研究，对于国学来说，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汉学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不是国学的方法论，而是西学的方法论，这就使得汉学研究，除了实证研究外，相当重视在一个思想叙述结构中，完成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把握或总体理解，故而，叙述永远大于材料引证，思想见识永远大于文本还原，他们通过思想的整体理解，对中国思想与文化形成基本认知。如果说域外汉学重在通过历史思想叙述而达到实用认知的目的，那么，国学过于重视文献整理而轻视思想发现的倾向，则应该得到改变。历来，国学在富国强民问题上总是束手无策，而在数典论经上往往头头是道，这一倾向正是国学所要避免的。
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学只在汉语语境中理解与想象中国古代文明，很少参考域外汉学的成就。这有许多原因，政治经济不发达或不开放是其主要原因，更重要的是，域外汉学对中国思想历史与文化的“异读”，使我们不能把他们的研究当作国学的参照。与此同时，由于国学有其悠久的传统，这一传统重视经典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和历史材料的编纂整理，经典的确立以及史官与典籍文化的形成，使中国学术形成了经典注释与文献分疏的解释传统，特别是史学叙述中的人物品评与文献纂集，构成“人一事”历史价值认知系统。实际上，国学研究中的语言学传统、文献学传统、历史学传统和经典学传统，使得中国学术长期以来只是在固有的学术文化传统中得以延续和发展。这就使得国学甚少关注汉学(Sinology)，甚至看不起汉学。
国学确有自己的优势，因为它是关于中国的学问，是中国人自己的学问，外国人如何能够比中国人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无论从语言文字和文献解释上说，还是从文化生存心理与精神价值取向上说，中国人都有其独特的生存智慧，这种文化精神，甚至没有直接见之于文献。离开了生存的境遇体验，就很难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取向。“亲在中国”与呼吸民族语言思想文化，是国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文化的思想魅力和思想责任。亲在中国，才能真正感受民族生存深处的精神律法与无形力量的约束，也才有真正的文化体认感。亲在中国，自然有其优势：一是文化理解的优势，因为最深刻的文明精神都可以通过活着的日常生活律法得以间接体现。二是语言理解的优势，通过民族语言能更丰富地把握民族心灵。三是生存理解的优势，通过真实的生存体验，人们更能对自己的处境和他人的处境乃至文化存在本身的弊端有真切的体认。四是典籍理解的优势，因为主要典籍毕竟都藏在中国，除了被劫掠的敦煌文献和少量珍本以外，中华民族的文献，更丰富地储藏在中国。所以，无论是中国思想还是中国学术，在理解民族思想与文化方面都具有最优势的地位。国学研究的正统，只可能来自中国，不可能来自日本或欧美其他文化，它不同于西方古典学。作为一个文化大国，除了生存危机的时代以外，总有真正的国人研究国学、保护国学、发展国学。当然，国学的最大的局限，也来自于这种民族性与亲在式想象，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理解民族之外的东西。没有比较的视野，就只有对民族的异化的历史传统的合理性承认，但是，对非人性与非公正的事实的承认，往往会削弱一个民族的精神创造力。身在中国而无法想象真正美丽而自由的中国，这是国学最大的悲哀。国学研究的一部分，是死的静止的，另一部分则是活的，富有创造力的，与民族的精神现实生活与行为心理密切相联。要想把死的国学与活的国学联系起来，不能没有域外汉学的视野。
在国学中，历史学研究是其优势所在。从中国历史学传统来看，史家极为关注中国帝王政治、官僚等级制度，重视历史文献的考证与历史生活的还原纪实，由政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多向展开。国学研究，有很好的史学传统，重视对史料的呈现，强调历史人物的中心地位，不过，对历史的整体把握与综合理解，我们一直不够重视。中国历史学的传统，往往能够避免对历史进行简单判断，因为通过历史材料自身的独立呈现，客观的历史叙述能够帮助读者形成相对正确的价值判断。在我们的史学传统中，讲究信史，特别是重视记录皇帝与权臣的丑史，以此构成对官宦行世处事的精神压力。这种史学取向，重视评价历史人物，结果，对历史的整体叙述，或者说对历史存在状况的分析，特别是社会、民族和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理解，
就显得极其缺乏。所以，在与汉学的比较中，可以发现，国学的史学研究缺乏对历史的诗意把握，特别是对历史制度与政治经济发展得失的评价，国学往往缺乏深远的见识，而汉学的相关历史研究，则把中国政治经济的弊政得失和皇权政治斗争的得失，做了最清晰的揭示，能够给予人丰富的现代启示。对文明自身的考古研究固然重要，但对民族历史文化的得弊得失的评价显得更有思想价值。
国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经典的守护。国学的经典研究，极为重视儒家思想的核心地位。中国思想的经典传统，支配了中国思想与文化两千余年，对待经典，我们往往采用的是经典注释学方法，特别是朱熹的经典释义。所以，我们的经典解释，大多是注释学，太多的文本注释，特别是现代以来，文本注释大行，而思想的推进解释很不足，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反经典”和“丑化经典”的闹剧。我们不能圣化经典，但确有必要发掘经典中有价值的思想，重构经典思想的现代意义，并发展经典思想的现代价值。从国学经典中，到底如何引伸出中国经典价值观，如何引伸出现代中国的政治学基础，并没有明确的方法论指向。从西方经典的命运来看，他们重在价值观的建立，随着科学意识的昌明，他们建立了独立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立法体系，为现代文明生活与政治制度铺平了道路。如何从经典中推导出新思想，是西方学术的重要方法，从西学方法论人手，汉学往往重视的是如何重建中国古典学思想的系统文化意识，他们满足于思想的解释，而不是文献的考证，因而，汉学在思想上就具有穿透力。例如，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历史命运》一书，对中国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而这样的研究在国学中殊难完成，也是无人敢做的。没有对国学经典的思想发挥，所以，国学经典解释永远是“注释学”，永远是“文字学”，永远是死的思想与学问，不能变成活的思想源流。
国学的小学研究，极为重视语言文字的核心地位。国学中语言文字研究，大师辈出，而且，小学是考验国学大师的最重要尺度。从传统意义上说，《
尔雅》、《说文解字》、《经典释文》等具有核心地位，中国文字学是国学最重要的领地。近代以降，随着甲骨文和楚简的发掘出土，中国语言文字研究赢来了一个新的时代，特别是在敦煌语言文字研究和甲骨文研究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成果。民族语言学的研究，既是文化的研究，也是科学的研究，它理应给予重视，但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在极其严密细致的同时，也陷入了一个思想怪圈，即只在意语言和本文的联系。语言研究，即在经典本文或历史本文中寻找语源，然后，再加以经验归纳和分析，我们很少把语言和民族的生活、思想与文化联系在一起研究，不能从语言的历史中见证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的精神变迁。这样，语言学研究，就是纯粹的文字训诂研究，而不能从语言的研究出发照见民族思想的灵魂。例如，有关“一”的研究、“道”的研究，都不是语言学家能够把握的，甚至可以说，部分语言文字学家只能把握文字的基本义，而不能把握语言文字在民族历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丰富义。这就使得语言文字研究长期停留在语言学领域，只能是字形字音字义的线性研究。反过来，由于中国语言文字的孤离性质，单个的语言文字研究极其发达，而语言运用或语言生成的理论研究，则显得不足。汉语语法学，从《马氏文通》开始才真正得以建立，但是，人们长期以来依然轻视语法学，只重视训诂与校释，这就使得我们的语文学长期以来就是文字学，而不能深入研究古典语言的思想过程。国学研究中，没有语言的思想建构性研究，也少有语言的科学分析研究，传统的小学主要还是文字音韵训诂研究。语言生成的研究和语义学的系统研究，只是在引人西方语言学后才开始兴起的学术倾向，因此，国学自身的语言传统，如果没有西学的激发，是不能形成新的思想革命的。
国学的典籍研究，极为重视文献的校对与审订。校点与考订，是国学学术评价的重要标准。《通书》、《文史通考》，都是大型的体系性的历史文本编集；《
全唐诗》、《
全唐诗补编》、《
全宋文》等大型文本集的编辑，也是极重要的工作。清代学者在此贡献极大，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辑，确立了古代典籍的经史子集分类观念的正统地位。从民国开始，越来越多的大型文献被辑成，许多国学研究者以此为学术的目的。在国学中，每个时代都喜好编纂大型的文献丛书，由于古典学术风气的影响，大型文献图书很有参考价值，它们很好地保留了古典文献，而现代国学研究在大型语言工具书的编纂方面屡有创获，《甲骨文合集》、《金文全编》、《辞源》、《汉语大字典》一类的语言工具，显示了现代国学的重要成就。国学重视典籍的保存与整理，无疑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是国学优越于汉学之处。中国的思想文化，毕竟需要中国人自己来保存，而不能指望外国人，但法国人和日本人近代以来掠走或占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古典文献，特别是敦煌文献和甲骨文献，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有得天独厚之处。事实上，像岛邦男的《殷墟卜辞研究》和《殷墟卜辞综类》，具有比较高的成就。文献整理一直是现代和当代国学的重要基础，小学研究与文献研究，一直在国学研究中享有正宗美名。由于国学的最高价值范式，就是小学研究与文献研究，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又压制了思想解释的合法地位，没有人真正重视思想经典的现代解释与发展，结果，我们永远在思想上处于匮乏状态。
国学在许多方面，研究相当深入。我们的国学成果，从科学解释范式意义上说，也很深邃，为此，国学大师的著述显示了民族文化的精神价值，如陈寅恪、钱穆等等。国学的最大研究局限在于：“尊经重古”，“死守古典”，使我们满足于文献整理与经典文本的解释，很少形成有深度的创造性思想解释成果，这与西方古典学在解释希腊罗马思想的传统上大不一样。从哲学传统意义上说，他们永远从问题出发，在问题中寻求对话，致力于思想的现代性理解。所以，“亲在中国”是优势，也是劣势。在中国，自然不能离开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所以，在学问研究方面不能不遵循“思想禁忌”，故而，思想上的“许多禁区”，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想、法权平等思想和社会公正思想，成了国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思想屏障。国学有意无意地只讨论我们的语言和经典文献，少有自由思想的关注。“亲在中国”，也使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只停留在文献中，而不能落实到现实生活之中，我们在追求平等自由正义方面变得相当迟钝。
“亲在中国”，可以让我们更真切地理解中国，但也许正因为它能够更真切地理解中国的生存事实，国学研究中普遍存在“还原真相”的学术旨趣，使得黑暗时代的生存图像与专制文化事实一再得到充分的描述与再现，结果，黑暗的思想与黑暗的历史现实越来越得到充分的还原，而民族急需的自由民主思想启迪就显得严重不足。近代的疑古之风，使中国的本有价值观一次次遭受重大打击，我们的国学至今还没有完全走出这个“方法论泥淖”。没有学术自身的独立立法，这就使得我们的国学研究充满了变数。当思想自由或国力强盛时，我们的国学研究显得深入厚重，而当政治衰败或政治动荡时，国学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我常常说起，国学研究是需要一定的精神超越情怀的，它需要在良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来完成对中国优秀文明的自由理解，但是，国学研究往往很难保持自己的超越性特质，其中充满了功利。其实，中国学人是相当聪明的，但过于功利的外在政治经济评价机制，使我们的国学染上了铜臭。我们尊敬那些具有超越精神的国学大师，然而，具有如此胸襟的中国学者还不太多。具有济世热情，又有杰出才华的学者太少了，像章太炎、熊十力、徐复观、闻一多、陈寅恪、钱穆、徐中舒、任半塘、俞平伯、夏承焘这样的学者还太少，所以，国学可能在一个特定时期，在文献与史料校勘上超过域外汉学家，但自近代以来，国外汉学在思想与方法上，在语言与文献上，都有许多值得国学重视的成就。我们只有更加沉稳自信地研究国学，才能真正创造伟大的民族思想，同时，对民族的伟大而优秀的思想智慧进行真正的解读。
国学的使命，不是赞美中国古典文化的问题，而是应该通过中国文化的重新阐释，建立真正的民族价值信念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国学研究，使中国真正强大起来，成为真正自由的美丽世界。创造和发展自由而美丽的文明真正影响世界，才是国学的根本任务。国学与汉学的内在区别，也表现在“为何思想”上。域外汉学是“为国家或文明而思想”，国学自应是“为中国而思想”，这是由学者的文化身份决定的。“为中国而思想”，还没有成为国学研究的共识。我们研究西方文明的重要任务是“为中国而思想”，我们研究国学，更应该是“为中国而思想”。国学，在继承小学与文献学传统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传统，重视古典思想的现代发挥，为现代中国文明建设提供思想支持。